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惠，原名刘观恩，1928年生于湖南武冈县，1947年入北京大学。曾任中共中央党研究室副主任，参加过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的起草，是中共高层重要的笔杆子。1997年创办《百年潮》，该杂志以敢于直言，披露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为特色，受到国内外读者好评。但也遭到左派忌恨，他们向高层告状得逞，郑惠于2000年被迫辞去《百年潮》社长职务。2002年夏季发现肝癌，已到晚期，2003年2月23日逝世于北京。
笔者在郑惠先生住院后与他商议，将他与胡乔木的交往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个计划未及完成，郑公已经仙逝。谨以此文表达笔者的哀思，并与友人合送挽联如下：
半生俯首做嫁衣，文牍等身书生累；晚年捐躯新启蒙，青史流芳百年潮。
（2002年8月23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胡乔木（之一）
在胡乔木领导下工作
邢：您同意搞口述史，太好了。咱们就先谈您所了解的胡乔木吧。
郑：我对他很尊敬，但我还是服从真理！他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还是要说的。
邢：他是历史人物，是共产党内重要人物，不是一般的人物，您谈他是对历史负责。
郑：是的。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 应该说，他对我是很爱护的。
邢：李锐先生说，您谈胡乔木很重要。尤其是对七八年以后的胡乔木研究，您应该是权威了。
郑：其实也说不上。乔木这个人不怎么说话。他心里有什么并不和下面的人多说的。并不像有些领导同志那样能坦率地与下面人交谈。如胡绳同志，就能坦率地讲讲他自己，讲他的一生，讲得很详细。但乔木就从来不讲，他有些莫测高深，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他。这个人还是值得研究的。只是现在有些材料还没有公开。他在一些会上的发言还没有收集起来。很多人还在坚决地维护着他。
我就从“文革”后期，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以后说起吧。“文革”前，我与乔木同志没有太多接触。他在中宣部当副部长时，我只是中宣部一个普通的年轻干部。1975年，我还在石家庄干校时，据说，小平同志在这年年初同胡乔木说要成立一个顾问班子，当时还不叫研究室。大约到了1975年的6月份，就正式提出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成立这么一个新机构，就要调集一些人。这个研究室领导层的同志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他们形成一个顾问班子并分工负责；在七人领导小组下面，又从《红旗》杂志、中宣部、党校调来一些同志。这个研究室分两摊子工作：一个摊子是整理毛主席的著作、文章、作品，一篇篇整理好让毛主席过目、确定，为以后出毛选五卷做准备，这摊子人里有龚育之。还有一个摊子，是专门对当前思想文化界做调查研究，反映问题，提供意见。我是从红旗杂志的干校直接调来的，就在这个摊子中。实际上大家心里明白，我们的工作就是和“四人帮”搞的那些“左”的东西对着干。我记得，1975年7月份，我们就调到中南海来上班了。当时中央调人，当然是雷厉风行。这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小平同志交给的任务也很多。
两摊子事都让乔木同志掌握，整理好的毛主席文章，要一篇篇念给领导层的同志们听。每次读毛主席的文章，小平同志都到中南海的庆云堂来，一边听读，一边他还插插话，有时还把从毛主席那里听到情况和意见传达给大家。那时七人领导小组的人，有时都来，有时谁有事就不来，一个星期，一两次。而后，他们也将小平同志的讲话向我们下面的人传达传达。
我们分理论组、国际组、文化组。我在理论组，组长是王子野。王子野人很不错。我们一个组就三四个人。还有滕文生……等。
做了几件震动较大的事
1975年7、8、9三个月，我们做了几件震动较大的事：
一是“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胡耀邦一到科学院，就整顿科学院，把科学院造反派搞的那些东西翻了过来，重新建立规章制度，提高科学家的地位和待遇，并组织人起草了一个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这个提纲经过小平同志看过，送给了毛主席。快要通过时，一批邓，就停下来了。
邢：这是你们研究室搞的吗？
郑：提纲先是科学院的人搞的，然后交给乔木做最后修改，乔木就把胡绳、吴冷西、龚育之招集到一起搞这个东西。
还有一件大事，是搞了个“工业二十条”。针对当时工业战线的混乱情况，我们请计委的同志起草了一个规章制度。那时工厂不是很混乱吗？这些规章制度与“四人帮”搞的“反对管卡压”是针锋相对的。
在文艺方面，张天民的《创业》受到“四人帮”的阻扰不让发行上演，我们就通过编剧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经过邓小平，又捅到毛主席那里。
邢：这件事，是张天民写了送到你们这里，还是你们策划的？
郑：还是有策划。我们这里的人有意识地找到文艺界各方面人士，调查文艺问题。大家公认《创业》在当时是不错的电影，结果让“四人帮”批了一通。于是通过文艺界的人让张天民给主席写信，由我们这里往上送。而后有了主席那个重要批示。
我们还策划举办了“冼星海与聂耳音乐会。”冼星海的夫人不在北京，在南方。我们想尽办法把她接到北京，让她给毛主席写信，请毛主席同意举办“冼星海与聂耳音乐会”，以此来纪念他们。
邢：您知道研究室中具体是由谁来办这些事的吗？
郑：有个同志为此写了书，有记载。咱们可以查一下。
我当时还做了这么一件事。报纸过去一提到双百方针，总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但我翻报纸时，发现在谈这段话时，已经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我又专门注意翻了一些报纸，一连好多天的报纸都没有。我就汇报给王子野。王子野认为这是大事情，于光远也认为是大事情。于是我们就动手查了那段时期好几个月的报纸，都没有。说明“四人帮”已经公开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只提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后来，我们就写了一个材料呈给毛主席。弄得“四人帮”很紧张，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以后对这段话一定要提全。（哈哈）“四人帮”也感觉到我们这些人厉害，老找他们的茬子。毛主席这时也在想调整文艺政策，一连发了几个指示，对《创业》、对姚雪垠的《李自成》，对出《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出，也是我们找到周海婴，让他给毛主席写了信，通过邓小平递上去。毛主席对出鲁迅全集还是比较重视的。
