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得非常寂寞。如同他卧床两年多的寂寞。2005年，我们在保定烈士陵园的公墓里，给父亲买了一处墓地，黑色大理石墓碑，用他的书法手迹、代表作目录和照片，设计了前后的碑文。不管今天、明天的人们怎样看待他，我们觉得，似乎只有这样，对他的一生才算有个交代。

我要说的父亲，是新中国后没有大坎坷也不走运的作家；一个常人都视为很好的同志；一个让儿女们心寒的父亲；一个妻子不希望与其同穴的丈夫。

一、没有大坎坷也不走运的作家

从没落家庭到革命剧团

也许，父亲邢野算得上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与其说是人有名，不如说是他的作品有名，那就是1955年上演的电影《平原游击队》。这部电影是根据父亲1950年写的话剧《游击队长》改编的，合作者是剧作家羽山。

父亲1918年生于天津城郊乡村。他的祖父和叔祖父都是木匠，一家人靠木匠和务农为生。七岁那年，父亲的大伯当了河北省井陉矿务局局长，并在天津市开滦矿务局任要职，家里兴旺起来，随后祖父带一大家人迁到了天津市区。父亲上过四年私塾，在天津第三十小学毕业，成绩名列第一。我的爷爷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事，用当矿务局长的哥哥挣下的钱，盖了几十间房，靠吃房租过活。后来因为父亲的二哥抽大烟，家境败落。听亲戚们说，解放前夕，我的爷爷奶奶是饿死的。父亲在他们四兄弟中年龄最小，不爱说话，就喜欢看书。他自己说过，上私塾时，常常逃课去听评书；上中学时，每天晚上都是在图书馆度过。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父亲说过，上中学时他就喜欢戏剧，莫里哀、梅里美、莎士比亚的剧本，翻译过来的他都看过。联想到周恩来、曹禺在天津上中学时都喜欢演剧，这种爱好可能是当时天津中学里的一种风气。

1937年天津沦陷，他和一些同学到大后方流亡。1938年在桂林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抗敌演剧队第十一队。1939年入陕北公学。不久参加了陕北公学剧团。

1939年7月，陕北公学剧团和鲁艺部分学员组成了华北联大文工团，开赴晋察冀边区。父亲被分在戏剧组，从此开始了他的编剧、导剧、演剧的生涯。他还写了一些歌词，如：《国民党一团糟》、《野战兵团歌》、《前进，人民解放军》等。邵燕祥先生曾对我说，《国民党一团糟》这首歌他很熟悉，“1949年前后在老区与新区极其流行”。

也许由于他的写作能力，父亲由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冲锋剧社社长，任至冀晋军区文工团团长。战争年代，戏剧演出可以直接宣传、鼓动群众，不需要舞台，利用现成的院落、房屋；不需要道具，穿老百姓的衣服就行。有时当天排练当天演出。虽说粗糙些，也很有生气。父亲也演过戏，在《白毛女》中出演过杨白劳；在高尔基的《母亲》、果戈理的《巡按使》中充当过角色。据《敌后的文艺队伍》记载，1940年的“三八”节，上演《三八节妇女活报》：“封建魔王由邢野扮演，身披铠甲，手执长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由陈强扮演，军服军帽，腰横倭刀。”“文革”中，父亲教过我们一首好听的外国歌曲《沙漠之路》，才知道他唱歌也不错。

身在多事之秋

新中国建立之初，父亲的写作还是很勤奋。1950年，他创作了多幕话剧《游击队长》。当时在丁玲主办的文学研究所，他既是所务委员、行政处处长，也是学员。1954年，为了将《游击队长》改编为电影《平原游击队》，父亲被调到文化部电影局创作所。1955年电影上演后，他又被调任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从1956年到60年代初，他还创作了多幕剧《青年侦察员》；与和谷岩（执笔）、孙福田合作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上映；三个老战友合作的多幕儿童话剧《儿童团》出版；与诗人田间合写的多幕歌剧《石不烂》及他自己写的儿童诗剧《王二小放牛郎》出版；给中央实验话剧院写了话剧《春燕》（又名《女革命者》，未演出，也未发表）；粉碎“四人帮”后创作并上演了话剧《古城十月》。从此，父亲的创作生涯基本上结束了。1980年代初，我到剧本杂志社办事，遇到负责人颜振奋，他还说起，认识邢野同志。其实，电影《平原游击队》，既是父亲的创作高峰，也是他创作式微的开始。从1963年以后，除了零星发表一两首诗外，父亲基本上没有什么作品了。当时他才四十五岁。记得那时看到的父亲，除了练习书法，就是整天沉默不语地抽烟。

