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思考香港政治需从香港的独特性出发

《港澳研究》2013年1期

【内容提要】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作者过去近40年研究香港政治的经验，说明从香港的独特性出发的重要意义，并着重指出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在长年累月对香港的实证研究过程中，作者曾经提出一系列用以理解和分析香港政治变迁和港人政治文化的概念。这些概念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先有殖民政府、后有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地、“高度稳定的殖民社会”、“功利家庭主义”、“社会容纳政治”、“低度整合的社会政治体系”、“没有独立的非殖化”等。这些重要概念来自运用历史暨比较方法挖掘香港有别于其他社会之处。它们汇集起来明确反映了香港的独特性。

【关 键 词】香港政治/香港政治文化/香港政治研究

引　言

过去近40年来，香港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是我的研究重点。这个研究重点的确立，不完全由个人的学术志趣驱动，反而在更大程度上与香港社会的急剧变迁和“九七”问题的冒起有关。

一直以来，对香港的社会和政治学者来说，“香港研究”的“实用”价值不高，因为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香港研究”的论文颇为困难，研究香港现象和问题对获得国际知名度不太有利，然而发表国际学术界认可文章的多寡对学者的学术事业却事关重大。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以“香港研究”为终身职志，主要原因是希望自己在有限生命中的研究成果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并具有传世价值。无论如何，社会学者需要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地盘”或“对象”，只有这样，研究者才会享受到“踏实”的感觉。毫无疑问，对我来说，香港正是那个“地盘”和“对象”。当然，有些学者喜欢从事抽象理论探讨，因此不需要特别对某一个社会进行研究，但我不属于这类学者，我始终希望自己能够立足或扎根于一个社会，并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来探讨理论性的课题。对我来说，“纯理论”的思考容易产生虚无缥缈的感觉，反而会妨碍对具体社会现象的理解。

不过，作为一位社会学者，完全不理会自己的研究在理论方面的价值也不可能。因此，我在国外发表的不少论文中，都会着重指出香港政治和社会现象的研究对理论建设的意义，特别是它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对西方的理论提供参考素材，从而丰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事实上，西方的主流学术刊物也不会有兴趣发表那些毫无理论价值的关于香港的研究论文。我强调香港的独特性是我的香港研究对理论建设最有贡献的地方，也是让我得以在国际学术刊物中发表著作的原因。

随着“九七”问题的出现，“香港研究”愈来愈变成迫切的实际需要。作为本地培养的首批社会学者之一，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研究与香港未来有关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香港往后的政治与政制发展，不但要提出分析，更要拿出应对办法。个人的学术研究在这种环境下不可避免要更有针对性和实用价值。很多时候学术研究题目的选择是由香港面对的现实情况和迫切问题与危机决定，而非源于学术理论发展的要求，更与西方社会学理论变迁与争辩关系不大。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个人所处社会环境和自定工作目标都塑造了我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总的来说，突出香港的独特性作为研究香港政治的钥匙，与我个人过去几十年的学术和工作经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香港政治研究的视角

(一)套用西方理论研究香港的局限性

毋庸讳言，基于其西方教育背景，不少甚至大部分香港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在研究香港问题时喜欢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并肯定其在香港的应用价值，因而香港研究的成果往往成为确认或印证西方理论的注脚。西方的现代化、民主和民主化理论尤其受到重视和认同，对一些学者来说它们甚至是真理和理想的化身。

西方理论之所以被香港学者广泛接受，原因有三。其一是相当一部分学者相信甚至“迷信”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认为它们就算不能完全、直接应用到香港来，但只要稍作调整后便可适用，而且对香港“有利”。在这些学者的眼中，香港研究是人类(其实是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哪怕是小环节，因此香港研究的成果既能印证普遍理论同时又能丰富普遍理论。其二是他们服膺那些理论背后的西方价值观和它们在西方国家的具体体现方式，特别是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他们确信那些价值观代表“普世”价值，因此应该在香港树立和推广。其三是假如学者认同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性”，其研究成果又进一步确认了西方理论在香港的适用性的话，则在西方刊物或出版社(名牌大学的出版社尤其重要)发表著作便较为容易，而能否在西方“学术市场”发表著作对学者个人的学术事业关系重大，因为香港的大学倾向根据学者在“国际”(主要指西方)领域发表著作的多寡为评审标准来量度其学术成就。①因为这种种原因，众多的香港学者喜欢探讨香港与西方社会的共同点，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便较少受到重视。另外一种情况是部分学者喜欢将当前西方理论界的“时髦”理论、观点和概念引进香港，并肯定那些东西对香港的参考或应用价值。举例说，一些学者断言，作为一个富裕社会，香港没有出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乃是“不正常”及不可接受的现象，而民主政治则必须包括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和政党轮替。另外一些学者则相信香港民众“必然”或“应该”拥有强烈的民主诉求，因此对那些认为港人对民主发展态度犹豫的论述大张挞伐。又有一些学者认定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涌现的一些经验，比如政治精英间的和解与分权、公民社会的强大与介入，对香港有实际应用价值。其实，这些看法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原因是它们并不反映香港的具体情况。

