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培训的宋山木早已锒铛入狱，但他创造的词语却成了“网红”。在搜索栏输入“正能量 宋山木”这俩词儿，百度就能给出“正能量”的最初来历，原来“正能量”不过是他骗奸女学员的借口。宋山木所谓的“正能量”，其本意竟是他射入女人体内的精液。 如此看来，“正能量”其实是令人恶心的、隐晦的流氓语言。恶心归恶心，在今天的网络上，它却成为官媒与“粉红”的惯用语。官媒与“粉红”代表了主流，即使不情愿，对这种语言也无法回避。今天的话题，同样要邂逅这类语言，文字别想成为“洁本”，只好忍住恶心，使用一下同样的用语。 当国家遭遇外敌入侵或个人遭遇外来压力时，“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些名言，反映的是凛然气节，体现的是冲天豪气，这些往往被说成“正能量”，因为这样一些精神、气质，代表了一种“民族精神”，体现了一种“英雄哲学”。的确，在我国历史上，每当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或政治迫害时，总有一些这样的英雄人物，比如西汉的卫青、霍去病，唐代的郭子仪、颜真卿，南宋的岳飞、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清朝的林则徐、冯子才等等。这些光彩夺目、彪炳史册的人物，尽管他们的精神和壮举影响很大，然而，就整个民族来说，他们毕竟是少数。 在我们民族的心理上，也有着渗入骨髓、根深蒂固的、丑陋的东西，比如，“有奶就是娘”、“好死不如赖活着”、“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当然也有的婉转一点，“宁作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种生存智慧或生活哲学，其实是十分庸俗、十分卑鄙的“汉奸哲学”、“奴才心理”，也可以说是“顺民习性”。这些当然要被算作“负能量”。在我们的国民中潜藏着这种心理的，就人数而言，远远超出那些英雄人物。 众所周知，在汉民族漫长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全局性的异族侵略或国家灭亡，那就是蒙古人灭亡南宋与通古斯人灭亡明朝。网上有一则资料——《盘点历史上十大著名屠杀：蒙古帝国大屠杀居首位》。蒙古帝国在崛起过程中，对欧亚大陆进行了极其野蛮的大屠杀。死在其铁蹄之下的各国人民数以亿计。据史料称，南宋人口当时近亿，在蒙古骑兵蹂躏之后，到元帝国初期，人口竟然减半。仅以蒙古军队在四川的大屠杀为例，1236年（宋端平三年），蒙古太子阔端率大军攻掠四川，竟然屠杀140万成都居民。明杨慎《全蜀艺文志》与《成都县志》都有记载：“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正因如此，在我国，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向来认为蒙古人是外来侵略者，并非中华民族。鲁迅先生的《三闲集》、《且介亭杂文》和中共“四评”苏共的文章中都有定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嗜杀成性的杀人魔王，作为受害民族，不仅当时充当蒙元的顺民，数百年后仍然有人认其为祖宗，又是“一代天骄”，又是立碑建庙，甚至自豪地宣称，“元朝时我国领土最辽阔”。据说，中国人认领成吉思汗为祖宗，曾遭到了蒙古国民的不屑与嘲笑。他们的提法是，蒙古是“征服民族”，中国曾经是蒙古征服的一部分。 满清入关是汉民族遭受的另一次全局性的劫难。作为通古斯人的后金政权，在入主北京，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对明王朝的臣民实行了极其野蛮、残暴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同化政策，激起了汉民族的强烈反抗。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在坚守10天之后，城池沦陷，80余万扬州军民残遭清军屠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扬州十日”。同一时期，由于嘉定人民抵制清廷的“剃发令”，遭到清军疯狂围城与进攻。在侯峒曾、黄淳耀率领下，全城20万军民浴血奋战，竟然残遭清军三轮大屠杀，幸存者只剩53人。这一重大惨案，史称“嘉定三屠”。然而，在辛亥革命后，一些本为汉族的国民，辫子被剪，竟然如丧考妣，视为背叛了祖宗，一些人甚至死后的殓衣也要满人装束。毫无疑问，经过满清朝廷260多年的残酷统治，大多数汉民族已经成为女真人的“顺民”，满清人已经成为多数汉人的祖宗。 外来的侵略者，无论是蒙古人，还是通古斯人，只要他们成了国人事实上的主子，久而久之，国人就会以其“稳固”的奴隶地位为满足。不仅如此，他们反而极其阿Q地认为，他们不是蒙古骑兵、八旗劲旅马刀下的“亡国奴”，竟然美其名曰，华夏文化“同化”了异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此可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最为荒唐的运用。