父亲与多数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虔诚遵奉。经验告诉他们，稍微有些独立思考，肯定会出问题。记得“文革”中，他为了让我们放心，曾认真地向我们保证：“我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问题。”现在看，父亲能做到无问题，可能就是1949年以后写作不沾现实的边儿，遇事少发言吧？

1950年代，中国的文艺界进入多事之秋。父亲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漩涡，他可能都在小心地回避。但是，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时，父亲是回避不了的。丁玲是他的老师与领导。正是丁玲看过他的话剧剧本《游击队长》后，把他介绍给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才得以调他去写电影剧本。可以说，电影《平原游击队》的诞生，与丁玲的发现与支持是分不开的。记得我在写作《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时，曾问过父亲一些情况，他对我说，在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期间，周扬曾点名让他发言。后来我借阅到当时的会议简报，看到了父亲的发言。感觉他揭发批判得十分小心，对丁玲有批判言词，但还是设法绕了个弯子。更直接地是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成员李又然的“资产阶级作风”。父亲还告诉我，大概因他的发言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多大分量，后来编的批判丁陈的发言集，没有收进他的发言。

1959年“反右倾”，中国作协批判郭小川的长篇抒情诗《望星空》和反思“肃反”运动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1958年2月，郭小川把《一个和八个》交给周扬审阅，征求意见。周扬当时没有提出个人意见，一年零四个月后，却出人意料地将这首诗作为罪状组织批判。我问父亲当时是否在场，父亲说：“对《望星空》和《一个和八个》是内部批判，我在场，先发给每人一份油印的作品。但是，我没有说话。”“您为什么没有发言？”“他们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您觉得郭小川的诗怎么样？”他说：“我觉得郭小川很有才华，诗也不错。就是有些情调，当时看，有些不健康。”据郭小川的《检讨书》介绍：“自1959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作协党组连续召开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对郭小川进行了七次批判。”父亲没有和我说这七次批判的详情，但我觉得只要他参加了批判会，看了那情势，不可能不发言，只不过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罢了。从以后郭小川与父亲的友好来往关系看，父亲对郭还没有伤害。

面对前车之鉴，父亲的内心会怎样想？

1960年代初，父亲患了严重的胃病，1.78米的个头，体重下降到85斤。有两三年时间，父亲基本上在家休息，练练书法。据父亲讲，那时他总去北京医院，给他看病的大夫，也给刘白羽看病。医生对父亲说，你的病挺厉害，怎么刘白羽还说你玩物丧志？父亲听后，也只能忍着。父亲在《年谱》中回忆：“1961年，作协某领导（刘白羽）叫我到《诗刊》工作，并任我为《诗刊》副主编，但未宣布。作协让我在《诗刊》调查《诗刊》的问题，因未查出问题，我要求调动工作，我又被调回外委会任副主任。”显然，刘白羽对他很失望。

《平原游击队》修改记

有一次，我问父亲：重拍的彩色电影《平原游击队》您参与了吗？父亲就和我谈起江青让他修改《平原游击队》的经过。

“文革”中，江青曾让剧作家阿甲修改电影《平原游击队》，并且提出要把电影剧本再改成京剧剧本。

阿甲找到父亲，请他把“李向阳”的生活原型介绍给他，说想积累些素材再修改。父亲为阿甲写了介绍信，找到了“李向阳”的生活原型甄凤山。甄凤山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都和阿甲谈了。阿甲注意到了一个情节。什么情节呢？就是甄凤山要跟鬼子中队长换媳妇。详情是：鬼子既打不垮甄凤山，又不能使他投降，就想了个邪招儿：趁甄不在家之机，捉走了他的妻子。又给甄写信：你要是投降就放了你老婆，否则就杀了她。甄凤山决定带人进城，以牙还牙。他了解到，城里有一处朝鲜人开的“白面”馆，恰与日军中队长的家一墙之隔。一天，他趁日军中队长不在家，到了“白面”馆，在墙上凿了个窟隆，进去把鬼子中队长的媳妇掏了出来，然后也给鬼子中队长写了封信：“你要是放我媳妇，我就放你媳妇；你要是杀我媳妇，我就杀你媳妇；你要互换，咱就交换。”最后事情办成功了。但事后，甄凤山挨了军分区政委王平的批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说甄凤山做得不对，既成事实，也就算了。阿甲认为这个材料有意思，就写进了修改本。江青看到修改本大怒，说：“这是污辱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就不让阿甲继续修改了。剧本没改成，阿甲还挨了一顿批。江青这才又指派父亲和贺敬之、崔嵬、冯志、李英儒五个人共同修改这个电影剧本。

