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曾想到，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体制，最后的半个世纪，竟然被一个满族老女人掌握着最高权力。慈禧太后活了74岁，可以说是罪恶昭彰的一生；她控制朝政47年，则是实施其罪行的重要前提。出身“旗籍贫民”之家的叶赫那拉氏，不是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既没有学养，也没有亮节，甚至没有什么价值观，她一生却有两个强项，——“权”与“奢”，即精于权术，耽于奢靡，而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充分体现了“且以一人治天下，当以天下奉一人”的统治哲学，并把“国政就是家事，国帑就是家产”的“家国政治”演绎得出神入化。其精于权术的标志，是她多次发动宫廷政变，从其儿子与侄子手中攫取最高权力，垂帘听政，垄断皇权。其耽于奢靡的顶峰，是在其六十大寿期间，不顾清军在中日战争中节节失利，她挪用海军经费，铺排寿辰庆典，罔顾国家安危，无视民族兴亡，举国动员，泼天糜费，极其奢华地为自己庆祝生日。
这次祝寿到底挥霍了多少民脂民膏，其说不一，有的说预算了3000万两白银；有的说花费了1000万两白银；有的说是实际花掉了600万两白银。即使按最低水平来计算，这也相当于挥霍了一支北洋海军。即使如此，只是因为中日战争前线吃紧，许多庆典被迫取消，许多铺排被迫省略，这似乎扫了她的雅兴，冷了她的虚荣，老太婆很不高兴。1904年，她又要庆祝七十大寿。反清革命家章太炎套用他人为其题写的谀辞——“一人有庆；万寿无疆”，为她撰写了一副寿联：“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寿祝疆无。”其讽刺与鞭挞的力度，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庚子事变”也叫“义和团运动”或“八国联军进京”，发生在慈禧太后的六十与七十寿辰期间，虽然她身居九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她也并非总是随心所欲，也有“走麦城”的日子。1900年，她轻信列强要她“归政”（交出最高权力）的传言，轻信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恼羞成怒，怒血冲顶，愚蠢而莽撞地向世界上11个帝国主义强国宣战，兵败城破之际，她竟然带着光绪皇帝载湉仓皇弃城逃跑了。
那一天是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大雨如注。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圣母皇太后，带着皇帝离开了皇城与帝座，慌不择路，深一脚浅一脚地颠簸在崎岖山路上，满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惶惶若丧家之犬。8月17日，幸得怀来知县吴永在榆林堡接驾，饥寒交迫的皇太后，见到一个地方官，竟然如同乡村老妪一样放声大哭。
经历了两天逃亡生涯的慈禧太后，在吴永眼里，可怜复可悲。这个安富尊荣，锦衣玉食的皇太后，带着她的随从，如同一群难民，“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页56）
当年的唐明皇，逃亡途中为解皇孙的饥馁之苦，曾经客串过乞丐向乡民讨饭。此时的慈禧也顾不得地位与尊严，先缓解肚子的委屈再说。饥肠辘辘的圣母皇太后对吴永说，“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此间曾否备有食物？”一听吴永说还有溃兵劫后残余的一锅小米绿豆粥，竟高兴地说：“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已足，宁复较量美恶？”（同上书，页57）小米粥端进来，内监来要筷子，“仓猝竟不可得……太后命折秫秸梗为之。俄闻内中争饮豆粥，唼喋有声，似得之甚甘者。”（同上）
饥饿得到了初步解决，寒冷仍是个问题。京城沦陷之际，仓卒之间，慈禧与光绪扯掉了皇袍、御带、朝珠、缨帽之类的“正装”，随手换了几件下人的便衣，匆匆化装逃命，正如慈禧所说“那时一切衣服物事，都已顾不得携带，单单走了一个光身，一路踉跄步行。”（同上书，页100）虽说时在盛夏，无奈大雨如注，风吹湿衣，寒冷彻骨。慈禧可怜巴巴地对吴永说：“此行匆促，竟未携带衣服，颇感寒冷，能否设法预备？”听吴永说只有已故老母遗留的旧衣服时，皇太后竟十分满足地说：“能暖体即可。但皇帝衣亦单薄，格格们皆只随身一衣，能为多备几件尤佳。”（同上书，页58）吴永又为皇帝和格格找了几件旧衣，总算使太后、皇帝、格格们暂时摆脱了窘迫困顿之状。
