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5日，香港社民连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向接受质询的行政长官投掷模拟香蕉。这个事件，实质与1990年陈水扁质询郝柏村时推翻桌子，有相似的里程碑意义。实际上，作为一个非民主社会中的民选议员，在无力改变大局的情况下，黄毓民的粗暴化抗争更具合理性。仔细观察，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与民主进步党（民进党）这两个左派政党，有颇多相似性。社民连主导了香港最主要的地下电台——民间电台（Citizens' Radio）。其草根性话语和诉求，也与同被归为泛民主派的民主党、公民党截然不同。内部争夺出线以及抢夺同一阵营票源的激烈态度，与民进党有神似之处。据报道，目前香港各亲建制派、泛民主派政党支持度都在下降，制造一系列议会暴力的社民连的支持度反而上升。这或许预示着香港社会的深刻变化。

还是先从香港的政党格局说起。香港的政党大致可以分为亲建制派、泛民主派。亲建制派最大政党民建联集合了传统左派势力，完全是内地代理人角色。同被归为亲建制的自由党，是典型代表资本家（委婉的说法叫工商业者）的政党。他们很聪明，也很坦率地表达了他们反对民主的理由——他们担心过分民主化，会导致劳工不断要求增加福利，使香港成为一个没有效率的“福利社会”。自由党和民建联大不一样，绝不会无原则力挺23条立法，因为他们深知维持作为当局“朋友”而非“奴才”的地位，是其最大利益所在。事实上，自由党及其代表的阶层在目前香港政局中得到了最好的位置，政务司唐英年就是前自由党成员，而行政会议非官守召集人、可能出任下届行政长官的梁振英显然也与自由党同属一个阶层。民主党和公民党，被称为“伦敦的大律师”，代表人物李柱铭、梁家杰、汤家骅、余若薇都具有资深大律师资格，皆在英国留学过，多信奉基督教（罗马天主教或英国圣公会）。

观察香港，一定要注意到香港是亚洲贫富差距最严重的经济体。香港从古至今都没有很好的福利制度，在“千古罪人”彭定康“为阴谋掏空香港”而大幅加派福利之前，更是几乎无福利制度可言。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简称综援）是香港最主要社会保障收入，条件并不宽松，申请者还必须参加自力更生计划。如前所述，自由党及其代表的阶层以“朋友”身份，备受优待，民建联也不得不照顾其主张和诉求。大概是由于自由党、民建联的操作，香港的论坛和议会中，出现了大量“反对领综援买LV、GUCCI”的怪诞说法。文汇报等媒体更是持续发表评论，主张彻底检讨综援制度，大幅削减现有综援支出。

长期以来，代表香港劳工的当然主要是传统左派势力（现在的民建联），迄今最大的工会组织仍是民建联下属的香港工会联合会。殖民时代，传统左派的斗争从来和平、理性无缘，甚至酿成“六七暴动”之类的著名血案。回归之后，求稳定、求和谐，则成为压倒性主题。传统左派势力再也不发动大规模罢工，对于劳资纠纷则往往采取和稀泥的态度。若是面对重要头面资本家，工人权益恐不在考虑范围内。“香港的繁荣，就是剥削，剥削，再剥削”，言犹在耳；“小天地，创天地”的歌声响起，只是说的唱的是同一群人。当年激进左派的工人，拒绝学习英文，由于暴动等原因留下案底，难以参与香港的发展，难以分享香港的繁荣。回归后，他们发现当年抗争的资本家恰恰是今天被中央和特区政府奉为“爱国爱港”的人。他们内心当然苦闷，又无法将矛头转向“祖国”，只好天天在维多利亚公园聚集，动辄追打泛民主派人士。这群老人，被称为“维园阿伯”，实是香港最早的政治暴力现象。

社民连的地下电台近年经常使用的词汇是“狗官”和“奸商”。香港的工商业确实日益无法无天。香港引发罢工的最多的就是李嘉诚、李泽锴父子的旗下的和记黄埔、电讯盈科。尤其以李泽锴的电讯盈科为甚，不但苛待员工多次引起罢工，而且恶意使用各种财技摊薄小股东权益。电讯盈科，本名香港电讯，本为英资大东电报局控股，97后英资撤离，李泽锴战胜新加坡电信，控制了该公司。随后，小李公子将其移动电话业务分拆出售，并不断玩弄网络概念、涉足地产。2000年左右，科网泡沫破裂，电讯盈科巨亏后暴跌80%以上。该股原属于公共事业类股票，获利稳定，前景清楚，派息率高，不少人作为养老金贮蓄，加之电讯盈科巨亏之后仍然对高管派发高薪，引得小股东异常不满，几次在股东大会上引发骚乱，乃至要在警察保护下股东大会才得以召开。2009年后，电讯盈科已较当初跌去95%以上，李泽锴竟提出“私有化”（由控股股东收购所有流通股，并退出股票市场），而报刊多年不分红派息的电讯盈科将在“私有化”之后向股东派发150亿的红利，李泽锴几乎是无成本完成收购的。而此种提议，竟然在股东大会上高票通过，事后被指为其中有“中票”、“拆股”大量违法事实，证监会也介入调查。

