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想到岁月的时候，就有一片苍茫降落，如同下午四五点在大山里走路，太阳突然间被山林吞没，叫你顷刻走入暮色。当岁月的苍茫笼罩你的思维，也就笼罩了天地人寰。岁月很大。
岁月之大是一个无限。
大爆炸诞生了宇宙，碎片旋转膨胀，成为红移的星系。所有的星系都在飞速分离，继续膨胀，继续冷却，直到在黑洞里坍缩，在大挤压的奇点结束宇宙。敬爱的科学家为我们描绘的宇宙图形，是我们根本无法设想的景象。但是我们可以在清朗无月的夜晚，仰望灿烂的星空，想象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以及银河系外银河系里亿万颗不知名的星星，正在岁月中远离我们而去。星空之下，我们学会了一个量词叫光年。
当我们用光年丈量岁月，自己就小成了一粒尘埃。
二
岁月很小。记不得是晴天还是雨天的早晨，你在梳理头发的时候发现鬓角有一丝卷曲的银白。好多年前你就听人说过，鬓角的白发才是真正的白发。
在这个早晨，下雨或者晴朗的早晨，你伸手摘下鬓角新生的银白，分明看见了岁月，它长不盈寸，径只分毫。可你蓦然忆起的，是当年校办农场采摘下一片新茶时的心情。
你在农场里度过了整个寒冷的冬季，每天挑着大担猪粪去给茶树上肥。茶树撑着布满尘土与蛛网的老叶子，在湘北凛冽的风中一天天无动于衷地看你劳作。你不止一次对着满山如仿真盆栽般毫无生气的老茶树发愣，难道它们还有长出新芽的一天?然而就在你的心情渐渐变得与老茶树一样无动于衷的时候，一夜春雨就将整山整垄的新茶叶催将出来。第二天你出工的时候，欣喜的惊叫正像夜来新绿落满茶树的枝杈。你在也如新茶似淳清洁净的心境里开始采摘新茶，断不曾想到这每一手对口的嫩芽都是岁月。
在这个早晨，你看见白发季节向你透露了它即将来临的消息，心中难免长出一丝凄惶。年少的女孩久已盼望的新茶，一经季节来临就采不尽摘不完，从春到夏。那么这鬓角的白色呢，采得尽摘得完吗?还是在采摘新茶的年纪，你就用工整的笔迹抄录过著名的诗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你无法解释如何在幼小的年龄就偏爱这样悲凉的句子，却能够在重新吟诵之际暗中释然，伟丈夫李白尚可对镜悲歌白发，况一个曾为春茶的新叶发出惊喜呼声的女儿?
三
似乎就在同一个早晨，你接到来自千里之外的电话，得知年近八旬的母亲生病的消息。如同当年母亲循着你的哭声而来，你即日起飞，应着母亲的召唤奔向她的病床。果然母亲见到你时，显出一种兀然而至的踏实、一种找到了依靠的安宁。那个表情，让你重温的另一番情景，是小时候母亲深夜未归，你在屋前台阶上小声抽泣等待她，一俟路灯下出现她的身影，你便不顾一切扑上前去。你找到了依靠，就像现在你年迈的母亲在她生病的当儿找到了你。
你的母亲对你说，她愿意跟你一块回到你的居住地去。这其实是你调迁外地的几年间一再向她提出，也一再被她否决的建议。你在一秒之内，找到了隐身在母亲的皱纹与苍发中，忍不住露出狞笑的岁月。它终于让一位从来好强与独立的老人丧失了自立的信心。岁月如愿以偿，它不能不笑。你被这狰狞的岁月授予了责任，带着责任和母亲你踏上归程。在飞机上你为母亲系好安全带，当气流带来震荡之际，你按捺住自己内心的不安对母亲说，一切正常不要紧。
不要紧，不要紧，在三十多年前一个下雨的晚上，你和母亲坐着黄包车在汉口的街道上，她也这样对你说。因为火车晚点，你们错过了接站的父亲，而你们说出的地址又让一个个黄包车夫摇头。所以你们长久地在雨里、在街上寻找，你一边往母亲怀里钻，一边嚷着要回北京。母亲抱紧你说，不要紧，找到爸爸就好了。你以你四岁的判断力相信了母亲，在她温暖的臂弯中迷迷瞪瞪睡过去。等你醒来的时候，你看见了父亲长着胡须的脸，从此你学会了信赖母亲。她从没有失信于你，当你和你的哥哥姐姐们生病，当你的家被抄了一个底朝天，当父亲突然去世你曾经殷实的家乍贫如洗，你都把目光投向母亲，都能在母亲朴实而坚定的眼睛里找到希望。如此你们一同走过了三十多年，直走到你肩负起某种责任对母亲说不要紧不要紧。你这么说着，也就体验到了过往那些有雨和无雨的夜晚，母亲对你一次次说出不要紧这个词组，她肩头无形但又重如磐石的责任。
现在轮到你了。你以并不太有力量的臂膀支撑着母亲病弱的身体，一寸寸向前蹒跚，拿小勺舀起稠稠的米粥喂进她牙齿稀疏的嘴，用洗发液在她枯白的发梢揉起泡沫，把温热的水流浇在她身上，看水在她弯曲的脊背淌出片片渍迹。你和母亲在泡沫和水流里错位，你成为往昔的母亲，母亲成为往昔的你。岁月默默无语地改变了你们，没有人不臣服于它柔软的暴力，你也不能例外。
四
