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只战役发生在广宗县，说件只不能不说广宗。在“壮丽七十年”里，广宗县不甚出名，但在古代这却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所在。在古代，这块地域叫“沙丘”。由于黄河流过境内，商纣王在这个生态丰茂之地设置过酒池肉林；战国时属赵国，以胡服骑射名世的赵武灵王在“沙丘政变”中饿死在沙丘宫；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最后一次东巡返程途中病死于此地，从而发生了史上第二次“沙丘政变”。
直到西汉平帝时期，皇室在这里设了一个封国——“广宗国”，才有了“广宗”这个名字。东汉末年，皇甫嵩在此发动广宗战役，一举歼灭了黄巾军主力，成为《三国演义》这部名著的开篇故事。史书上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其确指的地域就包括广宗（古沙丘）一带（《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1959年，页3263）。然而，氤氲在这里曾被曹孟德高度赞扬的河北民风，却被袁世凯大加诋毁，他向清廷如此描述，此地“民风素号刁强，盗贼尤为充斥，动辄聚众，治理綦难。”（《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页1359。此书以下简称《续编》）
件只村，位于广宗县城北35里。在我家乡东南方也只有一公里。改革开放前，件只村是人民公社驻地，现在是乡政府所在地。我的小学五、六年级（时称完小）就是在件只村读完的。也正是在小学六年级时，我赶上了邢台地震和“文革”爆发。因此，在件只村上学那段经历，对一个少年的记忆是深刻的。“件只”这个村名很奇怪，当地人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都说“件只”这个地名与“燕王扫北”有关（“燕王扫北”可能是“靖难战役”的错误表达），惨烈的战祸，使得这个村庄只剩下“人牛八口”。这就是“件只”这个村名不太确切的来历。
本文所说的“件只战役”，是指20世纪初义和团被八国联军和清廷联合绞杀之后，此地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清廷官军与景廷宾起义军之间的战役。对于件只战役，在我此前的阅读经历中没有什么印象，最近在翻阅中国近代史料时才得知这段史实。在时代背景上，这次战役涉及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在历史人物上，涉及慈禧太后与袁世凯。这场战役的核心人物则是广宗县一位当地人——景廷宾。
景廷宾系直隶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东召村人，1861年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他小时读过私塾，33岁中武举，在北京某王府担任“扈从官”，1898年因丁母忧回乡。景廷宾为人豪爽，惩恶扬善，广受乡里敬重。一些朝廷官员在奏折里也称景廷宾“平日本为乡里敬服。”（《续编》，页1521）就景廷宾本人来说，身有功名，家境殷实，并不具备反叛朝廷的政治、经济动因。景廷宾的铤而走险，极似于《水浒传》里的林冲，是“官逼民反”的结果。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不自量力，大发雌威，公然向全世界宣战，其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太后与皇帝弃城逃跑，俄国占领了我东北全境，清廷被迫与当时世界上的11个资本主义强国签订了《辛丑条约》。1901年9月7日，奕劻与李鸿章代表清廷在《辛丑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清廷偿付各国海关银4.5亿两（按当时的中国人口，人均赔付一两白银），从1902年起，到1940年止，在39年内全部付清，本息合计白银9.8亿两。
然而，深重的国难，似乎与慈禧太后这个肇事者没有关系，她照样养尊处优，奢侈糜烂。全体中国人民反而成了代价与韭菜。当时赔款，其实是两笔，一笔是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国家赔款”，一种是李鸿章以“乱由民作”（《续编》，页1535）为借口的“地方赔款”。李鸿章把庚子事变的国耻仅仅归咎于拳匪的盲目排外，因此要求义和团猖獗的地区，必须额外承担教堂、教士的损失赔偿。
由于当时列强之间的利益纠纷与勾心斗角，《辛丑条约》侥幸逃脱了我国国土被瓜分豆剖的悲惨命运，然而，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却是史无前例的，而制造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慈禧太后，不仅保住了脑袋，而且重操大权。晚清70年，是一部割地赔款的历史。然而，这次的赔款不一样，就是清廷自己也承认：“款目之巨，旷古罕闻；限期之迫，转瞬即届。就中国目前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页956）1901年十月二日，湖广总督张之洞鉴于赔款数额巨大，拟请各地督抚联合会奏清廷减免，他在电稿中指出：“各省分派赔款为数过巨，筹措万难。”“以民穷财尽之时，倘再尽力搜括追呼，以供外国赔款，必然内怨朝政，外愤洋人，为患不堪设想。”（《续编》，页1216-1217）张之洞的预感不幸应验了，景廷宾起义正是朝廷强行搜刮摊派的结果。
