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爸终于走了。他合着眼，脸上松弛下去的皮肉淡定出一种无我的轻松；像是愀然告诉我们：人生所有的烦恼都是自己找的，尘世喧嚣众说纷纭不必看重，人终会有永恒的安然，时事和宇宙万物是有定数的……我为自己心头的，也是爸的这种轻松释然，又无端地忧思起来；这忧思是深远的，淡如水，我说不清楚，却突然想起红楼梦里贾宝玉常说的“死后化烟化灰”话来；我突然想，人如果能清醒地面对必然的死亡而生活着，是不是更好些呐。冥冥中，不知哪儿飘来一支乐曲，细若游丝，捉摸不定的。我想，那该是天堂里上帝对父亲地招唤吧。我把目光移向窗外，身边的二妹四弟都怪怪地看着我。是的，人有时是很奇怪的，互不理解之时可能就更显“奇怪”了。就说爸吧，爸是带着他久病的残躯和说不尽的人生无奈以及人生屈辱，走的。想起爸的一生，我对人世似乎清醒些了。爸临死前单独对我说：“英子，我死后，你们还是把你宛叔和小五接回来。你老大，带个头——”他含笑地望着我，那一时间他显出少见的恬静思索的眸子里一扫往日的凄苦，充满善意和崇高的感觉。我默默点头，明白爸的心思，知道他更惦记妈。有时我琢磨，他们这对夫妻到底有多少恩爱？他们相知的成分是否更多些？我揣摸不透。
果然，爸走后妈愈加心神恍惚。她早说过“你爸早走一天，少受一天罪”；可如今，她一身轻松，少了大半家务，反倒成天价心烦意乱坐卧不宁了。我们姐弟三人心知肚明——她老是放不下东北那一老一少哇。是的，那是她的心病。由此，我更觉得妈这辈子活得累。这样想着，那天我把二妹和四弟找来了——我们不得不把或“送老妈去东北”或“接那爷俩来路城”列为议事日程。因为在我们意绪难平思虑万千的同时，也确凿了一个共同心愿——不能让含辛茹苦一辈子的老妈再受啥苦，尤其心灵之苦。当然，难道我们就真的把那个“玷污”了我们家这么多年的人，接回来，再共处一室，甚至侍奉他、为他养老送终吗？我不知说啥好，二妹瞧着我不说话。只有一向右倾的四弟缓缓说声“应该”。
人们都说童年是美好的纯净的，诗人们文学艺术家们更是在这光点极尽色彩。可这童年对于我，却全然是两回事。听妈说，我是两岁那年和不足3个月的二妹随妈从山西老家侯马来到这路城，找爸的；据说一路上十分艰辛。爸当时在路城糖业烟酒公司一个小门市部工作，每月工资32元钱；可据说当时用这32块钱维持一个四口之家还蛮够用的。
可第二年，遇上后来被称作“人祸”的灾年。这年三弟又出生了。用妈的话说“我这人是种花花不开，养鸡鸡不活，就是能害（养）娃娃”。可就在这时候，爸却突然病倒。据他自己说，是在一次从汽车上卸货，扭了腰。当时他没休息也没去医院，继续上班，没成想大发啦；直到半年后，爬不起来了，再医——医生说“腰椎严重错位，压迫坐骨神经，得动大手术、得疗养”。可爸这时还认为——贴几贴膏药，找人推拿上几下，顶多躺上十天半月的，能好。其实，归根结底是穷、没钱、怕拖累妻儿，捱来捱去彻底瘫倒。这时际，妈早在街头蹬缝纫机，给人家缝缝补补干点杂活啥的；晚上还得到路钢的几个单身宿舍去，满楼道喊“洗衣服拆被”。我，当时不到四岁，就成了家里的留守大总管。
宛叔，正是在这时候认识妈的——走进了我们的家。
近些年，我常读些回忆录，单位的个人的都有。好些老人都在写回忆录。我不知道别人在回忆往事时，是否要避开旁人甚至自己先闭上眼睛；可我，每回忆起儿时生活、童年故事却只能是在独处一人之时，甚至要做很久的心理铺垫之后才行，否则我作不到。
是的，直到很长时间我才从理智上最终确准一个很常识性的道理：物质是决定意识的。以往，我不是不懂这个理儿，而是从骨子里不愿承认它；承认它，我就等于承认过去。记得那时候，每当宛叔一进我家，我们三个鼻涕娃乐得跟过大年似的。我忘记了是在哪见过一幅摄影——几只小雏大张着黄黄的小嘴在窝里仰面等着老鸟喂食，每想起那情景我都不由地要流泪。宛叔每次来我家，都带些馒头、烧饼、白米饭和食堂里买的带肉的很香的保健菜。这在当时连“糠皮饼”都成了营养品的年代，是何等珍贵。这自然是现代我们的子女万万想不到的。可是有一天，我听见妈在凉房里呻吟，像是病了。我忙推门进去，只见宛叔蹶着白生生的腚把妈按倒在一块刚拾掇出来的铺板上。我忙上去用两手摇他胳膊，说：“你别打我妈妈，别打我妈妈。”