岁月改变了我们。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时辰，我们明白过来。
可是我们仿佛并不欢迎改变，我们都希望孩子们永不长大，自己永远年轻。我们开始愈来愈喜欢回忆。在独坐灯下的夜晚，我们百玩不厌的游戏，是把记忆的万年历一遍又一遍翻得哗哗直响。在记忆里我们年轻快活，又能吃又能睡，健康如奔跑的羚羊。我们又爱哭又爱笑，为真爱之吻激动不已。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知道畏怯。幻想是我们须臾片刻不离的伙伴，共同的幻想足以让我们轻易把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引为刎颈之交，激情地慨叹相见恨晚。凭着幻想的鼓动，我们一次次向辉煌的目标冲刺。于是我们自信，我们莽撞，不甘过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只管把崇敬的目光投向人类最卓越的楷模，用他们的背影标记生命的上限。
可是我们仍然被改变了。
我们变了，步履不再如往日轻盈，常常肩酸背痛，稍稍过劳就累得不行。我们在琳琅满目的市场上流连，甚至想不出有哪样食品能真正引起食欲，有哪件东西真正叫人爱不释手。我们像看破红尘的隐士，无大喜无大怒，有的只是一连串深深浅浅的忧思。我们丧失了好奇心也就丧失了惊喜，声称一切全在我们意料之内也在情理之中。我们为曾经在恋爱中表现得痴情汗颜，认为那些事迹的发掘有损于我们端庄的成熟，以至于守口如瓶直到对自己都讳莫如深。我们变得老于世故，深谙交际技巧，不再欣赏心直口快、古道热肠。我们害怕陷阱害怕无赖，在并不危急的时刻也可能闪烁其词、敷衍塞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疏远了幻想，年轻时代的种种设计多半已经褪色，成为永无机会施工也无收藏价值的旧图纸，被我们随手抛弃。我们一步步用回忆取代了幻想。作为回忆的富有者，不同的回忆阻碍着我们，使我们再难跟什么人一拍即合、心息相通。我们交结新朋友的愿望越来越清淡，一味审慎地回避陌生人哪怕是诚恳相邀的目光。可是在对新朋友愈加挑剔的另一面，是对老朋友日甚一日的宽宥，因为我们懂得，通过经年累月的甄别留存下来的朋友，恰如从童年时代精心保存下来的旧邮票一样珍贵，撕一张就少一张，永无机会再版。我们用反反复复的筛选虐待青春期的偶像，眼看它们一个个坍塌，或者定格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梦里。就这样我们在岁月的引诱下，一天天走进了记忆的牢笼。
我们的确是变了，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年人，而每个人真正进入中年的标记，似乎并不在于年龄，却在于他(她)是否已经用回忆取代了幻想。
世界在我们的记忆中四分五裂。对同样一件事情，人们几乎从来不会有共同的确定不变的记忆。最近有一个机会，我看到几本死囚留下的日记。它们多半起于死刑宣判之后，止于死刑执行之前。那些笔记本斑斑驳驳写满蝇头小字，字迹或工整，或零乱，内容却出人预料的一致，除了恐惧和悔恨，千篇一律是对母亲父亲手足和爱人的怀恋、对无忧无虑的童年少年时光的追忆。生活在这些杀人见血，甚至狠毒凶残的人临终的目光里，迸发出惊人的美丽。完全找不到罪孽，找不到阴暗，找不到他们向恶的进程，即使涉及犯罪经过，也都是三言两语淡写轻描，带着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偶然性。好像他们走在铺满阳光的路上，突然间掉进了一个黑洞，猝不及防就从乖孩子变成了流氓强盗，所有循序渐进的堕落过程都被遗忘、被省略了。
我并不怀疑这些日记里包含着真实的成分。但我们可以完全相信这些日记吗?我们是否应该有足够的警惕，把它们的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划入文过饰非的伪言?如果这些用斑驳小字写成的日记，出自另一些人之手——出自因为小小口角就被打断双腿的老汉，出自被强奸、被毁容、被葬送了终生幸福的姑娘，出自委曲求全付出了巨额赎金却只领回了儿子残缺不全尸体的父亲——他们所记录的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受害者们，如果他们有一双眼睛可以跟随这些罪犯的一生，他们会如何回忆这些罪犯的面孔?会怎样看待这些罪犯的欢笑和悲泣、凶残和恐惧?