蒙古统治中国不到百年，成了一些国人的祖宗；女真人统治中国260多年，更是一些国人的祖宗。在现代史上，占领中国大部长达8年的日本侵略者，幸亏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打败了，如果日本如同蒙古、满清一样，对中国的占领长期化，一些国人是否也把日本人当成祖宗？有资料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协助日军侵略中国的中国人——伪军，人数高达210万，中国事实上是“二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唯一国家。正是我们民族的这种“顺民习性”才导致了整个民族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顺民习性”其实是“汉奸心性”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因。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指出：“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224）对于一些国人来说，“列国周齐秦汉楚”，“城头变幻大王旗”，“唐家才起隋家败，世态有如云变改”，“走马灯”式的内贼外寇，谁来做他的主子，是姓刘的皇帝，还是姓朱的天子，是蒙古饿虎，还是满洲豺狼，甚至日本鬼子，“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既然无可选择，无可奈何，也只好匍匐在地，拜见新主了。
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漫与》中写道：“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鲁迅全集》第4卷，页604）回头再说这“顺民习性”。顺民与奴隶庶几近之。无论奴隶还是顺民，并非都是外敌压迫下的产物，其实，内贼的压迫更是司空见惯。顺民似乎都有逆来顺受，忍辱偷生、含垢苟活的表象，但它们的区别还是存在的。“有奶就是娘”、“好死不如赖活着”，此类顺民，已经对外力的压迫习以为常，安之若素了，似乎冥冥之中，顺民就是“人生宿命”，就是“奴才哲学”。“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顺民，有点像“打熬着，不平着，挣扎着”的奴隶，虽然自知顺民的滋味不好受，只是无可奈何，听天由命。“宁作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与“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的奴才相差无几，他对充当顺民的境遇予以“赞叹，抚摩，陶醉”，甚至以犬的“太平”傲视人的“乱离”。至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类的“顺民习性”，更容易成为“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这其实是对自身叛卖、投降行为的辩解与借口。
在清廷统治的260多年里，国人的处境仍然是鲁迅先生所概括的两种状态，“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全集》第1卷，页225）近来翻阅近代史，这是一段令所有国人感到堵心、感到耻辱、感到悲愤的历史。在这些历史资料中，竟然发现，一些国人不是在20世纪中叶的日本侵华时期，而是在上个世纪之交的“庚子国变”期间，就已经屈辱地充当了日本的顺民。由此可见，国人心理上的“顺民习性”有着多么悠久的传统。1900年8月14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弃城西逃，帝国首都被八个外国强盗所占领，京畿遭到侵略者的残酷蹂躏，无数百姓的生命与财产遭到前所未有的杀戮与劫掠。“洋兵将北京分区占管，俄军界内，存者惟狗而已；法、意军界内‘触目萧条，几无人迹’；德军界内，惨况倍之，利玛窦以来的天文仪器亦搬运一空；英军界内，‘虽有人烟，亦甚寥寥’；日军界内虽‘熙熙攘攘，往来如市’，但户部近三百万两的存银，则全为所有；美军界内‘安堵如故，市肆全开，人心静谧’。这次事变，外人遇害者约三百，中国人之死于洋兵的恐千万计。”（《中国近代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231）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痛心地写道：“天津、北京一带为义和团的集中地，与洋兵有过两个月的战斗。联军占领之后，情况大变，天津民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铺户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媚敌，载道口碑。’……仇外当然不可，媚外尤为可痛。”（同上书，页236）从郭廷以粗线条的记述中，可以清楚地感知一些国人在外国占领之下逆来顺受、忍辱偷生的“顺民习性”。