宛叔一甩胳膊，说：“小孩少管，回屋撑（吃）去。”我坐在地上哭起来。这时，妈忙推开他下铺，把我搂在她赤裸的怀中……
在我人生的五十年中，在我教书育人的三十年生涯里，我口若悬河思辩清晰，讲台上朗然挥洒，台下目光灼灼。然而，只有我自己知道，人生有许许多多问题我是根本弄不明白的，甚至呈永恒悖论状。譬如，生活倒底是丑的还是美的？人倒底是丑的还是美的？说来，这两件事常常在我默默独处之时，在我幽幽茫然之际就像鬼魂阴霾样地跑了出来搅扰我，伤害着我；让我的心灵常常像风中一片落叶样的，心脉脆弱又无所依凭，甚至在黑暗里缄默中兀自地发起狂发起恨来。好像就是从那天起，宛叔来我家我不像二妹和三弟那么乐，那么争抢着吃他带来的东西了。当然，再听见妈在凉房里呻吟，我也不去管了。我开始发现，每逢这时际，仰靠在炕上的爸爸眼中总有泪水……那时，爸还能动一动，走路很慢，腰弯得像90岁的老奶奶。他每天坚持着下地走走，定期去找人按摩。爸每次去按摩都得趁宛叔休班，他用小车推爸去。这些事我自然也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后才有这样的话，说“生存第一”。可我记得原来是说“君子不吃嗟来之食”的。那么，人到底该以求生为第一要义？还是该以尊严为重？我始终辩不开这个理？而且我想，爸这辈子也一直是在这个理上撕搅着，直到他去世才算解脱。一天夜里，我不知怎么就醒来了，听见妈在爸的被窝里哭。她说：“我找小宛还不都是为了你，为咱娃们。”爸长长地“嗨”了一声。接着，黑暗里发出骇人的“咚咚”声。爸在用头撞墙。我怕极了。三弟在我身边，睡得很香，我无由地搂住他，像怕失去什么。
荒年的第二年是灾情最严重的1960年，后出生的三弟死了。据说，那年路城的儿童死亡率居全国首位。爸和妈伤心极了。这是傅家的根呐。爸平时最心疼小三。一天夜里，我又听见爸和妈那边窸窸窣窣地动。只听爸说：“说什么我也得给老傅家留一条根。”妈说：“啥根不根的，你不要命啦。”爸横横地说：“就得要，死了算。”妈不作声了……
不久，妈的肚子果然又鼓起了。
——四弟就这样出生了。不过，他到底是谁的？爸到临死还在问妈。
听爸说，妈当年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爸读过高小是村里的秀才，这才娶上妈的。可我们老家侯马是个地薄人稠总闹饥荒的穷地方，那里人总西来路城这边谋生；这就是被现代人咀嚼不止演唱不止的“走西口”。可我出生那年，全国已解放多时；山西人若再走西口，已不复有经商发财的意义，而属逃荒逃难，或者美其名曰支援路钢建设。那时路城已是全国知名的钢铁城市，过去的商家大户早被政府公私合营了，爸爸就是由一家商号账房先生变成糖业酒公司店员的。而宛叔是为建设路钢从几千里外辽东半岛来到塞北。可他跟我家跟我妈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算怎么一挡姻缘呢？这怕是我爸我妈我们家所有人一辈子都想不通说不清的呀。宛叔在东北也念过小学，后来是路钢的工人，比爸小5岁比妈小两岁。路钢是国营大企业，工资高待遇好，宛叔每月工资加奖金保健夜餐费什么的——六七十元不止，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收入，市里的一个科长也挣不上这么多钱。妈常说，不是咱家拖累，你宛叔完全可以自己成个家，过得更好些。每说这样的话时，妈的脸上语气里似有无限愧歉，怅惘多多。然而，她的苦衷和心路直到现在我们也不十分了解，或者说根本不想去了解。尤其作为孩子中老大的我，更不理解；有意无意的，我总是在家里各种矛盾中扮演点火药桶的角色，第一个爆发。现在想来，这一切是多么可笑。
