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和母亲一起回老家，养了一年病，无业游民一样，算是赋闲了，心绪很恶劣。病重时还经历过几次特殊的、甚至于是有点神秘的体验。午夜醒来，我忽然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到此处的，整个记忆全部丧失干净，只剩了一个自我意识，或者说只剩下一个“灵明”（王阳明语），此外便一无所知。我极力要在一片茫无边际的失忆的海洋之中挣扎，但是枉然无用。好像是挣扎了很久之后，突然一刹那，我恢复了全部的记忆，一下子意识到了自己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在这里。这种现象或许是一种虚弱到极点的失忆。一切都是一片空白。我经历了好几次这种体验，深深感到人生之虚无与脆弱。

第二年身体慢慢康复，但是战争已经蔓延全国，北方是回不去了，总得找一个吃饭之所。大姐夫是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学的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教英文，我于是重为冯妇。湖南中学的国文根底是极好的，大概远远超出任何其他地方，写英文也大多用毛笔，而且句末不是点一个句点，而是画一个大圆圈。我在北京上学时，小学每天要用毛笔写一篇大字和一篇小字，入中学后就都改用铅笔或钢笔了，比毛笔、墨盒方便得多。湖南学生都很努力用功，但是比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条件要差一些，连《大公报》也没有，图书、杂志和其他文化活动都少得多。

做了教师，每月工资刚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稍微有余。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的社会已经完全崩溃，首先便是经济的崩溃，政府不停发票子，可是票子发得越多越不值钱。我一个月工资有七八万，看上去非常不得了，一领就是一大包，不过都是一块钱一张的，那得点到什么时候？于是用绳子扎成一捆，盖个图章，这就是一万元，谁也不去一张张数。买东西的时候对方也不数，照样把这一捆钱再给别人。从1939年一直到49年解放，物价天天涨，所以谁都不要票子，领了工资马上就去换银元。本来银元早已废止了，也不知是从哪冒出来的，忽然又流行起来。银元贩子满街都是，全是单干户，兜里揣两块银元站在那里敲，而且早晚行市确实不同，比如早上一千块钱可以换一个银洋，到了晚上可以变成两千，再到后来都是上万上万的。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银元有两种，袁世凯时代发行的叫“袁头”，上边有袁世凯的头像，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孙（中山）头”。“袁头”成色好，含银量高，大概实足七钱二的白银，“孙头”不值钱，打个七或八折。我想，如果孙中山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叹，自己竟然还比不上袁世凯？

后来湖南省教育厅发钱给各个学校的时候干脆直接发银洋，我能拿到二十几块钱。如果用银元计算，物价并没有涨很多。比如饭费在战前一个月大约是六元左右，到了这时，一个月大约需七八元。我家对门有个面馆，非常有湖南的风味，而且挺大一碗肉丝面只卖一毛钱，胃口小的话都吃不了。我付一个袁头，老板应当找我九毛钱，可是没有九毛钱，他就找我九个竹篾，下次吃就给再他一个竹篾，有点类似上海老虎灶的竹签。顾客也乐于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它至少可以保证一块钱吃到十碗面，如果找回纸币，当天就能贬值一半，剩下的也许只能吃两三碗了。换句话说，竹篾就是通货。一个近代国家，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发行货币之权，连地方政府都没这个资格，然而在当时，一个小地方的小面馆居然也能发行自己的土货币，可见当时的经济危险到了什么地步。国民党打败仗确实不能单纯看战场。日本的军力比国民党强得多，国民党虽然被打败了，但并没有垮台。国民党的军力又比解放军强得多，毛泽东说“小米加步枪”指的都是最落后的步枪，数量、质量差很多，而国民党却有美式的现代化装备，包括战车、坦克、重机枪、空军。为什么国民党抵抗日本没有垮台，对弱势军队反倒垮了台？从军事上讲，是毫无道理的，主要还是政治、经济的垮台，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再如国民党抓壮丁，抓来又怕他跑掉，拿绳子绑起来连成一长串，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可是请想，这样拉来的人发他一枝枪，他能在前线卖命往前冲？所以连孙科都公开说：可惜党内有的同志，一味迷信武力。