父亲说，他当时被借到北京，周巍峙是他们的组长，主要负责生活问题；林默涵领导他们修改剧本。

父亲还说，“要按我的生活来说，还掌握很多丰富的故事，使剧本再丰满一些不成问题，但很多事件要么不能写，要么装不进去。”

父亲说，不能改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他说：“我在作协外委会工作时，曾陪同一位德国作家去中南海接受陈毅的接见。在此之前，我就德国作家将要提出的问题向陈毅作过汇报。陈毅问我：‘你就是《平原游击队》的作者呀？写得还可以。但是我提点意见：你这个剧本最后把敌人都消灭了，还把松井打死了，这是把敌人估计得太孬了，敌人并不是那么好消灭的，这是个弱点。’陈毅说得对。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消灭过日军一个中队，只消灭了一个小队。我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我的思想中追求的还是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认为打死松井，消灭日寇，一定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对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提出过意见，但是陈毅提出来了，可见他是有艺术见解的知识分子。陈毅还举例说：‘比如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因为托尔斯泰没有参加过战争，他的战争那一部分就写得不够好。’但是即使以前陈毅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也不能修改，如果江青问到你这个意见从何而来，我怎么回答呀？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上陈毅的讲话，‘文革’中是被否定的。所以说，有的应该改，也可以改，但是我不能改。”

同事和朋友

父亲认识的人很多，人缘也不见得不好，但朋友不多。仅联大文工团时与他合作过、交往过的名气很大的文化人就有不少，后来都没有什么联系。

孙福田叔叔说，父亲在部队时，身为领导干部，从来没有见他声色严厉地批评过谁。父亲的通讯员张凤翔叔叔说起他，总是带着极崇敬亲切的神色，说父亲待他如何视同兄弟。后来，我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见到很多在作家协会与父亲相识或相处过的老同事，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说他是老好人，很正派，能帮助人时尽量帮人。我记得，无论我们家在山西还是在保定，父亲对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那里的唐达成、徐光耀、侯敏泽都很同情，曾让我多向唐达成请教，让在文化局工作的母亲给他们多提供些帮助。

父亲在作协外委会副主任任上多年，主任萧三是党外人士，党组或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总是把他扩大进去。在以后我和唐达成的交往中，发现他谈到我父亲总是有些敬意。反右前后，作协对唐达成等人的批判次数不少，以父亲的职务，他必得参加。我曾经问唐达成，父亲在中国作协期间，特别是在各种批判会议上“左”不“左”？唐很认真地对我说：“不‘左’。他不怎么发言。”后来在很多人的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年的运动，几乎没有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可见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没有多少斗争的积极性，起码没有积极斗争过谁，更没有落井下石的事。父亲的不多说话、不爱表现的性格，成就了他好人的名声。在文艺界的一些场合，当有人介绍说，这是邢野同志的女儿，得到的反应多是：哦，邢野同志？我认识，代问他好！没有进一步的关切，也没有几经灾难、荣辱升沉之后人与人之间避免不了的尴尬、冷漠，抑或仇怨之类的神色。作为父亲的女儿，我得到的也仅仅是这些点到为止的友好和客气。父亲没有让我在人前感到难堪、抱愧，我应该感激他。

