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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于2021年5月28日在北京逝世，感到无限悲痛。对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对杰出人物离开我们所产生的理性层面的悲痛之感，更是与我们的生命运行息息相关、甚至可以归结为“对生物性存在”的一种精神痛击。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何兆武先生通过他的译作，是极少数能够进入我们以精神生活为标志的生命活动的巨匠之一。巧合的是，惊闻何先生仙逝的时候，正是我再次研读何先生的翻译大作《哲学问题》（罗素著）的日子，这就更加强化了老人家的离开在我精神世界中敲击出的悲痛回响，它绵延不绝，我好几天都不能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
我对何兆武先生的尊崇和热爱，最主要来源于这位老先生极为优秀的译作，这些译作，尤其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以及何兆武与李约瑟、马元德先生合译的《西方哲学史》，是可以时常引起我拍案叫绝并发出赞叹的翻译作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应有的关怀。”这富于韵律感和美感的文字，曾经打动过多少人的心灵！
在我看来，何兆武先生的译文古朴、典雅，语义精准，从来不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他以平实的语言再现了哲学家们营造的神圣殿堂，再现了那些殿堂的静穆与庄严。是的，何兆武先生的译文在某些方面与现今人们的语文习惯不可避免也会有一些间隔，但是由于精准，由于透彻，由于典雅，由于庄重，它反而显示出无限的魔力，让你读之有一种品啜甘露的陶醉之感。
以《西方哲学史》为例。我读过一些此类译作，品来品去，最终还是认为何兆武先生的这本书最好。众所周知，罗素本身就是一个大哲学家，他在记述“史”的时候，往往会跳离开“史”本身，热衷于做哲学家式的观念阐释，这些阐释有时候甚至是与人们对某位哲学家的通论有一些距离的，比如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霍布斯、洛克、卢梭、叔本华……这必然会带来一些几乎无法避免的短处，那就是叙述过于静止而流于枯燥。然而何兆武以及另外两位先生的译文不仅没有放大短处，他们甚至通过中文的魅力表达销蚀掉了那些短处，使这部近80万言的专业性极强的哲学著作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流畅自然，并没有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整本书读下来，我们对单个哲学家的了解，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这真是很奇妙的情景。就像我们阅读任何一本经典著作，通常除了会赞叹原作者的天才之外，总是要对翻译家表达敬意一样，我在阅读罗素《西方哲学史》的某些精彩篇章时，每每都要忍不住停下来，翻到扉页看一眼译者的姓名，以此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
何兆武先生离去了，这当然是翻译界的重大损失，然而就这个人的意义来说，又何尝不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呢？毕竟我们只有一个何兆武，当下像何兆武这样的翻译家实在是太少了，我们由于缺失了何兆武所导致的阅读狭窄和视野损失，怎么说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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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不懂外语的人来说，阅读国外作家的作品，翻译者的作用太重要了。过去，我们拥有很多本身就能够称之为杰出作家的翻译家，正是通过他们，我们才接触到琳琅满目的世界文学，领略到那里的旖旎风光——如果没有朱生豪，莎士比亚的巨大诗情将无法宣泄；没有傅雷，在中国就没有那么生动感人的巴尔扎克；没有丰子恺，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用隽永优美文字描绘的俄罗斯风景就将无法在我们眼前展开（我认为丰子恺先生翻译的《猎人笔记》一定比屠格涅夫的原文《猎人笔记》有更高的文学水准和艺术魅力，这本书的中文译文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炉火纯青的境界）；没有李丹和方于，雨果将无法在中国读者面前展示他那炽热的人道主义情怀；没有汝龙，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契诃夫描写的各类小人物也不会那样栩栩如生地与我们谋面；没有刘辽逸，我们甚至连托尔斯泰史诗级的巨著《战争与和平》都无法进入；没有巴金，我们将与屠格涅夫的《木木》、高尔基的《草原故事》、《文学写照》失之交臂；没有杨绛，你也看不到那个可爱的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在这里，我有必要特别说一下刘辽逸先生。
