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过去搞革命，很强调要有革命的精神。今天搞改革，也需要有精神力量的支撑，这就是改革的精神。改革者就是要有一点精神。

从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提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是改革者的精神问题。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改革者要有一种改革的精神。

1983年1月20日，刚被十二大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题目是《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在这个讲话中，专有一节讲“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他说，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同志中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勇于改革的精神，这是改革者应当具备的品格。

回顾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有起有伏，是曲折前进的，改革者的精神非常重要。改革的启动，是靠杀出一条血路的气概，披荆斩棘，开拓前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重启改革，是靠闯和冒的精神，顶住“姓资姓社”的责难，不怕“左”的政治家、理论家的大帽子。改革的实践充分说明，改革者首先要有勇于改革的精神，这是推进改革的一个前提条件。

当前，改革遇到了利益群体的重重阻力，异常复杂而艰巨。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既是思想“禁区”，更有利益“雷区”。改革形势的发展尖锐地提出了改革者的精神状态问题，特别需要强调勇于改革的精神，敢闯敢冒的精神，敢于碰硬的精神。

一个时期以来，一方面改革的呼声很高，另一方面，改革却老是迈不开大的步子，甚至出现了延缓改革、阻止改革的怪理论。

改革迈不开大的步子，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怕字。怕什么呢？

主要是怕走错了路。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不敢迈开步子，是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所谓“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邓小平尖锐地批评说，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这个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了，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这个问题却突出地显现出来了。

邓小平响亮地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党的十五大更是明确讲：“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里讲得很全面，有益成果要借鉴，制度模式不照搬。但有些人强调的是绝不能照搬，这也不能搞，那也不能搞，而对如何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则避而不讲，不感兴趣，实际是害怕。害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害怕是没有必要的。政治领域同经济领域一样，也有属于手段和方法的东西，如权力分解、权力制衡、普选等等，大胆吸收和借鉴这些东西，有助于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盲目地害怕改革会走了邪路。

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邓小平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弊端，并列举了五个，即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五大弊端，最主要的是权力过分集中。这种政治体制和它的弊端，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路的重要实质内容。那么，邓小平讲的这些究竟是不是符合我国政治体制的实际状况呢？现在，很有必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本人以为，邓小平的论断毋庸置疑，而且应当正视。在政治上不走老路，就要坚决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革除苏联模式的那一套，革除五大弊端。不正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甚至给要求改革的言论和主张扣帽子，盲目地害怕改革会走上邪路，实际上，这恰恰是自觉不自觉地在维护老路，坚持老路。这样的精神状态更是要不得。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这就证明，我国的政治上层建筑基本上是适应经济基础的。言下之意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不必作大的改革。这样的观点似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似乎很有道理，也有一些迷惑力。但是，第一，对基本原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第二，对什么事物都要作具体分析，基本原理代替不了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对此，我在《弊端与良方》一文中作了剖析：毛泽东曾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我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我们要看到二者相适应的一面，又要清醒地看到二者相矛盾的一面。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还表明，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也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矛盾的方面会比较突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往往是政治制度和体制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方面，也是这样的状况。就当前来说，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垄断，以及建设中的决策失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等，已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这些，都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都可以也需要从政治体制上找到原因，都提示我们要进行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现在，大家都看到，我国社会的矛盾比较突出，这正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的具体表现，正是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警示。唯有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大力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出路。

同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怕”，似乎更多一些。有些人总是强调改革要慎之又慎，要设计好了才能行动，而设计方案又犹犹豫豫，迟迟出不了台。对于一些改革试点，出现一些问题就叫停，生怕乱了局面。还有是怕碰硬，都说改革要攻坚，但就是缺少有力的行动。总之，是一个“怕”字在作怪。

十八大以后，我们正在做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文章。“改革”，是这篇大文章的一个关键词。现在，人们热议改革，有议论改革必要性的，有提出各种改革主张的，这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也反映了历史的要求。怎样改变改革迈不出大的步伐的状态？就是要解决精神状态的问题。

怎样振作精神？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一要大力倡导“闯”的精神。邓小平说：“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进入改革攻坚阶段，我们更需要勇于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勇于碰硬，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一股闯劲，有一股勇气，闯出改革的新天地。“摸着石头过河”首先是要敢于“摸”，这就要有“闯”的精神。

二要着力击破束缚人们思想和精神的谬论、怪论。当年，邓小平以“三个有利于”标准击破了“姓社姓资”的诘难和困惑，又以手段和方法论解惑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疑难，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精神升华到新的境界。

三要重温改革的初衷，牢固确立改革的历史责任感。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老一辈改革家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概，排除干扰，开拓创新，打开了全面改革的局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当代的改革者肩负着打开改革新局面的历史责任。现在，我国的改革处在继往开来的时刻，也是推进改革的极好机遇。作为改革者，遇上这样的历史机遇，是一种幸运。我们要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问题，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责任。

现在的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围绕要不要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谬论、怪论，比如，中国特殊论、片面的维稳论、片面的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论，等等。这些谬论、怪论，误导了人们的实践，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要振奋起人们改革的精神，就必须剖析这些谬论、怪论，指出其谬误和危害。这就是当前推进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