按说，宛叔除了对妈，对我是最好的。他常跟我套近乎：“英子，想要啥跟叔说，叔保证给你买。”有时还悄悄塞给我钱。记得我的第一个新书包、新铅笔盒就是宛叔给买的。这当然都是五弟燕生出生之前的事。可我，并不怎么领他情，甚至收下他东西心里仍恨他，不愿看见他。这种状态持续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又发生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
五弟出生那年，正是中国大动乱的年月。
那年，我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
说来，自从妈怀上这孩子，她的“苦难”就雪上加霜了。而这“霜”首先来自爸和我的脸上。那天，爸对妈哀哀地说：“你成天陪他睡也就可以了，干嘛还要给他生娃？英子他们三个还不够你忙火的。况且，你——这不是明摆着往我、往咱们大家伙脸上抹黑吗？”爸说得句句在理，可妈那天反倒横起来，随口塞爸一句：“怕抹黑，就去死！”，那天，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霍地冲进屋大声说：“我爸不能死！要死，让姓宛的死！”爸和妈一愣，异口同声说：“快住嘴，别瞎说。这是大人的事……”其实，我那天的气是从学校带回来的。有个同学说我家有两个爸，我跟他们打了一架。就在这天晚上，宛叔又来了。那几年，他早把我家院里的凉房翻盖了。他经常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尔后，就在那里过夜。这天，我第一次冷着脸赶他走。可爸却气喘嘘嘘地欠起身来骂我：“死丫头。这么不明点儿事理，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宛、宛叔呢……”他要我给宛叔道歉，还喝令我跪下……
我觉得委屈，哭了，掼门跑了出去。妈急忙追了出来。
那天晚上，妈拉我坐在马路边；在一盏围满飞虫的昏黄的街灯下，她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诉说着，诉说了很久。那是妈第一次拿我当大人跟我说话。我从妈那哀凄凄的木然的泪眼中领悟到人生在世的不易和为人父为人母的不易。妈说：“把你宛叔赶走——这容易。可咱们家的生活咋办？你和你妹的学费书费啥办？”我其实也晓得这个理，可就是不想认这账。“那妈你为啥非得生小五？”我不依不饶。妈好半天不说话，脸上呈出一股温暖平静的、似有无限向往的人生思索。我从没见妈这样沉静柔顺过。她那已被生活消磨了许多的美丽容颜上，留给我深邃的一瞥。这么多年过去了，母亲那一刻的柔美深沉的面容还深深的存留在我心中。记得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没头没脑地说：“人家给他介绍好几个对象，他都不看。他东北老家的爹娘，几次摧他回去结婚，他都不回。他就这么一点心愿，我能不答应嘛。”妈的话，我明白一些了。当然，我心里仍是很烦恼的。
第二天晚上，妈带我来到宛叔住的单身宿舍。他正一个人坐在屋里抽闷烟。那宿舍里，我曾去过几次的，屋里是上下铺，住六七个人。我跟妈一进屋，旁人都躲出去了。妈事先叮嘱我对宛叔说的道歉话，我没说。妈只好自己一口一个“他宛叔”的说开了。
也怪，妈一吱声，宛叔情绪很快就好了。第二天下班他又来我家了。
多年来，我常常面对着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这样想，我们为什么从陌生到熟悉，走到一起来了，组成这么一个和谐的三口之家呢？而且还要精心呵护着，生怕出现一点点不必要的矛盾与裂隙？家庭对于我们意味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归宿肯定是多方面的；可生命最终的归宿难道主要体现在家庭、婚姻乃至生育之中吗？我常这样追问。可作为一个女人，我又否定不了这些。是啊，难道家庭就是女人的宿命吗？这个理儿在现代年轻人心中似乎行不通了。可即使现代，人群中又有几个女人能把人生之旅超脱在家庭之外呢？只是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灵活了一些罢了。我的这种想法好像不仅仅是因为我心里始终有母亲这一生的阴影，当然，这“阴影”我可能永远挥之不去。同时我也知道，如果仅把这一切推诿到命运那里去，问题自然好说多了。可命运又是什么？真的是老天注定的吗？
