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感觉美好极了”，是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里用的频率最多的词句。我读这本书时，兴趣盎然，也有一种“好极了”的感觉。
历史的真面容
读《上学记》，我的兴趣是寻觅。寻觅历史的真面容。
何先生从小受父亲的影响，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但何先生认为：远离政治不等于不爱国。他说：“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他参加游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就不参与了。先生的话使我想到最新版本的电视剧《青春之歌》，其中最有意味的形象就是余泳泽了—— 一个正直、善良、爱国、爱学问的人，如何反感陷入政治组织活动中。在该剧作中，余泳泽这个形象有一种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
青年人的所谓政治参与，是很容易被“政治家”们利用的。文革开始时，我已经16岁，算是较早地走上社会。今天想来，见到、听到的，展现在面前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都有黑暗和肮脏的成分。以史为鉴，当时就有很多困惑：一方面认为，政治是一种觉悟，是对公共事物的参与（不当头目，谈不上管理），不能让人家觉得你是落后的，不进步的；一方面又对政治很警觉，甚至有恐惧感，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背后的真相。果然，从青少年投入“文革”起，一次次相信政治，一次次感到受骗。那时，什么人才会有何先生青少年的认识？没有，有也不敢说。根据何先生的说法，他对政治的看法受父亲的影响很大，而且那时他生活在北洋军阀管辖梳松、没有意识形态统治的北京。
“国民党有意识形态的灌输，开口三民主义、闭口三民主义，但在这之前完全不是这样，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这是和国民党最大的一点不同。”何先生说：“1928年，国民党的势力才达到北京，但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沈阳，随后占领东北，军队到达了长城，强敌压境，北京处于一个最前线的地位，国民党势力也就没有那么强了。”“‘一二.九’运动，为什么那年冬天发生？这和当时时局有关。那时国民党势力不能直接统治了，党部撤出了，取而代之的是杂牌军，那些杂牌军还是北洋时期的作风，实际上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看不顺眼它也抓人，可是没有一个类似三民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正面理论，所以学校里面思想反而比较放松。”
看了何先生的书，才知道，北洋军阀或杂牌军与国民党的区别，就是没有一种政治思想与精神上的强迫性。所以何先生可以选择爱国游行，但不参加政治组织活动。
何先生说：“以前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是跟着西方走的，其实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的专政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完全不一样。西方政党不是革命的党，没有说某个政党有自己的军队的，只能通过和平手段，通过竞选取得政权，西方的领袖更不可能要求党员对他个人宣誓效忠。……党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军队，要用武力夺取政权，另行一套体制，所以，它必须是一个专政的党，必然有一套与之相配的意识形态的统治，领袖尊严神圣不容冒犯。何先生如此晓白简练地说明实施专政的党是在什么前提下，与军队与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党史专家何方先生的文章中，我也才知道列宁原先支持选举成立立宪会议，后因布尔什维克得票不到四分之一，遂用武力加以取缔。自然，其以后体制的专制性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专制性。
何先生的一个姐姐是北大化学系的地下党员，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在一次游行中被抓起来。他说：“过了两天，我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你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入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下面是他的签名盖章。果然没有几天就把她放出来了。”何先生说，1941年西南联大学生游行，打倒孔祥熙。回来以后学校召集了大会，两位校长都来了。梅贻琦校长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都在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梅贻琦、蒋梦麟当时都倾向国民党，又都是大学的负责人。照何先生的话说，那时，子弟被抓进去，从道义上说，你就应该负责把他保出来。大学校长负责学生的安全，是你的职务责任，和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两码事。可见在知识分子的心中，即使是一党专制，也有自己的价值准则。
何先生说：“一二.九民主运动的那天晚上国民党开了枪，后来警卫司令关麟征招待记者，说：‘你们（学生）有言论自由，我就有开枪自由！’这话说的有问题。言论自由是普世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开枪的自由可不是普世价值，哪能愿意开枪就开枪？”
就是说杂牌军当时没有开枪，国民党开了枪。为什么国民党会开枪？因为有了专制，就没有普世价值了。
可见历史得细读，得有当事人的真感觉。
人生不要太功利了
读何先生的上学经历，总的感受：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事，都不要太功利。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何先生上小学、中学时，课程已经比较丰富：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中国史、外国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音乐、图画还有童子军、军训。所以他说，他的国文底子不行，因为从小就不读那些东西了。但是他的阅读自由，可以杂看的东西很多。每星期到图书馆能借到五本书，他说；“这就是一个星期的精神食粮”。他可以随着兴趣，一会儿沉迷《西洋建筑讲话》、一会又对朱光潜的美学启蒙非常认同；一会儿又想学音乐，觉得法国古诺的《小夜曲》、舒曼《梦幻曲》，回肠荡气、简直令人销魂，舒伯特的《圣母子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何先生在课外的阅读与欣赏中，感觉到了另一个天地，“感觉好极了”他总这样说。包括去园子看到戏，读武侠小说，看到电影……，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不是能用理智来论证的。”何先生的这“另一天地”是伴随他一生的。我在他的书房曾看到，他的CD光盘超出一般人对这个年龄人的想象。