1947到49那两年，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本来以为抗战胜利以后会是一个和平康乐的世界，结果还是乱糟糟的。没有熟朋友，又回不了北京，于是我想到了出国，给瑞士的Fribourg大学和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写信，两家都回信表示接受。我对欧洲比对美国情有独钟，美国是个新兴的国家，没有莎士比亚，没有贝多芬，而欧洲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摇篮，历史文化的底蕴深厚，能去欧洲当然非常好。可是一来自己身体有病，二来战乱交通不通走不了，所以心情很难堪。

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诗圣杜甫就有“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名句。北宋范仲庵《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脍炙人口。我家就在岳阳楼的下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下了课没事，常常一个人到岳阳楼上去坐。杜甫《秋兴》八首，其中一首有一句“日日江楼坐翠微”，近曰“翠”远曰“微”，杜甫逃难到四川百无聊赖，于是天天坐在长江边的楼阁上眺望远近的翠微。当时我也体会到这种感觉，每天在岳阳楼上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想想每月就拿二十几个袁头，除了吃饭什么也干不了，感觉很无聊，只能借古人的诗句聊以自遣。

这一时期得不到什么读物，手头仅有的几部书成为我最大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一部是歌德的《浮士德》，一部是《李义山诗集》。德文本《浮士德》当时我还读不了，但收藏了好几部英译本，凡碰到都会买一本。通常大家都只读他的第一部，演戏也只演第一部，即所谓的《GretchenTragedy》，其实第二部才把读者从爱情的小世界带入了人生的大世界，真正融入了歌德成熟的思想。世界上“一切消逝的，都只是象征”，在病榻的百无聊赖之中，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给我注入了一缕生活的鼓舞和勇气。李义山（李商隐）的诗迷离恍惘，有时候感慨深沉，有时候一往情深，乃至往而不返。历来注家喜欢索隐，总要在他诗的背后找出谜底。我不欣赏这种路数。即使你能找到谜底，又与诗本身何干？正如你听聆一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只需欣赏它本身就够了，何必管它是描写月光，还是向他的情人Julietta倾诉情怀？本来“诗无达诂”，哪怕你就是考证出了这个谜底，也和你享受这支曲子毫无关系。李诗最感动我的，是他的爱情诗和咏史诗。纪晓岚评他的诗，往往毫不留情，如说某句“油腔滑调”，某句“不成语”之类。我承认李诗并不是每一句都好，然而其中最好的一些真是登峰造极，仿佛把人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为别人所不可企及。我当时想，诗人大概可分为四等，一般吟风弄月或别愁离恨，是低等的，即所谓rhyme（韵诗）。李白的诗天马行空、睥睨一世的气魄更高一等，而杜诗则历尽沧桑，感慨深沉，似乎又再高一等。至于那些说出了人生中不可说、不能说的恍惚迷离，乃至肠断魂销、心肝破碎的愁苦和哀怨，应该是诗中最高的境界。记得或许是温德（R.Winter）教授曾说过，真正能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只有雪莱、济慈的诗篇和肖邦的音乐，我以为，李商隐也应该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人吧。

这时期伴随我的另一本书是法国邵可侣先生编的《近代法国文选》。这是我上大学二年级时的法文教本，编者Reclus原是北大教授，在昆明时任教云南大学，同时又是戴高乐将军反抗德国法西斯的“自由法国”（后改名“战斗法国”）的代表。这本书选得非常经典，有莫泊桑的《项链》、拉瓦锡的绝命书、夏多白里昂（Chateaubriand）的诗篇等，不啻当年法文教本里的《古文现止》，不仅供阅读，更可以背诵。此书原是外文系同级卢如莲学姊所有，我们当时都认为她是女同学里品行最高洁、最值得崇敬的，终日用功读书，从不张扬，毕业后去了重庆工作。1946年复员我路过上海，听说她在联合国中国救济总署工作，有一天在大马路上，忽然瞥见她珠光宝气的坐一辆三轮车飞驰而过，竟来不及招呼。我不禁在心头掠过一丝阴影：难道现在她也变成一个上海的摩登女性了？但愿这不是事实。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和北大的许渊冲、关懿娴学长谈起此事，两位都是外文系同级同学，也都不知她的下落。猜想或许是在海外某处与世相隔，好像这更符合她过去那种独善其身、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风格。

1948－49年之交，国内大局已定，三大战役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春末解放军渡江，夏初程潜（国民党元老，时任湖南省主席）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我的家乡岳阳也进驻了解放军，兵不血刃，避免了一场刀兵。这时我的身体已较好，蜇居故乡两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北上回到自己心中真正的故乡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