当时文艺界的同志，都知道，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文艺政策不满意，邓小平正在整顿铁路，整顿钢铁，文艺呢，不叫整顿，叫调整。有了这种舆论，就有人开始攻击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李春光当时是文化部研究室的人吧？写了一篇很大的文章，把于会泳批得体无完肤。文章写得非常好，很有说服力，有气势，也有才气。我们政研室拿到以后，乔木大加称赞。专门打印，让我们每人有一份，他说文章写成这样，就算是很不错了。乔木让我们学习李春光的文章。文革结束前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对着“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有些问题就涉及到毛了，邓力群还找李春光谈过，他们私交不错，但据说也有了分歧。
这一连串的事，搞得四人帮很恼火。政策研究室成了他们的死对头。那时，我们很愿意和四人帮的势力斗一斗，我觉得很兴奋。但是，一方面也感到形势很严峻，“四人帮”的势力很大。
我们还想办一个刊物《思想战线》，放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社会科学院的前身）。那时学部划归我们政策研究室管。七人领导小组，指定胡绳管学部。我和郑必坚作为与学部的联络人。我们常去他们那里坐一坐，聊一聊，《思想战线》编辑部的同志也愿意我们多走动把上面的精神传达给他们。希望这个刊物办出来有些权威性。
《思想战线》第一期稿子都齐了，也因为批邓，没有出来。所以说75年7、8、9三个月，我们的工作真是轰轰烈烈的。事情搞得很多，影响也很大。外面的人认为政策研究室是邓小平的智囊团，参谋班子。因为我们领导组的人都是很有名的。“四人帮”对这个研究室很注意。但当时毛主席对邓小平是支持的，“四人帮”对我们比较收敛，不敢对着干。有时该退一下就退一下。
胡乔木靠边站了
邢：当时政策研究室，各组加起来有多少人？
郑：三十多个吧。我们行政上的事归国务院管。
这就要提到胡乔木了。在创办研究室时，胡乔木就向邓小平建议，是不是找几个造反派参加进来？他感到“四人帮”的势力不能低估。邓小平断然否定，说：不要！不要！邓小平很明白，就是要跟他们对着干。从这件事看，乔木政治上不是很坚强。
后来，因为迟群的信，出了问题。有人告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迟群，这封信是通过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又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生了气，认为告迟群是针对他的。加上毛远新在毛主席身边讲了很多话，毛主席态度就变了。到了75年10月，形势就不行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边看形势，一边感到形势很不妙了。
邢：那时您年纪多大？
郑：47岁吧。我们同事之间彼此关系不错，私下里说，这时如果有人往上捅信儿，告我们政研室，肯定一告就一个准。没想到，第二天，我们那里真有一个年轻人给姚文元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政研室怎么怎么样。这个人原来是中宣部的一个普通干部。到我们这里来是搞资料的。资料也没有搞出什么来。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很老实，不言不语的。大家没有想到信是他写的。姚文元马上就批了。要政策研究室接受审查整顿。
邢：他告了哪些内容？
郑：他知道的事并不很多。但“双百方针”的事他知道；《创业》的事他知道。麻烦来了，打小报告的人成了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取代了胡乔木。
邢：哎呦呵！
郑：胡乔木就靠边站了。以后上面开什么会，都是由这个人去。现在这个人在近代史所的图书馆。当然跟他一起的也有几个年轻人，有机可乘嘛。接下来就是批邓，整个运动由他来主持。那时政研室被叫作“邓纪谣言公司”。
邢：早就知道这句话，不知是专门指你们。
郑：这是小平最大的一个班子了。当然，这时小平已经顾不上管了。乔木最后找到邓小平，邓小平说：“科学院的汇报提纲”就算了，毛主席也没有批评。言外之意，毛主席批示过的事，咱们都不要和“四人帮”纠缠。
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在研究室就是不断地批判邓小平，批胡乔木，其实也是明批暗保。
邢：当时乔木是真的不管事了？
郑：他确实不管了。他的精神完全垮了。我们都没想到他这样经受不住。因为七人小组中有几个都是老运动员了，于光远、吴冷西、熊复啊，都是经过文革初期、干校的批斗，面对这些事情都能应付，但是乔木在文革初期就受到保护，没有去过干校，没有在群众会上受过批斗，他没有经受过运动的挫折。他这个人呀，整个神经沮丧得不得了！让人看了也很同情。当时七人之中也有人劝他，不要紧，不要看得太重。
邢：他最怕的还是毛泽东对他的态度。
郑：其实是江青对他最有看法。老说他干扰毛主席呀，等等。我现在分析他为什么会精神崩溃呢？
一是他没有运动经验，不像于光远这样的老运动员。于光远在批斗他的会上可以东拉西扯，天南海北，交待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有交待出来。他们很有一套。乔木没有这种本领。
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个老同志对乔木说，这次运动不同寻常，跟过去不一样，非常严重，让他认真对待。这个老同志是谁呢？乔木对胡绳讲过，胡绳猜是乔冠华。乔冠华那时比较得势。“四人帮”也比较看重他，乔冠华与乔木关系也不错，所以胡绳认为是乔冠华影响他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吴冷西。他们不是和小平一起读毛主席的著作吗？小平不是常讲些话吗？吴冷西都一一记了下来了。到开大会揭发邓小平时，吴冷西就一条一条揭发：几月几日邓小平讲的是什么。本来，乔木可能还想粗略地揭揭，混过去，吴冷西这么一来，他崩不住了，因为邓小平讲话，乔木都在场。后来，乔木也一条一条地揭发起来。这样一来，他的表现就不够好了。最糟糕的是，他写了一个详细的揭发邓小平的材料。这个材料，除了一些事实以外，还有他自己对邓小平的一些评价。这个评价也很不好。我记得有这样的话：“这个人（邓小平）顽固虚伪。”这话就很厉害了。材料还直接送给了毛主席。我们当时没有看到。后来，在研究室里发下来了。隔了多少年，香港《镜报》不知是从哪里搞到的，全文发表了。这就使乔木的面目很难看了。这是乔木的一个很大的污点。
邢：《镜报》刊登的时候，邓小平还在台上吗？
郑：还在台上。这件事于光远他们都清楚。
还有一件事，毛主席去世，乔木想参加追悼会。江青他们不让他参加。他心里很难过，他和毛主席感情很深。乔木就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这封信，别人都不知道。“四人帮”被抓时，在江青的办公桌里搜出了这封信。这就成了大事。有人认为这是乔木向江青献忠心的表示。因为，你想参加追悼会，用不着写信给江青，可以写给中央办公厅。这就形成华国锋上来以后对乔木的看法，认为他政治上太不坚定了。我们那时看他被批判时，走路都走不动，人都跨了。
