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东北去

行军路上

1945年9月2日，我们从延安出发开始了长途行军。由于人人轻装，所以一天能走五六十里，不几天就已穿过清涧到达绥德。陕北老乡说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真是不假。米脂不愧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貂禅的故乡，女人们个个都长得水灵灵的。而清涧的石板，也真有点铺天盖地。进了县城，只见路是由石板铺的，房子是石板盖的，连各家的炕和灶也是用石板砌的。绥德的汉，倒没看出什么特色。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两天，还听了当时担任抗大总校副校长的何长工的一个时事报告。有一句话印象深刻，说是中央认为，抗战胜利后我们已经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可见后来把这完全推到刘少奇的头上，是不大公平的。

虽然说是抗战胜利了，开始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说，去东北还得经过不少敌占区。因为我们要路过的晋西北和晋察冀，许多县城和交通要道，还是由日本人和伪军占领着。那时小日本和伪军就是不向八路军投降，一定要听蒋介石的。咱们向他们下命令，要他们就近向八路军某部投降，可日本人和伪军就是不听，总要等国民党来。但国民党又怎么能到那些地方去呢？所以就长时间地僵持着。我们行军就只能穿过由日本人占领的县城之间的空当，还要通过封锁线。所以当时行军，特别是给队伍打前站，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一不留神就可能跑到敌人占据的地方去了。有一次有两个打前站的人就丢了，不知是让日本人还是被伪军抓走的。

从绥德出发后，很快就到达著名古镇碛口，在那里过黄河。大家情绪很高，唱着《黄河大合唱》，乘着小船分批渡河。过了河就是晋西北了。这儿虽然算解放区，但有几个县城及阎锡山搞的窄轨同蒲铁路还在日本人手里。那时日本人已经不主动出来打了，所以我们行军也用不着掩护，但是你碰到它，它就会打你。那天过同蒲路就相当紧张，我们各队之间拉得很长，一天一夜得跑个一百四五十里。不少女同志跑不动，分别由两个力气大的男同志架着跑。

过封锁线以后，行军就安全多了，除一些孤立的敌占据点外，广大农村都是通行无阻的解放区。路过一些村庄，地方政府还动员群众列队迎送，提着红枣等土特产进行慰劳。从这以后，队上也就一直派我打前站了。我们和鲁艺打前站的王大化等走了一路。

说到打前站，还是相当辛苦的。每天要早起早走，给大家安排午饭和晚饭，到宿营的村庄号房子，分配住房；还得准备好大家的洗脚水。就这样，有些人还发牢骚，抱怨给他分的住处不合适。遇到这种场合，一般的作点解释也就算了。碰到发脾气甚至无理取闹的人，有时也会毫不客气地给顶回去。不过打前站也有点好处，可以不跟大队走，行动比较自由，特别是先到可以买到一点好东西吃，例如买包太阳牌香烟呀，吃个油饼什么的。当时价钱便宜，但是物资紧缺，大队伍一来，几乎什么也买不到了。我离开延安时换的那几块大洋，基本上在打前站中花得差不多了。最后剩了一块银圆，到沈阳送给了我的警卫员作纪念。

行军穿过晋北的左云、察南的蔚县等敌占县城，九月底十月初就到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张家口是苏联红军打下来的，当时已交给我们控制。那时候的张家口有十三万人，已经算是个大城市了。比起来，延安只是个乡村小镇。我们离开延安后，国民党空军的刘善本起义了。他驾一架飞机起义，跑到延安。这下子咱们也可以利用飞机了。飞机呼地一下子，就从延安飞到了张家口。刘善本后来成了少将，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了。我们的校长曾涌泉就是坐飞机到张家口的。我们走了一个月，他只用了一两个钟头。这时候他已当了晋察冀军区的参谋长或者副参谋长。他一听说俄文学校的队伍过来了，就来看望大家，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斤砂糖。可是，延安“抢救运动”的后遗症也表现出来了，有的同学根本就不理他，连见都不想见。其实，“抢救运动”并不是曾涌泉的责任，他不过是执行中央和军委的统一部署，而且掌握得还比较稳一些，没有使用中央党校那种残酷的刑讯逼供。