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刘辽逸先生的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永远是书架上的摆设。在刘辽逸先生的译本出现之前，出于对托尔斯泰的热爱和痴迷，我曾经下很大气力读过两个版本的《战争与和平》，都因文字艰深晦涩而中止了阅读。就像一个登山的人无力爬上一座山峰，最终退回来一样，我徒然地看着那座山，知道那座山非常好，但就是爬不上去；我知道那必定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世界，可就是无法进入，你没有任何办法。终于等到了刘辽逸译本的出现。刘辽逸先生的译本为为我们还原了一个高山厚土一般深刻、大江大河一样广阔、让人回肠荡气的史诗世界。数年来，我不下十次通读和钻研这部鸿篇巨制，它为我提供的文学营养，超过任何其他长篇小说。也正因为这样，把这部书送到我们面前的翻译家刘辽逸先生，在我心中就总是占据着独特的位置，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这就是艺术的力量，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种力量使我们无条件信服译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甚至完全感觉不到译者，仿佛是在直接品啜思想艺术品的美酒佳肴，感觉到畅然的醉意。
整个来说，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翻译作品，无论学术的还是文学的，都是健康严谨的，甚至可以说，那时候的翻译界有一种让人尊敬的静穆感，你几乎找不到随随便便地用垃圾文字堆砌的翻译作品。然而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国门打开，外国学术和文学艺术作品的成批涌入国门，翻译队伍也突然增大了，这里面难免就会有一些不具备翻译资质的人，出于功利目的操弄翻译，以至于随时都可以看到不忍卒读的所谓翻译作品。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相较于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水准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大规模沉降，现在想要找到一本优秀的翻译作品竟然成为了颇为奢侈的事情。换一句话说，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大师级的翻译家了，很多翻译作品，真可谓是译者不知所云，出版者不知所云，读者更不知所云。读这样的作品，你不是在爬山，简直就像陷落在了盘丝洞里，被缠绕着，揪扯着，它可以把你耗得精疲力竭，小脸儿刷白，直到你奄奄一息，躺在那里捯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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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了，我曾经买到一个省级出版社出版的《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齐泽克著）一书，说实在的，这本书翻译得实在是太糟糕了。我随便摘录一段吧：“在此，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他异性的尊重’的道德如何使两个重要的著名的‘敌人’——德里达和哈贝马斯——走到了一起。他们各自道德态度的基本要旨难道不是一样的吗？也就是说，他们对无法融入主体的自我调解的不可减弱的他者性的尊重和开放，还有与此相伴的关于道德和政治之间的鸿沟的主张，这种主张的意思是，存在着一些假设的道德要求/标准，引导和维持着每一个具体的政治干预，而那些干预永远也无法完全实现那些要求……根据那套普遍的交流规则，主体与他者关系的固定已经减弱了他者的他异性……”你看得懂这段文字吗？一定看不懂的，我想，就是把太白金星请来，丫也未必看得懂，如果我们将这样的文字定义为“文字垃圾”而不说它是更糟糕的东西，可以说是很客气的了。
简短的一段文字，译者怎么就把它给弄得如此不忍卒读起来了呢？要知道，如此这般的文字并不是因为没有上下文联系才不忍卒读，也不是因为读者不了解通行的政治哲学基本概念而不忍卒读，它之不忍卒读完全是因为译者根本不了解他所创造的概念的含义，不了解汉语的基本规范，不了解翻译应当达到的“信、达、雅”的境界究竟是什么境界，所以，整本书云山雾罩，昏天黑地，一地鸡毛，读者只能从像稀粥一样搅混在一起的文字中琢磨齐泽克大概说了一些什么。阅读这样的翻译作品，就像面对一碗馊饭，吃不得，扔不得，它带给读者的也绝不可能是阅读快感，面对那些花里胡哨的文字堆砌，你甚至会产生把自己打一顿的冲动。这样的阅读已经不是阅读，而是一种苦刑了——谁愿意在宁静的夜晚躺在床上去承受苦刑的折磨呢？
据我所知，一本书籍出版，要经过责任编辑初审、编辑部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等好几道关口，这样繁复的环节都没有阻挡住糟糕到可怕程度的译稿变成书籍，灾难性地走向读者，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至少在我极为有限的阅读范围之内，许多外国思想家、文学家都遭遇过齐泽克遭遇到的事情，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譬如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译文呆板滞涩），譬如左拉（译者竟然把长篇小说《土地》改名为俗不可耐且带有地摊文学意味的《泣血乡恋》），譬如莫拉维亚（译者竟然可以在《罗马女人》的一页纸译文中出现十几个“但是”、“而且”、“因为”之类的字眼儿）。我常常想，如果这些思想家、文学家知道自己的作品在伟大的中国被糟蹋成了这个样子，一定会伤心致死——不过我们聊以自慰的是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书被翻译成了这个样子，如果他把据说是他写的书拿在手里，也许会认为那些排列整齐的方块字表述的就是他的思想，他会非常高兴。他们哪里知道，这已经不是他的作品，这不过是一本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的由另一个人用中文堆砌的“书”而已。
唉！该怎么说呢？具体到我前面说到的齐泽克，整个时代都很浮躁，我们无法要求一个省级出版社不浮躁，但是，作为读者，却能够做出选择，从此之后我不会再买这个出版社的书了，原因很简单：一个人不能被同时欺骗两次，我对这个出版社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从最终意义上来说，受损失的是出版社，是译者，这里面反映的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问题并不复杂。