邢：我听人讲，乔木这个人动不动就爱给人写个纸条，让人感觉他性格上不太利落。
郑：他做事比较严密，处理事情对下面很严厉，不留情面，这时你会感觉他很强硬。这个人有他的复杂性。有时下面做事，不可能像他想得那么顺利，他批评起来也言过其实；有时他看到我们工作有成绩，也很高兴。但一遇到他自己的逆境，人就瘫了。记得有一次，他挨批斗完了，我扶着他回办公室，我怕他心情太坏了，我就说：五十年代，我读过你一篇文章，专门谈怎样写文章。他听了还是挺高兴的。
邢：当时您还不是他的秘书？
郑：我一直都不是他的秘书，就是替他做点事，没有名义的。可能他觉得患难中我对他比较同情。我一直在想，他在党内生活这么多年，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个人的得失，还是他的根本思考。毛主席是他依靠的支柱，这时毛主席对他不信任了，他觉得身败名裂，看不到前途了，认为他可能翻不过来了。
邢：翻过来他就两头都不讨好了。
郑：是的，是的。他不能像于光远那样敷衍，就是不交待深层的东西。于光远那次是表现最好的！没有乱说，而且是很会应付的。
批着，批着，有一天，我到中南海去上班，看到中南海加了很多岗哨。朱加木（当时领导我们批邓，那时也是明批暗保。他是高干子弟，朱理治的儿子。朱加木和高干子弟都有来往，信息灵通。）一来就告诉我们，“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四人帮”10月6日被抓，朱加木7号早晨就告诉了我们。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坐在后面看造反派还在那儿使劲地批胡乔木呢！我们就不说话了。
这时吴冷西也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所以他批邓的调子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造反派还很吃惊，怎么不像批斗的样子了？到了中午，情况更明朗了。
接着是全市各行各业大游行。乔木，情绪也大不一样了。我记得他参加了两次游行。从中南海的北门，一直走到王府井，经过天安门，他都是步行，好远那！他兴奋得不得了。中直机关的游行他参加，北京市的游行他也参加。
新班子不用他
那时我们不知道他给江青写信的事。按说，新班子应该对我们这个研究室很重视，我们一直在和“四人帮”对着干嘛。但是，我们感到华国锋上来以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对我们并不重视。只是调几个人走了，如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调到文献研究室去了。那时也不叫文献研究室，叫毛主席著作编译办公室，简称毛办。由汪东兴、李鑫直接控制。华国锋当时很倚重李鑫。毛办成为新的起草文件的班子。把于光远、邓力群、胡乔木还有我们一些人就撇在一边，没有事干。只好天天批“四人帮”。我们心里也纳闷，怎么回事？后来传出来，说我们这个单位要撤消。因为他们发现了乔木的效忠信。
李鑫想把整理毛主席著作的事由他接管起来，不让胡乔木来搞。胡乔木一直认为自己是整理毛著方面的权威嘛。李鑫就到处说胡乔木的坏话。李鑫是康生的秘书。所以，有李鑫这样的人加油添醋，胡乔木的处境就更不好了。上面让我们办善后的事。这时邓小平还没有出来。
于光远这个人很聪明，他看出来了，如果我们拖一下，不急于让人家接收，也许政研室这个单位还可以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就打了一个报告，说我们有些事还没有办完，还要去大庆、大寨搞一些调查。那时政研室不是党中央的机关，是国务院的机关，邓小平是国务院的副总理。有个人叫吴庆彤，当时管我们的事，比如接收，他都管。那时，我们的单位，是保留还是撤消，由李先念、吴庆彤等人来定。打完报告，我们全体人马到大庆视察去了。就在我们刚刚从大庆回来，下火车时，有消息传来，说邓小平讲话了，政研室不能撤。接下来一段时间，一些批“四人帮”有分量的文章，都由我们政研室、党校等单位来写。这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也是我们来写。
乔木还是不高兴的，对他，待遇没有变，没有任何安排，把他闲在那里了。
后来中宣部准备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要找笔杆子去起草文件，把我弄去了，还有王若水和社会科院的几个同志，住在宾馆。最初，乔木还算是起草小组的顾问，文件起草的提纲，提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都要听听他的意见。突然之间，不让他参加了。我想，在这些地方，反映了上面对他还是有看法的。我当时也搞不懂，还比较天真地对乔木说，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请您来的指导。这仅表达了我和他的私人之交。
转机来了
到了什么时候有了转机了呢？1977年9月份，毛主席逝世一周年，要写一系列纪念文章。
有一篇很大的文章，要写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论说，这篇文章原定由外交部组织班子起草。外交部他们不大会弄这种理论性的文章，他们善于搞解说政策的东西。他们调集了新华社、联络部，还把驻外的几个大使都调来了，如宦乡等，就在台基厂头条外交部的一个招待所里搞。搞出来以后，不太行，不知什么原因，就找到乔木了。乔木就把我和苏沛同志带去改他们的稿子。乔木当然是有水平的了，一去，把他们的稿子都否了，重起炉灶。让我和苏沛两人来写，搞得我们挺苦的。每天上午他来议一议，拟出意见，晚上我们俩人加班加点，出一部分就去排印，搞了几天，初稿写出来了。而后又不断地加工，请社科院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提意见，把各种专家学者请来提供资料。花了很大功夫！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主要矛头是对准苏联，希望建立反苏的统一战线。这等于给美国一个信息：我们要和美国和好了。所以，这篇文章很重要！而且乔木也想把它搞成非常有学术性的大文章。后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登了好几版。接下来出了小册子。
邢：通过这篇文章把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
郑：它最大的意义体现在政治上，我们要和美国缓和关系。所以李慎之对这篇文章很重视。这篇文章发出来，国际国内影响很大，这是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最重要的文章。对乔木境遇的改变也很重要。据说华国锋看了这篇文章后还很感慨地说：“这要读多少书啊！”他觉得乔木还是很有学问的，还是可以用的嘛。后来，乔木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本来是让我起草，后来，他改得几乎剩得没有几个字。这封信的大意是，对接受了这项重要任务，很高兴。完成任务后有一些建议，如对苏联、东欧等国际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其实是对华国锋的一种感激。