在张家口休息了一天，继续上路。那时候能休息上一天就算不错了。没有遇上敌人时，我们还和鲁艺等单位的人互相拉着唱歌呢。行军中出的洋相也不少。比如说，我们在山西的一个村子宿营，这家老百姓的鸡天亮前老是打鸣，影响大家睡觉。我们队里有几个调皮家伙，就偷偷地把人家的鸡给抱得远远的，绑在一棵树上。这下反而坏了。那家的女人听不见她的鸡叫了，就到处喊着找她的鸡。这一来大家更睡不成了。捣蛋的又不敢承认鸡是他给弄走的，只好摸黑把人家的鸡给放了。总之，一路上行军也挺热闹，就这样一直走到承德。

被留承德

承德那时是冀热辽军区和热河省政府所在地。程子华是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是副司令员兼热河省政府主席，副主席为李子光和杨雨民。这时承德还由苏联红军占领，秩序也很乱。我们在承德休息了一天。第二天集合出发前领导讲话了，别的内容记不得，只记得要留人在承德工作。领队的刘端祥说，现在这儿亟需俄文翻译，因为苏联红军还在这儿驻扎，因此领导上研究决定，俄文队留下五个人就地分配工作，组织关系已给你们办好，你们要服从当地组织的分配。一宣布，留下的名单中有我，真是“叫声苦不知高低”，因为我实在想去东北。但那时服从组织是铁的纪律，是不能讲价钱的。除我以外，还有许文益、谢文清、苗秋林等人。他们分配去干什么，我已记不得了。我的落脚点是分局，给安了个热河省政府秘书的名义。其实主要是给程子华等人做翻译。这时已经给我配备上了警卫员。这个小警卫员挂着个盒子枪，跟着我，给我打个饭什么的。

分局书记程子华的工作千头万绪，但跟红军打交道却费时不少，而且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红军一天到晚抓的就是修苏军解放承德纪念塔，还总嫌物资和人力不足或者质量差，大事小事都找程子华。我有时看不惯就发点牢骚，可程子华总给我作解释，称赞苏联人办事认真，值得我们学习。

我的工作除做点翻译，还干了些什么已经没印象了。而且那时我们的人马才进城不久，各种机关正在筹建，秩序还比较乱，连我归谁管也不十分清楚。每天工作不多，没事就领着警卫员闲转悠。一天，我下决心去找热河省的命名根源——那个热水泉。得到红军允许后，我们去了清王朝的热河行宫，也就是避暑山庄。进去一看，好家伙，原来这里有日本人留下的一个大仓库。虽然已被红军“扫荡”过了，但东西仍然不少，并且让我们随便拿。那里的军需物资，包括轻武器，一堆一堆地乱放着。老百姓不让进，我们这些准许进去的人，可以随便挑。被子、衣服随便穿，连手枪也随便拿。那时候人的要求非常奇怪，我的第一爱好就是绑带。因为我们打绑带多年，打惯了，特别是行军更用得着。我就在里面翻来翻去，找到一副绑带，感觉质量很好，就把它往腿上一缠，把旧的扔了。另外挑了一支小撸子手枪。太多的东西我不敢要，因为还得准备行军呢。

在承德呆了二十多天，不但没什么工作，连这个地方也有点厌烦了。原因是我出生在关中平原，又在西安上过学，在延安蹲了七年山沟，好容易盼着抗战胜利了，结果又来到承德钻山沟，觉得实在憋闷。正在这时来了个好机会，从延安来的炮兵团路过承德，要开往东北，他们缺乏俄文翻译，去被红军占领的东北不方便。于是我就以炮兵团要人的名义直接找了省领导。那时上下级关系比较随便，没现在这么森严，我和平常一样，毫无阻拦地去了省委办公地。到那儿一问，省委正开会，我把门一敲，自己进去了。