对于不少香港学者崇尚西方观点和理论的这些倾向和行为，我的看法是两方面的。第一，我承认西方社会既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则来自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也自然在其他社会有一定的应用或参考价值。运用西方理论分析香港的社会现象，有利于发掘和透视一些因为我们长期在香港生活反而看不到的或者遗漏了的东西，而对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则可以提供新的研究和观察角度，从而深化我们对香港社会的认识。西方理论亦会强化本地学者从理论角度剖析香港社会现象的能力。然而，第二，将注意力过分放在某些现象上等于忽略了另外一些现象，而那些现象可能在香港社会中更为重要，或是更好地理解香港社会的“钥匙”。换句话说，西方理论让我们看到一些东西，但同时又看不到另外一些东西，而不排除看不到的东西比看得到的东西对认识和理解香港更为重要。总的来说，我认为西方学者在概念和理论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在将社会现象拆解后进行分析，然后再将分析后的结果再整合来建构理论方面。因此，鉴于西方社会学较为“发达”，我们避免不了要参考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起码用之来增强我们思考能力的深度与阔度，但却绝对不能照单全收，更不可盲目奉之为圭臬。在参考西方理论和运用西方学术概念之同时，我们必须不时地刻意脱离西方的思考框架，从其他角度认真和细致地去探寻香港的诸般社会现象，总的目标是全面和准确地认识香港，从中建构能够更好地研究香港的概念和理论，并以之为基础探索相关的政策出路。然而必须承认，偏离甚至“不认同”西方政治价值观的香港研究成果不容易在西方学术刊物刊登，但这却是锐意求真的学者必须承担的风险。

(二)研究香港的视角与方法

在香港学者中，我是少数从一开始便以香港的特殊性作为研究的理论支点的学者之一，研究目标不单是要指出西方理论涵盖面之不足，也志在表明不能简单地从西方理论中寻找认识和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香港研究必须立足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必须要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不要混淆现实和理想，也不能把理论当成是现实。基本上，我是从“不服气”的起点出发来思考香港社会，首先假设西方学者“不可能”对香港有深度的认识，因此他们的理论总会在某些方面难以直接套用于香港，或者甚至对香港做出不正确的理解。一些在西方社会比较瞩目的现象，在香港则不一定重要，而一些在香港显眼的现象却可能在西方看不到。诚然，一些西方学者强调他们的理论绝非完全建基于西方现象，而是来源于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比较，但即便如此，假若他们对香港缺乏认识的话，他们的概念和理论总会与香港有格格不入之处，而那些格格不入之处正好是香港学者的最佳研究切入点，也是香港研究可以对所谓“普遍理论”的建设所能做出的最佳“贡献”。

既然要突出香港的独特性，建构植根于“本土”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那么研究方法便不能不采用“历史暨比较”视角(historical-comparative approach)。所谓历史视角，是以香港过去的历史发展为背景来认识香港的现状和探索香港的未来。香港过去的经历、故事、人物、制度、政策和一些“集体回忆”都左右、限制着香港目前和将来发展或变化的方向及选项。所谓历史视角，不单指香港自身的历史，也必须包括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其中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方关系史和东亚地区的历史尤其重要。不了解历史，便容易为香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或难以兑现的改革发展的诉求和建议。每个社会都有与众不同的历史发展经验，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每一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历史分析，香港的独特性便会“跃然纸上”，马上成为学者应该关注和探讨的课题。所谓比较视角，是要将香港与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比较，找出异同之处，从而透视香港独特的地方。当然，我们不可能将香港跟“所有”人类社会比较，而事实上学者们对其他社会的研究也不太多，因此实际上只能通过缜密的思考找寻若干对香港研究有意义或有价值的比较对象。我的目的不是要通过比较香港与其他社会来建构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而在于加深我对香港的了解，尤其是要让我能够更好地发掘那些香港社会的“核心”社会现象。所谓“核心”社会现象，不但是指其重要性，更是指我们可以借助这些现象更好地了解其他与它们密切关联的社会现象。