直隶（今河北省）是义和团的重灾区，因此，在“国家赔款”之外的“地方赔款”，摊赔最多，负担最重，各州县约1231万两，占全国地方赔款总额的55.26%（《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361）。清政府严令催逼，地方官不敢不办。因此，河北各地“反洋差”和抗拒“地方赔款”最为激烈。
广宗县摊派京钱2万吊。在民众抗议的压力之下，知县王宇均东挪西借、剜肉补疮，以缓解民怨。岂知在此当口，王宇均被免职，1902年9月，魏祖德上任，此人欲壑难填，借机敲诈，企图中饱私囊，从而引起全县绅民的公愤。各村联庄会推举广宗县武举景廷宾为全县联庄会（联庄会是当地地主士绅控制下的“保卫身家”的武装组织）总团团总，聚众抗拒“洋差”。此事惊动了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考虑到八国联军仍然驻扎在京津地区，慈禧太后即将“回銮”路经顺德府（今邢台市），袁世凯怕事情闹大，随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到广宗处理此事。顺德知府如松斥责了魏祖德的错误行为，恢复其前任的处理办法，与景廷宾等人商议协调，将每亩40文减为14文或谷子2合，不足部分则由自己捐廉补齐。景廷宾同意这一方案，矛盾本已得到缓解。
没捞到好处又丢了面子的魏祖德，却故意扩大事态，竟然强迫景廷宾一人承担全县摊赔之款，并秘密报告袁世凯派兵镇压。本已平息的官民矛盾，却因魏祖德的私欲而激化。由此可见，景廷宾起义的根本原因是“乱自上作”而非“乱由民作”。高润生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过一段公道话：“恐有不肖绅董，藉势作威，任情勒派，良民有此滋累，刁民即因此讹传，积衅之端，实由于此。”（《续编》，页1442）
接到广宗县官民对抗的禀报后，袁世凯采用了软硬两手：一面派大名、正定两镇练军前往“维稳”；一面对知县魏祖德撤职查办，并免去该县的摊捐款项。袁世凯的手腕，一方面瓦解了联庄会的斗志，另一方面，由于大兵压境，对景廷宾及东召村民构成了压力。1902年正月二十四日，清廷官兵对东召村实施了暴力镇压。一方是朝廷的正规军，一方是村民的联庄会，实力极其悬殊。面对清军的猛攻，景廷宾率众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撤出战斗。清军对东召村民实施了野蛮屠杀，甚至邻近的西召、板台两村也遭到洗劫。王乃征在奏折中称：“本年直隶之乱，始于广宗剿杀三村，……遂致板台屯、东召村、西召村三村之民，咸遭惨毒，奇冤莫雪。”（《续编》，
页1521-1522）崑岗则奏称：“枪礮齐施，瓦屋立碎，三村老弱妇女，同日惨死无孑遗。”（《续编》，页1470）袁世凯作为当事者，当然不承认，他向朝廷的奏报只是声称：“毙匪不过百余人，言者谓惨杀三村，未免骇人听闻。”（《续编》，页1537）
经过东召事件，景廷宾们终于认识到，百姓的苦难，不仅来自洋人，首先来自朝廷。景廷宾率众转移到巨鹿县厦头寺之后，决心拥兵自保，于是公开打出了“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旗号，并以联庄会为基础组成了起义队伍。清末思想家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明确指出：“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四卷，2014年，页184）而这正是景廷宾与义和团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此时，冀南各县义和团旧部纷纷加入，一倡百应，不期而至者三、四万人，他们的力量得到壮大，景廷宾自任龙团大元帅。
1902年4月23日，起义军在厦头寺对清军发起了首次进攻，清廷武卫左军一支100多人的小部队遭到起义军的歼灭性打击，击伤管带鲍贵卿，击毙清军50多人。此后，起义军纵横于直隶南部地区。4月25日，在威县境内击毙法国天主教神甫罗泽浦。4月28日，又攻击了威县张家庄教堂。起义军一度威胁到威县与广宗县城。此时的景廷宾部基本上是采取游击战术，直到当年五月才在件只村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景廷宾出身武举，懂韬略，会打仗，加之队伍迅速扩大，具有很强的反抗能力，“其人大抵善放鸟枪，能去人数十步之外”，“匪人类皆奋不顾身，枪如珠贯。”（1902年5月13日《申报》）说明起义军成员作战是很勇敢的。
由于事态迅速恶化，且涉及法国传教士被杀，５月４日，慈禧太后谕令袁世凯“迅即添派营队，将该匪首擒获，尽法惩治，并将余匪从速剿灭，务绝根株。”（《续编》，页1406）袁世凯在5月21日的奏折中，数次提到景廷宾避居“件只老巢”的情况。“景廷宾以广宗县属之件只村为老巢，……聚众已至两万余人。该逆（指景廷宾）伪号大元帅，……竖立师旗，文帖悖谬。”“该逆据守老巢，意在负隅自固，以逸待劳，其死党咸萃于此，而附近村庄多其援应，……”（页1429-1430）奏折对景廷宾的“件只老巢”是这样描述的，“贼巢树林深密，四面坚筑寨墙，高及一丈五尺，濠亦深宽，墙垛列排旗帜，寨门牢闭，密布枪礮。”（《续编》下册，页1430-1431）件只村乃至广宗县，都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腹地，一马平川，百年之后。即使我作为当地人，也很难想像百年之前景廷宾部构筑的“件只根据地”是怎样的。