我认为，翻译学术著作，最重要的原则是概念准确清晰，你不一定有多么璀璨的文采，但是一定要通晓易懂，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目前竟然成为了奢望，很多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著作被弄得佶屈聱牙，好像非如此就不能显示译者的学问。这就好比两个人谈话，一定要使用对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进行交流，否则，你在那里呜哩哇啦地叫唤，对方如同镜里看花水中望月，完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谈话还有必要进行下去吗？没有必要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的学术著作，这种现象就少得多，可见只要认真对待，此类问题并不难预防和解决，关键是要对读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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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界还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喜欢标新立异。
叔本华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以《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中文书名行销于市，早已经深入人心，前段时间一位译者在一本书中却说，应当翻译为《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并且对“意志”和“意欲”两个词做了考证。在这位译者颇为流畅的译文中，把所有使用“意志”的地方都改成了“意欲”，这样一来，阅读的时候，至少我的个人感受是，每次遇到“意欲”二字都堪比嚼到了沙子。说实在的，我不认为那些概念上的细微差别到了必须改换书名的程度，我也不认为“意欲”比“意志”更准确。译者颠覆一种已经使用很久、约定俗成的概念，所消耗的成本其实是很大的，这就是说，译者的故作聪明事实上只达到了一个效果，那就是离间了读者与他译作的关系——咱“惹不起躲的起”，我少触碰一点儿你的“意欲”不就好了么？
这就像我们经常使用的“斯大林”的译名，一些跑到海外的人就不再使用了，而是用“史太林”，这也让我感觉莫名其妙。历史上，的确使用过“史太林”，台湾或者香港或许至今也还在使用这个译名，但是，你面对14亿人说话，为什么不使用14亿人约定俗成的标准的译名呢？我只好理解为出于某种标新立异的冲动。冲动很没意思，任何形式的冲动都没意思。重要的是思想，重要的是精准地传达思想，你连这个也不顾及了，你那个喧嚷听不听也就真的无所谓了。14亿人都说“美国总统布什”，你突然拿腔拿调地说“美国总统布希”、“美国总统雷根（里根）”、“俄罗斯总统普丁（普京）”，你这不是找抽吗？
当然，翻译作品之荒谬不仅仅源于语言卖弄，更大、更广泛的原因则是出于无知——学术无知，知识背景无知，语文无知，语言也无知……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你还有什么办法？！经常被人调侃的把“蒋介石”翻译为“常凯申”，难道不正是源自于这种无知且愚蠢吗？遗憾的是无知和愚蠢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它早就像毒雾一样开始在翻译界漫延了。翻译实际上就是把不能交流的语言转换成能够进行交流的语言，所以，必须符合基本的语言规范，否则，经过二遍手仍旧是不能交流的语言，你这个工作不做也罢。至少要让人家明白，而要人家明白，自己首先要明白，自己都不明白，又如何让人家明白呢？
据说孟子对这种状况也很不满意，老人家曾经感叹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语出《孟子•尽心上》）意思是，有学问的人都是把问题弄明白了再去教导别人使其明白的，现在的人却不是这样，有一些“学问”大到可怕的人总是在自己对问题还糊里糊涂的时候就去教导别人，别人能明白得了吗？更要命的是，很多被公开出版的书籍，自己不明白，好像也不打算让别人明白，所以我们只好把它当作废纸，当作垃圾。
读者忍耐翻译界的这种现象已经很久了，我在与朋友的闲谈中，经常就会听到遭遇译文折磨的抱怨，译文的语文能力问题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病症。近些年一些治学严谨的学者也纷纷站出来谴责各路翻译大神的轻率和不负责任。我记得陶东风教授就曾经不厌其烦地“指谬”过学术著作翻译不严谨、不准确的问题，我读过他写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指謬》、《阿伦特<人的条件>中文版译文指谬》以及《<记忆的伦理>：一部被严重误译的学术名著》等篇章，我都很喜欢。我很敬佩陶东风教授以极为专业的态度考据并指出这些译作中出现的严重误译问题的做法，我更敬佩陶东风教授所做的富有意义的“指谬”工作，这样的工作要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做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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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品存在的佶屈聱牙现象并非偶然，它是在语文能力蜕化和变异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语文能力较之以前不是提高了，而是出现了大面积下滑，在某些局部，甚至下滑到了蜕化和变异的程度。
为了说明这件事情，我再引用一段文字——
