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之初，我所在的湖南省出版局接收了一大批平反后重新归队的右派干部，这些人里边有后来以研究近现代中国史在学界很为出名的朱正、钟叔河，也有重出政界官任省委组织部长或省出版局长的柏源、李冰封，张翅翔先生正在其中。这批人物的到来，无疑使得湖南省的几家出版社顿时成了藏龙卧虎之地，人气大旺力量大增。出言使得同事们增加了谈资，著书更使读者们另辟了眼界，他们的经历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将人生的绚丽与凄苍，荣耀与血腥，胜景与绝境，搅拌成丝丝缕缕的经纬，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令他人难以想象的故事，对于我等自以为在文革中被家庭牵累，尝受了世态炎凉与人心冷暖的年轻人来说，听到深处剩下的只有小巫见大巫的侥幸了。
比起重新绽放出热情与能量的同仁，张翅翔先生虽是1939年即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论革命资历或许在其他人之上，论学识或许也并不输给谁，但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绝非大难不死扬眉吐气之后，心气逼人意气风发的文坛精英，而是位行止温雅态度和逊甚至于有些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被人们掬着同情之泪捧着愤懑之心倾听，而后又被人们口口相传纸写笔载的每一个故事，九死一生的主人公中并没有张翅翔先生。尽管这些故事在那个年代可能给当事人带来精神的抚慰和物质的补偿。是他的经历不够坎坷？是他的记忆不够惨痛？抑或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善表白不喜倾诉的人呢？最终的答案当然是也只能是第三种。只不过待我找出了这个答案，时间又过去了25年—在我仔细拜读过他的回忆录《西山漫忆》之后—张先生遗骨已经伴随他的魂灵，从大洋彼岸回到了生他养他摧残过他伤害过他，最终叫他无法割舍的故土。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告诉我们，之所以用《西山漫忆》作为书名，“只缘写它的地点是西方的远山，客中寂寞，独语天涯；写它的时间已是日薄西山的暮年，黄昏惆怅，顾影怆然。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所写无非是个人的飘零身世与辛苦遭逢……当年事，成了我终身的伤永久的疼，我不愿碰触，亲人面前也少提及。当然，我也不必刻意隐讳，我所经受的种种不幸，并非偶然，也不是个人因素造成，更不是个人所能掌控，它是时代大悲剧的小场景，细节中的细节。这悲剧永远不应遗忘，一旦忘记，悲剧命运便会重来……”
这些沉郁而又恳切的文字，让人看了真是心酸。
据《西山漫忆》所载，张先生祖父张宝林的四个儿子中，五十年代初有两个同一天被戮，尸横荒野，一个戴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外村农民乱棒打死，剩下的一个划为富农，身陷土牢，被释后抑郁成疾，尚所幸成为四兄弟中唯一死在自家床上的。十三个孙男，有历史反革命一人病死狱中，逃亡地主一人劳改近三十年，右派分子三人，各有数年苦难生涯，流落他乡两人，终身无妻者两人，其余也都生活穷愁潦倒；十七个孙女，三人自杀，一人夭折，一人长期患忧郁症，另有多人婚姻不幸，或与残人为妻，或为活命远嫁深山。而无论男女文革中全都成了全面专政的二十一种人，无一幸免。张翅翔本人，虽然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于革命战争时期放弃安定富足的生活去为自己的党出生入死，仍在肃反运动中被划为“叛党分子”，两年后又加上一顶“极右”帽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饥饿、穷困、惶恐、屈辱伴随着他和他的亲人，前后二十五年。
他带着满心的隐痛和感伤回到了他落难的城市，甚至回到了他原来的岗位，在出版社做一个文艺编辑。他每天按时来按时走，无论看见谁轻轻颔首一笑，便迈着节奏不变姿势也不变的步子，端端正正地走了过去。从未见过他慷慨激昂地建议什么，也从未见过他痛心疾首地指责什么，终年梳得纹丝不乱的花白头发下边，一双温和的眼睛永远闪着善意的目光。如果不是十分知情的人，有谁知道他过往二十多年中坎坷艰辛的经历？学者们在研究中注意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曾经被卷入灾难性事件的幸存者，有一个共同特征是对他们的经历保持沉默，当他们历尽艰险归来，不再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滔滔不绝向亲友邻居讲述他们的故事。这实际上体现了现代人对经验与历史的绝望，对于这些绝望者而言，“沉默乃是语言的真正形态”（海德格尔语）。我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它可以恰如其分地表明，张翅翔先生劫后余生之后三缄其口的深层原因所在。他用绝望尘封了残酷的往事，直到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他才在客居于西方远山的暮年，狠心一吐。然而，这看似一吐为快的事情，放在这个生性敏感、情感细腻的老人身上，也许正是另一次伤痛欲绝的旅程。