我估计，这篇文章对华国锋改变乔木的印象作用比较大。很快乔木就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院长。
邢：也就是说从胡乔木任院长开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郑：是的。后来，国务院政研室改为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人员也有调整，有的同志调走了，我和有的同志一起转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而且我们把过去一段时间的运动做了一个总结上报中央。让我起草。总结对乔木做了比较好的评价，没有说他的不是之词，说他在运动中都是讲的事实。
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候，他还为陈云同志，聂荣臻同志写文章，也是找到我起草，然后他再改。精神都是针对“两个凡是”，强调实事求是。
他想让我当秘书，我没有去
邢：他用您很多，与您在他困难的时候同情他有关系吗？
郑：有。感情不错。另外我这个人，自己没有多少创见，但是能把他的意思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来。写出来，他一般比较满意，觉得我写的正好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对这一点他比较欣赏。哪怕是有时写一封信，他把意思讲一讲，我起草完了，他很满意，有时就不怎么改动了，用了。他是想让我给他当秘书，但我没有去，我觉得麻烦。我一直在研究室，他用我随时就去。
写“三个世界”文章是77年9月份。我们政研究室没有什么任务，乔木、邓力群和上面的同志联系较多。可能是陈云同志向乔木提出，要写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乔木有个星期天就到我家里来，让我马上就写，当天就要写完，非常急。题目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意思是针对“两个凡是”。我一天就写完，第二天乔木拿去，陈云还比较满意。在是否还用“坚持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套话，乔木还同陈云商量。我听乔木讲，陈云同志说，“再照顾他们一次，写上吧。”说明陈云同志那时对这些也是很有看法的。文章拿到《人民日报》去，他们还不大想发，觉得有些话和华国锋的不一样。后来，为这事陈云还挺生气，说如果所有的文章都说一样的话，还办什么报纸？后来，在77年9月份《人民日报》还是发表了。但是这篇文章陈云同志没有收到他自己的文集中。估计是他觉得与自己的文字风格不大一样。陈云的文章句子短促，比较明快，当时文章要得急，我也没有时间按照他的文章风格去改写。
还有一篇文章，是为小平同志准备的一篇发言。后来，不用了，就改成了聂荣臻的文章。那时纪念毛主席去世一周年，好几个老同志都写了文章。这些文章是要形成了一种舆论，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搞两个凡是。
这是他在文革后期重要的一段。以后他就到社会科学院开辟新局面去了。
邢：咱们下次就接着谈他到了社科院吧？
郑：好。就碰到“两个凡是”和一些复杂情况。
郑惠访谈（2002年9月10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乔木（之二）
欣赏李泽厚，启用周扬
邢：今天您是不是来谈谈胡乔木到社科院以后的情况？
郑：好，现在，我们来谈胡乔木到社科院上任后的情况。乔木刚到社科院上任，就让我和几个同志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我是组长，一个一个所召集会议，听意见。我们跑了好几十个所，开了座谈会，并将大家的意见向乔木做了详细的汇报。乔木立刻做出两条决定，一是：所有的军宣队、工宣队立刻撤出，一个人不留；二是：立刻恢复业务，专做研究，一切派仗再不能打了。这两条决定是不错的，恢复了社科院的学术研究工作，使之面貌大变，气氛大变。
乔木同志提倡搞学术研究的时候，还让我去发现社科院有成绩的研究人才。通过了解，我知道李泽厚在别人打派仗时，一直埋头搞学术研究，写出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我收集了他的文章，给乔木看，乔木感到这个人的研究成果的确不错。有一次，开全院大会，乔木让李泽厚到主席台上就坐，下面的人都很吃惊。李泽厚曾因私生活问题受过处分。当时很多人看不起他，觉得他人品不好，在与同事们的交往中又不合流，所以下面的人很奇怪，怎么这个人突然这么受重视？显然，乔木是想通过这件事，提倡一种搞业务、搞研究的空气。他一直对李泽厚很爱护。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看了，很欣赏。一直到“六四”时，李泽厚有些活动，乔木还把他找去，劝他别陷进去。从乔木的角度看，他是爱护李泽厚的，说明乔木爱才，想保护人。当时像李泽厚这样的学者还是不多的。
乔木刚一去，也敢于启用一些人，比如温济泽。温济泽在《百年潮》登的文章中提到了他被打成右派的经过。温济泽当年是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对外广播方面的负责人。1957年由于温济泽领导反右斗争比较谨慎，对外广播部门划的右派没有达到5％，结果1958年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广播局补课，把他补成了“右派”。乔木听到这个消息还与廖承志一同到中宣部去询问，想为他说情。他们在延安时就熟悉。但这时他也没有办法保护温济泽。所以，“文革”后社科院一成立，他马上就把温济泽从广播事业局调来。一边调他，一边写报告，帮助他“改正”右派问题。所以，温济泽成了中国几十万“右派”中，第一个被平反的人。
乔木还把周扬请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周扬在“文革”中已经被批得一塌糊涂，但他马上就启用。
邢：我记得您和我说过，在周扬和丁玲的矛盾上，胡乔木是同情丁玲的，他对周扬有看法。
郑：以前的事，是以前的事；后来的事，是后来的事（指他领导批判周扬的有关异化问题的文章），他调周扬到社科院，在当时，是爱护周扬，关心周扬的。这也反映了乔木这个人的复杂性格。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他发生了新的问题。
但是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他又发生了新的问题。
