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清廷发布正式宣战诏书”（有人说，慈禧太后从未对列强宣战，清廷下发的不过是对内的战争动员令。本文采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史编年》的说法，参见该书第十二卷，页195）。这份宣战诏书写的理据充分，情辞感人，气壮山河，荡气回肠，在文字上深得古代檄文的写作要旨，“陈彼之恶，说此之德，晓喻百姓”的三要素体现的十分鲜明。
先看第一要素。“彼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162）
再看第二要素。“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当然不能少了圣母皇太后，“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同上书，页163）
再看第三要素。“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同上）
不特如此，这份诏书在澄清真相，论辩道义方面，也体现了相当的逻辑力量。然而，文件写的好，对于国家间的战争胜负来说，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这份诏书，无论在战略判断上还是在战术安排上，无论是对敌情把握上还是对我情估计上，无论是对官员的调控上（地方督抚拒绝出兵救援即为明证）还是对百姓的晓谕上，都出现了问题。
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悲惨的，先不说皇太后与光绪帝（载湉）扔下京城仓皇出逃，也不说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兵锋之下纷纷作鸟兽散，从根本上讲，满清王朝输给了当时在华的所有外国势力，被迫签署了空前苛刻、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不仅按照我国人口人均一两白银向对方支付巨额赔偿，而且利息沉重；不仅允许外国军队驻扎京城，俄国事实上乘机侵占了我东北全境，十年后满清王朝即土崩瓦解。
似乎所有的后果都是这份宣战诏书造成的。那么，这份诏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正式宣战之前，清廷曾四次召开御前会议，但始终缺乏对敌我双方战略态势、力量对比的评估与分析。即使光绪帝提及这一问题，一个傀儡皇帝的意见，很自然地遭到了无视。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光绪帝指出：“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当端王载漪极力强调利用义和团象征的“人心”时，载湉反驳道：“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清史编年》第十二卷，页191）可以说，在敌我力量对比上，经历过甲午战争惨败的载湉头脑还是清醒的。在第三次会议时，协办大学士王文韶不惧慈禧太后的雷霆之怒，冷静地建言：“中国自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财绌兵单，众寡强弱之势，既已不侔，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同上书，页192）这说明，在决策论证阶段，双方力量对比这一问题，并非没有提及，只是遭到了无视或忽视。
其实，分析一下宣战诏书的文本也不无意义。诏书虽然气壮山河，义愤填膺，但却缺乏一些基本要素。一国的宣战诏书所指向的，显然是矛盾不可调和的敌对势力。那么，清廷在向谁宣战呢？诏书却语焉不详。清廷将要与之开战的对象，诏书中只用一个“彼”字来称呼。从狭义上讲，这个“彼”是指来到中国的所有外国人；从广义上讲，这个“彼”则是指所有国家。清廷根据宣战诏书向有关方面发出的照会，指向的却是“各国”。地方督抚质疑“此次大患，在与各强国一齐开衅”（同上书，页202），隐含着对清廷的质疑与抱怨。清廷解释说：“此次中外开衅，……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同上书，页204）由此可见，朝廷虽然口头上称，“衅开自彼”，是敌人先打了第一枪，清廷的宣战是被动的，被迫的，被逼的，其实也默认，对外宣战是清廷的主动行为，也承认清廷是向“外”国或“各国”宣战。这个“彼”包含了“外”国或“各国”，这是一个十分广泛、十分笼统因而十分愚蠢、十分危险的称呼，这无疑于向世界各国宣战，与世界各国为敌，这与后来的“打倒帝修反”相比，打击面更大，树敌更多。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战略失误。
其实，对于这一重大战略失误与潜在后果，朝中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在御前会议上，慑于太后的淫威，未能充分表达意见。在宣战诏书颁布后一个月，他们联名上疏，试图挽回危局，对朝廷提出最后的进言。他们不便直接否定诏书的宣战对象——“彼”的称呼，而是借用义和团“灭洋”的口号，策略地提出见解。他们认为，朝廷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千古未有之奇灾。”话题一转，“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同上书，页215）晚年的慈禧太后，需要的是盲从与歌颂，根本不能容忍清醒与冷静，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太后宣战的牺牲品。
清廷向各国宣战，其决策过程到底怎样呢？从外部形势来看，从1900年初前后，聚集在北京周边的义和团四处散发揭帖，使在华外国人感到了威胁，“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挑铁路，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同上书，页175-176，页179）这些话并非说说而已，进入五月，他们即着手破坏京保、京津间的铁路、车站、电线等。五月中旬之后，在清廷上层的纵容与支持下，义和团大举进入京城，随之不断发生焚烧教堂、杀害教士、攻击使馆等事件，其中影响较大的几次行动，包括焚烧正阳门地区、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致使局势不断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清朝官军、义和团与借口保护使馆与教民的外国军队在京郊和城内发生了武装冲突。事态的最终激化，大体上以清军和拳民杀害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法国总领事杜兰士对大沽炮台清廷守军的最后通牒为燃点。
鉴于京城内外混乱复杂的局势，面对外国列强咄咄逼人的武力威胁，面对义和团这些难以驾驭的群众运动，对列强宣战这样的重大决策，并非慈禧太后拍脑袋的结果，也不是愚人节的恶作剧。然而，慈禧太后旨在决策“战和”的四次御前会议，并非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所有的建议与进言都要服从于她已经拿定的主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份宣战诏书是用和平、稳妥、理性的鲜血染红的。在这道上谕发出不久，曾上疏反对向世界宣战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联元、立山等五名重臣，即血洒紫禁城（同上书，页217、220）。
慈禧太后作出宣战决策何以如此固执与血腥呢?这与清廷内部的权力争斗直接相关。因素之一，载漪作为“后党”成员，试图借用外部势力挤掉光绪皇帝，好让其子溥儁——“大阿哥”早日登基。“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2007年，页60）这是他极力撺掇皇太后利用义和团挑起事端的真正动机。因素之二，则是一份根本不属实的四条“洋人照会”。从慈禧太后打算废掉光绪帝，从她亲自指令签署屈辱的《辛丑条约》，从她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见，促使她对外宣战的并非“指明一地，让中国皇帝居住；代收各省钱粮；代掌天下兵权”这三条。《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是当事人，他认为，真正使皇太后雌性大发的其实是第四条——“勒令皇太后归政”。（同上书，页62）由此可以想到，对世界宣战显然是一项血脉冲顶，怒火中烧的冲动决策，最后她激情地表白：“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同上）话说的悲壮、绝望，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况味。然而，她这是把国家和人民一起打包作为赌注。中国皇权社会这个最后的铁腕人物，其实是一个社稷、祖宗、百姓全然不顾的、一个“权令智昏”的昏聩而短视的老女人。一条虚假信息就使这个老太婆将整个中华民族置于近代世界历史的巨大屈辱之中，中华民族真是在劫难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