一旦涉及香港中资机构，民建联就更加突显了“奉旨办事”的特点。实为复杂金融衍生品、却以债券为名销售、令无数港人倾家荡产的雷曼迷你债券，在香港70%都由中银香港承销。汇丰银行却未承销任何一张雷曼迷你债券，这就是注册在伦敦加拿大广场8号的汇丰被称为香港本地银行，并深受爱戴的原因所在。香港许多参与承销雷曼迷你债券的中小银行、券商都同意按现价回购雷曼迷你债券（并非全额补偿），而中银香港迄今未做出任何承诺、未采取任何措施。这自然引起了民众大规模抗议。民建联对此则疾呼“风险自担”原则，俨然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鉴定捍卫者。

香港迄今最大优势就是完善的法制体系，这也是绝大多数港人所引以自豪，而“伦敦的大律师”所竭力捍卫的。然而仔细分析，香港法制体系殖民色彩颇为浓厚，尤其以行政权独大最为显著，比如立法会议员不能主动提出议案，只能被动审查政府所提交的议案，这些体制回归后不但未有废止反而加以强化。香港的司法体制也有颇为特别的一面。通常所谓香港的“检控官”、“公诉人”，实际是律政司所雇佣的政府律师，他们对于是否起诉犯罪嫌疑人没有决定权，是否起诉完全由律政司司长决定。而无论是普通法系下的英美，还是大陆法系下的日本、台湾，检察官虽然是政府司法/法务部门的下属，但均有独立办案、自行决定起诉与否的权力。而梁爱诗女士担任律政司司长期间，有多宗“以公共利益不起诉嫌疑人”的案例，其适用对象均是工商业者。所谓“公共利益”盖指一旦该工商业者被起诉定罪，其公司会破产，并累及员工失业。这种案例不但突显了港府面对富商的无力，而不免令人怀疑官商勾结。

此外，香港还没有有效的反垄断法律。香港超市零售业几乎全被和记黄埔旗下百佳、怡和洋行旗下的惠康垄断。法资家乐福在港营业之后，百佳和惠康竟然联合向供货商施压，令其不得向家乐福供货，以致家乐福很快就推出香港市场。此等嚣张行径，想来在其他法制社会万难行通。

港英时代，立法会功能界别中有两个席位分配给劳工界，惯例一席属于左派工会香港工会联合会的主席，一席分配给亲国民党的港九工团联合会的主席（该主席往往身兼香港立法会劳工界议员和中华民国华侨界立法委员）。随着台湾自身政治情势的变化，以及香港回归以后根本格局改变，亲国民党的原香港第二大工会组织日益式微。如前所述，民建联及其下属组织由于自身的局限，日益不能满足劳工的诉求。这样就为社民连留下了一大片政治空白。

香港作为亚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世界基尼系数(0.6以上)第十八高的经济体，草根一定会有强烈的政经诉求。而香港是一个足够复杂的社会。社民连的著名议员梁国雄（长毛）是当代罕见的托洛斯基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社民连主席黄毓民则是出身于帮会。其实，以漕帮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秘密社会组织恰恰是劳工团体在中国的一种特殊变体。社民连与草根阶层的天然亲近，应当有利于填补这一巨大政治空白。

一般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宪政坚强支柱。对于香港来说，中产阶级应当是民主党、公民党的阶级基础。然而香港有“中产阶级非本地化”的现象。由于六七暴动、中英谈判、80年代末内地的风波，香港有三次规模巨大的移民潮，人数可能高达百万，移民的主体当然是中产阶级。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议员今天很少再活跃于今天的香港政坛，原因是当年香港立法会上公开讨论是“认真考虑香港前途，确定到底要移民哪里”。加拿大是香港人第一移民目的地，加拿大前总督伍冰枝女士就是香港出生的华人（她父亲是持英国国籍的高级华人，二战时因保卫香港而被俘，通过英日交换战俘，定居英国殖民地加拿大），香港知名的利希慎家族的成员也有当选加拿大上议院议员的。甚至，被奉为“爱国爱港”李嘉诚两位公子都具有加拿大国籍，08年港府爆发丑闻——多位自由党乃至民建联党籍的副局长具有加拿大国籍或永久居留权（枫叶卡）。泛民主派领袖李柱铭，虽然近年被指为“汉奸”，其实他反倒是比较爱国。李柱铭是殖民时代唯一肯为左派劳工出面打官司的御用大律师，在80年代末内地风波之前，与内地当局关系一直不错。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枢机也没有申领过英国公民（海外）护照，只持有特区护照，这一点连他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有所肯定。与此同时，内地精英不断流入香港，“优才计划”推行之后，趋势就更加明显。一般认为，内地新移民更倾向于支持亲建制派，民主党、公民党的选民基础面临弱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内地移民的涌入，使得劳工市场面临更激烈竞争，为工商业者降低劳工权益福利提供更大可能，香港本地劳工自然会有不平。近来看过一本很有意思的港片《金鸡》，其中的主人公作为一个香港性工作者对于内地“同行”90年代以来加入竞争也有深深不满。YOUTUBE上多可以看见港人将内地人在港嚣张言行与彭定康当年温情诉说对比的视频。可见，本地劳工与内地新移民的矛盾交织着阶级利益和地域/种族的冲突。故而，一个代表本地劳工利益的政党，应当是香港现有政经格局的需求。

总而言之，从宏观长期看，社民连才是香港最有力的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