在1978年5月份，大家都在议论《光明日报》上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时，乔木在社科院的大会上讲：有人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有分歧，这是造谣！造谣！他说得很严重，还扣了很大的帽子。事实上，中央内部明明是有分歧的，很多人都知道，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他这么一说，搞得大家很不理解。干嘛要这么说呢？还这么凶，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这次他给大家的印象很不好。我前面讲到党校有个同志叫沈宝祥，写了一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的书。材料很丰富。书中讲到，胡乔木有一天到胡耀邦家里去，对胡耀邦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要再搞下去了，否则会造成党的分裂。事情说得这么严重，给胡耀邦压力很大，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那时，管思想宣传工作的汪东兴等人都反对，批评得很重，邓小平也还没有表态。过了不久，小平同志表态了，支持讨论。这时胡耀邦胆子也壮了。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还有待核实。但从逻辑上推是可能的。因为乔木在社科院的讲话态度就是不想把这个讨论搞下去的。这件事也反映了他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上的摇摇摆摆。他不能像耀邦他们那样，是非非常清楚，看准了，就很坚定。
乔木有的讲话，交给我作整理工作。上面说的关于造谣等扣帽子的一段讲话，我觉得太不对头，就给他删去了。
不许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乔木开始表现不太好，很快，邓小平表了态，支持讨论，反对“两个凡是”，乔木态度也变了。据当时解放军报总编华楠说，小平明确表态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是乔木起草的。这时，他是跟着小平转了。
而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少有的、发扬民主的会，指名姓批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等人，一点情面都不讲。当然，这是由于小平、陈云同志在做后台。当时活跃的是华楠（解放军报总编）、于光远〔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曾涛（新华社社长）、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这几个人互相串联，“煽风点火”。于光远有一本书专门谈了这次会议情况。原来，这个会议没有准备批判“两个凡是”的问题，而是要谈经济问题，搞个农业方面的文件。但是会议的大势所趋，下面各组都在集中批“两个凡是”。要想阻止，也阻止不住，但是农业文件还得搞呀！乔木当时的主要精力，是搞一个农业方面的文件。农业方面，各地省委书记和农业部门意见很多，认为多年来的农业学大寨，搞得很糟，希望这次写的农业文件，在政策上放宽一些，对农业不要干涉太多，应该让农民有些自主权。但乔木在写这篇文章中控制得还很严，有个地方特别写了两句话：不许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事实上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搞了包产到户，他这么一写，就成了不合法。这些于光远他们都有回忆。当然这也不能怪乔木，因为当时整个党内思想都不怎么开放。但他作为起草文件的人，在这些地方虽然没有定论的权力，至少可以把话说得灵活一些，他这样一来，搞得下面不好做工作了。这些地方反映乔木思想是不够开放的。那些懂农业的人都认为要想改变农业状况，应该让农民多一些自主权。所以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两个凡是”，乔木虽然也发了言，但他不如于光远他们思想解放。
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把汪东兴手里的权拿过来了。当时汪的权力比较大，8341部队归他管，几个大的专案组归他管，老干部的冤假错案，平反不平反归他管；意识归他管，比如毛办也归他管。他是中央副主席。不可一世！
谁起草的邓小平讲话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邓小平讲话，是谁起草的，也有很大的争论。朱佳木等人说是胡乔木起草的；于光远说根本没有他（乔木）。于光远说，最早是邓小平把胡耀邦、于光远找去，交给了他们一个提纲，还作了详细的讲解，让他们去起草。（这个提纲，于光远一直保存着。后来他还找出来，我们在《百年潮》上发表了。）
据于光远回忆，从交提纲到写成，都没有乔木参加。但是你说乔木完全没有参与？也不是。我推测，稿子基本定稿后，邓小平还是要请乔木看一看，看有些文字是不是要修饰一下，枝枝节节是否需要再修补一下。这种可能是有的。邓小平为什么会不让乔木起草这个讲话了呢？后来有人找到三中全会之前，乔木为中央工作会议给邓小平起草的一份讲话稿，在报告中他还写到“走资派”、“阶级斗争”之类的话。这些东西，邓小平看了当然不高兴啦。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键时期，真正解决问题是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不过是在组织程序上通过一下，所以中央工作会议很重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就成了三中全会非常重要的主题发言。从提纲上看，邓小平那时就已经有了一些超前的改革意向。后来，有人在《北京青年报》搞了一大版，说明乔木如何起草邓小平的讲话，为乔木造声势。而那个讲话稿的确不是他写的。
还有一件事，这又牵扯到“文革”后期政研室那个《论总纲》。最早是乔木让邓力群主持这件事，胡绩伟、余家彦他们写了一稿，胡乔木觉得不行，又让胡绩伟和龚育之两人搞。胡绩伟、龚育之他们搞了一个提纲后，有了别的任务，乔木又交给了吴冷西，吴冷西的稿子写出来后，乔木觉得还不满意。后来作为“大毒草”批判的，大体上是胡绩伟他们起草的第一稿。我的印象，邓力群吸收了几人的好的观点，但更多的还是邓力群的思考。冯兰瑞写文章说邓力群是剽窃别人的东西，这个说法不太公道。后来我还和冯兰瑞说，不能说邓力群是剽窃，她虽然也接受了我的意见作了一点修改，但对邓力群将这篇文章编入他的文集，又不作任何说明还是很不满意的。
我不当《百年潮》社长以后，邓力群说：冯兰瑞的文章发表时，郑惠没有看，不怪他，但发表以后，他会看到的。他看到以后，不说什么话，是不可原谅的。其实我是为他做了工作的，但我也不能封住别人的嘴。
《论总纲》是在政研室为同“四人帮”斗争写的。最早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那时小平的思想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后来说的三株大毒草：一是《论总纲》，一是《科学院汇报提纲》，再一个就是《工业二十条》。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还把这三篇文章印成小册子，让群众批。但是大家越批越觉得，文章说的都是对的嘛，越批小平的威望越高。这一段内容，我们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您参加起草了？