在研究方法方面另一个重要层面是香港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国家和国际因素。无论是从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角度而言，香港都深刻地受到来自外部形势变化的影响，其中中国的内部变迁和中国的外围环境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香港的发展。所以，要理解香港的情况和变化，不但要研究香港本身，也要关注国家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对港政策以至国际格局的变动态势。

综合上面的讨论和个人的体验，具体地说，针对香港作为“殖民地”②的性质、殖民政府的管治策略、香港华人社会的特性、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的对港政策、香港与内地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香港人的政治文化来进行深入考察，较为有助于掌握香港的情况和特点。

在过去接近40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描述和分析与香港社会和政治发展有关的诸般现象，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概念代表我说的“核心”概念，因为它们担当着香港研究的“钥匙”功能，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全面和深入地分析香港的过去和现在，并对香港的未来提供线索和可行之道。这些概念在学术界既广受注意，当然也受到不少的批评，部分批评在香港高度政治对立的环境中有时更流于对我本人的恶意中伤。诚然，我的“核心”概念不是批评者心目中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我的“核心”概念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社会现象，因此对香港的分析偏颇，并错误理解部分现象，因而建筑于我研究成果之上的政策建议不但无用，而且思想保守，肯定对香港有害无益，比如说对推动香港民主发展不利，不利于让当政者正视香港的社会矛盾，不利于掌握香港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因素等。我的看法是，各种各样的“核心”概念和与之相关的争论同时并存绝对是件好事，良性和严肃的学术争论会带来愈辩愈明的效果。当然，我有信心我的学术成果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的，起码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些概念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先有殖民政府、后有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地、“高度稳定的殖民社会”、“功利家庭主义”(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③、“社会容纳政治”(social accommodation of politics)④、“低度整合的社会政治体系”(compartmentalization of society and polity)⑤、“没有独立的非殖化”(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⑥、“缺乏被领导者的政治领导”⑦、“缺乏领袖的制度”(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⑧、“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cs)⑨、“功利主义法律观”⑩、“行政主导”(11)、“局部民主化”(partial democracy)(12)、“残缺不全的政党体系”(stunted political party system)(13)、“没有执政党的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 without the ruling party)(14)、“低民主、高自由的社会”(15)、“民主发展后于法治、自由、人权、稳定、繁荣的出现”(16)、“关注的旁观者”(attentive spectators)(17)、“矛盾民主观”(democratic ambivalence)(18)等。这些“核心”概念统统来源于长年累月的对香港的实证研究，并认真利用历史暨比较方法挖掘香港的特点。毫无疑问，它们加起来清晰地反映了香港在“殖民地”时期和回归后的独特性。我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全面阐述香港在回归前后的情况与变迁，反而是在于凸显香港的一些独特政治和社会现象。事实上，不少上述概念所代表的现象在其他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颇为罕见，所以在西方理论中也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处理。可惜的是，即使香港学者对有关现象的研究也不多。

二、香港政治独特性在回归前的形成

(一)回归前香港政治的典型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反殖浪潮风起云涌，大部分殖民地纷纷脱离其“宗主国”走向独立。然而，香港的政局却风平浪静，成为殊为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绝大部分学者集中研究殖民地人民与殖民者的斗争，以及殖民统治如何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或倒退，但却极少探讨殖民地的政治稳定问题。当我开始研究香港作为“殖民地”的特点时，外国学者对殖民地的研究兴趣已经大不如前，而且对殖民主义基本上持批判态度。(19)然而，我个人的香港研究的起步点恰恰就是探讨香港“超稳定”殖民社会的原因何在。当时香港几乎所有人对香港的主要印象就是香港的政治稳定和港人对政治的不热衷甚至“冷感”。我当然不会否定社会冲突的存在，但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政治稳定对我来说却是较为值得探讨和解释的现象。我的基本看法是，“行政吸纳政治”和“社会容纳政治”相辅相成，合起来大幅减少了香港政治矛盾的数量和严重性以及港人的政治参与意欲，从而保障了香港的政治稳定。“行政吸纳政治”指殖民政府以各种荣誉性和实质性的任命将华人社会的精英分子“吸纳”到行政机关中去。“行政吸纳政治”旨在笼络华人精英，让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同路人”，从而强化殖民统治的“认受性”，并减少社会上出现独立于殖民政府、不受殖民政府控制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这些“同路人”虽然在华人社会享有一些声望，但绝对不是具备政治权威的政治人物。社会上反对殖民政府的政治人物寥寥无几，对殖民管治不构成威胁。