二、一个让儿女们心寒的父亲

很少露出笑容

邢野是一个不走运的作家。他是一个好父亲吗？也不是！

从我记事起，父亲很少在我们面前露出笑容，很少和我们说话。他晚上睡得晚，早上起得迟。因为他是作家，所以在家里的时间很多。以至于小时候我一直以为作家就是坐在家里。

从我们出生，请保姆、入托、生病看病、上学，他什么都不管。那时我们上幼儿园，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接送过我们。家里的电灯、马桶之类的东西坏了，他一次次催促别人想办法解决，自己是绝不动手的。有一次母亲不在家，家里的水龙头坏了，水溢四处，十来岁的二姐吓坏了，赶快告诉父亲，父亲二话不说先给了她一耳光：“还不快去找人修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少不更事的孩子：这种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950到1960年代，我们经常搬家。从北京到保定，从保定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天津，又从天津回到北京。落户口、转学、入托、捆运行李，都是母亲的事，上小学、初中的女孩子当帮手。所以母亲常说：“咱们家没有男人！”1960年代初，母亲下乡“四清”，父亲刚给母亲发走一封信，就开始写另一封信。一封信断断续续写几天，写什么？无非是：一、今天小群要买鞋；二、小明参加少先队要买白衬衫；三、谁、谁要交什么费用……待母亲回了信，父亲再让大的领着小的去买。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只和我拉过两次手。一次是在我六七岁时，跟在父母身边走，要过马路时，他拉起了我的手；一次是“文革”期间，父亲从接受审查的学习班回到久别的家，这时家已随着母亲的下放安置在了山西洪洞县侯村。听说父亲回来了，我从插队点上急匆匆赶回去看他。到家时，父亲正在灶前拉风箱，看到了我，立即站起来，很高兴，像对久别的朋友一样伸出手来和我相握。我有点受宠若惊。大概是出于对外交往的习惯，或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父女几年不见的心情。据我所知，在我们这类干部家庭，无论为父母的还是为子女的，根本没有相拥的体验，因为那属于要抵制的资产阶级情调。

父亲对我有了些许尊重，可能与“文革”中对他的保护有关。

“文革”初，中央文革文艺组为修改《平原游击队》，把他从山西借到了北京。后来有人透露给我们：山西省文联的造反派要到北京抓他。当晚，母亲和大姐把我从车窗塞进拥挤的火车车厢，让我连夜赶到北京，给他报信儿。父亲立即转移到了乡下，躲避了可能的皮肉之苦。当时我十四岁。

“文革”中，不管父亲身上被泼了多少污水——如说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我们始终认为他是好人，我们姊妹兄弟中没人申明与他脱离父子（女）关系。因为我们从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违反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的行为。虽然父亲对我们少有那种唱高调一类的教育，但遇到我们姐妹入团入党一类的事，脸上也会出现难得的笑意与颔首。父亲不善表达与表现，“文革”中竟然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天天主动带着我们“早请示”。

暴躁得异常

对孩子们不理不问，倒是好事，我们自由的空间很大。除了到学校上课，我和妹妹到处疯跑，今天割草养兔子，明天捞蝌蚪，后天捡碎玻璃、烂铁卖钱看电影，他一概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出了家门似乎险象丛生，而我们童年的快乐，是在家庭外面的天地中获得的。

在家里，我们的心永远在嗓子眼儿处吊着，很紧张。我敢说，我们见到父亲的样子就像羊见到狼，充满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让他看着不顺眼，一巴掌就会扇过来，扇得我们双眼冒金星。我感觉，扇来扇去，都被扇傻了。上小学时，只有老师经常夸我聪明，因为我在班上的成绩总是第一名或第二名；母亲也常说我人小鬼大，比较机灵，见情况不好，能及时脱身。否则，我会在父亲的巴掌下成为很自卑的女孩儿。我的二姐性格倔强，遭遇到的巴掌更多。我妹妹比较娇气，挨一次巴掌，能哭上两三个钟头，直到哭不出声儿为止。这一点让父亲很头疼，故妹妹挨的巴掌要少得多。

他唯一宠爱的是我大姐，我从没有见他打过大姐。也许是大姐最先给他带来为人父的欢愉？也许是大姐长得极像他离开人世的母亲——我们的奶奶——他打大姐如同打了母亲？是不是女孩子多了，烦了，父亲才这样了呢？也不是，在我妹妹之后，母亲生了我的双胞胎弟弟。开始，他是喜欢的，高兴了也要抱一抱，待弟弟长大不大听话、开始与街邻的孩子打架，他的巴掌就上来了。等弟弟们更大，他伸手够不着时，就抄棍子、拿铁锹，往他们身上抡。

母亲也不善于儿女情长，她属于工作型的人。母亲在外面认真、亢奋的工作状态，让你觉得只有工作才能实现她的生命价值。偏偏事与愿违，1949年以后，她十年当中生了七个孩子（一个六岁时夭折），无情地消耗着她年轻的生命。她记恨在心的是，当年她想做流产，请单位出证明，党组织批评了她，让她做检讨，还组织女同志去参观苏联的母亲英雄展览。让她们看看苏联母亲英雄如何将十一个子女培养为工程师、飞行员、教授一类的栋梁之才。这种脱离实际教条式的宣教，效果之差可以想见，烦于家务的母亲并没有因此增长多少对儿女的耐心。