郑：是的。“文革”那章是我起草的。
邢：那是哪一年？
郑：是1991年。去年有人找我写回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二十周年。我想了想，觉得有些问题公开讲还是不行，还有麻烦，我就没有写。
我们应该谈理论虚会了。
在中央工作会上虽然批判了“两个凡是”，但是大家觉得 “文化革命”搞得人们思想混乱，是非不清，许多理论问题，来不及深入谈。所以叶帅建议，是不是开个理论务虚会？在这之前已经开了经济务虚会（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开的）。
“文革”结束后，到三中全会，到理论务虚会，强调解放思想，有一个比较好的气氛。耀邦是很赞成理论务虚会对理论问题深入探讨的。
在耀邦印象中，吴冷西、熊复、李鑫、胡绳都是会写文章的。但是，他们在“两个凡是”问题上是错了，特别是吴冷西，打电话到《人民日报》训斥人家。而耀邦对人比较宽容，理论务虚会都让他们参加了，但占优势的还是胡绩伟、于光远他们这些闯将。吴冷西他们作为“凡是派”也不能总在那里坚持，多多少少要做些检讨。在理论务虚会上，王若水大讲“个人崇拜的问题”，还有人批判“五.一六通知”，他们把“文革”中很重要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有些讨论很有深度，很有气势。这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是，那些老同志，那些“左”派，受不了，因为王若水他们的发言，动摇了根本问题。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根本性问题，已经被动摇了嘛！这是三中全会的一个继续，是理论上的很大突破。三中全会着重解决的是“真理标准问题”，批了“两个凡是”，把这个问题搞得比较清楚了。对康生、谢富治也都有涉及。但对“左”的基本理论――从“五一六通知”起，或者更早的八届十中全会所坚持的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东西，三中全会并没有涉及到。真正涉及，是到了理论务虚会。耀邦很欣赏这一点，认为理论界做出了很大贡献。耀邦很欣赏王若水、李洪林、胡绩伟、于光远、华楠、曾涛、杨西光等人的发言。理论务虚会开得很活跃。
在“四个坚持”问题上，乔木起了作用。
后来，突然一转，出现了邓小平关于“四个坚持”的讲话。在“四个坚持”问题上，乔木起了作用。这当然与外面的形势有关系。当时，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了大字报、小字报，魏京生也是这时出现的。李洪林同我讲，魏京生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个时候捅邓小平干嘛吗？！他写大字报，说邓小平如何专制啊，这样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据有人讲，胡乔木晚上带上口罩到西单民主墙去看了大字报，感到形势严峻。这时上海也有人闹事。本来，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小平还准备讲一段民主的，还让于光远给他起草。
邢：让于光远起草一段支持民主的话？
郑：是这个意思，叶帅也是如此。他已经讲出来了。他说在党内，我们三中全会，发扬了民主，是从来没有过的，社会上也有了西单民主墙……。口气是很赞成的。但是到了理论务虚会上，对毛泽东的“左”倾基本理论越攻越厉害，乔木对毛是非常维护的，所以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对这段时期的看法，我没有亲身听他讲过，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和邓小平说的。只知道形势突然变了。
邢：邓小平的“四个坚持”的讲话是胡乔木起草的吗？
郑：是胡乔木起草的。
邢：有没有别人参与起草？
郑：可能有，我不知道内幕，只知道当时的形势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邢：是邓小平先转，让胡乔木去办，还是胡起作用让邓小平转了？
郑：很可能是乔木起的作用。他到西单去看过大字报，另外还有人给他送去了一些材料。乔木在遇到什么大事情时，就赶快去报告。他的书信里，常有这种表现。
理论务虚会后来又被“四项基本原则”给卡住了。乔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不应该这样搞。
邢：关于理论务虚会，您知道一些花絮吧？
郑：花絮是不少的。我办《百年潮》期间，曾约王若水写篇关于理论务虚会的文章。王若水建议李洪林来写，李洪林经常去美国，跑来跑去没有写成。当然也不好写。因为有人说这个会是右派翻天；有人说这么好的会被扼杀了。总之伤了元气了。对知识分子打击很大。有人说“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条棍子。他说所谓“四个坚持”，无非是要打人嘛、整人、压制知识分子。乔木还不高兴，让追查。有人说是邢贲思讲的。邢这个人比较正统，不太可能讲这话。从这以后，耀邦的处境就不好了，心情也不好了。
邢：等于从这时起，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就和另一些人分道扬镳了。
郑：是的。有几个人就被盯上了。北大的郭罗基，中宣部的李洪林啊，王若水稍微好一点。我记得，搞《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要找一些人参加起草，我向乔木建议找王若水，乔木也同意了。王若水提出建议写的一段“毛泽东晚期思想”（后又改为毛泽东晚年错误），乔木接受了，交给王写，写得很不错，但乔木觉得不合意没有用。这时乔木对王若水的态度，还没有像对待李洪林、郭罗基那么厉害。结果非让郭离开北京不可。李洪林也受到很大压力，后来他被项南要到福建去了。
“理论务虚会”以后，是个很大的倒退
“理论务虚会”以后，是个很大的倒退。我慢慢悟到，我们起草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批评，其实很多是吸取了“理论务虚会”的讨论成果，仔细看看那些人的发言就明白。乔木这个人，脑子是清楚的，他能把这些东西汇集起来并加以条理化。《决议》的成功起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理论务虚会”。所以说很不公平，那些同志为批判“左”的理论，是做出了贡献的。
现在，和这些重大问题毫无关系的人都坐到台上去了。原来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些人，在现在的政治舞台上一个也没有了。真是历史的讽刺。
邢：这些事，在纪念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时，咱们《百年潮》也算说过一点意见。孙长江的手稿都公之于众了。
郑：对。对。后来胡锦涛的讲话，还特别提到了胡耀邦。
