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秋天我出生在北京，1937年秋天离开时刚满十六岁，飘泊了十二年，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段童年记忆，仿佛那里才是故乡。1949年我回来了，又是秋天，刚好二十八周岁，向往着回到那美好而安静的北京，可是一下火车就发现和记忆大不相同了，又脏又小又破乱，当然这和多年的战争有关，不过多少有些失望。本来还是想托人找个教书的工作，可是我的妹妹和妹夫说：“还是要先学习。”我想也对，过去我们生活在旧社会，都是旧社会的习惯，现在是新社会了，生活方式、思想方式都已改变，不学习则无法适应。所以经他们介绍，我进了革命大学。

革大本来在解放区，叫北方大学，是专门训练干部的地方。我的妹妹、妹夫1946年从联大去了以后都是先到那里学习，几个月就毕业了，然后是分配工作。解放后，北方大学搬到北京颐和园正门以东的西苑，改名“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革大老师都是解放区来的，学生分两部分，有年轻人，也年纪比较大的人，包括学校的教师，甚至于教授，沈从文先生就在那里，比我低一班，再如师大中文系有名的教授李长之，北大外语系的钱学熙，他们进“政治研究院”，名义上高一级，体育课少一点，吃得好一点。那个时候食堂分为四级，大灶、中灶、小灶、特灶，国家领导吃特灶，各级领导吃小灶，政治研究院的学员可以吃中灶。我的年纪不大，但也算不得年轻，所以就进了政治研究院，享受中灶待遇。

当时进革大读书很容易，考试一概没有，只要有人介绍就能进，来者不拒。我们同班有一个人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官，职位比较高，来北京以后没有出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以后批示：到革大学习。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介绍来的。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解放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那样。课堂上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还是思想改造，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毕竟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多少总带有许多旧社会的思想，比如过去我们向往自由与民主，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民主，是假的，所以要改造思想，学习人民民主专政。除了自学、讨论，还要当众做思想检查，大家来批判。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志站起来批评我坐三轮车，说是不人道——不过细想起来，要真是大家都不坐三轮车，三轮车夫都失业了，恐怕也麻烦。总的来说，刚解放的时候政治上并没有后来那么严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所以真能提出一些问题来。比如讨论党的性质时，有个农民出身的人说：党代表最大多数人，中国农民最多，那么党就是代表农民的。这和后来的标准说法当然不一样，可在刚解放的时候还可以讨论。再比如社会发展史上说劳动创造世界，我们有个女同学四十来岁，是基督徒，课堂上发言，坚持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我觉得“劳动创造世界”这句话确实有些问题，应该改成“劳动创造文明”。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都不是劳动创造的，如果强说是的话，大概也只能是上帝创造的了。

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不过上大课不如上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篇一律，而且净是些鼓动宣传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等等诸如此类。按道理说，这不是一个以理服人的讲法。政治宣传本来和学术讨论是分开的，学术讨论应该有学术自由，只有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才有意思，大家都一个调子，都是完全同意、坚决拥护，时不时还要呼口号，就不成其为学术讨论了。艾思奇的演讲我听过多次，可是给我的印象并不很好，武断过多而缺乏论证，不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有一次演讲，他的数字引用不可信，吃饭的时候一个人问：“艾思奇刚刚讲的那个数字对吗？”旁边人就回答他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统计数字。”这话说得很好笑。还有一次演讲，有人提问说：“苏联对我们东北好像有野心，会不会是这样？”刚解放的时候，这些问题还可以提，艾思奇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野心？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侵略的，不然，我可以把头割下来。”这哪里是讲道理，简直成了发誓赌咒。

就我感觉的革大学习，一来整个形势逼得你不得不做思想检查，不然过不了关，但另一方面，自己过去的思想里确实有些是不正确的，比如清高，以为作教师就可以脱离政治，这是一种“假清高”，实际上还是“为反动阶级培养接班人”。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种“改造思想”的想法有时太天真，可以变的只是表面现象，而人的思想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了，好比语言一样，家乡话说了二十多年，忽然让改成另外一种语言，即便勉强去做，也很难彻底改变。有的人生来就是“红”的，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思想纯粹，而我们是生在白旗下、长在白旗下，然后再打红旗，有了比较与判断，所以就比较麻烦。作为学术来说，马克思有他非常深刻、非常正确的东西，但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字字是真理”，“字字是谬论”的恐怕也极少，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哪能真理都让你一个人包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学问就没有进步了。

解放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并未随父亲南行，在革大和我同班。他1920年生人，比我大一岁，出生那年杜威来中国，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思念，胡适就给儿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在我的印象中，胡思杜是个喜欢吃喝玩乐、自由散漫惯了的那种人，有点公子哥儿的派头，时不时地开开玩笑，好像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似的。当然这也很自然，他的家境非常好，并不需要他兢兢业业。胡适作驻美国大使时，胡思杜也在美国，革大讨论会上有一次他揭发说看见父亲的一些什么文件之类，我不太记得了。总而言之，那时候已经开始批判胡适了，虽然还没有形成运动，但个人已经开始表态，包括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写给胡适的公开信，所以胡思杜发言也表态批判他父亲。不过，一个人的话有多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这很难确定，而且在假话里，有多少是应付场面的，有多少是真正给你做假的，也很难确定。毕业以后，胡思杜分到唐山铁道学院教书。那时候所有学校都增添了政治课，政治教师非常缺，所以革大毕业的同学，很多都分配去教马列主义。1956年我从西北大学调到历史所工作，和胡思杜见过两面。当时我住的是同事刘修业的房子，刘修业的爱人是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王重民，胡适临走的时候留下一批书在他那里，胡思杜就来问这些书的事情。1957年反右，像他那样家庭背景的人肯定逃不过，后来听说，他自杀了。

在革大培训了大半年，和联大时候不一样，没有哪位老师或同学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想除了学习时间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解放后人们说的全是人标准的、一样的语言，冠冕堂皇而又少个性。到了文革更是这样，家里人说话都是“最高指示”，人与人之间、领导和基层之间非常隔膜，彼此不能了解内心真正的想法，甚至于文风都是一样的，假如把作者的名字抹掉，你看不出是谁的作品。1950年夏天，我们毕业了，证书上还有校长刘澜涛的签名。刘澜涛是老革命，以前被国民党抓起来过，因为凡是被国民党从监狱里放出去的都要履行一个手续，表示“我相信三民主义”之类，文革时这就是罪证，所以他也成了“叛徒集团”中的一个。

最后还有一点补充，因为我是1949年9月初入的革大，算是建国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恰好搭了末班车，所以年满以后按离休计，现在每月大概多拿八十块钱、可以报销一百五十公里的“打的费”，坐地铁不买票，听说坐公共汽车也不用买票，不过这项特殊待遇，我没有享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