主持会的李子光副主席问，你有什么事啊？我说，他们让我上东北去，沿路当翻译。又问：谁让你去的呀？我说：就是从延安过来的那些人。反正当时情况很乱，他们也没详细打听是什么人。只是问：定了吗？我说：定了，已经说好了。他们好几个人就说：好吧，那就让他去吧。我说：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呢？好，好，就给你开介绍信。于是他们就给我开了介绍信。信上写着：东北局彭真同志：兹有何方同志，中共正式党员，去东北工作，请接洽。信下面也没印章，只有李子光的签名。介绍信交给我，他们继续开会，我也就一溜烟地跑下楼。当时正巧有从延安来的人，包括高岗、张闻天、李富春，还有中组部的王鹤寿等十多个高级干部，在承德稍事停留就要去沈阳。大概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叫我去的，所以手续办得挺顺利。我就带点简单行李，领着警卫员，稀里糊涂地和炮兵团的人一起爬上火车，高高兴兴向东北进发了。

前往沈阳

承德的火车那个时候是什么局面呢？因为铁路工人不合作（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只等中央政府来接收），加上车站上的水塔等设备破坏不少，特别是没有煤，所以火车常常开不动。但是日本人放在火车站上的豆饼却很多，没煤就烧豆饼。麻烦的是需要不断地给火车添水，走那么一段，就得桶提盆端地去弄水。这样一来，火车一天也只能走个七八十里，还没有徒步行军的速度快。一会儿没水了，一会儿又没有燃料了，司机也不好好干。火车走到平泉，干脆不走了，高岗、张闻天他们坐上东北局派来的汽车走了，我们炮兵团却没了办法，只得又徒步行军，走了几天才到锦州。那时的锦州车站乱得很，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例如我们就碰到了这样一件事：由于一些火车司机不和我们合作，所以运兵列车都有我们一位干部带着枪坐到火车头上监视。就在我们抵达锦州的时候，一列运兵车刹车失灵了，火车飞快地跑，如果和其他列车相撞，或在车站上出轨，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只见火车直接钻进了车库，哐当一声，列车摇晃了一下停住了。后来一查，列车上的部队除少数碰伤，基本平安无事，只是火车头和紧接着的运煤车被撞得稀烂，司机和押车的干部牺牲了。大家都感到很悲痛。另外，火车站上的枪也很多，三八大盖之类的枪一堆堆地摞在一起，不知是哪儿来的。车进站后，咱们的部队就下车去换枪，换的时候还要先试一下好使不好使。只听见这里“乒”一下、那里“乓”一下地朝天鸣放，真有点吓人。好在我们在锦州停留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有火车把我们拉走了。从锦州到沈阳很顺利，火车一直照常运行。我一路也很自由，没人管，不属于任何一个队。反正我和炮兵团在一起，一路上他们吃东西，我也一起吃。不分你我，该吃就吃。很快到了沈阳，我就脱离炮兵团，单独行动了。

沈阳可不是那小小的承德可比，城区大，人口多。但秩序也更乱。苏联红军虽然占领着沈阳，实际上管不了多少事。我们去的部队不多，可以保卫机关，却很难维持秩序。国民党只是派来一些和苏军联系的代表，他们的地下势力活动猖獗，明里暗里收编了许多伪满官兵。

更糟糕的是，这时苏联军方正在逼我们的党政机关和部队撤出沈阳，说是根据中苏条约，苏联要把沈阳交给国民政府。我到沈阳，正是东北局准备撤退，里外都乱成一团的时候。我和警卫员好不容易找到了东北局，只见不少人匆匆进出，但总是打听不到彭真，而惟一能证明我身份的就是给彭真的介绍信。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犯愁的时候，突然在楼道里碰到了刘英。我赶紧上前打招呼，还说了在延安认识她和张闻天的经过。她也认出了我，一下变得亲热起来。她问我到什么地方去工作。我说我才到，是向东北局来报到的，还没分配工作。她说，我们后天就去北满了，你愿意去的话就跟我们去。我说我愿意去，但还没报到呢。她说：报什么到！你跟谁去报到呀？我说我的组织介绍信是写给彭真同志的，不见到他，谁给我转组织关系呢？她说你哪儿能见到彭真？把介绍信装到口袋里就行了，到哪儿都能接上组织关系。她还说，东北局组织了个去北满的干部队，她去帮我说一声，叫他们把我也编到那个干部队就得了。这样，我的一切活动就都按刘英的安排行事了。