邢：让胡耀邦辞职时，还是承认他发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功绩的。
郑：胡耀邦这个人对知识分子和理论界的人是很爱护的。
邢：他也爱护得不够。他心里明白，但到他应该出来保人的时候，他不强硬。中央党校把他用过的几个人整得一塌糊涂。他当时还是总书记呀！
郑：连吴江这样的老同志都整了。其实保护下面的人他不如邓力群，赵紫阳解散了书记处研究室，邓力群还把他手下的人分别作了很好的安排。所以那么多人死心塌地跟他走。
邢：胡耀邦在这方面比较软弱。他怕人家说他拉帮结伙。
郑：他对王若水、胡绩伟还是保护了一下。那时胡乔木恨不得很快把他们撤下去。但胡耀邦不同意，为此胡乔木还到《人民日报》做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成绩估计不够，不像耀邦同志，“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是，我没有胡这样度量。耀邦有些事是顶不住。不光是要顶王震，还有陈云。当时中央党校有一篇文章提到，有些同志自以为懂得经济，实际上不懂经济，陈云怀疑指的是他自己。其实写作者是指华国锋。但有人对陈云打了小报告，陈云大为光火。有一次当着胡耀邦的面，陈云就说，你们党校几个秀才为什么写文章批我？使得耀邦难以自辩，对王震去党校驱赶几个秀才，耀邦当然不敢顶。说明有些事对于耀邦，是极其困难的，是完全冤枉的。有些人就是爱干收集材料告刁状的事。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
郑惠访谈（3）（2002年9月24日）
十一届三中全前后的胡乔木（之三）
乔木同志确实是有私心
郑：今天，我们先谈一两件事。1977年李先念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国财贸会议，是让乔木给他起草的报告。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纠正了一些文革中的左的财经思想。先念同志很满意。差不多同时，乔木还写了一篇《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这篇文章影响更大了。是为先念同志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议写的报告。那个务虚会开了差不多一、两个月，对过去的经济工作做了一些讨论，也有所检讨。为了写这篇报告，乔木（已经是社科院院长，1977年吗？）带了一批人到上海去调查，其中包括于光远等。可能那次朱镕基也参加了。我听朱镕基讲过，他和乔木一起出去搞过调查研究。那时朱镕基刚从石油管道局调到马洪主持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来袁宝华又把他调到经委。乔木他们调查后写了一篇很详细的经济工作报告。其中说到过去我们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总是按照主观意志行事。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等，过去我们不屑于谈的问题，在这篇报告中都谈到了。当时，美国有家刊物特别注意到这篇报告，说从中可以看到中共在经济上会有很大的变动和改革。但是这篇文章不是乔木一个人写的，于光远和马洪都花了很多精力，这篇文章应该说是集体写作的。我编胡乔木文集时，不知道情况，以为是胡乔木自己的文章，就编到他的文集中。后来于光远告诉我，这篇文章不是乔木一个人写的，是我们大家写的。我不知道，否则应该加个注。或者建议不收进他的文集。
类似的情况，还有两次。一次是，他把五十年代在中宣部几个笔杆子起草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纲》，要编到他的集子中。这是许力群、于光远、王惠德等几个人写的一个很大的东西，当然乔木也参加了。后来毛主席亲自修改了多次。这是为搞“三大改造”过渡时期准备的纲领。这个《提纲》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印象很深。我和龚育之五十年代也在中宣部，知道一些起草的情况。后来，我和龚育之就建议他不要放进去，他接受了。
还有一次，“四人帮”刚倒台，小平同志出题目让我们政治研究室写一篇《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文章。过去“四人帮”称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基础。小平同志拨乱反正，说按劳分配这种重要问题也是你们应该写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冯兰瑞写的，小平同志亲自看过同意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因为当时人们都不大懂得按劳分配的理念是什么。乔木在编文集时，又要把这篇文章收进去。我和龚育之又建议这篇文章最好不要收，他接受了。他当然是修改过，但修改并不是起草写的。这几件事，反映了乔木同志确实是有私心。所以夏衍曾经说周扬那篇谈有关异化问题的文章，没有错，错就错在不该以周扬的名义发表，如果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这话自然是很挖苦的了（注：胡乔木曾领导狠批了周扬这篇文章，至使周扬死不瞑目。）可见夏衍是比较了解胡乔木的。
邢：这两件事，让我感到，对于有开创性见解的文章，胡乔木很重视，愿意变成自己的东西？
郑：特别是影响大的文章。比如《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纲》，这是了不起的历史事件。还有按劳分配的文章，都影响很大。
还有上次我们讲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不是还放在他写的文章中，陈云同志说再照顾他们一次。我看到近代史所的副所长李新写的一篇文章，他与黎澍很好。李新说有一次他们和乔木坐在一个小车上，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对的，不能这样说。然后就说如何不对。据李新说，这话最初的提出是黎澍，但乔木把这话接过去，而后到处讲话，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性。我们搞思想工作的人吸收别人的好的思想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思想的发明或发现不应该攫为已有，还是要实事求地说，这是某某同志说的。
关于“三个世界”那篇文章发表后，影响大议论也多。那篇文章中有很多数据，包括苏联作为社会帝国主义在国内如何剥削工人农民，当时把他们的剥削率都计算出来了。这是我找了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浦昌，由他提供的。最近李慎之有篇文章说，他曾问乔木说：你们真厉害啊，连剥削率都算出来了！乔木说：“那都是胡扯！”可见当时他并不把这些看成是科学的东西，完全是政治需要。
邢：但是他却把它写在那么重要的文章中。
