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根据来自毛泽东，包括“宋朝的宋江、方腊”在内的“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投降主义的宣言书，根据同样来自毛泽东，“《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我却以为，《水浒传》是一部腐败全书。
《水浒传》以北宋末年为背景，但小说并非史书，当然不好说北宋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本文只以小说为蓝本，而不管作者所指到底是“汉朝君”，还是“晋朝臣”？
《水浒传》问世以来，批评者代不乏人。明代批评家余象斗在评林本《题水浒传叙》中，对小说的时代背景作过如下描述：“宋德衰微，乾纲不揽，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同代另一位批评家李卓吾则指出：“宋室不兢，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忠义水浒传·序》）在这些评论者看来，北宋末期虽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这个执政集团绝对不是一个清廉政府。笔者所谓《水浒传》是一部腐败全书，是说小说中的徽宗政权集中了政治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狱政腐败、社会腐败于一体，外表光鲜的宋朝花世界，已呈现出“金玉其外，败絮其里”的特征。
一是政治腐败，浮夸伪饰。《水浒传》并非北宋末年的全景图，由于梁山人物的活动背景置于宣和年间，势必涉及当时的皇朝政治。杨志去东京跑官，路经梁山，与林冲有过一番拼杀，他在叙述自身经历时说，他曾任东京殿司府制使，“道君（宋徽宗）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第十一回）杨志的一段话竟然提到徽宗皇帝的两大“政绩”，一是“万岁山”，一是“花石纲”。“万岁山”是一实体工程，“花石纲”是一物流系统，后者主要保证前者的原材料。如同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刚刚吃了几天饱饭，刚刚获得几天喘息，马上就以为进入了太平盛世，下意识地产生了英明领导、事业辉煌的虚幻与浮夸。“万岁山”就是宋徽宗以“举国体制”打造的一个巨大“盆景”。这项工程在政和七年（1117年）动工，宣和四年（1122年）落成。因此山坐落在开封之艮位（东北方），名为艮岳，又称寿山、寿岳。因艮岳的正门名华阳，也叫华阳宫。为了保障这项重点工程，朝廷在苏州专门设置应奉局，专事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经由水路，运往京城。这些船队，十船一组，称作一“纲”，此即“花石纲”之由来。一位生于两宋之交的文人张淏写道：“灵璧太湖诸石，二浙奇竹异花，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异木之属”（《艮岳记》），都成为搜求强夺之目标，侵扰范围之广，远不止于东南江浙一带。官方在征集奇石异木过程中，不惜破屋坏墙，践田毁墓，致使天下萧然，民不聊生。正如张淏所记，“所费动以亿万计，调民搜岩剔薮，幽隐不置，一花一木，曾经黄封，护视稍不谨，则加之以罪，斫山辇石，虽江湖不测之渊，力不可致者，百计以出之至，名曰‘神运’，舟楫相继，日夜不绝”。由此可见，花石纲的规模与张力。为保障花石纲的运输，事关国家民生的漕运被排挤，漕船和商船被强行征用，建好万岁山成了最大的政治。万岁山果然不凡：“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奇花美木，珍禽异兽，莫不毕集，飞楼杰观，雄伟瑰丽，极于此矣。”（张淏《艮岳记》）身为才子的宋徽宗如此盛赞万岁山美景：“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胜绝。”（《御制艮岳记》）可惜好景不长，这项历时六载，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竣工未久，即遇金兵进犯。刚刚继位的钦宗皇帝，在金兵围城的危机关头，命取苑中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之汴河，并拆屋为薪，凿石为炮，伐竹为笼篱，又取大鹿数百千头杀之以饷卫士。