“社会容纳政治”指华人社会的家庭单位与众多带有传统色彩的华人社团共同处理了不少华人社会的问题和矛盾，将众多可能引发政治事端或冲突的问题解决掉或化解掉，令不少在其他社会难免会成为政治议题的东西在香港不再成为政治议题，大大减少了最终须由殖民政府应对的政治摩擦与挑战的数量，使得行政需要“吸纳”的政治力量的数量不至于过多，从而维持了香港的政治稳定局面。

实际上，华人社会与殖民政府各司其职，来往不多，形成了“低度整合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局面，政治与社会体系分割情况明显。当时来说，所谓香港政治在颇大程度上是讲“官僚政治”，即是说发生在政府之内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这些“政治”与社会没有密切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因此是“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很少蜕变为政治冲突和议题。港人关心的问题一般不会进入政治领域之中，也没有具实力的本地政治领袖将其转化为政治议题从而带进政治领域，因此它们基本上停留在个人问题、社会问题或行政问题层面。

香港人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与顺民文化(subject culture)的混合体。对此，我和关信基教授合著的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香港华人的心态》)一书中有详细阐述。(20)简单地说，港人一方面吸收了一些来自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但另一方面则继承了传统华人对权威的尊重、对“乱”的恐惧和对稳定与秩序的追求。他们愿意接受殖民管治，并基于殖民政府的“良好”施政表现而对它赋予颇高的政治认受性。港人的法律观或法律文化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中国的法律观遥相呼应。港人不太了解西方法律背后的原则和思想，仍然保留了一些与香港法律观有抵触的传统中国的法律观点。例如，“无罪推定”概念对不少港人来说仍然陌生。不过，港人虽然认为法律制度对有钱人特别有利，但依然相信香港的法律对自己和对社会也有用，尤其在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持社会治安方面，因此坚持“遵守法律”的重要性。无论是港人的政治文化或法律文化，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色彩都很突出，而传统中国的价值观与西方的价值观则不太和谐地并存在一起。结果是，港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流于表面，大体上认为对自己和香港“有用”，但仍然受到一些与西方文化相颉颃的来自传统中国的“威权性”政治文化(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ulture)的熏陶。具体地说，虽然不少港人对自己的“殖民地人民”身份内心忐忑，但仍然觉得香港为自己提供了政治避难所和发家致富的机会，则因应其表现而赋予殖民政府认受性便是应有之义。

在“九七”问题出现的前夕，香港的政治人才十分匮乏。大部分人认同香港的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制度，但对政治领袖则缺乏信任与尊重，出现“缺乏领袖的制度”和“缺乏被领导者的政治领袖”。人们觉得只要制度运作良好，则政治领袖可有可无。再者，在殖民政府管治下，人们也不相信本地领袖会拥有实质的政治权力或能耐。这种轻领袖、重制度的心态本来应该是进步的象征，但在政治领袖匮乏的情况下这种心态却成为了阻碍领袖形成与成长的绊脚石。考虑到当时香港很快便要脱离殖民管治并在“一国两制”框架中实行“高度自治”，拥有群众基础的政治领袖的缺位便为回归后香港的有效管治和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