以他为中心

父亲在家里，一切以他为中心。

从我记事起，他与我们的联系，就是支使我们做事：买东西、扫地、洗菜、倒垃圾、买煤球、打煤糕（用煤面和黄土做成的煤块）、给他洗衣服。他自己从来不上街采买。家庭日用购买除了母亲就是我们，包括父亲自己用的烟茶、火柴、墨水、浆糊、邮票……1961年，我九岁，正是经济最困难时期，父亲有胃病，要吃精细一点的蔬菜，经常让我坐电车从北京和平里到东单菜市场给他买菜。那是十几站的路程。他大概觉得我胆子大，泼辣一些。一个九岁的小姑娘，挎着大篮子，上车、下车，走几步，歇一歇。在冬天的风雪中，我的双手冻得通红，裂开了那么多的口子，疼死了！父亲的眼睛，绝不会注意到我的手，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痛？当我一步一步往家走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就像传说故事中的童养媳。

我们家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让上小学的弟弟到五里外的镇上给他发一封信，弟弟说，我还要上学去呢。他立刻瞪起眼睛。母亲悄悄告诉弟弟，先把信放在书包里，放学后再去发。我们所有的孩子都经历过，当父亲让我们为他做事的时候，不管你是否要去上学、要做作业、在高考复习，或在拉琴、在看书，稍有怠慢，他就会瞪眼睛；稍有解释，就被视为顶嘴，巴掌很快就会跟上来。

有一次父亲让弟弟做什么事，弟弟没有去，父亲拿起捅炉子的铁捅条就往他身上抡。弟弟急了，说他是秦始皇！暴君！他说：“我就是秦始皇！我就是暴君！你们能怎么样？”毛泽东少年时候，威胁他的父亲：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跳池塘。我们原以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是有效的，可是在我们家行不通，下一轮的暴力仍会出现。

我曾看到诗人李季带着孩子们去游泳，诗人闻捷带着几个女儿去公园，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带我们去哪儿玩过。小学唯一一次去动物园，是妈妈带我们姐妹四个去的。

后来我看《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看得泪流满面：如此大学问家，如此深厚的父爱，实在不敢想象。梁启超有那么多孩子，对哪个都不怠慢，从孩子们的学习、做人到婚嫁，都关怀备至。他对孩子的尊重和理解，让我看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人文修养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

父亲在共产党队伍中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他学至高中，参加革命后与自己的家庭断绝了关系。我不明白：你邢野同志毕竟看了不少五四新文化时代的书，毕竟参加了反封建、求民主的革命队伍，为什么最基本的人权、平等、个性的精神在你这里几乎是空白？（不过，对我们的婚姻，他没有过多干涉）反封建不正是共产党号召人民跟自己走的口号吗？我反复地想过：这个社会如果连邢野的“封建专制残余”都改造不了，人们的信服将从哪里开始呢？共和国成立后，没有人对这支革命队伍的人施以家庭的文明伦理规范，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也就只能因袭传统的宗法秩序了。

后来看到李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觉得写得好。也许她对母亲的被扭曲欠缺客观理解，也许有些人一方面认为她写得真实，一方面又觉得她忤逆。我还是认为李南央写出了这个队伍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类人。

三、也不是一个好丈夫

组织安排的婚姻

以父亲的脾气，他和母亲吵架是家常便饭。记得我七岁那年，听到他们吵架，母亲大喊着：离婚！这些孩子想要谁，你带走。我非常害怕，心想，千万别把我分配给爸爸。后妈是怎么回事先别说，单凭爸爸的巴掌就够我吃喝的了。

我的母亲出身在一个宗法观念很强的乡村家庭。她的爷爷、奶奶、父亲极其重男轻女。她的两个妹妹都是因为有病不给治，在不理不问中死去。母亲小时候得了伤寒病，是在她舅舅家治疗养息好的。她说，若是躺在自己家里，早就死了。抗战时期，她不顾家庭反对，随抗日小学东躲西藏地读书，1944年又带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参加了革命。

母亲参军后在部队文工团。她说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组织包办了婚姻。当组织给她介绍对象时，她表示不愿意早结婚。她心说，我为了摆脱封建家庭，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才参了军。参军可不是为了早结婚。没有想到，“领导”只征得邢野的同意，根本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为他们打了结婚报告。我对母亲说，当时你完全可以拒绝结婚。她说：“我哪有这种觉悟？那时的观念，服从上级天经地义；再说，那时我还不懂事，从我们家乡到部队，我不知道自由的婚姻是什么样子。我更怕因为不同意结婚，就让我离开部队。”