至都城被攻陷，居民皆避难于寿山、万岁山之间。蜀僧祖秀写道：“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与排墙，避虏于寿山艮岳之颠。……明年春，复游华阳宫，而尽废之矣。”（《华阳宫记》）形象工程倒塌了，北宋政权灭亡了，可悲也夫！王朝的追慕虚荣、好大喜功，为下属官员投其所好、献媚奉迎提供了契机。如同铜板的正反两面，追慕虚荣、好大喜功往往与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互为表里。“宣和六贼”把持朝政，互相包庇，沆瀣一气，报喜不报忧。童贯两征梁山，损兵折将，大败亏输。高太尉道：“枢相不要烦恼，这件事只瞒了今上天子便了，谁敢胡奏?”蔡京则说：“你折了许多军马，费了许多钱粮，又折了八路军官，这事怎敢教圣上得知？”（百回本第七十八回）高俅舟师并进，对梁山发动了三次进攻，均遭惨败，高俅自己也当了俘虏。他被放回东京后，隐瞒真相，闭门不出。虽然当时没有报刊可查、网络可封，但却挡不住“恶事传千里”。浪子燕青通过妓女李师师见到皇上才道破实情，徽宗皇帝感叹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贯回京时奏说：‘军士不伏暑热，暂且收兵罢战。’高俅回京奏道：‘病患不能征进，权且罢战回京。’”皇上倒不如妓女有见识：“陛下虽然圣明，身居九重，却被奸臣闭塞贤路，如之奈何？”（百回本第八十一回）
二曰吏治腐败，任人唯亲。按说，对于皇权专制政体，这原本算不了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都是赵家的私产，让谁做官，做什么官，做多大官，都是赵家的私事。即使是朝廷命官，也不过赵宋朝廷的管家或私役。其实，即便朝廷为一姓之“家天下”，也不希望江山社稷在本届政府手中关门歇业，不仅有着“二世三世、万世延续”的远大理想，既得利益集团也怕失去养尊处优的种种优惠与途径。然而，从古至今的道理，开国君主，励精图治，比较自律；后世子孙，坐吃山空，不懂珍惜。在这个阶段，皇上用人不再是为了国祚永续，皇权永固，往往安排一些驯服听话、奉迎媚上的“圈子”或“裙带”。北宋时期的府州大抵相当于今天的地市。在小说中，许多地市一级的干部，大都是中央领导的亲眷或家族。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皇帝慕容爱妃之兄，江州知府蔡得章是当朝太师蔡京之子，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则是蔡京的乘龙快婿。那位只知姓贺不知其名的蔡京门人，也被委任为华州太守。高廉因系殿帅府太尉高俅的叔伯兄弟而做了高唐州知府，程万里因曾在童贯府中当门馆先生而成为东平府太守。这些官员的贪腐劣迹兹不赘述，可参看拙文《朝里有人的地市官员》。北宋末年，欲在官场谋个一官半职，有亲友者投亲友，有裙带者攀裙带，无亲可投，无裙可攀者，就只有买官了。杨志只因时运不济，黄河翻船，失陷花石，而畏罪潜逃。朝廷赦免后，他不顾山遥水远，赶到东京，把辛苦积攒的金银财物，买上告下，试图官复原职。钱花光了，官没谋成，反而被高太尉臭骂一顿赶出殿帅府，落了个人财两空。（第十二回）下梁不正往往由上梁所导致。高俅这样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走了“小苏学士”、“小王都太尉”（ 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小舅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的门径，于是飞黄腾达，一步登天，竟然成了北宋朝廷的最高军事长官。高俅之所以成了气候，与当时的制度密不可分。正如金圣叹所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岂可得哉!”皇权专制本身就是家族政治，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使得北宋官场腐败丛生、污浊不堪。金圣叹针对高廉及其妻舅殷天锡倚仗高太尉的势要在高唐州“无所不为”时指出：“高俅无所不为，犹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不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又复无所不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又复无所不为，不可限也；高俅伯叔兄弟之亲戚，又当各有其狐狗奔走之徒，又当各各无所不为，胡可限也？……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可限之儿肉，填不可限之鸡壑，而欲民之不畔，国之不亡，胡可得也？！”