经刘英介绍，我先和北上的干部队取得联系。一打听，好家伙，原来这个队都是些高干：有去北满分局的高岗、张闻天，去西满分局的李富春，再就是配备给北满和西满几个省（那时国民党把东北分成了九个省，单北满就有松江、合江、龙江、嫩江等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和军区司令员等。记得的有：王鹤寿、方强、李大章、张策、彭敏等，当然还有刘英。我在里面，只能算个小萝卜头了。我一想，人家有好几个高干都没带警卫员，我还带什么警卫员，于是就联系把他留在沈阳工作，我只身跟上干部队北上了。

编入干部队后，首先规定要在两天内换好行装。从解放区带来的衣服是不能穿了，必须一律换成便装，免得老毛子找麻烦（那时东北人把俄国人一律称作老毛子或大鼻子；把日本人叫小日本或小鼻子。我们初到东北也跟着叫了一阵），也可防止国民党地下势力暗害。换装的办法是，由自己到仓库去挑选衣服。

那个仓库在沈阳铁西一带，大得不得了。虽然门口有人守卫，但里面根本没人管，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东西多得望不到边。服装一堆一堆的，布匹一捆一捆的，各种各样的军需用品，简直叫人眼花缭乱。这还是苏联红军和咱们的先头部队挑剩下的呢。我进去只转了几个小地方。穷日子过惯了，看到那么多好东西乱七八糟地放着，觉得实在可惜，但自己也没办法利用，只能拿点轻便的东西。想来想去，我只找了件长袍穿上，还弄了顶东北人戴的瓜皮帽，绑带也换成了呢子的（其实后来也没用）。我想，将来到了北满恐怕得做被子吧，于是又拿了一床日本的绸被面。这个被面被我一直带到了驻苏联使馆。另外又拿了一套换洗的衬衣。我从来就没有穿过衬衣，睡觉的时候总是光着脊梁，这时候神气起来了。还把那个马牌撸子换成了高一级的枪牌撸子。一切准备停当，就等集合出发了。

转赴北满

1945年11月23日上午，干部队集合，由队长方强、指导员王鹤寿简单讲了几句注意事项，大家就一起上了火车。我们二三十人坐的是一节闷罐子车，大家只能席地而坐或者坐在行李上。各种打扮五花八门，记得高岗戴的是一顶土耳其帽子，穿件水獭领的皮大衣；张闻天是大衣礼帽，像个教授。由于同乘一节毫无遮拦的车厢，所以谁讲话都听得见。这些领导干部在一起并不谈什么正经事，主要是胡扯乱谈开玩笑。那些省级干部多是只听不说，所以就显得高岗的话最多了，而且是一些低级的洋相。例如谈起北满的冬天，高岗就说北满冷得不得了，男人在屋外小便要带根棍子，因为尿一撒出来就结成了冰绺子，得随尿随敲打，要等到尿完再敲，冰绺子就已冻结实了，连生殖器都会给敲下来。这自然引起大家的哄笑。刘英批评他：老高，你胡说些什么？就这样一路说说笑笑，晚上，火车进了长春站。