其实，这种悲惨而又可耻的一幕，几天前在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已经发生了。英国旅行家兰道尔跟随八国联军到过天津和北京，他记录了联军占领天津后的亲身见闻：“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他们（天津居民）每家挂起一面甚至两面用纸或布做的休战旗。个别特别小心的人在自己前胸后背的衣服上缝了白旗，以免手里拿的旗帜还不够保命。……那些用英文、德文或法文写在房门或休战旗上的求饶字句更是令人发噱。它们字迹颤抖，多半来自不太懂英文或法文的中国人之手:‘我是一个可怜的人，请联军军官不要抢劫我’、‘大日本救命’、‘这里属于英格兰的朋友，请不要杀人’。常见的是‘法国保护’或‘法国万岁’。恳求德国皇帝的也不少。多数哀求字句是针对日本人的，这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人可以用汉字来写日文，这两种语言读起来是相同的，还因为中国人把日本看成是这次战争的领头国家，最为可怕。甚至于他们的小休战旗也往往是用日本国旗的颜色来装点的，很少看见英国或美国国旗。”（《中国和八国联军》上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页197-199）
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记述出自外国人的手笔，特别是作者也来自侵略者的国度，因而不足采信的话，那么，下面这条史料则出自我国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狄葆贤的亲历与目击。作为国人，当他看到本国同胞种种令人尴尬、令人作呕的行径，他的文字自然不同于外国人的淡然与平和。“哀莫大于心死，痛莫甚于亡耻。夫城郭堕，社稷墟，父老为牛马，妻孥作婢妾，此痛何如也！然迫于时势之不获己，腼颜求活，君子亦姑谅之。若联军入都之时，‘顺民’旗帜，编（遍）悬门巷，箪食壶浆，跪迎道左者，不胜指屈。（其时，朝贵衣冠鼓乐，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师者綦众。今悉讳其名。——清廷官员迎接侵略者的军队，如同迎接本国的凯旋之师，种种丑态，不一而足。官员如此，岂仅百姓！——笔者注）迨（北京）内城外城各地为十一国分划驻守后，不数月间，凡十一国之公使馆，十一国之警察署，十一国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辉煌，皆吾民所贡献之‘万民匾’、‘联衣伞’，歌功颂德之词，洋洋盈耳，若真出于至诚者，直令人覩之，且愤且愧，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又顺治门外一带，为德军驻守地，其界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为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厚’、‘德长胜’等，甚至不相联属之字，竟亦强以‘德’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义（意大利）诸界亦莫不皆然。彼外人讵能解此华文为歌颂之义，而丧心亡耻一至于斯。”（《平等阁笔记》，弥勒出版社，民国七十三年，页3-5）为此，狄葆贤“仿古谣谚，撰都门即事绝句”两首：
匾联辉耀张金屋，衣伞蹁跹迎彩旗。
处处壶浆低首拜，原来十国尽王师。
排外原非历史耻，劳师毋乃国民羞。
郎君热血侬清泪，枉作无情江水流。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也是目击者，他在著作中同样记述了联军占领北京后，京城“顺民”的种种表现：“八国联军刚刚占领北京并且划分了各自军队的巡防区域，中国人就开始适应这种新的关系，就像水根据容器改变形状一样轻松。日本人由于和中国人使用同一套书写系统，因此率先进入了这一新领域。三天之后整个城市都插满了印着红色圆盘的小旗，无数房门上都出现了‘大日本帝国顺民’的字样。有一段时间经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中国人，旗帜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写着‘顺民’，根据个人情况把具体国家的名称填进去——这可谓是对‘爱国主义’令人惊讶的补充。街头碰见十个人，八个手里都会拿着各国国旗(只是做工粗劣的模仿品，一下雨图案就会淋得不成样子)。中国人经常建议彼此不要‘学外国人’，现在却是这么个结果，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并非只有旗帜成为向陌生异国表达忠心的手段，英语本身也惨遭蹂躏。哈德门街头用破布拉出了‘归日本’的英语横幅，另一块木牌上写着‘好大老爷，不要开枪，我等顺民’。……一座不久前还是义和团总部的庙宇门前现在已经刻上了‘上帝基督民’的字样。街巷的剩余部分也插满了请愿的标语——‘官老爷留情，我等顺民’”。（《动乱中的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页253-254）在这个外国传教士的记述中，有一句话格外刺目，中国人“就像水根据容器改变形状一样轻松”，那意味着可以接受任何人做主子。这不正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有奶就是娘”、“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动写照么？