家庭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可社会的灾难又接踵而来。
3个月后，就在妈的肚子勇敢而明白地向世人鼓起的时候，就在爸跟妈跟宛叔达成共识——打算搬到路城另一个区去居住的时候，我们那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记得那些天里，我惊讶地看到有好些人公开地在大街上打人，马路上时常能见到一片片血污。人们动不动就高喊什么“造反有理”的口号。我害怕极了，而且敏感到，我们家很可能会有什么祸事降临。我不敢跟爸妈说，但他们好像也是心怀惴惴的。相对来说，妈似乎更平静些，因为她每天必须挺着大肚子忙里忙外的。而她的大肚子除了在宛叔眼里，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显得那么别扭。于是，我们头顶上的阴云无论是家里还是外头，也都一天比一天的浓重起来。我们每天总是把门窗关得严实实的，每晚早早就把屋里灯关掉，其实屋里谁也睡不着。晚上，希望过得再长一些最好，白天总盼着早些天黑。
可祸事到底还是来了。这一天，一伙戴红袖标穿军装的人闯进我家里，不容分说就给妈脖子上挂了一串破鞋，围住妈喊起口号来。爸挣扎着爬起来，却摔在了地上。我跟弟妹们被挤到墙角。邻居们在人群中围观着。正这时，宛叔操着一把铁锹冲进院子里来。他吼着：“有事儿，你们冲我来！她是个女人，你们再敢碰她一下，我就跟你们拼啦！”
他的吼声和举动惊住了所有人。
后来，那伙人丢下妈，拥着宛叔走了……
3天后，宛叔回来了。他浑身是血遍体鳞伤。
妈腆着大肚子挣扎着和我把宛叔送到医院。一路上妈泪水涟涟，牙帮骨咬得紧紧硬挺着笨拙的身躯架着宛叔一条胳膊；我在另一侧用力，望妈和宛叔心里很复杂。我发趣地想，我怎么成他俩的女儿啦？那些天里，妈做好了饭，总是让我跟二妹一起给宛叔送去。爸也张罗着，想这想那的。说来也怪，在那样的每天都悬着心的日子里，我们跟宛叔在一起心里竟没半点阴影，完全跟一家人一样的。我们一道谋划如何提防外来的伤害，相互照应着。无论谁外出，大家都叮嘱再三，企盼安然归来。宛叔出院后身体仍很虚，一直住在家里，我常常帮妈去照顾他。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发现妈对宛叔的感情胜过对爸的。
——这一发现，让我难过了挺长时间。
宛叔身体复元后，我们又张罗着搬家。我们后来搬的那个市区，离宛叔的厂特别远。这对宛叔来我家太不方便了。大家明白，目的是为了消除些影响——小五快出生了。
其实，人这动物是在实践中增长智能的。
十年后，当我也做了母亲才懂得，一个孩子的生命对于生育他的父母以及他自身至少有三份重要意义。这绝不仅仅是传宗接代意识，而是这生命对另两个、另一些生命的激发与激励。五弟燕生的出生告诉了我这些道理。说来，我也怀疑过自己，我何以对这个“小杂种”（这只是存留在我心底的一句善意的谑骂）的出生，这么关切甚至可说是企盼呢？难道我不觉得“他”是我们家的一份耻辱吗？难道我不晓得他可能给我们家、给我和妹妹弟弟带来很多麻烦吗？难道我不晓得他的出现将对我们的心理是一种强迫性的认可吗？是的，这些我比谁都清醒都知道，我想到过许许多多。可不知怎么，我就是盼这小子的到来，甚至冥冥中觉得他在喊我“姐姐”，让我接待他，向我爬过来；弄得我又气又急。
——现在想来，或许因为他在妈肚子里太沉重的缘故吧？我说不清楚的。