母亲与父亲结婚时，还不到十八岁。

上世纪50年代初，母亲随父亲进了北京。当时高中毕业生生源不足，国家决定保送一批干部上大学。母亲想上大学，但父亲不同意。孙福田叔叔的妻子肖驰阿姨，曾是父亲他们文工团演剧队的女演员，当时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去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成为那里的台柱子。母亲很要强，也爱学习。她不满足当某某人的夫人，而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一份社会位置。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父亲说：“你不把孩子的事安排好，就别去上学。我没时间管孩子！”其实那时的调干生中，有孩子的人很多，孙福田叔叔当时也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就是由孙叔叔来照管。况且那时雇保姆也容易，级别较高的，公家还给出保姆费。父亲也能享受这种待遇。母亲说：“调干生上大学，得写保证书，保证不为孩子的事请假。我不敢写保证，因为小孩子经常要闹病，而你爸爸又不管。”母亲终于与大学失之交臂。

家庭里的硝烟

1960年代中期，中国作协被毛泽东视为“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当时父亲因病被安排在作协的创作组，编制是驻会作家。作协要求驻会作家一律到基层去。创作组的赵树理下放到了山西省文联，周立波下放到湖南省文联，华山下放到广东省文联，艾芜下放到四川省文联。父亲本想去天津，因为是直辖市，不能去。湖南有老同事康濯在那里，父亲就决定去湖南省文联，说湖南的民歌很发达，希望到那边采集些民歌。1960年代，父亲一度在创作诗歌。母亲所在的单位是《世界文学》编辑部，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文学所不希望我母亲调走，为了留住我母亲，决定调我父亲到文学所，文学所所长何其芳派人与作协商量，作协同意，但我父亲不接受。文学所政治部主任不只一次到我家说服他，都没能改变他的主意。母亲在《世界文学》编辑部主要搞行政工作，人家为了留住一个行政干部，调对方的亲属，实在是破例，也说明母亲的能力与人缘。其实父亲对这次下放离京并不满意，但他的自尊心断然不肯为妻子改换门庭。事情还在商议之中，他就趁母亲上班时，把家具全卖了。他想断了母亲不想走的念头，根本没有与母亲商量。母亲下班后大哭一场。这当是他们感情的最大裂痕。

“文革”结束后，一批在干校的人要回北京工作，一批被打倒的人要恢复名誉和职务，一批以前被无理赶出北京的人要求重新安排……因此，几乎名存实亡的中国作协正在恢复建制，需要一些有经验、熟悉作协工作的老同志回到作协。作协秘书长张僖知道我母亲愿意回到作协，很高兴，问邢野同志什么意见？母亲说他不表态。张僖觉得邢野不同意，不能只把我母亲调到北京。后来有人想介绍父亲调中央歌剧舞剧院做编剧，父亲表示不考虑。待河北省文联恢复，调他这个文联副主席去石家庄时，他又称身体不好，不愿意挪动了。我们分析，“文革”后的父亲不希望工作了，他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他没有能力在某个位置上，上下左右应付裕如。他只想逃避。

我问母亲，你们是不是一直感情不好？母亲说，也不是。他能写作、能工作的年月，心思不在家里，我也理解他的工作，自然吵得少。那时他只是不多管事，脾气没有后来这么暴躁。我记得，“文革”时，他们也不怎么吵架，可能要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吧？

“文革”中期，父亲到保定以后，就处在赋闲状态，母亲在文化局上班，后来做到市文化局副局长兼文联主任。母亲工作担子重，父亲只好担负起了做饭的职责。有一次他讽刺母亲：“什么加班，谁知道你干什么去了？你当了官，就不要家了。”母亲说他“胡说”，他抓起一个砂锅冲着母亲砸去。那时，我们也很不平，你不想工作了，可是人家想工作，总不能为了侍候你，就让母亲提前退休吧？

母亲离休后，想上老年大学，父亲总是以各种理由阻拦她。母亲喜欢旅游，父亲更不支持。我曾听父亲说过，年纪老了他要游遍全国各地，吃遍全国各地。不知在他身体还可以的时候为什么不见履行。母亲有限的两次外出旅游，都是先与父亲打上一场恶仗，摆出一副一气之下扬长而去的姿态再走。

父亲晚年，对我们子女反倒好多了，希望我们经常回家，听我们谈谈外面的事。尤其是过年过节，家里人越多，他的笑容就越多。但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恶化，动不动就抡拐杖。母亲有时会因此躲到某个子女家去住。这时，父亲就给各子女打电话，要求我们回家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经常像救火一样赶回家，楼里的邻居，也经常为他们调和。父亲去世后，我在遗物中看到一张“文明家庭协议书”，上面有父母和邻居阿姨作为证人的签字。母亲说，不管用，翻脸就忘。母亲对父亲早已绝望，说：“我天天侍候他，买菜、做饭、拿药、报销。但我生病三天，他到我屋里看都不看一眼。他宁可饿着，也不去煮点稀饭一块吃。”