五
请原谅我这么无情地揭露了记忆的虚妄性，实际上这种揭露在我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被自己记忆欺骗的盲点，而且我们是那样热爱这些盲点，那样煞费苦心，甚至竭尽全力地维持着这种欺骗。我们就像一些自己变戏法给自己看的艺人，一边遮掩着一边对自己说，嘘，看破者请勿说破。我们一天天一年年反复玩着这些自欺欺人的把戏，渐渐发现岁月是障眼法最好的道具。岂止如此，当我们发现了记忆所拥有的特殊功效时，我们是何等高兴，经历中一切不光彩、不体面、不愉快的事件，都可以被记忆一件件淡去，好比用褪色灵涂去了一行行错字。接着我们开始在这些空白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意愿填写一些莫须有的内容。
如同一个潜入档案室非法涂改自己档案的人那样心虚，这些被加工过的片段一度让我们自己也觉得陌生。然后岁月帮助了我们，年深日久我们将这些伪造的段落一遍遍重复，渐渐说得滚瓜溜圆、烂熟于心，我们居然忘却了事实本来的面目，将被篡改过的经历命名为历史。
不光是罪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无法逃脱对记忆的审视和制作。而且只要稍稍用心就不难发现，当我们在记忆中审视自己的时候，记忆总是给予我们一个修正过的成像。
1976年秋天，哀乐未尽之时，一场历时十年的劫难终于落幕。随着举国上下对这场劫难给予公开的否定和谴责，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一点儿也不费事就跟着潮流学会了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极“左”，批判造反派和红卫兵，批判对十年劫难负有重大责任的某些历史人物……这当然没有错。问题在于，在一场几乎人人都亮着伤疤抹着鼻涕，人人都充满着正义感并且都能说出几句深刻格言的批判中，很少有人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很少有人在指责他人之余，也来谈谈自己，谈谈自己在受伤害的前后做过什么、说过什么。为了表白自己保全自己，甚至为了用投靠换取发达，作为儿子，你是否曾经声明与落难的父亲脱离关系?作为妻子，你是否曾经把刚从批斗现场归来的丈夫拒之门外?作为弟子，你是否用揭发材料“报答”过你的恩师?作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和邻居，你是否也违心或自愿地参与过伤害其他无辜的批斗与声讨?时过境迁，人们日渐积累了一万条可以自我原谅的理由。比如说用政治上的无知，用被逼迫的无奈，用处境的险恶，或者用求得一间住房或一个饭碗之类的人之常情，来原谅自己对恶行的参与和沉默。然而不幸的是，讳莫如深和假话连篇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自我原谅的理想借口。一个人若是失去了诚实，那就不仅仅是失去了忏悔的勇气，也失去了原谅自己的前提。
六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于培育出了一种又一种回忆，它们常常令我们自己感动，让我们自己可以随时随地地委屈或者义愤。我们其中的一些人，一旦遭遇到纷争，为了抢占政治上的优势，最方便的手段就是揭发对方的红卫兵之类的出身问题，完全忘记了自己也白纸黑字地写过举报信或者效忠性的阶级斗争文学，在当年的日子里一点儿也不缺少凶狠和专横，甚至比红卫兵还风光得多;一旦准备向现实利益伸出长长的手臂，最现成的方法就是倾诉和渲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血泪史，摆出一副人人欠了他三百吊的姿态，完全忘记了自己当时也曾靠不义或者怯懦，换来过相对得势、相对安逸、相对左右逢源进退自如的好光景……而这些当年复杂格局中的细微差别，错和更错之间的差别，惨和更惨之间的差别，耻辱和更耻辱之间的差别，只为当事人寸心所知，后人和外人是很难了解清楚的……比方说那些对中国故事一听就可以听傻的外国记者。那么，谁不愿意把这十年搅成一潭浑水，然后一拍胸脯让自己冒充受难最深重的耶稣呢?