记得小五出生那天，我和宛叔一起守候在产房门口。宛叔的激动是显见的，尽管他是个沉闷的人，而且在我面前似乎也有所顾及。只见他一个劲儿看表，看墙上的又看腕上的；又一个劲儿抽烟，一会儿上厕所抽一会儿又到走廊那边窗口去抽，可没抽上半根又赶忙掐灭返回产房这边来守候。我看在眼里只觉得好笑；当然，我心里也有一丝凄然。这时，倒让我想起爸这两天里那不知愁的情态了。爸竟悄悄对我说：“英子，你看着吧，将来给小五上户口，你妈和你宛叔还得来求我——”。爸说这话时，有一股孩子般的得意洋溢在他皮肉透明的瘦脸框上。我瞅着爸，心里不知是些啥滋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家除了二妹略显无所谓，几乎没人不盼望五弟——这个必然的家庭成员的早日到来。
小五燕生出生了。这个皮肤微黑的8斤多重的胖小子，脑型明显的跟我跟二妹四弟不一样，是典型的尖头顶扁脑勺，是标准的东北人脑型。这一点我们看在眼里谁也不肯说出来。这个注定要夺得我们全家爱的小五，给家里带来一度少有的欢乐与和谐。妈跟宛叔自不必说，就是我跟二妹也十分喜欢他。小五的凸现，确凿地勾勒出我们这个复杂家庭的真实面目。他的凸现与存在，几乎让你恼都恼不起来。不知为什么？我对五弟一直比对四弟还亲，好像觉得我就应该对他尽一份什么莫名的责任似的。我常为此而默自苦笑。
五弟的户口是爸亲自出马给办的。
那些天，宛叔更是喜欢得不得了。有时轮他上夜班，他顶着老北风也要连夜骑几十里单车赶回家，哪怕就是趴在门窗上朦朦胧胧地看孩子一眼，隔着窗听听他的叫声也好。那些日子里宛叔显得特别高兴，也精力十足；他拆了一台旧自行车，又在厂里焊了个架子，想法运回来，组装了一辆能推的轮椅车。爸坐上去觉得挺美。那一天，是我推爸去那每月只给他20元救济金的糖业烟酒公司的。在办公室里开介绍信时，有几个老熟人开爸的玩笑，说：“老傅，你工作不能干了，在家里搞繁殖可挺在行的，而且硕果累累，还净生带把的（指男孩）——”爸立刻板着脸回敬：“怎么？不允许？你们当着我女儿就少说这种屁话！成不。”众人哈哈着不吱声了。记得从那时起，才有“计划生育”的提法。
后来，我又推着爸去了派出所……
是的，跟社会上其他家庭不一样，我们这个家庭确属另类。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应对着身边周围的一切，以求自己的生存。这种存在的对与错，早不重要了。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包括爸和妈；这里只有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那就是宛叔；可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当初不是宛叔进入了我们家，我们这个家还能如此完整地存在吗？我和二妹四弟能一直上学读书吗？爸还能一直活到现在吗？是的，我们家每个人心里都很明白，当然有时也很别扭。可这就如爸常说的一句——“半斤的命争不得八两”。我们这个家，宛叔五弟的存在，早超出我们的意识认知并融入我们的意识认知，就像我见过的一个我的同学齐刷刷地长着十二个脚趾头一样，可平时没人认为她是跟我们不同类的“怪物”。
说来，若不是上世纪80年代平地冒出几件事来，宛叔和五弟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是的，我们常常赞许现代文明，认为这是人类发展泽报后世的光辉。可我却知道人类的现代文明是有很多不和谐之处的；这是没有亲历过现实磨砺的人，无法悉知的。那年，二妹处了个男朋友。一年后，两个人正要结婚。男方的母亲突然对我家的“复杂”提出质问。据说，她有位同事曾是我家老邻居。二妹生性懦弱，这事她如何能说得清呢？于是，哭鼻子回家来。接着，婚事吹了。我们家又陷入内乱爆发前的阴沉中……这次，我是冷静的。我对二妹说：“人的命运——-父母、家庭、历史，难道允许我们选择吗？小纪能为这事跟你吹，说明他压根儿就不爱你。有什么可留恋的？你不该怨天怨地回家找原因。这事上不存在自我批评……”二妹一向听我的，没在家里闹。听妈说，宛叔为这事几宿都没睡好觉。半年过去了，二妹又谈个朋友。死丫头这回聪明了，干脆搬到外面住不回来了，男友也不往家带。这弄得大家更不自在。细想，这比她大吵大闹一通还严重。