(二)“殖民地”时期香港政治独特性形成的原因分析

香港在“开埠”伊始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英国“殖民地”。英国人攫夺香港这片荒岛为“殖民地”，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直接隶属于英国君主并有利于英国商人的对华“贸易”而且不受满清政府控制的桥头堡。为了达到目的，一开始英国人便要在香港推行开明和怀柔的管治手法，以吸引各地尤其是中国内地的人才、资金、劳工和组织来香港开拓和发展。为此，一套有利于各方面营商、就业和生活的管治方式、法律、制度和政策便不可或缺。与绝大部分殖民地不同，香港是先有殖民政府的出现，然后才有“殖民地”人民的来归。从内地来港定居或发展的华人无论是基于什么理由都是自愿接受殖民管治的，因此他们绝无推翻殖民管治之心，反而是以香港为安身立命之所，情况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后更是如此，其时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管治之所以那么容易，那么得心应手，殖民主义者之所以得以安枕无忧，是因为港人对中国共产党有疑虑，不希望让香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殖民政府得到来自中共的“政治补贴”。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积极采取措施在民生和其他方面支持香港的发展、稳定香港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殖民政府不需要依靠镇压手段以维持统治，不需要在香港屯驻太多的军队。因此，香港从来没有发生反殖或独立运动，也无法借助反殖或独立运动来孕育有威望的政治领袖。而“政治领袖匮乏”和“缺乏群众的政治领袖”便成为香港的政治常态。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会容许香港脱离中国走向独立。为了让中国政府放心，英国人不会在香港推动有“还政于民”或“香港独立”意味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刻意培育有群众基础的本地政治领袖，反而蓄意不让本地政治领袖有出头的机会。此外，直到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在殖民政府内华人官员晋升到高层职位的机会也不多。

香港的华人社会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社会，人民分散于无数的家庭单位之中。这些家庭单位的核心是那些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但也可以从“功利”角度考虑，选择性地将一些与自己有利益联系的亲戚朋友“纳入”家庭单位之中，因而衍生出“功利家庭主义”的形态。这些家庭单位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个人的需要，并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由大量家庭单位组成的香港华人社会代表一种“碎片化”的社会。不同的家庭单位集中精神在自己的小群体的利益上，对公共事务不太关心。“碎片化”的社会同时也难以进行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和动员。“功利家庭主义”与港人混合了公民文化和顺民文化的政治文化，在内涵上是一体的两面，而且相互强化、互为因果。

随着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改进，社会矛盾增加和民众期望与诉求上升，华人社会自我解决问题和满足需要的能力下降，殖民政府面对的来自社会的要求和压力愈来愈多，也愈来愈难对付。殖民政府介入社会和民生事务的程度有所提高，港人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社会上因此逐渐涌现出一些政治人物和组织。他们不但向殖民政府提出各种具体诉求，也在接受殖民管治的前提下要求参与政治。殖民政府一方面尽其所能回应民众的民生需要，但却不愿意放弃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控制。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殖民政府与华人社会的互动与摩擦有所增加，但香港的低度整合的社会政治体系在“九七”问题出现的前夕却仍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三、香港独特性在回归后的现实政治结果

“九七”问题的“突然”出现，对香港的政治格局与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的结果，是中国在1997年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在无法延续殖民管治的环境下，英国人谋求“光荣撤退”和在回归前的过渡期内保护英国的权威与利益。他们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与中国政府的认知大异其趣。他们企图在香港建构一个“立法主导”的、带有“独立政治实体”性质的政治体制，并将其延续到回归之后。英国人一方面大力推动香港的民主改革和“还政于民”，另一方面则锐意扶植反共和民主派势力。相反，中国政府则在维护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的前提下致力于落实“一国两制”方针。中方一方面竭力挫败英国人的政治意图，确保“行政主导”政治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则努力维护香港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培养“爱国爱港”力量。中英双方的政治角力塑造了香港的民主化路线，但同时又分化和弱化了刚冒起但又“先天不足”的本地政治领袖和势力。在中英斗争的大气候下，香港所走的“没有独立的非殖化”道路衍生了若干重要而又独特的政治现象。

(一)局部民主化

香港不是独立国家，也不可能走向独立。它在回归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尽管实施“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由谁来掌控特区政权的权力并不完全是特区内部的事务。在仍有部分港人抗拒中央、反对势力在香港建构“独立政治实体”的意图依然明显和外部势力虎视眈眈的环境下，中国政府觉得必须确保特区的行政长官是中央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否则便无法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能够正确落实。香港的民主化因此是“局部的民主化”的格局，具体反映在几个方面。第一，港人有较大权利选举负责监督政府的立法会议员，但在选举行政长官的权利上则受到限制。即使最终行政长官经由普选产生，中央仍然享有实质任命权。第二，立法机关的权力虽然比回归前为大，但与行政长官相比则小得多，特别在政策制定和官员任免上。第三，为了保存香港原有的高度自由的资本主义体制和投资者的利益，精英分子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较一般人为多，主要反映在立法会功能团体议席的设置和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上。与此同时，精英分子对于香港的民主化步伐和形式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就算香港最终实行立法会普选，某种照顾精英阶层利益的安排很有可能会继续存在。即便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精英分子仍然可以通过提名委员会的设置发挥影响力。