如果在十年之后，谁都只会指责别人，谁都只会在历史责任面前把肩膀闪开去，那么除去那几个渐渐抽象成符号的恶棍之外，关于十亿人的沉重历史就成了没有肇事者的事故、没有角色的戏剧、没有音符的旋律，最终是精神上的无。
如果事情只能如此，苦难和流血，终将失去任何重量。
如果事情只能如此，我们在指责日本政客否认“二战”时期侵华罪行的谎言时，在指责德国新纳粹拒绝承认奥斯维辛集中营真实性的劣迹时，在指责法英美等西方强国从不在他们的历史教材里提起“火烧圆明园”一类的殖民历史的虚伪时(虽然这些“二战”的胜利者和人道主义者对日本和德国某些势力的自我粉饰同样不满)，会不会感到底气不足——我们凭借什么只指责他们谋杀了历史?
七
于是有了一种说法，没有历史，只有对历史的表述。
我曾经十分赞同这句话。
照这个说法，不仅只是个体的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都在用叙述构造着历史。历史的书写可以为胜者炫耀战绩，可以为弱者推卸责任，可以为过失者文过饰非，它简直成了人类忠实的攻守同盟者，成了用盲点来编织辉煌的魔术大师。但是当我站在南京大屠杀的如山白骨面前，我好像突然懂得:对某一种历史表述的选择，本身就是历史，是人们内心中无可回避也永远不可更改、不可折算、不可通约的历史。
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这种历史只属于个人，只属于你现在的瞬间。如果你有勇气面对这个自己的瞬间，你就没有任何“历史的表述”可供逃遁和隐匿。
我想起了两年前，一部反映当年云南边疆知青生活的小说出版之后，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反应是，小说对知青生活过多的苦难描写和怨恨倾诉，反而引起了一些当年在那里生活过的老知青的强烈不满。他们说我们并非每天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伴随我们的也不只是度日如年的单调、“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痛苦，以及瘟疫和死亡，我们有友谊、有爱情、有歌声和欢笑，还有壮怀激烈的豪情和收获的喜悦。
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似乎并没有结果，但它提醒了人们:时间并不仅仅只是把过往的一切统统淡化，相反它还对其中的某些部分进行着悄悄的强化，而且由于记忆者的心智各异，它强化与淡化的部位也大相径庭。同样是来自艰难困苦的记忆，于自强之人，被强化的可能是战胜艰苦之后的快感;于自怜之人，被强化的则可能是不堪回首的伤感。同样的道理，一段存积在记忆中的怨恨，可能使狭隘之人一心寻机报复，欲将对手置于死地;可能使宽厚之人更多地自我警策、自我完善，把他人恶的挑衅当成自己向善的动力。一段存积在记忆中的爱情，可能使人在最初的欲望燃烧后只留下枯索无味的漠然;也可能使人将难以忘情的美升华为更平常、更深沉，也更绵绵不尽以至与生命等长的关切，演化为大象无形的默契和大音稀声的呼唤与应答。
我们又想起了那个著名的寓言:两个人都喝去了半杯水，一个说，我已经喝去了半杯;另一个说，我还有半杯没有喝。在这里，这则旧寓言有了另外一种引申义:人们因着不同的心智回顾往事——哪怕是片刻之前的半杯水，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那么，我们可以解释这次关于知青小说的争论了。争论当年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似乎已经没有意义，而探讨一下当事人产生不同记忆的现实成因、这些不同的记忆又会对知青们将来的岁月产生何等影响，倒是意味深长。事实上，同处在那场空前规模的移民运动中，在油灯下度过了诸多无望夜晚的人们，对知青生活不可能有等质和等量的记忆。一些人已经在红土地和黄土地上把青春与噩梦一同埋葬，只身出逃，心甘情愿淹没在都市的茫茫人海和汽车喇叭与摇滚乐交织的噪声里;而另一些人则在继续他们的人生长旅时，把那远方的村落当成脊梁骨后面多出的几分承托与依靠，当成抵御末世浮躁症的精神营垒。他们之间长长裂缝的起点，与其说在于事实，不如说在于对待事实的态度;与其说在于过去，不如说在于他们更重要的现在和未来。
我们选择了各自“历史的表述”，却构成了自己眼下非此即彼的历史选择。我们必须承担自己的选择，遭遇选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在这一点上，任何人以及任何人今后的任何表述都帮不上忙。