后来，四弟谈了个女朋友。不知从什么渠道，那女方家又听说我们家的事了。在一次闲聊中，对方微妙地向四弟发问。四弟是个愣头青，当即以什么“隐私权”“无可奉告”之类回敬了人家。女朋友很快告吹。四弟虽显得蛮不在乎，也没向家透露什么。可我们大家的敏感猜测，倒把这事的实质浮泛出来。这年宛叔才48岁，他是重体力工种，退休还差两年多。他开始办“病退”了。可病退是要少拿许多退休金的。他对妈说：“不能因为我，耽误了孩子们的婚事。我还是早点回东北老家的好。”这话让我对宛叔更敬重。
其实，若不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宛叔还不至于离开路城。
一天，也不知哪块祥云飞来——路城市妇联忽然把我家列入全市“五好家庭”的评选名单中。理由是我们全家27年如一日侍候着瘫痪的父亲，使其健在。另外，我家子女4人，均属奉公守法公民，无劣迹。紧接着日报晚报、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竟应接不暇地在我家折腾了一个多月。我们预感到这事可能会出大麻烦。妈和我竭力抵制着，可我们毕竟玩不过那些无孔不入的“无冕之王”，他们动用各种“武器”和“战术”，攫取了他们需要的东西，而后利用媒体扩大战果……可还没等他们把战果消化完，他们的同行、对手、第一回没挤上餐桌的冷眼旁观者，从他们的牙慧中嗅到新的肉香。于是，又一批大小报记者带着所谓新视角卷土重来到我们家……这后一批人，竟改掠夺为偷窍……不久，宛叔和五弟的事被他们结结实实地抖搂出来，并以此作为打击他们前一批同行的重磅炮弹。一时间，路城有一半人在咀嚼起我们的家事了。而市妇联评我们“五好家庭”的事竟变成我们家有意搞欺骗……又过了几天，我们家里又来几位衣冠楚楚的律师大人。他们的说法更让我那早落伍时代的老爸老妈目瞪口歪了——律师们动员我家跟记者跟各媒体打官司，告他们侵犯“隐私权”并且说可以讨要几十万的赔偿金等等……我们拒绝了。
这半年多“风云际会”，我们家经历着比红卫兵的闯入更难堪的状况。大有十八级台风把人吹到半空中之感。所幸的妈是文盲，爸成天躺着。他们几乎不知道多少外面的事。可宛叔就不同了。他有单位有组织有同事，又是厂里的老师傅，各种伤害他的风声舆论都能吹到他身上。他承受着比我们姐弟更重的社会压力。只是，他一句都不跟我们说。
那年年底，他的“病退”终于办下来了。
他执意要走，我们也没太挽留他。最后是妈决定让五弟燕生跟他走。
离别是痛苦的。妈跟宛叔的离别，我们没看见，也不愿去想像。但五弟燕生跟我们的离别，是难以忍受的。尤其是妈妈……那年燕生才15，我没法想像他跟宛叔爷俩一起将如何生活……送别宛叔的家宴是四弟张罗的，在一家饭店里吃的。爸自然没去。我们语言谨慎但又十分真诚的向宛叔敬酒，又不住地安抚着妈和五弟。这时，我蓦地想到——这么多年来，宛叔其实就是我们的父亲。他这两年里迅速苍老的面颜，印证了他把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我们这个家，献给了我们。而他对妈的情意，已经超出了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可能给予的。只是我们碍于社会流行的观念，愣不认真承认这一事实罢了。我为自己有这样的醒悟而高兴，也为我们没法抗争舆论没法让宛叔继续留在路城留在我们家而遗憾。一个人的一生可能有种种的书写方式，宛叔一生却是这样书写的；我真不知道也不敢去问询，他对跟妈的结识跟我们这一家人的缘分到底后悔与否？不过，当我在一瞥间看见他跟燕生低语着什么的刹那，我从他近于木纳的脸上看出一丝自得。我随之心安了许多。
不过，宛叔和五弟走后妈却一下子衰老许多。我们看在眼里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