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清廷向进入中国的各国列强宣战，即意味着向当时世界上11个帝国主义强国宣战。对外宣战自然是国家的战争行为，这意味着上述各国都是中国的作战对象，都是中国的敌人。只在几年前，一个向来被中央帝国视为蕞尔小国的岛夷就把满清王朝打得割地赔款，何况挨打之后尚未恢复的病弱之躯竟敢以一敌众与世界为敌？这样的决策当然是十分鲁莽、愚蠢和不理智的。
从逻辑上说，慈禧太后作为清廷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既然颁布宣战诏书，并向各国提交宣战照会，清廷即与上述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既是国家层面的战争行为，自然要进行战争动员，只有动员一切战争资源，举国一致，同仇敌忾，战争或有可能坚持下去。而慈禧太后只是出于个人权力的野心与私利，以社稷家国作赌注，以亿万国民为代价，骄狂蛮横、盲目冲动，这样的结局不问可知。
对外宣战之后，战局非常不利，先是大沽炮台失守，继之天津城区沦陷，接着北京皇城沦于敌手，前后不过56天。战前，京津及直隶地区的清军超过11万人（这已是一支装备近代武器并经过新式训练的国家军队），加上10余万手持冷兵器的义和团，在两万多缺乏统一协调与配合的八国联军的进攻面前，竟然丢盔卸甲，丧师失地。
慈禧太后发布宣战诏书之后，并不是没有战争准备。在战争资源的整合上主要有两项：
一是向义和团颁布嘉奖令，"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着先行传旨嘉奖，将来事定后，再行加恩。"（《清史编年》第十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96）同时向地方官员下达指令，"此等义民，所在多有，各省督抚如能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同上）此项举措，颇有"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气概！
二是向地方大员下达谕旨，迅速调兵勤王，星夜兼程，驰援京城。6月23日，朝廷下旨，着（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蔚霖、湖南巡抚余廉三等，"遴选统领，迅速拔队星驰来京，毋稍迟缓。"（《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页613-614。此书以下简称《续编》）次日又下令陕甘总督魏光焘"迅速挑选步队六营、马队三营，星夜兼程来京，勿稍刻延。"（同上书，页615）
在清廷紧锣密鼓准备战事之际，6月23日，作为地方官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却提出了与朝廷根本分歧甚至完全对立的建议--与列强议和。（《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179。此书以下简称《史料》），显系严重缺乏全局观念，当然不利于战局统一。
6月24日，掌控铁路、邮政的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居然致电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明确建议他们不要参战。他建议压下宣战诏书，"趁未奉旨之先"，由地方官员与各国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清史编年》第十二卷，页198）正是从此时起，盛宣怀成了"东南互保"的策划者与联系人。
6月25日，盛宣怀再次致电上述地方大员，为应对当前局势，"今为疆臣计，如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为取得实施"东南互保"的"合法性"，他制造了这样的借口："初十（6月6日）以后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同上书，页200）言外之意，朝廷这个阶段的诏书有许多是伪造的，决不能执行，而他们的东南互保方略，都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同日，李鸿章也对与列强作战采取了反对态度，理由如出一辙，"廿五矫诏（指宣战诏书），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同上）这些地方大员把朝廷上谕宣布为"假圣旨"或"乱命"，从而把拒绝执行诏书，违抗中央决策，赋予了合法性。次日，上海道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张之洞，即背着朝廷，与列强正式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南互保"。
6月25日，慈禧太后针对各省督抚反对开战的尴尬局面，一方面解释其"不能不战"的苦衷，一方面命令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最后竟以皇权相威胁，"如有疏失，惟各该督抚是问。"（《史料》，页187）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没有了一言九鼎，定于一尊的圣母雌威，对于她的谕旨，地方官员明拖暗顶，甚至公然拒绝，致使这个垂帘听政几十年，向来口含天宪、傲慢骄横的老女人颜面扫地。
从盛宣怀的动议，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实施，"东南互保"影响不断扩大，范围迅速推展，很快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都纷纷加入这一协议。就其实质来说，"东南互保"已经不止于东南半壁，满清帝国南部的广大区域，都拒绝了朝廷的旨意，实行了与朝廷完全不同的方针。
6月27日，刘坤一、张之洞再次要求朝廷转变方针，并公然批评朝廷疯狂、冲动的开战决定，"窃谓此次大患，在与各强国一齐开衅……"奏折分析了双方力量对比，"拳会仅恃邪术，各国非比流寇，虽幸获胜仗，各国断不甘心，势必增调重兵报复……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让一国，不胜不止，……一旦兵败拳散、各国大队直入京城，宗社乘舆，何堪设想!"（《史料》，页194）这个判断是客观冷静的，50天后，战局的发展不幸应验了。
6月29日，内外交困的慈禧太后，眼看各省督抚抗旨不遵、见死不救，深知京城兵勇黔驴技穷、难以自保，她已经顾不得几天前"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气吞万里如虎"，只得低下硬挺的脖子，向已经枪炮相加的"境外敌对势力"解释自己的"迫不得已"。她当然不能承认她的狂妄宣战是因为列强要她"归政"而动了她的奶酪，而是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她刚刚表彰的义和团身上。她十分真诚且谦虚地指出，"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史料》，页203）其中的关键词只有一句，向各国开战的昏招，是"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同上）