从这些史料来看，京城被占领之后，这些“天子脚下”的中国臣民争做“日本顺民”，似乎颇为扎眼，原因之一在于日本文字与中国文字的相通与相似之处。这其中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侵略强盗的虚伪狡诈与故作正经，从而展现了一幅十足的“狼外婆形像”。《庚子大事记》有载，“洋兵入城之后，日本先占户部银库，以库内尚存银三百万两之数，此次日本劫得公私两款，较他国为多焉。”（《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册，页28）“东城戛戛胡同宝中堂府第，有银三千万两，藏于井，由其仆引线捞出；该家人托友婉言，以十五万两为报效，日本不听，悉数载还东瀛。”（同上书，页30）许多史料证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这些外国强盗进行了一场毫无顾忌的抢劫比赛，而其中获利最多者就是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掠夺大盗，竟然充当起帝都沦陷区的“大救星”。这似乎是37年后日本全面侵华时“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预演。“（1900年闰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因民间乏米，开旧太仓以发粜，每老米一石，易银二两五钱。于是后先将京、通各仓粮食，悉数以轻价发粜；故京师虽遭兵燹，而米粮可无愁匮乏，市价亦平。日本于兹既市美名，又得沽价，京、通十七仓之粮食，所得不赀，可满其欲壑矣。”（同上书，页34）从这种情况来分析，战乱之中的北京百姓，竟能从日本手中买到廉价的粮食，因而甘当日本“顺民”，这样的报道显然存在一些为其假象所欺骗的部分。
从事历史资料的整理，最应强调的是客观与中立，应当最大限度地排除感情色彩与倾向性。《庚子大事记》的作者杨典诰，履历不详，从其留下的史料推断，应为清廷的官绅。他对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记述是相当详尽的。其中有这样一段，“美界绅民以归美国暂管以来，地方安谧，刁斗不闻，于是制造万名旗伞匾额等，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以志感铭。自是各界一律照办。美国为地球上称极治之国，今观其来京举动，不若各国之横行强夺，奸淫惨杀；惟一意保护地方，俾阛阓高枕无忧；当与日本同为环球文明第一国也。”（同上书，页35）强盗似乎也有好强盗与坏强盗之分，至少他对美国占领区的社会治理是赞许的。在这段记录中，又提到了日本，从而使上述引文得到印证。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侵略者，无疑罪恶昭彰。然而，一些侵略者却“老虎戴捻珠——冒充善人”。许多史料证明，在占领北京的军事行动中，德军是后继者，但其行径却是最为凶恶、残暴的。德国以其公使克林德被清军杀害之借口，不仅要求各国接受了德军统帅瓦德西作为八国联军的总司令，而且在这之后，德国“台面上”的政治、军事行动以及“台面下”的杀戮与抢劫，在所有侵略者之中也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的。史料记载，“（1900年闰八月）初五日，自德人分界以来，虽出示安民，而各兵之骚扰如故，致居人不安，陆续尽室以行，仅留笨重器具。……德界官绅以德人横行，日拉大车挨胡同搜括，且每日早晚两次拿人作工，无不痛心疾首。”（同上书，页31）当德军得知美国占领军得到北京居民的“万名伞”之后，竟然恬不知耻地向其驻区的官绅主动索要。“德人见美界人民制万名旗伞，用鼓吹送至美提督各官，铭其保护之忱；于是德人欲仿行之。有数兵官至魏染胡同广源银号，问其执事，言美界绅民既送旗伞于美官，德界亦宜如是，尔其首倡此举为要。广源执事答言，德界百姓因劫掠骚扰，均迁徙出境，街巷竟不见一人，万名伞等一家一名，今家家逃避，何从得其名乎?德官言，尔既住此，印一名伞亦无不可。后又令舌人到店言之，于是该银号于无可如何之中，设法劝办，勉送两伞以了事。”（《同上书，页35）由此可见，这类“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式的“顺民习性”，或者确如狄葆贤所说的“迫于时势之不获己，腼颜求活”。然而，德国占领军作为的侵略强盗，做了婊子还要别人为其竖牌坊，倒是无耻之尤了。
鲁迅关于“奴隶”的两种状态，也可用来描述“顺民”。周作人在称引《平等阁笔记》史料后评述说：“中国自唐以来即常受外族的欺凌，而其间之本族政府又喜以专制为政，人民的一线生机盖唯在叩头而已。‘德政碑’、‘万民伞’可也，牌中写‘兴、盛、昌、水’亦可也，皆以标语表示叩头，至其对象之为中为外则可无论也。”（《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83）一个用刀笔刻划状态，一个用淡墨剖析原因。兄弟二人南辕北辙，在这点上却有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