总的来说，由于香港并非主权国家，即使在民主化的“最后”阶段，香港也不会具有西方国家的民主程度。所以，与那些“全面”民主化的国家比较，香港的民主化始终带有一定程度的“局部性”。

(二)“局部民主化”衍生的若干现象

“行政主导”政治体制是“局部民主化”的最主要的体现。从基本法的角度看，香港是一个“行政主导”甚至可以说是“行政长官主导”的政体。行政长官拥有政策制定权、财政主导权和人事任免权。但在群众支持度不高、政府权威不足和行政长官没有政党联系的格局中，特首纵有宪制权力，但在政治威望低下的情况下，他亦无法充分和有效运用手中的权力。回归后香港特区的管治不畅和政局混乱与此不无关系。

“局部民主化”让一位拥有强大宪制权力的特首与享有实质“否决”政府法案和财政预算案权力的立法会同时并存，各有自己的利益、立场、权力来源和支持者，彼此之间的摩擦难以避免。立法会内反对派议员更经常强调他们比行政长官有更广阔的民意基础和认受性，因此不接受香港特区政府的领导。

由于港人不能直接选举行政长官，绝大部分人又没有机会选举立法会的功能团体议席，那些通过地区直选产生的立法会议员便成为主要代表广大群众的政治人物。大部分直选产生的立法会议员属于反对派，他们结合立法会内和社会上的力量不断挑战特首、政府和建制势力。由于部分反对派同时又是反共势力的缘故，所以立法会内便不时出现挑战中央的动作。

“局部民主化”，加上行政长官不容许有政党联系、香港的政党体系“残缺不全”，并衍生了香港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没有执政党的政党政治”的“不稳定”和难以持久的现象。在“执政党”缺位的情况下，特区政府在立法会内缺乏稳定和可靠的大多数议员的支持；无论是建制派政党还是反对派政党都以监督和制衡政府为己任；建制派和反对派政党都处于松散和积弱状态，社会支持基础不强。反对党由于不能上台执政，因此属于“永久的反对派”，从长远来看有走下坡、内部分裂和愈趋激烈的趋势。“没有执政党的政党政治”似乎不是能够长期存在的现象，因为它对特区的长治久安不利。

在“局部民主化”下，为了避免一下子进入全面民主化而带来政治动荡，民主改革需遵循“循序渐进”的步伐。行政长官的普选只会在条件成熟时才进行，而就算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也必须保障中央的宪制性权力。在立法会的选举办法中，功能团体议席的引进和逐步减少及其选民基础的不断扩大发挥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巧妙作用，从而使得以普选办法产生所有立法会议员的时刻不会过早到来，并对政局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三)“局部民主化”的一些重要的后果

最重要的后果是行政机关和立法会之间的摩擦不断，对特区的有效管治构成不少困难。其次是由于反对派不接受《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化进程，因此香港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而反对势力与中央的对抗则此起彼落。其三，在实现普选之前，香港的民主化或政制改革问题是“永恒”的政治争议点，经常掩盖了其他与香港长远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和经济议题，并导致了香港社会持续不断的高度政治分化和对立的局面。

四、“局部民主化”得以存续的原因

香港的“局部民主化”诚然不能满足大部分港人对民主的追求，社会上存在着一定的对政治体制和民主发展的不满情绪。但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没有出现有强大群众基础、得到中产阶层鼎力拥护、有能力持久“作战”、对中央有巨大打击力、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可以从香港的独特民主发展轨迹和与此相关的港人的“矛盾民主观”中找到解释。

香港的自由、法治等得到保障。在其他很多国家与社会，人民之所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争取民主，是因为他们受到专制统治的压迫，必须通过民主革命来换取人权、自由、法治、开明的政府、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义。当然，不少实例证明，“选举民主”不一定带来人民渴望得到的东西。(21)香港“先有殖民政府、后有‘殖民地’人民”的历史背景，使得香港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已经陆续享有法治、善治、自由、人权等不少其他国家和社会需要付出庞大代价包括流血牺牲，在争取到民主之后才能获得的东西，而港人所享有的自由度较诸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22)既然港人已经得到那些他们认为较民主更加珍贵的东西，他们便不会愿意付出沉重代价来争取民主。