7月3日，内无斗志、外无救兵的慈禧太后，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再次转过脸去与侵略者套近乎。她对俄国说，我们两国"立有密约，载在盟府"（1896年，李鸿章奉旨以向俄皇祝寿为名，与之签订密约，建立"联俄抗日"统一战线），"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她对日本说，我们两国都在亚洲，"休戚相关"，"排难解纷，不得不惟同洲是赖"；她对英国说，中国商务，英占七八，倘若中国不支，英国必然受损。（《史料》，页228-22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试图玩弄一些苏秦、张仪式的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式的小伎俩、小聪明，效果可想而知。
在当时的北中国，且不说惯于趁火打劫的俄国人，派遣17万大军迅速占领了遭其鲸吞残留的满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东北全境。在京津直隶地区，在八国联军的兵锋之下，朝廷的京畿卫队溃兵如潮，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望风披靡，清军将领聂士成战死沙场，直隶总督裕禄饮弹自尽。到达前线的勤王将军李秉衡兵败自杀。大清帝国的皇城沦陷了，皇太后拽着光绪帝惶惶如丧家之犬，向京城西北郊外仓皇出逃了。
皇城已被敌军占领，徐桐、崇绮这两位"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对于中国教民，"一经拿获，……立即讯明，就地正法"（《清史编年》第十二卷，页203 "义和团"式的满清重臣，大祸临头之时，双双自缢而死。真正倒霉的其实是京城百姓。时人叶昌炽在日记中写道："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孺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洋兵驱华人舁而埋之，畚锸既毕，即将舁尸之人尽行击毙，亦埋坑中。……大约禁城之内，百家之中，所全者不过十室。今高门大宅尚在，虚无一人，而遗尸未敛，蛆出户外。"（《缘督庐日记钞》）晚清名士罗惇曧写道："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所过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轂者，如行墟墓间矣。"（《中国野史集成》第48册《庚子国难记》，巴蜀书社，1993年，页313）皇城变成了一座鬼城。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犯下的滔天罪行，就是侵略者自己也不讳言。1900年10月22日，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中承认："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査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拳乱笔记》，中华书局，2009年，页55、58）
叶昌炽的日记不是用来发表的，因此记下了更加真实的史实与心境。在他笔下，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固然令人发指，统治者的卑劣行径同样令人不齿，"战局己成，生灵祸亟，一人一家不足惜，如庙社、生灵何？谋国者之肉其足食乎？"春秋时曹刿的名言"肉食者鄙"，两千多年后依然如故，这显然是对清廷统治者的严厉谴责。"嗟呼，今兹北方蠢蠢之民皆疯人也。执政亦疯人也。始为瘈狗，继为黔驴，卒至鼠窜猬缩，七国之师，长驱直入，无能以一矣加遗，殆疯人之不若矣。"（《缘督庐日记钞》）"北方蠢蠢之民"显然是指义和团，而"始为瘈狗，继为黔驴"岂不正是慈禧太后，"鼠窜猬缩"岂不正是对扔下京城狼狈逃窜的皇太后和光绪帝的生动写照么！
东南互保与京城不保，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是东南互保导致了京城不保，还是京城不保促使了东南互保？历史学者雷颐指出，当时，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华北地区清军和义和团奉旨与八国联军浴血奋战，东南地区却与"敌国"签约互不侵犯，共保平安。……正因为"东南互保"，才大体维持了东南半壁的富庶繁华，从而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并阻止了各国列强在长江流域燃起战火，扩大侵略。
首先，如何看待清廷的大局。慈禧太后一定认为，她才是中国象棋中的"帅"，她的存在就是大局，大局就是她的存在。地方督抚保住她的权位就是服从大局，地方督抚拒绝勤王，见死不救，就是抗旨违逆，不顾大局。地方督抚又是如何看待大局的呢？请看这样一段对话，刘坤一问张謇："两宫（太后与皇上）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张謇答："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同上书，页201-202）显然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不过，此时的京城已经沦陷，太后的大局已经不存在了。
其次，如何看待慈禧的皇权。清朝是皇权专制社会最后的余晖。此时的皇权实际上为慈禧太后所控制。慈禧太后这个老太婆，满腹充满了权力欲。无论是祖宗之法，还是家国之难，都要以维护她的权力为归宿。虽然她德不配位、不学无术，但她却精于权术。在晚清政治中，慈禧太后实际控制中国政治近半个世纪，虽称垂帘听政，其实是定于一尊。即使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仍然我行我素，唯我独尊。"东南互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在太后眼里，刘坤一、张之洞等几位汉族官员当然属于抗旨不遵的"大不敬"，是对满清皇权特别是对太后权力的极大蔑视，按照大清律是要杀头的。
然而，在太后和皇帝逃亡大西北的这一年另五个月中，正是由于"东南互保"的实施，才保证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稳定，世界上成群结队的帝国主义强盗才没有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侵略与进攻，不仅避免了千百万国人的生灵涂炭，也基本制止了列强（除了俄国对我国东北的侵略之外）对中国的瓜分狂潮。
1901年12月8日，《辛丑条约》已经签字，此时的中国国民，该赔款的已经写入条约；此时的清廷，该赔罪的已经考虑人选。终于保住了脑袋的慈禧太后准备"回銮"了。她在途中驻跸开封，即下旨奖赏应对庚子事件的有功人员:"现在大局渐定，回京有期。……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画，均属卓著勋劳，自应同膺懋赏。……两江总督刘坤一着赏加太子太保衔;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均着赏加太子少保衔;……"（《续编》下册，页1233）包括盛宣怀，他作为"东南互保"的穿针引线人，也被封为"太子少保"。这几位"东南互保"的主犯，不但没有受罚，而且受到重奖。中国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吊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