归队之后不久，他就开始编辑一套中国现代文学丛书，列有张天翼、艾芜、端木蕻良、田汉、萧三、沈从文、绀弩、杨沫、周立波、丁玲、白刃，以及我父亲蒋牧良等人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集多种。为了编选我父亲的那本集子，张先生曾建议我去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寻找他散失的著作，并拜访他生前一些朋友。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前期准备，《蒋牧良小说选》才得以如期顺利出版。我父亲一生中，在作品出版方面可以说是多灾多舛。他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正在上海某印刷所排印之际，毁于日本侵略军空袭的炸弹，解放后所写的另两部长篇，未曾发表却在文革中被居心叵测之人抄走不知所终，就连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替他出版文集的计划，也因行政事务担搁未曾付梓。想来作为学生，张翅翔先生最能体会老师生前断章之痛，所以对编选工作也格外尽心。正是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与张先生逐渐熟悉起来。
逢年过节，张先生总会携夫人姜惠平女士到我家里来看望我母亲。进得门来，也总是恭恭敬敬地叫着师母，态度丝毫不因父亲去世多年而有所改变。我父母的结合属于准旧式婚姻，父亲遵奉他母亲的旨意，从南京回到家乡去娶亲的时候，已经开始在沪上文坛崭露头角，而年仅十六岁的母亲，还是一个只有初小文化程度农村女子。他们的姻缘虽说起于媒妁之言，可一辈子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情感，在朋友和后辈中传为佳话。母亲固然天资聪慧能干过人，跟随父亲左右因地位悬殊，也难免被势利小人怠慢，而在张先生那里，母亲永远是他由衷敬重的师母，无论逆境和顺景。张先生曾在文章中称我父亲于他情同亚父，说不定其中还含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一类的国粹理念，而如我母亲这样一位师母，在他而言，或许更感性地代表着记忆中那些温暖的往事，诸如严冬的一盏热茶，酷暑的一柄葵扇，以及落难时节同情的注视之中，递过来的一叠薄薄的纸币……作为一个有过苦难经历的人，尤其如张先生这样有过苦难经历的谦谦君子，会牢牢铭记在心，因此对师母敬重跟老师一样，终其一生而不改。这看似寻常的一声师母，表达的不光是真切的师生情分，更要紧的还有人们千呼万唤不得其还的世道人心。也正是这一声师母的称道，使我在内心之中将张先生尊为了忘年之友。
1991年，张先生移民美国之时，年龄已经过了花甲。在我看来，这个年纪的背井离乡或者多少有点无奈的意味吧，直到读到他的《西山漫忆》第十七章《颐养他山》之后，方才知道当他走出罗湖海关的时候，自我感觉竟像一条从古堡深井里跃入浩瀚大湖的鱼，那种畅快喜悦，被他比作受难时日苦恨不能的高飞远逸，一生一世梦想的实现。由此可见，归队后的生活并未使他彻底摆脱苦难历程的阴影，也许我们每天早晨所看到的那张微笑的面孔，在昨夜的梦魇里仍然被紧张和焦虑笼罩。子非鱼不知鱼之乐，亦不知鱼之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不是他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倾心所写的文字，还有谁会去细细探究和体会呢？我们只会以善意的推测，将他噩梦结束之后的庆幸放大，从而忽略了那沉默的微笑里中所包含的绝望。
张先生带着这样一种沉默去国经年，虽然常常携妻将子回国探看，终因不在同一个城市里居住而无缘再见。听说他们在异乡不但丰衣足食，还有机会到世界各国游览度假，想来也是他经磨历劫之后应该享有的后福。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享受着暮年迟来的欢愉的客旅中，张先生开始了《西山漫忆》的写作，用一支力透纸背的笔，开启了他的沉默。思也悠悠，恨也悠悠，在西方远山的夕照里，所有的往事都涌上了笔端，对故土的牵念终是斩它不断。于是，我们才得以在他身后，从情真意切的字里行间，重新看到了他的微笑，并且真正读懂了沉默的含义，那是一个善良正直的老人留给我们的最富人性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由他半生的苦难造就而成。
——2005年1月4日写于海南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