何先生的杂看，也没有耽误他追随时代的先驱。他说，“对一个学人应该的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时代的风气。”阅读广泛的人不可能没有这个时代的浸润。“影响了整个时代的风气”的大师，自然是开拓了人们的精神视野。何先生译著有年，译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柯林武德的《历史观念》等，这是何等的思想格局与境界！有一次在与何先生谈话中我问到：您为什么选择译这些艰深的书？他说：“我译这些有兴趣”。
什么是幸福的人生？何先生的青少年时代能有那么自由的阅读时间与空间，是幸福的。现在的小孩子即使家长逼迫学钢琴、学特长，哪有精神享受性的感觉？没有投入情感的精神享受，哪有静谧、安详的内心家园？
功利性的阅读，已经使青年学子到了大学都不知道怎样读书。
大学一年级学生问：“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点书看”。我说：“我认为好的书，你们不一定有兴趣；我看不进去的东西，在你们当中抢手。”比如，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当思想文化界及有阅读习惯的人们争相表达此书给自己带来的兴奋时，即便是在大学里，很多学生也是看不进去的。因为他们心中没有那段历史，看不出门道，看不出意味。所以我对学生说，你们各门课的老师都开有必读与选读书目，可以先从中选择性的阅读。他们又问：“怎么选择。”我说：“先从兴趣开始。”读到一定程度，就知道自己需要读什么了。他们又问：“仅凭兴趣读，考试怎么办？”意思是考试用得上的，没有读；用不上的，读了怎么办？
何先生说：“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的内心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试想我们的学生什么时候能有这种自由的阅读心态呢？如何能有“自我感觉美好极了”的心情和幸福感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说到对新文学的阅读，何先生说，“徐志摩的诗我很喜欢，他的诗上口，可以背诵，这是其他白话诗比不了的。”但也直白他的不喜欢。“茅盾的书我不喜欢，是硬着头皮读的，因为那些小说的背景都在上海，写股票市场里的多头、空头如何操作之类我对那种生活完全隔膜，不懂，所以看着没有兴趣。巴金的文章我也不喜欢，一直到老我都不欣赏，觉得那些东西缺乏思想的深度，得不到启发。”先生喜欢音乐一类的艺术，可见其主性情的一面；但先生一生致力于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与译著，可见他又有偏爱深刻理性的一方面。所以他也欣赏鲁迅。说到那时延安人普遍认同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何先生也说不欣赏。“觉得他没有讲出道理来。比如他讲事物的变化，一开头就说事物像孙悟空一样可以七十二变。事物是变的，可是能像孙悟空那样变吗？那是神话，不是哲学，比喻不能代替论证。一直到解放以后听他的讲演，我也不怎么欣赏，在我印象中，他的武断更多于论证。”这可是何先生的本行。读到这些话，我感觉人一定要有阅读的自信。有了这种自信，就不会人云亦云。记得上大学时，因为还有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就不敢说巴金的《憩园》、《寒夜》比《家》更有人性的深度。很多阅读，我都不敢说出自己的真感觉。这就是没有何先生那种阅读的自信吧。
西南联大的细节
因为一直在高校教书，很是向往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自由的风范。今年是纪念西南联大组建七十周年，阅读何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自由选课和他对名师授课的印象，也是很有趣的事。
比如他说：“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何先生对沈从文的讲课印象很深，觉得沈从文真是文学家……特别是他对《金瓶梅》的见解，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何先生对刘文典的名士做派也印象很深。说他上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又不来了。抗战胜利后，刘文典留在云南不出来，因为这里第一，云土（鸦片）好，第二，云腿好。看来，刘文典不仅有顶撞蒋介石的一面，也有做人的另一面。描述之中自有褒贬。何先生还谈到对吴晗、对冯友兰、对金岳霖的印象。说到跑警报，他无意中让梅贻琦与吴晗有了对比，说梅校长总是绅士风度，不失仪容，“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渡过”；而吴晗跑警报时，“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有失学者气度。说冯友兰似乎哪个时代都善于捧场，但他也有真诚的一面。当何先生知道冯友兰的《三松堂全集》没有收进冯的检讨（编者说：“因为那都是言不由衷”），表示遗憾。他说：“言之由衷还是不由衷要由读者来判断。”他认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我愿意阅读不同人笔下众所周知的人物和历史情节。在一些细节中，总有作者率性的评价。当然，作者难免有记忆之误，有些议论也会不为被议论的当事人及其后人所接受，但这未尝不是历史的个性化解说。
何先生这本《上学记》是以口述的方式，由文靖撰写的。记得我问过何先生：一种是前人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一种是口述下活的资料，它们的价值您怎么看？”何先生说：“互相补充。有些事情，今天看，出入很大，先不要管今天怎么看，哪怕放在保险柜中，几十年后再解秘。比如江青，就应该在她活着时，让她口述，即使她为自己辩护，也应该允许她辩护。把她活的资料全抢救下来供后来人研究。”何先生还说何林武德在《历史观念》中专门谈到了口述历史的价值。何先生愿意与文靖慢慢对话，又断断续续用了近两年时间才成书（还有一本《上班记》，认为暂时不便拿出来），对于这位历史学家来说，可能就是要身体力行一次口述历史。
在《上学记》中，我看到了先生的雍容与撰写者的从容。那种平易亲和的风度，似惟何先生独有。
写于2007年岁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