“艺术家关注着艺术史的文化价值和门票策略，激烈地辩解人类精神的终极追求、超越物质性的意义以及自由和意志的复杂性；用封建性的利刃对准封建性，形成所谓太空意识，并迅速地占领变形金刚的语言符号。艺术家执着地迷恋东方远古狞厉诡秘悠远博大的精神氛围，最后高歌走向天空。艺术界理应确认其当代的品位以及超越哥们艺术史的好恶。”
据说这还是在一位好心人断句之后才呈现给人的样子，在此之前它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我无法将这样的文字称之为佶屈聱牙，这简直就是梦呓，是昏三章，这是癫痫症患者犯病时的胡言乱语。而这样的胡言乱语竟然出现在上世纪末有关部门召开的关于中国在21世纪要不要发展“大中国文化”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上，出现在研讨会之后出版的论文集中。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那些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农民工，想起在各种国家级工程工地上艰苦劳作的建设者，想起操作“天宫号”太空站的宇航员，想起在几乎不具备生存条件的边界地带戍边的解放军战士，如果他们知道在某个高级饭店里一群衣冠楚楚的家伙酒足饭饱之后如此颠三倒四地胡说八道，会不会觉得这些人闲得蛋疼？会不会觉得他们疯了？
类似的胡说八道在新时期文学的各个阶段都曾经出现过。以“熵”为例，这个古怪的字曾经频繁地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评论中，当时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面对这个突兀在眼前的字，我曾经绝望地想：我完了。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或者说完全不想知道这个字的含义，而它又似乎是文学通道的准入证，一个人倘若不在人面前“熵”几回，简直就不够谈论文学的资格。
正和任何时髦的东西都犹如过眼云烟一样，“熵”很快被文学评论家们玩儿烂了，他们发现了更便于玩弄的东西，就不再玩弄这个玩意儿了，结果怎样了呢？世界照样运转，并没有因为缺失这个神圣得了得的字眼儿而崩溃，从此，我对于这类时髦的东西就开始保持一种警觉，尽可能敬而远之了。很多让人望而生畏的词汇，其实是一些人用来吓唬人的，它们仅仅是那些炫耀者谋生的手段，其他人懂还是不懂，懂到什么程度，与你的价值无关，与创造力无关，甚至与视野无关，因为你即使不懂那些东西也照样可以活下去，并且很有可能比懂那些东西的人还活得自在活得真实。
语文能力蜕化不仅表现在哗众取宠的人身上，事实上，我们相当多的作家甚至是著名作家的作品在语言上都存在着短板，这几乎成为了较为普遍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位女作家突然爆红，我赶紧找来她的长篇小说拜读，结果让我大大地失望了，单就语言说，我认为她完全不具备写作和结构长篇小说的能力，从此以后也就失去了阅读她作品的兴趣。
人民出版社曾经推出“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先后出版了数十本，可惜印量都很少，影响不大。有一年我在位于北京灯市口的中国书店碰到了其中的七八本，都是经过打折的几乎从来没有被翻阅过的所谓“旧书”，就买了下来，读过之后仍旧是失望。这些书的作者都是专业研究人员，具有强大的专业背景，占有大量历史资料，但是他们的文字表达能力实在是不敢恭维，有些书籍完全是典籍资料的摘抄和堆积，行文叙述甚至都没有从文言文转化成为白话文，读之云里雾里，完全不得要领。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就不引用文字了。让我吃惊的是，大名鼎鼎的吴晗先生所著《朱元璋传》，相较于其他帝王传记虽然有其所长，但语言上也只能说还过得去，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杰作尚有极为遥远的距离。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语文能力确实有让人担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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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这般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翻译界出现一些令人不满意的状况，说实在的，也就不是多么奇怪的事情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像何兆武先生这样的翻译大家，也就显得愈发让人敬重了。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当忘记那些用精美的精神食粮滋养了我们的人。
我们致敬何兆武先生，实际上是寄托着愿望的，那就是希望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严肃些，认真些，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强一下个人修养，这也许会较少译文垃圾的出现吧？当然，国家有关部门以及某些专业领域，也应当有一些对应措施，譬如加强中小学乃至于大学的语文教育，譬如设定和提高翻译界的进入门槛，譬如大幅度提高翻译作品的报酬，赋予和强化翻译者的学术地位，譬如提高出版社翻译作品编辑的素养，为读者把好关，避免劣质翻译作品进入出版流程，等等。
我个人对文字有一种洁癖，读书的时候，经常是以文字水平“度人”的，因此在我阅读过的书籍扉页上，经常就会情不自禁写下“文笔很好”、“译文流畅”或者“文字拙劣”、“垃圾文笔”之类的字句。这虽然仅只是一种个人癖好，却也反映了出版物文字水平的确良莠不齐、一些劣质作品堂而皇之进入读者视野的现实。
但愿情况有一天会变得好起来。
2021-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