港人民主认知的独特性。即便是“民主”，港人对它的认识在一些方面亦有异于西方人。不少港人觉得政府愿意聆听和咨询民意已经是“民主”的表现，很多时候把政治自由和开放政治与民主等同起来。在超过一半的港人眼中，香港在过去几十年来已经享有不错程度的“民主”。(23)在这种民意氛围下，“民主”并非带有迫切性的追求。

“九七”问题对民主化的影响。香港的政治发展轨迹颇为独特。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九七”问题发生后才真正出现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主要原因是港人对香港回归中国后的政治忧虑。自然地，港人希望把更多的政治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上并以之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利益。港人争取民主，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服膺西方的民主理想或争取人权、自由等“好东西”，而是由香港政治前途问题所驱动。然而，作为驱动力量，香港前途问题却是能量不足。首先，虽然不少港人希望借助民主化取得更多权利，但他们却不希望因此而损害香港与中央的关系。他们认识到良好的中央与特区关系对香港的重要性，也明白香港政治变迁对内地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所以，在争取民主的同时他们也愿意考虑中央与内地的利益、观点与感受。大部分人因此愿意接受“循序渐进”的民主发展步伐。其次，人们尤其是中产阶层人士担心步伐过快的民主化会带来一连串的恶果，包括政治冲突的激化、民粹主义的抬头、福利开支的上升、香港与内地摩擦的增加、港人与中央矛盾的恶化、香港经济竞争力和增长率的下降、加税和税制的复杂化等等。因此，不少港人对民主化态度模糊、矛盾和犹豫，难以为了争取民主而团结起来“不懈奋斗”，并为此做出重大牺牲。港人的“矛盾民主观”遂令香港出现不了一个规模庞大、旷日持久的民主运动。香港的“局部民主化”之所以能够存在，与港人温和与犹豫的民主诉求有密切关系。考虑到国家和香港的长远利益，香港最终在中央拥有主导权力的情况下也会走“局部民主化”路线；但在港人强烈抗争和抵制的氛围下肯定会走得十分艰难。

“关注的旁观者”的众多。在这个愈趋政治化的环境中，加上对回归后政府施政和经济滑坡的不满，港人的政治兴趣与参与程度有所提高，民主诉求有所增加，而激进言行亦有所上升。然而，虽然留心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港人为数不少，但真正愿意积极参与政治的人毕竟不多。我以“关注的旁观者”来形容这个现象。当然，当突然出现异常情况时，一部分“关注的旁观者”也会变成“短暂”的行动者，但要组织和持续动员那些人的难度却非常高。“关注的旁观者”本身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因为一般而言关注政治的人也会是积极的政治参与者。港人对政治的认知程度一向不低，“九七”问题出现后尤甚。然而，港人的政治务实主义却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有限，参与政治行动的目的又往往是为了宣泄情绪和表达不满而非真的相信能够改变现实。“关注”政治的理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适应或应对周遭环境的转变，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旁观”的原因则是因为可能付出的代价与能够得到的“回报”不成比例。不少港人宁愿通过政客代为向当权者宣泄怨气，因为这样做涉及的“机会成本”有限，但他们愿意给予政客的实质支持却少得很。总的来说，尽管港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在不断提高，但“关注的旁观者”仍然人数众多，因此在回归后“缺乏群众的领袖”仍然是突出政治现象。

结　语

建基于香港的独特性的研究成果之上的政策建议自然与来自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政策建议有所不同，特别反映在如何处理香港的民主发展和达致有效管治的问题上。在“没有独立的非殖化”下，香港的利益和未来只能建筑在“两制”关系融洽及特区与中央合作的基础上。“互利共赢”和“荣辱与共”必然是彼此互动的指导原则。从香港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香港人与内地同胞，中央与特区必然会朝建立更紧密关系的长期、不可逆转的趋势发展。诚然，这个趋势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坦途一片的，反而一定是跌宕起伏、阴晴不定和坎坷不平的。基于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肯定，也基于我对香港独特性的理论思考，过去几十年来我曾经提出了一些政策和行动建议。粗略来说，“行政主导”政治体制的建设、功能团体议席和选举办法的引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设置、临时立法会的成立、比例代表制的实行、建构“管治联盟”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有着我过去一些建议的影子。毋庸讳言，所有这些建议都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攻击。然而，这些建议在香港历史发展和现实环境中恐怕是无可奈何的、有一定正面价值的建议。当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的发展、香港的变迁、香港人心的变动、港人与中央矛盾的逐步缓解、两地同胞逐步在“两制”差异下合成“命运共同体”，香港的政治、管治与政党发展自然会沿着不同的方向嬗变。经济、社会和民生立场的分歧会逐渐取代中央与港人的政治分歧而成为左右香港内部政治形态的主要因素。困扰香港多时的“非常态政治”最后会被“常态政治”所取代。到了那个时候，当意识形态之争被利益之争所取代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才有更扎实的根基。

