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先生是一位率性而纯真的学者，即使到了晚年，尽管动作不便，反应也比较迟缓，但依然可看到他的眼中闪烁着聪慧的光芒，没有一丝浑浊，绝对不是那种我们常见的或老练或麻木的眼神。他更是一位智者，与他谈话，看似极为平常的言谈却时常能让你感受思想的机锋；在课堂上，他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常发人之所不能发，敢讲人之所不敢讲。何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学术史上特别重要的一位学者，尤其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他更是一位不可替代的重量级人物，他译介的西方哲学及史学理论著作以及相关的学术著述，都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成果。
但是，因为何先生过于低调和谦虚，从不为自己争利益，尤其是他带过的研究生特别少，平生只带过两名硕士研究生，没带过博士研究生（他退休时清华人文学科还没有博士点），因此没有学生给他抬轿子吹喇叭。有人说，导师往往靠弟子出名，某种程度上真是有道理的。但何先生的学问和人品实在是太好了，即使他的学生少，但因为大家都喜欢他的著译，所以他依然广受敬慕。
大家都知道何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但他自己从不这么自许。他在《上学记》里谦虚地说，在他求学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已经完全接受新式教育，他没有旧学根底，比不了他的前辈学者。所以，他非常仰慕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雷海宗等这些古今中外兼通的学者。
何先生为人极其单纯，淡泊名利，待人接物少有世俗圆滑的方式。在我与先生有限的接触中，有一点感觉特别深，这就是他不会恭维别人，也不肯恭维别人，因为他没有学问以外的索求。比如：学校在蓝旗营分给他面积大的房子（当然要补少许房款），他说自己年事已高，无需大房子，不愿搬家，所以没要；师友们为他过八十大寿，他本应享受众星捧月的场面，可是一大早自己先溜出去逛公园了，谁也找不到他；在《上学记》中，他毫不隐讳地批评某人学术不行，某人急功近利，某人品行不好等，几乎口无遮拦，曾引起某些被批评者后人的不满，但何先生不在乎，因为他讲的都是事实。
何先生家境一般，没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但他依然精通英语、德语等多种语言。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精研原典而对西方文化有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位真正中西会通的学者，他的主要著述和见解正是建立在对中西思想文化融会贯通的基础之上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怎么看待传统，怎么看待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冲突等，是特别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乎中国发展前途的问题。
学术界多关注何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因为他对西方哲学的译介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他对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历史哲学的阐释更是填补了中国学术的空白。比较而言，何先生关于中国文化阐述的精辟见解以及他对中西文化的深入比较，学术界关注得并不多。实际上，何先生对中国文化及中西比较都有很多非常睿智的见解，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我以为何先生之所以能在译介西方经典及西方学术研究方面做出如此杰出的贡献，恰是因为他有相当深厚的国学根底，以及他对中西文化比较极为透彻的认识。也就是说，何先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深入理解之上的，他说自己没有旧学功底，当然只是相对于他的老师那一辈。
近读何先生文集，感触更深。比如《杂草集：西方思想史散论》，辑一总共收录了三篇文章，分别是《西方哲学概述》《西方古代哲学》《中世纪和近代的西方哲学》。如果只看标题，无疑是纯粹讲西方哲学；但实际情况是，这三篇文章中有大量的中西比较内容，如第一篇超过一半的篇幅是对中学与西学的比较。辑四中的六篇，居然有五篇是讨论中西文化的比较，如《“中学”与“西学”——从李陵谈起》《中西文化与全球化》《中学、西学与近代化》等，从这些文章标题，我们能看出何先生的治学旨趣及其中西会通的学识。
我读何先生著作最深切的体会是，他不仅仅专注于纯学术问题，更有深切的现实关怀，以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不仅仅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西方哲学和经典著作的翻译方面，同样关注中国历史和文化，对传统有着深刻的反思。从下面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何先生的情怀和见识。
其一，关于中国特色问题。近年来，强调中国特色似乎是各行各业共同追求的目标，学术研究领域更是提出了“中国学派”的伟大口号。对此，何先生持谨慎的保留态度，他认为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中国特殊没有实际意义，也基本没有什么道理；相反，这种认识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某些人扛着“中国特色”的大旗，真实目的却是为了对抗西学、排斥西学，甚至是为了反对对外开放。他敏锐地指出，人类的智慧一旦凝结为知识和学术，就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没有国家与种族之分；面对这些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应当认真学习和吸收，这样才会不断进步。而那些通过强调特色为自己壮胆，高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口号，“恐怕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宣扬本民族的优越，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特别赞成何先生无需刻意强调国家与民族特色的观点，因为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特色是不证自明或自然凸显的。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的恰恰应该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共性，中国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性，以及学习先进文化的重要性。