“乘舆”离开怀来，继续“西狩”，一路之上，经宣化、过大同、越忻州、驻太原，最终到达古都西安，“行在”终于安全了。慈禧太后1900年10月26日到达西安，翌年10月6日启程“回銮”，驻跸西安将近一年。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在与各国列强的谈判中，按照她的旨意接受了有关惩凶、道歉、赔款、驻兵的各项苛刻条件，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一个月后，圣母皇太后准备凯旋回京了。
专制统治者是人民利益的敌人。慈禧太后的权欲与奢欲是难以改变的。说的文雅点，她决不会放弃“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奉一人”的基本原则；说的通俗点，专制皇权搜刮百姓，满足私欲是其阶级本性。吴永在怀来接驾时，慈禧方在逃难之初，四五乘轿，七八辆车，数百号人，七零八落，困顿不堪。太后“西狩”不过十四个月，“回銮”时的车驾已今非昔比。“乘舆”自西安返程，离开西安之际，“太后行李车，预备三千辆，金银、绸锻、古董、玩器，尚不胜载。”（《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65）在随驾的吴永眼里，“沿途千官车马，万乘旌旗，气象极为严肃，较来时光景，当然大不相同。”（《庚子西狩丛谈》，页108）
远在北京的工部尚书张百熙电奏，为了恭迎“西狩”归来的圣驾，除被义和团烧毁的正阳门城楼之外，仅整修午门至正阳门牌坊这一段跸路，就需花费“银十二万九千余两”。（《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1290）直接经办此事的直隶总督陈夔龙回忆道：“庚子京师拳匪之乱，正阳门城楼化为灰烬。辛丑两宫回銮有期，余奉命承修跸路工程。以规制崇闳，须向外洋采办木料，一时不能兴工。不得已令厂商先搭席棚，缭以五色绸绫，一切如门楼之式，以备驾到时借壮观赡。然费帑已数万金。”（《梦蕉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页63）这就是说，在慈禧返程之前，修复正阳门城楼，时间紧、任务重，根本来不及，为了满足皇太后追求尊严、崇尚奢华的施政风格，这位总督大人只得搭建席棚，伪造场景，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慈禧太后的虚荣。
吴永回忆录——《庚子西狩丛谈》的整理者刘治襄在记述两宫回京的盛况时这样写道：“既入永定门，遵新修御道，缓缓而行。日映鸾旂，风吹羽盖，天仗极为严整。沿途文武官弁，鸳班鹭序，东西衔接，皆鞠躬俯伏，肃静无声，但闻马蹄人迹，络绎不绝。”（《庚子西狩丛谈》，页156）这哪里是逃亡归来，倒好象凯旋回朝。作者感叹道：“……经年播越，劫后归来，城郭依然，人民如旧，两宫此际不知作何感想耶？”（同上）
刘治襄是一位文笔、见识俱佳的文人，他在书中发出的沧桑之感，至今读来，仍不免令人唏嘘，“两宫播越经年，仅得复还故处，绝不闻有盘庚呼众之矢言，汉武轮台之悔艾。地方官沿途供应，竞求华侈，雍容玉步，宛然如鸾辂行春、铙歌返阙之景象。于昔日之疮痍涂炭，皆已消弭净尽，不留余迹，一若未有其事者。以苟延为再造，以半主为中兴，欢笑漏舟之中，恬嬉危幕之上，是可异也。”（同上书，页156）
在刘治襄这番感慨里，“两宫播越经年，仅得复还故处，……地方官沿途供应，竞求华侈，雍容玉步，宛然如鸾辂行春、铙歌返阙之景象”是确实的，但说其“绝不闻有盘庚呼众之矢言，汉武轮台之悔艾”，或不免责之过苛，皇太后在逃亡途中及其回銮之后，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却带有应景与敷衍的特点，自然是令人失望的，比如推诿责任的“罪己”，言行不一的“变法”，大权独揽的“立宪”，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刘治襄称其“以苟延为再造，以半主为中兴，欢笑漏舟之中，恬嬉危幕之上”，并非无根之论。正因如此，不到十年，这个腐朽专制的王朝终于土崩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