在一定程度上，过去30多年来我在不同时候提出的“核心”概念让我较能对香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形态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分析，而这篇文章也可算是我对过去香港研究的一个粗略的总结。希望我的研究经验和方法对专门探讨香港问题的专家学者们有参考意义。、

注释：

①这方面我有深刻感受。很多年前我将一篇学术论文提交予一家颇有地位的美国比较政治学期刊，内容大概讲到香港人的诸多实际顾虑使得他们不会义无反顾地支持香港的民主改革，因此香港人的民主诉求是温和的和犹豫的。负责评审我文章的一位外国学者否定我的看法，认为考虑到香港的现代化水平，香港人不可能不热衷于西方式的民主，而香港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发展道路。该位学者更引用一名香港民主派头号人物的政见来支持他的看法。最终我的文章未被该期刊所接纳。

②严格讲，香港不是殖民地，中国政府也一直不承认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但回归前英国在香港实行了一百多年殖民统治与管治。故本文在相关表达中加上引号。

③Lau Siu-kai， “Chinese Familism in an Urban-Industrial Setting： The Case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 43， no. 4 (November 1981)， pp. 181-196.

④Lau Siu-kai and Ho Kam-fai， “Social Accommodation of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Young Hong Kong Workers， ”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0， no. 2 (July 1982)， pp. 172-188.

⑤Lau Siu-kai，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57-182.

⑥刘兆佳：《没有独立的非殖化》，刘兆佳：《过渡期香港政治》，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6年，第49～86页。

⑦Lau Siu-kai， “Democratization， Povert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Political Inefficacy in Hong Kong， ” in Lau Siu-kai (ed. )，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55-375.

⑧Lau Siu-kai， “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 Hong Kong Chinese View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 Pacific Affairs， vol. 63， no. 2 (Summer 1990)， pp. 191-209.

⑨Lau Siu-kai， “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es： Hong Kong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 ， Pacific Affairs， vol. 65， no. 2 (Summer 1992)， pp. 225-246.

⑩(20)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Lau Siu-kai， “Political Culture： Traditional or Western， ” in Lau Siu-kai et a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pp. 135-155； Kuan Hsin-chi and Lau Siu-kai， “Traditional Orient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no. 35， pp. 373-386.

(11)Lau Siu-kai， “Political Refor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Dilemmas and Choices， ” in Y. C. Yao et al. (eds.)， Hong Kong and 1997：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5， pp. 23-49.

(12)Lau Siu-kai， “Hong Kong's Path of Democratization， ” Asiatische Studien， vol. 49， no. 1 (1995)， pp. 71-90.

(13)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Hong Kong's Stunted Political Party System， ”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2 (December 2002)， pp. 1010-1028.

(14)(15)(16)刘兆佳：《回归后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0～199、200～245、200—245页。

(17)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Attentive Spectato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4， no. 1 (Spring 1995)， pp. 3-24.

(18)Lau Siu-kai， “Democratic Ambivalence， ” in Lau Siu-kai et al. (eds. )，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pp. 1-30.

(19)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更多地从正面和肯定的角度来处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课题。他们的负罪感大为减少，而光荣感则颇为明显。例见P. J. Marshall (ed.)，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Niall Ferguson，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London： Allen Lane， 2002； John Darwin， Unfinished Empire：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Britain，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2.

(21)见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Joshua Kurlantzick， 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2)多年来的调查研究发现，港人视稳定和繁荣为最重要价值，接着是自由，而民主的重要性则不算高。见Lau Siu-kai， “Democratic Ambivalence， ” in Lau Siu-kai et a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pp. 8-9.

(23)可参见Lau Siu-kai， “Democratic Ambivalence， ” in Lau Siu-kai et a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pp. 6-8； Lau Siu-kai，“Democratic Ambivalence Revisited， ” in Leung Saiwing et a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6，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pp.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