母亲过去嘴上总说离婚，却下不了决心。一来她觉得面子无处放，二来觉得已经有六个孩子，她放不下。到了晚年，有一次，母亲和我们商量，坚决要离婚。我们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现在他八十多岁了，又有病，法院根本不会判你们离婚。我曾经问母亲，总听见您提出离婚，我爸是否提过？母亲说，他从没有提过。每次我一提离婚，他就更加恨我。

他们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身体同样很不好的母亲度日如年。因为我们经常站在母亲一边，他们关系的恶化，也殃及到我们。

2000年5月，我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身体很虚弱，就趁病假回了一趟家，一方面想看看他们，一方面想在母亲身边调养调养。但是这次回去，恰好他们之间的一场风暴刚过。我佯作不知，只是随便说到，我在北京有了新房，想让妈妈去住几天。父亲听了，几天不说话。我看他不高兴，也就不准备再提了。一天中午在饭桌前，父亲什么都不说，突然拿起保姆刚刚盛好的米饭就往我的头上掷来。我一躲，米饭摔在地上，碗碎了；他又拿起一碗，我一躲，米饭摔在地上，碗又碎了；他再拿起一碗，我只能再躲……我知道，和他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只好拿上背包回北京。想来真是滑稽，当时我已近五十岁了，还要挨八十多岁的父亲的打。这心里，是什么滋味？

有一回，我在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与主持人讨论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时，说过这样的话：我的父母也是老干部，参加革命一个抗战初，一个抗战末。他们的结合，近乎组织的安排。他们的婚姻也有革命资历的差别。母亲是文工团员，父亲是文工团长，从父亲角度看，多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选择。从这点看去，起点就不平等。后来的家庭生活，服从革命需要就被置换成服从丈夫，以丈夫为中心，以他的工作为中心，以他的喜怒哀乐为中心。在这个队伍中，等级秩序不是缩小了这种不平等的差距，而往往是以革命需要为借口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差距。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样的美好结局，在争吵式婚姻中未必占多数。像我父亲这类的干部很难培育起对对方精神追求的尊重。晚年，他们完全是出于妥协将就在一起。

我母亲在这种婚姻中，感觉不到幸福。她已经提前给自己买下墓地，决心死后不与父亲埋在一起。我同情我的母亲，将遵照她的愿望去办。

四、最后的日子

1973年，父亲将工作关系从山西省文联转到保定市文联。

我们家从1965年初搬去湖南不到一年，父亲因为不适应湖南的气候，通过中宣部转到了山西省文联。那里的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胡正都是父亲的熟人。到了“文革”后期，父亲仍有向自己的“根据地”靠拢的意思，河北是战争年代他比较熟悉的地方，他决定把关系落在保定。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父亲的思想并不保守。我看到他一篇《夜读有感》，热情歌颂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他对新时期的小说也很关注。“伤痕文学”热的时候，有个叫李剑的作家写了一篇《歌德与缺德》，指责“伤痕文学”是“暴露文学”。父亲说：“我看这些作品好就好在‘伤痕’给人的积极力量。‘暴露’四人帮，歌颂了人民有什么错？”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批判的声音弱了，很多青年作家“从写什么”转向尝试“怎么写”。那种写作自我性的张扬，使父亲的关注冷却了。他也关注思想文化界的反思。每当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议论一些社会上的问题时，他愿意在旁边听，但很少发言。我觉得他真正的精神寂寞是从这时开始的。

其实，和他同代的一些老作家，还是可以在反思历史中迈出新的步伐。比如徐光耀，他的长篇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以切身的经历和感受，再现和反思了当年的“丁陈事件”和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引起很大反响。作家胡正的长篇小说《又见清明》，是对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的残酷斗争、自相迫害的艺术写照。父亲跟不上这班车了。

父亲一直是沉默的。沉默中可见他的矛盾性。政治上他认同改革，但让他反思体制性的东西，他不情愿。他曾说过，就凭给我的离休待遇，给我报销医药费，我也不说现在的体制不好。