三曰司法腐败，徇私枉法。在古代中国的皇权社会中，各级政府既是行政机关，也是司法机关。从古装电视剧中可以经常看到古代官员坐堂问案的场景。坐堂问案是审判机关的职能。因此可以说，封建专制政体的特征之一就是行政、司法合一。先不说皇权法律的“私”法性质，地方官员也基本上将法律作为谋取私利之工具。阳谷知县因收了西门庆的银子，尽管武大郎被害证据确凿，却不肯立案，终于迫使武松走上了杀人维权的“非正当途径”。负责审理此案的东平府尹陈文昭，只因对武松的些许好感，遂勾结省院刑部，上下其手，在司法文书上作手脚，武松的死罪变成了活罪，只判了刺配孟州牢城。那位“为官清正，作事廉明”的郓城知县，在宋江杀害阎婆惜命案中，官官相护，故意纵放，真正的杀人凶犯宋江逃之夭夭，却将旁观者唐牛儿作了替死鬼。县级官员如此，府州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作为孟州驻军军官的张都监、张团练，勾结黑恶势力，为争夺快活林，当了蒋门神的保护伞。在北宋司法腐败的链条上，小说中有两类人体现的更为直接与明显。一类是当案孔目。孟州的叶孔目之于武松案，登州的王孔目之于解珍解宝案，大名府的张孔目之于卢俊义案，都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以游戏法律程序，玩弄法规律条为能事。只有开封府的孙孔目在林冲一案上，其表现尚可圈点，他不仅一语道破了北宋司法的实质，而且对林冲本人以实际帮助。再一类是押解公差。如果说押解武松的公人是出于敬佩武松的为人而不曾为难于他，押送宋江的张千、李万因收受了宋江的银子而擅自为其开启枷锁。江州知府查问时，两位公人还曲为遮掩，“于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湿坏了。”（第三十六回）最为恶劣的押送公人是董超、薛霸。林冲、卢俊义充军均由此二人负责押送，因分别收受了陆虞候、李固的贿赂，一路之上对林、卢二人百般折磨，图谋陷害，只因鲁智深、燕青的及时出现，二人最终死有余辜。通览全书，最大的司法不公体现在林冲冤案中。高俅作为北宋最高军事长官，只为满足养子霸占林冲之妻的邪恶目的，竟然对林冲栽赃陷害，并对具有管辖权的开封府颐指气使，直接干预案件的定性与程序，不仅酿成了《水浒传》的最大冤案，而且在林冲刺配沧州之后，又几次三番派人谋害。正是由于高俅的徇私枉法，才制造了一起名副其实的“逼上梁山”。有执法权的如此，无执法权的也是如此。武松孟州入监，施恩为之上下打点；宋江郓城杀人，朱仝为之上下打点；宋江充军江州，吴用为之上下打点；卢俊义北京蒙难，柴进、李固都要打点，不过，一个是要他活，一个是要他死。只要有案子，就会有打点；只要有打点，就会有冤案。每起案件，都会有涉事官员盆满钵满，都会有无辜百姓啼饥号寒。
四曰狱政腐败，黑狱邪恶。狱政腐败是司法腐败的组成部分。由于在小说中狱政腐败特别突出，有必要对此单独提起。狱政是司法体制的基层单位，大体限于牢城营内。书中有一段韵语专门描写了监狱的恐怖：“推临狱内，拥入牢门。抬头参青面使者，转面见赤发鬼王。黄须节级，麻绳准备吊绷揪。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锁鐐。杀威棒，狱卒断时腰痛；撒子角，囚人见了心惊。休言死去见阎王，只此便为真地狱。”（第十二回）狱政腐败的人格化是管营、节级与差拨，他们是北宋司法体制的末梢神经。不过，这些人决不可小觑，所谓“县官不如现管”，任你是高官富商，任你是英雄豪杰，一旦落到他们手中，不死也会脱层皮。宋太祖武德皇帝当初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新发配到牢城营的囚犯，都必须打一百杀威棒。这个规定不仅赋予了管营、差拨合法的加害权，也为其榨取钱财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间。打与不打，打轻打重，端看孝敬的银子是否到位，以致于这种银子成了“常例钱”。