袁世凯参与围攻件只的兵力怎样呢？一路由武卫右军、自强军、新军、练军等步兵、骑兵、礮兵等多兵种组成，约2000人，由武卫右军统带段祺瑞任总指挥，从省城保定南下。另一路由右军右翼第二营组成，从山东调来，会同游击马龙标部西上。两路大军从北、东两个方向对件只村形成钳形攻势。与此同时，八国联军也参与了对景廷宾部的行动。“四月初二日，德日两国驻京军队统领，派出士兵4000数百名，会同法军2300余名，于初三日由前门外乘火车，往冀州助剿广宗土匪。”（1902年5月20日《申报》）
清军对件只的进攻，从战术上讲，可称为集中兵力，斩首行动（捣穴擒渠）。“段祺瑞以二千数百人分三路进攻，张腾蛟步队居东，马龙标步队居西，礮队居中，分伏马队于左右两翼，”（《续编》，页1430）8月5日，袁世凯在为参加“件只战役”的官兵请功领赏的奏折中称，景廷宾“先肇端于巨鹿，嗣踞广宗之件只村为老巢，……诸军定捣穴疾趋之计，直进薄件只村，而附近村庄四面环列，皆其丑类，悬军深入，近于冒险。然不如是，则节节进攻，旷日持久，不惟多杀胁从，亦恐多损土卒，此不浪战之得策也。件只村深沟高垒，固守不出，以老我师，诸军蹈瑕猛攻，猱升肉薄，一鼓克之；幺麼窟穴，即日荡平。”（《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569）颇有得色！
5月8日夜，由步兵、骑兵、礮兵组成的清军从北、南两面将件只村团团包围，经过大炮几轮火力准备，步兵正面冲锋，马队两翼夹击，件只村承受了空前的压力。清军马队诱敌，义军不为所动，即双方展开礮攻。义军使用抬枪、土炮顽强反击。虽有“附近各村，竖旗助势”，但起义军毕竟抵挡不住清军的猛烈炮火，清军终于从东门突破，义军“犹复持械巷战，短兵格斗”。在遭受了巨大伤亡之后，景廷宾不得不率部突围。清军攻进件只村后，残余的义军与村民遭到了血腥屠杀。武卫右军统带段祺瑞，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得尤为恶劣，因而获得清廷的青睐，赏戴花翎，并授予“奋勇巴图鲁”称号。（《段祺瑞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页14）作为清军的重要战利品，终于从件只村南找到了法国传教士罗泽浦的尸骨（《续编》，页1432），也算袁世凯向清廷与法国的一个交待。
景廷宾率领残余部队转移到成安县（属今邯郸市），再次遭到清军“围剿”。起义军拼死抵抗，损失惨重。景廷宾转战到冀、豫边境的临漳县，身陷重围，弹尽粮绝，终于被捕。7月25日，景廷宾在威县被害，终年42岁。以景廷宾为首的直、鲁、豫“扫清灭洋”起义，坚持斗争不到半年，终归失败，（《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一卷，线装书局，2002年，页71）但它转战3省24县，沉重打击了垂死的满清政府，显示了中国人民对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的强烈反抗。
历史不是线性的，而是立体的。按照传统理论，景廷宾“扫清灭洋”的武装斗争，符合唯物史观和我党关于农民起义的政治定义，向来被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刘治襄先生作为吴永口述历史的记录整理者，曾经感慨地说：“其尤所不解者，自遭此次巨厄（指八国联军侵略北京），逼订片面和约，层层束缚，我四万万人民之自由生命，不啻已置于他人砧俎之上，择肥分鲜，听其宰割。全国民众，顾乃淡漠相视，一如越人肥瘠，萧然绝无所与。”（《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页165）正是景廷宾等人的奋起反抗，表达了民间对列强凌辱中国人民权益与尊严的怒火，也多少挽回了中华民族的一点颜面。
然而，在当时条件下，先是由于义和团肆虐京津，后由西太后莽撞宣战，所招致的八国联军侵华，不仅对满清王朝，也对中华民族构成了重大生存威胁。中华民族要向各国列强支付天文数字般的赔款，从此使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苦难深渊。景廷宾起义之际，《辛丑条约》刚刚签字，京津地区的八国联军尚有10余万人。这些外国侵略者以清除义和团残余势力为名，北至张家口，西到娘子关，南到保定府，四处侵犯，烧杀掳掠，甚至公然杀害清廷地方官员。此外，在《辛丑条约》的条款之中，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是触目惊心的，条约允许外国驻兵保护驻京使馆，“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条约允许外国控制北京至沿海地区（北至山海关，东至天津、塘沽）的交通；条约要求摧毁中国沿海的海岸炮台；条约对清廷实行武器禁运等（《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260），这些屈辱的条款，清廷只能屈辱地接受。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假如景廷宾起义，或如义和团鼎盛时期，或如太平军肆虐之时，特别是景廷宾在纲领上仍以“灭洋”相号召，甚至已有杀害法国神甫的具体事证。当彼之时，在满清朝廷已经无法保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八国联军会不会对我全境实行武装占领，对我国土实行裂土分赃？假如这些假设成为历史事实，就对国家、民族造成的危害程度而言，如何评价景廷宾与袁世凯，也许真的会成为一个问题。幸亏这只是一个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