他早就声明，再不写东西了。我一直以为，他已经绝然放弃。但是2002年，他再一次病倒，让我明白了他对停止写作的不甘心。

2002年，一个文化公司与父亲联系，想把电影《平原游击队》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争取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上演。父亲很高兴，希望身为职业编剧的弟弟接下改编的工作，并让弟弟代表他与那个文化公司签了合同。他愿意努力配合弟弟。合同签了以后，父亲天天都在思考剧本的纲目。他希望调动他所有的生活积累，将原来的电影故事尽可能地丰富起来。弟弟思考的则是如何有所突破，与今天的观众接轨。八十四岁高龄，且有血压高、脑血栓前科的父亲，忘记了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一天中午，母亲突然发现他再度中风。嘴是歪的，手已拿不住筷子。通过急救，发现父亲已经大面积血栓，导致他不能说话了。此前的十几年里，父亲曾两次中风，都因为母亲发现及时，被抢救过来，并能生活自理。而这次父亲双腿也不能走路，全瘫在床了。我们闻讯赶回家时，父亲见到每个子女，都要大哭一场。改编剧本只好告吹。父亲的痛苦与全家人的劳役，开始了。

说到“全家人的劳役”，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父亲的侍候是厌烦的。而是他的人格、性格，最终成为对家人的最后摧残。

瘫痪在床的他，仍然是君临全家的“主人”，一切都得他说了算，绝不迁就，绝不妥协。他已不会说话，耳朵也全聋，但他脑子清楚，“意志”坚定。首先，一天三顿，每顿吃什么，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他不能说话，字也写得无法辨认。我们就把他喜欢吃的东西写在纸板上，让他点头，再去采买烹饪。但是，他的主意不断在变，一会儿想吃这个，一会想吃那个。如果你想说服他，下顿再改，他会把碗摔到地上，让你重做。否则就绝食。

他对母亲依然如故。有一次，因为在外面遇到熟人，母亲回家迟了一会，他见到母亲，指着钟表，拿起拐杖就往母亲身上抡。瘫痪在床，并不妨碍父亲向靠近他的人动武。

父亲病倒以后，生活的压力使母亲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这种局面怎么办呢？我回家后，劝父亲也去住院，说我可以在医院同时招呼你们两人。父亲同意了。到了医院，父亲对保姆不满意，坚决要求辞掉她。他的决绝态度是，宁可泡在屎尿里，也不让保姆收拾。我妹妹有病，不能受累，我一人又顾不过来，只好到保姆市场给父亲请来一个男护工。但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又坚决要求让男护工走人，只让我们伺候他，并因此赌气拒绝医生治疗。他自己拔掉尿管，把被单撕成一条又一条。医生为了让他睡觉，先后打了两针安定，他仍睡意全无。他一定要在精神上战胜我们，绝不屈服。

我们开始打老年公寓的主意，挑中一家新办的规模较大的老年看护公寓。我们选择那里的最高费用，要求提供24小时全护，父亲想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人家全答应了，父亲也同意去那里。

以后，每星期我们最少有一人去看他，母亲也不断去看他，最长一次陪他住了一个月。父亲一直要求回家，有时连哭带作揖。为此我们给他换了一个离家很近的养老院，争取每天都有人去看他。我们做子女的心情非常矛盾，以至于有人倾向他回家，有人反对他回家——父与母两党的局面。我们知道，只要他一天头脑清楚，就必须要服从他。这种习惯，使他在家中就不会有安宁之日，就是我们的灾难。最最担心的是，如果母亲不堪重负走在他的前面，那将是我们为子女的更大灾难。以他的心理与性格，谁也不敢对他抱任何幻想。当然，最后点头还得是母亲。母亲说，如果父亲回家，她就去老年公寓。知情的邻居都同情我母亲。我们只能一次一次地拒绝父亲，直到他再次因急病住院，去世。

怎么写父亲才算是公正的？我曾试着为父亲开脱，比如，内心有追求，却与时代的不适应；不希望被人忘记，却拿不出应合现实的作品；渴望与人沟通，又惧怕人际关系；有意远离社会，社会也在抛弃他；希望妻贤子从，不得如愿；无数的郁闷无法排解，只好转嫁发泄。

父亲虽然是写过英雄的作家，但他是个常人，且因社会时代、因文化背景、因个人性格的多重原因，他身上有着突出的矛盾与人格分裂。

有朋友认为我父亲的老年，是一种病态，希望我不要太想不开。我也怀疑这样写父亲对他是否公平？因为他没有反驳解释的能力。然而，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一辈子都那样的固执，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坦诚谈谈对他的看法，也让我们听听他的解释。我能体会到的只有他内心的荒芜。

为什么一辈子没有学会爱？没有学会尊重、理解他人？珍视为他服务了一辈子、与他患难相扶的妻子？父亲最终没有明白，一个人的价值是怎样有尊严地活着，这其中包括让他人也有尊严地活着。

父亲最终没有觉悟。

来源: 《追忆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