林冲刚被押入沧州牢城，同监犯人就告诉他：“此间管营、差拨，都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个七死八活。”（第八回）果不其然，林冲只因掏银子的动作慢了半拍，就被差拨骂了个狗血喷头。银子刚刚到手，马上变换面孔。林冲这个落难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不禁感叹道：“‘有钱可以通神’，此言不差！”（第九回）武松被押到孟州牢城，从囚徒那里得知一个杀威棒之外的黑刑：“他到晚把两碗干黄仓米饭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去土牢里，把索子捆翻，着藁荐卷了你，塞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土布袋。’”（第二十七回）这比“躲猫猫”、“喝开水”可就恐怖多了。这个施管营不仅在开发黑狱方面不乏创新思维，而且纵容其子非法经营。只因碰到一个拳头、后台更硬的蒋门神，武松这个囚犯才被当作打手来利用。（第二十八回）北宋监狱管理人员的权力有多大，在江州牢城节级戴宗身上得到了验证。戴宗尚未认出宋江之前，只因宋江没有及时送上“常例钱”，于是有了如下对话——宋江说道：“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戴宗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到得该死。”戴宗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第三十八回）即便是黑狱也可卖放人情。林冲是高俅制造的千古冤案。然而，从形式上毕竟代表了国家权力。只因柴进的条子加银子，太祖武德皇帝定下的规矩（杀威棒）就被豁免。高俅作为中央大员，他的条子加银子显然更值钱，陆谦一个招呼，林冲险些葬身于草料场的火海之中。
五是社会腐败，官匪同流。所谓“社会腐败”，其实不确，本意是指腐败已经超出了官场的范畴。只得姑妄言之。三阮上山之前，属于典型的草根阶层，受尽官匪双重盘剥。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梁山草寇占山为王，对三阮的生活影响很大，阮小二却说：“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第十四回）可见，“苛政猛于虎”并非妄言。何涛带人缉捕劫持生辰纲的要犯，晁盖等人藏身石碣村的芦苇丛中。官兵一到，首先抢劫民船（第十八回）。金圣叹就此批道：“今读何涛捕贼一篇，……夫未捉贼，先捉船。……殊不知百姓之遇捉船，乃更惨于遇贼，则是捉船以捉贼者之即贼，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也就是说，在百姓的生活体验中，官匪原本就是一家，官府对百姓的祸害，一点不亚于盗匪。偏偏在《水浒传》中，官匪勾结、警匪勾结司空见惯。小旋风柴进身份特殊，他本是大周皇帝柴世宗的子孙，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了皇位，便给柴家敕赐丹书铁券，罪不加身。柴进利用这一特殊身份，专一结交犯罪分子，且与水泊梁山来往密切。用他的话说，“遮莫做下十恶大罪，既到敝庄，俱不用忧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务，柴进也敢藏在庄里。”（第二十一回）宋江、武松犯罪后都曾受到其庇护，他甚至为林冲开具了上山为寇的介绍信。梁山泊后来成为朝廷心腹大患，柴进罪莫大焉。我们说朝廷官员腐败，其实梁山中人也绝对不乏腐败分子。宋江、朱仝、雷横、戴宗、李逵、蔡福、蔡庆等人，哪个不是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残害百姓？宋江本是郓城县押司，大小也是个公务员。宋江专一结交盗匪山贼。晁盖等人劫持生辰纲事发，济州府派人督办缉拿，宋江不是恪尽职守，协助破案，而是快马加鞭到东溪村通风报信。晁盖一伙落草为寇，宋江仍然与之联系密切。朱仝、雷横曾是郓城县都头，大约相当于公安局长或刑警队长。警匪勾结，吃拿卡要，早已司空见惯。晁盖等人劫持生辰纲，犯下弥天大罪，朱仝、雷横在实施抓捕时，却争先纵放朝廷要犯。戴宗原是江州两院节级（相当于监狱长），宋江被刺配江州，戴宗见有老友吴用的关照书信，不仅不把宋江当作囚犯，还整天与之称兄道弟，觥筹交错。
2014年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