八
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惑我。我们为什么对“历史的表述”那样关心?表述得相同怎样?表述得不同又怎样?终于，在某次孤独的旅程中，一个答案在我心里豁然明亮:这种强求历史统一性的焦虑，盖出于我们对公共评价的过分注重，对他人以及后人评价的过分注重。其实，我们不是为他人以及后人的评价而活着，也没有必要为这些评价而活着。
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是自己历史的终审者。
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我曾经是一个好孩子。翻开从小学一年级起的学生手册，翻开一扎扎发黄变脆的优秀少年奖状——我童年的历史一字不差地记载着:这是一个好孩子。可是当这样一个有着优良记录的孩子天天经过南食店和冰棒车，她会不会产生吃的欲望?会不会趁母亲不在的时候，从母亲的手袋里抽出一两张毛票呢?我不敢说这是所有成年人都曾经有过的经历，但恐怕实在很少有人能在扪心自审之后说自己从无此种劣迹。至少我在少年时期，就不止一次像这样背着母亲从抽屉里拿出虽然不多但足够跟要好的伙伴们去冷饮店挥霍的毛票，买来解馋的食物，买来大方和名声和友谊。在学校，我是一个佩戴两条杠的中队长，一个在教师和同学眼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们只知道我曾经捡过一个内容丰富的钱包交给派出所的优秀事迹，不知道我还有过与坏孩子一般无二的悖行。但是有一天，当我和关系最密切的伙伴吵翻之后，她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到我家对我的父母揭露我，而她正是众多与我共享窃果的人中受惠最多的一个。父亲在送走了这个告密者之后，打了我一个耳光。
应该说这件事叫我刻骨铭心，也许正是它教会我把自己渐渐变成一个知道羞耻、懂得自尊、不轻易为嗟来之食不义之财所动的人。但我知道我一直在努力遗忘它，假如不是我的职业要求我有更多更深刻的内省，我很可能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将它忘却了。在更多的时候我漫不经心回首童年，我的影子仍然天真活泼在明亮的太阳里跳跃，没有疵点没有残缺，还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一个听话的没有任何过失记录的好女孩。我的同学、我的老师这样评价我，有关我的历史这样记载我。但这并没有用，当我用羞涩的目光注视自己的童年时，评价和记载都不会是止痛止血的万应创可贴，过失的痂痕长在那里，不止一次被我自己的目光刮出血来。
我带着这样的记忆与历史长大了，长成一个懂得对自己的现实行为负责的成年人。可是，我们能够说，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当年母亲的手袋对我们更有诱惑力的东西了?几年前，我曾经又一次遭遇了这种诱惑。那时候，作为团体的负责人，我们几个面对着数额不小的一笔钱，讨论它的去处。瓜分进自己的口袋，实在不是不可以，甚至还有点儿顺理成章;捐献给社会福利事业，反倒会引起猜测，甚至还会给某些人留下混淆视听的口实，提供整人的材料——因为在商潮汹涌金钱耀眼的特区，如果不是为了任务的摊派，不是为了猎取名声，不是为了与什么人或什么部门进行曲线的利益交换，捐出一笔款子而且不记名，的确让局外人听来跟天方夜谭一样难以置信、难于理解。我附议赞成捐献。果然，这次多数票确定的捐款在实行之后，得到了各种曲解，甚至是攻击四起。在那有意的无意的、善意的恶意的人言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也许是一个匆匆销洗黑钱的同谋之党，也许是一个追求虚名的轻薄之徒，也许是一个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功利之人，也许是一个为讨好什么人不惜损失银钱的阿谀之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不过是我遵循了做人的起码原则——信守诺言。既然我们在这个团体里一贯倡导的是廉洁奉公、光明磊落，又怎么可以在团体解散之后暗度陈仓、欺世盗名，在高风亮节的牌坊下中饱私囊?