图片何兆武先生的书架（来源：user.guancha.cn）
其二，关于近代化的普世性问题。与中国特色问题类似，近代化（与现代化含义基本一样）的普世性似乎也是不好谈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了近代化的深层含义，这个问题便不会有任何的误解。何先生认为，近代化主要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是科学，科学造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实际就是近代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另一个是民主，民主制规定人人平等，人人享有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尤其是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一个社会只有具备了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并且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才可称之为近代化的社会。何先生说：“只要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近代化，别的国家、民族也迟早要走这条路，这是一条普世的、共同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国家的特色一定会存在，但在科学和民主面前，特色应该是第二位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在强调特殊性的口号下否定普遍性，因为世界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科学和民主是达至近代化的通行证；拒绝这个通行证，不仅可能走很多弯路，还可能掉入泥坑。实际上，过分强调特殊性，是患自大狂的突出表现；而自大狂与自卑症是一对孪生兄弟，强调特殊性的自大狂，其实是强烈的自卑感在作怪。
前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即怎样看待个性和共性或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既然建设现代化是我们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现代化又有很多共性的内容，那么为了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明确个性必须服从共性，或者说普遍性是第一位的，特殊性是第二位的。只有这样做，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现代化建设才可能顺利进行。
第三，关于中学、西学的问题。中西海通以来，直至今天，“中西体用”之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一个民族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发展是第一位的，近代化是第一位的。今天我们回头看晚清中西体用的争论，尽管“中体西用”经常遭受批评，相关文人及官员被斥为“保守派”，他们的言论被批评为迂腐守旧，历史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但“中体西用”的心态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牢固，甚至可以说至今我们脑海里仍被这些观念所控制。何先生对此做过特别深入的思考，他敏锐地指出：“我们近代化的起步要比西方晚了三个世纪，因此人们就错误地认为我们近代化就要学西学，其实我们要走的实质上乃是近代化道路，这是全世界共同的道路，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在这里，何先生彻底摒除了“中学”“西学”的界隔，批判了以所谓保护国粹而阻碍学习近代科学和民主的愚蠢举措。何先生指出，“中学”“西学”之分只有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才有意义，即清末这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仍处在帝制时代，任何改革都必须在维护君主专制合法性的前提下才能顺利开展，所以当时“中学”的含义非常清楚，就是指“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国的帝制时代结束后，原来提倡“中学”的基础不存在了，如果再提“中学为体”，那这个“中学”的含义是什么呢？在全球化速度加快，各国互联互通日渐紧密的今天，凡是有利于国家发展和百姓福祉的举措、理念，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不应该再有中外之分。我想何先生欲表达的，一定是这个意思。他下面这段话可谓掷地有声：
真理不在乎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学术和文化，不以中西分。
说得实在太好了，如果我们遵循先生的话去做，一定会少走很多弯路。在现时代，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正当举措，但是如果把糟粕当作精华，或如果仍抱持“天朝上国”的心态，那只会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增加与国际社会的隔膜和矛盾。在“中学”“西学”问题上，我们容易走极端，即顺利时期往往从极端的自卑走向极端的自大，困难时期则往往从极端自大又走向自卑。何先生说，自大狂和自卑感是人类偏见的一对孪生儿，一个极端总是伴随着另一个极端。真是说得太好了！
此外，何先生还有很多睿见。比如，有人认为中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最初来中国的时候，但何先生不同意这个见解，他认为那个时期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影响是负面的，那个时期近代化的核心内容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并没有传到中国，中国人真正开眼看世界要迟至十九世纪后期。又比如，在讲西方中世纪的时候，何先生与中国进行比较，提出一个困惑很多人的问题，即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为什么没有那么浓厚的宗教信仰。他认为主要是由于物质上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血缘关系始终没有断绝，正是因为宗法的背景，一直以来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有了这样一个集体主义，个人就不太需要宗教信仰了。这些见解对我们都特别有启发。
写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