郑：是啊！现在李慎之把这事公开了。有时我也想，当时我跟着他写文章，真是一字一句地推敲，找专家核对，没有想到他内心是这么一种态度。
邢：您和胡耀邦有过接触吗？
郑：有过接触。但不是很多，也不是很深。有一次起草文件，涉及到对陈独秀的评价。他就谈了自己的看法。耀邦是很好的一个人。后边我们再谈。
给叶帅起草文章
1979年国庆节，为了庆祝国庆三十周年，中央决定由叶帅出面讲话。那时叶帅德高望重。起草讲话稿，就落在我们书记处研究室头上。乔木就找到我。我们又是找地方，又是找人。在一个地方起草，搞了大约两个月。这时干部群众对文化革命的祸害，已经议论纷纷，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以后的解放思想，批四人帮，人们觉得好多事情，都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批来批去，都是从毛那里来的。而这时，上面规定，凡是和“四人帮”有关的就能批，和毛有关的就不能批。这就涉及到对毛的错误怎么认识的问题了。到了30周年庆祝会上，一方面要给人民鼓劲，一方面要对过去的错误有个交待。这么重要的节日，对过去的错误不谈一下，对国内对国际都不好交待。中央就决定三十周年国庆讲话还是要涉及以前的错误，以至于文革前的错误。这其实是很难办的，那时候还没有做出后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这个讲话正是做“历史决议”前的准备。可以说，在这篇文章上，乔木花了他的全部的心血。那时我在他身边，我帮他请来了一些人，比如：袁木、滕文生、龚育之、黎澍等，分成了几个组。这个讲话费了我们很大的精力。包括引用什么成语、诗啊，都费尽了心思。
邢：那么这篇文章的开创性在什么的地方呢？
郑：最大的特点，是指出了过去左的错误，即过去对形势估计的错误，方针的错误，结果当然是非常不好的。文章的批判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性，但还是比较深刻的，着重批的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附带也批评了党历史上“左”的错误。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所有涉及到毛泽东的问题，都没有主语，似乎是无头案。是谁对形势估计错了呢？是谁把方针定错了呢？没有的“人”。（哈哈）这种写法很有意思。乔木是动了心思的。当时的环境，又要批评主席，又不能批得厉害。所以就采取这种办法。这样做的结果，反映还是不错的。至少说明已经上面公开承认错误了，没有像过去那样，错了也是对的。叶帅对这个报告也是很满意的。他对乔木说：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说这话时，我就在旁边。意思是指文章写得好。那篇文章确实不错，很有文采。什么“山地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乔木是呕心沥血的。
邢：在篇《胡乔木文集》把这篇文章编进去了吗？
郑：编进去了。但有一个具体说明。文章发表前，曾发给各省征求过意见。
通过写这篇文章，我觉得乔确实是写这类文章的行家里手，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政治，文采，都能兼顾。有时他就像做诗似的，一句是一句，掷地有声。思路又那么清楚。文章起草到这个程度，真是到了很高的境界。现在的讲话，都是些老套子，根本不能像他搞得那么准确有力。不愧是我党的第一支笔！东西到了他手里，弄一遍，就是不一样。
1979年到1981年“七五”前又让我组织班子搞《决议》。搞了十八个月，我们另外谈。
我附带讲些1980 年的事。
费尽心机，还是要维护毛泽东
从乔木的书信集中，我想到这么几件事。一是80年5月16日，给少奇同志开追悼会，要写一篇社论，郑重说明过去批判刘少奇是叛徒、公贼，都是污蔑的不实之词。这明明是毛泽东搞的，又不能这么写，所以说这篇社论很难写。这时乔木出了主意叫《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真是费尽心机，还是要维护毛泽东。这样一写，发表后，反映非常不好。很多人说，明明是毛泽东错了嘛，还要恢复什么本来面目。为什么不能干脆说毛泽东错了呢？
乔木给为此还给胡耀邦一封信。
最近《人民日报》参加写这篇文章的范荣康副总编辑，通过《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回顾了这段历史。
邢：当时“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还没有出来，怎么批评毛泽东还拿不准。
郑：对。乔木还有一封信写于1980年6月23日。
当时，李维汉向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我们一直没有好好批判，建议作为一个大的问题来对待。本来是很好的建议，小平也同意。结果乔木写了一封信给耀邦，说批封建主义不能一轰而上，一定要研究，哪些要批哪些不能批，怎么提；批封建主义，不批资本主义也不行，还说我们要组织研究一下。结果后来也没有组织研究，等于这件事就黄了。后来，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乔木意见很大，本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李维汉专门和邓小平谈，小平同意了，中央准备这么做了，你来这么一下，你又没有去研究，你还强调批封建主义不能不批资本主义！实际上我们国内主要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好多东西我们还不了解，根本不是批的问题。这封信是很不好的。
他还有一些信给胡绩伟等人民日报的同志，老说你们还有很多错误的思想没有批判，现在有一种思潮，否定毛泽东思想，很不好。他有一封信，自己出了一个题目，什么“从资本主义的民主到社会主义的民主”。看他1980年的信，他总的倾向就是要控制舆论，不让批毛。老说：没有说明当时的背景啊，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对的呀……。他就是想，这些问题不能动。根本不是错误的文章，他硬要组织人去批判。
最明显的是对于光远他们搞的对生产目的的讨论。生产还是为了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为生产而生产啊？有些过去大庆、大寨的做法，“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这些口号，不全面。为什么不能一边生产，一边生活？于光远他们要从理论上搞清楚，不能光搞口号。乔木不让讨论，又给扼杀了。《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的汪子嵩和王若水关系很好，他写了一篇文章，就谈了这件事，当时乔木给他们很多限制，搞得他们很不好办。这篇文章是我约他给《百年潮》写的。
三中全会后，乔木当了秘书长，就开始管意识形态，所以他开始管《人民日报》。
（此文章经过郑惠先生审定）
作者：邢小群 2008-02-19 18:15:08 发表于：博客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