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出于思考的必要，我不得不提起这件曾经众说纷纭的往事，同时并不想借此改变任何人关于此事的历史表述。我知道，即使在我的一些亲密的朋友眼中，我的表述也完全可能是一种让人半信半疑的闪烁之词，他们未必曾经相信过我的陈述，甚至将来也未必相信。但这又有什么关系?纵然千万种可畏的历史表述积累成了公论的重重高山，也丝毫不会妨碍我在回首当年的时候获得一种无愧我心的自信和宁静。
九
我们在岁月中行走，今天是一座恒久的界碑，分割过去与未来。
在今天的身后，我们栽种下端正或者歪斜的脚印已经沿着来路长成一带茂密的森林。林中挂满枯荣兴衰世事，挂满悲欢离合情怀，挂满我们自己高贵或者卑琐的肖像，把过去充盈成伸手可触的实体。然而在今天的前方，我们预定而未知的道路正在悄悄延伸，通往只能凭着冥想达到的疆土。我们听说过那里有升也不升、落也不落的日头，有孟婆店门庭若市的茶楼。也许诀别我们而去的亲人，正在迢远的去路上蹒跚不前，等待与后继者的最后团聚。未来在云遮雾障的传说中时隐时现，给我们以无尽的虚构与幻想，又在虚构与幻想中空灵成无。
所以我们说，岁月是充沛的实体又是空灵的虚无，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既是实在的又是虚幻的。我们只能在今天，在此时感受它、依附于它。当它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不能重新找回;同样，当它悬挂在我们前方，我们也不能预支。
分分秒秒，岁月与我们同在，恰似透明的空气亲切地包围着我们。我们毫不吝惜地挥洒着时光，不过是凭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觉。太阳每天恪尽职守，东升西落，把它永恒的光照布满人寰大地。季节跟太阳一样守时守信，伺候着花开花谢、草长草衰、雨来风去、霜降雪飘，从不爽约。山峦千载耸立，江河万古流淌，我们习惯了这一切。
夜来了，我们拖着疲惫的躯体躺倒，自然而然想到了明天，同时并不期待明天有奇迹发生。岁月一气呵成，没有停顿，没有间隙，只有当新年钟声又一次迢遥而悠长地响起，心中才像陡然失落了什么，惆怅备至。可这钟声只不过是一个顿号，连喘息的工夫都没有，最后一天须臾间就变成了第一天。我们互祝新年好运之际，岁月重新贬值，可我们无动于衷，新年伊始，我们又成了时间的富有者。岁月是一个莫比乌斯圈，微观则有始，宏观则无终，人类正如同这个圈中的蚂蚁，一代一代接力，却永远爬不到它的背面。
十
年逾八旬的母亲将她瘫痪的身子陷在沙发里，以异常清晰的声音，又向我讲述起六十多年前的某个下午。在那个永远的明亮午后，有一个用红色头绳扎着两条乌黑发辫的十六岁女孩，站在黄瓜秧架碧绿的叶子后边，惊喜地窥视着她未来的夫君。“那天下午，大舅带着你爸爸来了。他很高很清瘦，穿着一件灰布长袍子，这是乡下邻里少见的打扮。他看见在黄瓜架子后边躲躲藏藏的我，很注意地瞧了我一眼。我知道我被他看中了。三天以后，我嫁给了他。又过了五天，也许是六天，我跟他去了南京。这一去，就是一辈子。”母亲说着，费力地用她有些僵直的手指，将六十多年的朝云暮雨抿进了耄耋之人枯疏的发际。一恍惚，我就按照母亲的指点走进了那个已经古老的下午，走进了那一架碧绿的黄瓜秧子中间，那儿有与生命同在的岁月，也有永远只属于生命本身的回望。
本文刊于《天涯》1996年第5期
《平静的坏心情》，孔见、王雁翎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