驻站的苏军拦住不让走了，说是要检查。当官的可能是个上尉，而老百姓不管你是排长、连长，只要一看是当官的就都尊称为“狗皮蛋” （俄文大尉 КАПИТАН的译音），当兵的就叫“哨达子”（СОЛДАТ）。既然这个“狗皮蛋”不让走，他们就派我给他讲道理，说我们也是布尔什维克，是拥护苏联、斯大林的，要赶紧到哈尔滨去工作。但他总是支吾搪塞，就是不放行。据站上的工人说，实际上是想勒索点烟酒等礼品，甚至有两瓶啤酒都能解决问题。可我没这些东西，只好回到车厢报告了。不料高岗一听大怒，说：何方，你跟我去一趟。他见到那位“狗皮蛋”后，反而坏了。因为高岗手里拿着一个很长的手电筒，大约可以装三四节电池，老毛子可能从来没见过，非常想要那个手电筒。话也说得很客气，完全是一家人的样子，只是一定要高岗把他的手电筒留下来做个“纪念”（“НА ΠЯМΑТЬ”）。后来才知道，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东西，特别是手表、钢笔这类稀缺的东西，都要求送他们“做纪念”。我就看到有的家伙手腕子上已经戴了四五块手表了，见了你的手表，还要让你留下“做纪念”；有的口袋里插着好几支钢笔，也还是继续要。这次碰到高岗的手电筒，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了。可高岗这位老兄却偏不给，还摆起首长架子，批评那些红军纪律太差。交涉没有结果，我们又一同回到车厢。大家了解情况后，就批评和劝说起了高岗。张闻天说，老高，你那个手电筒有什么了不得？能值几个钱？高岗说，这并不是个手电筒的问题，是原则问题。红军的纪律怎么这么坏！张闻天说，咱们走路要紧，你那个手电筒有什么舍不得的？高岗说，好，好，那就拿去吧。当我把那个手电筒送给那个“狗皮蛋”时，你猜怎么着？他也许是大喜过望，竟然调来一个火车头，只挂我们那一节车厢，拉着飞跑，所有站都不停了，一口气拉到哈尔滨。可我们也跟着受了一路的罪，火车头冒的黑烟全吹到我们这个车厢里了，弄得大家全都变成了“张飞”。

先已到任的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派人把高岗、张闻天、李富春他们接到了分局暂住的旅馆里。剩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李大章、张策、王鹤寿、方强等就被拉到一个大院子安顿下来。住定之后，也没别的事，彭敏就约我一起去逛大街，看看哈尔滨是个什么样子。没想到一回来，这个院子已经让红军查封了，老毛子在门口站着岗，不让我们进去。问为什么，他们说，这里面都是红胡子。俄文的“红胡子”，是从东北话翻译过去的，就是指土匪。为什么把我们当成土匪呢？大概是国民党特务或者什么坏人知道这里来了一批高干，便告诉红军，说这些人是土匪。

我和彭敏进不了门，就赶快去找陈云。陈云说，这有什么办法呢？等他和红军政治部主任交涉交涉看。经交涉后，红军撤除了对我们住房的封锁。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两天。分局对干部的安排已经确定，分局书记陈云和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召集大家开会。陈云讲了各省干部的分配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大家放下架子从头做起，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段话，就是讲到像高岗司令员，现在也只能指挥两个连。

轮到高岗讲话，他说他和大家一样，一点情况也不了解，只是告诫大家要注意纪律，适应新的环境，并批评了刚才了解到的有个警卫员砸窗户的问题。因为过去行军驻防，警卫员有个任务，就是每到一个地方要给首长拴根绳，晒个衣服，晾个毛巾什么的。到了哈尔滨这样的城市，我们住的地方有点洋，绳子没地方拴，有个警卫员就把窗玻璃砸了个窟窿，好把绳子拴上。高岗说这简直是破坏，领导怎么也不管一管？有人还谈起了听来的笑话，说有的炊事员太土，没见过世面。淘米找不到水，好不容易在马桶里面看到一小池水，说，哎哟，水原来在这里！结果就把米倒到马桶里，扑哧、扑哧地淘洗。可淘完怎么也没法儿把米再掏出来。三掏两掏，碰到了开关上，“哗啦”一下，所有的米都让水给冲走了。

当时陈云看来身体很差，面黄肌瘦，不断咳嗽。大家，特别是延安熟人很关切，都劝他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特别是要戒烟。不料他的答复竟然是：我就没想活过五十岁，你们是坦克车，我是木炭汽车（那时东北好多卡车没汽油，改烧木炭），能开多久算多久。

这次会一开完，所有干部分配完毕，工作队也就解散了。我被留在哈尔滨。当时哈尔滨市委书记是杨维。他认为我会俄文，去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比较合适，经过一次简单谈话，我就被分配去了中苏友协。

中苏友协

这里说的中苏友协，其实只是哈尔滨中苏友协，比全国成立中苏友协（会长刘少奇，副会长宋庆龄）差不多早五年。所以四十年后我做了中苏友协副会长，每逢纪念中苏友协多少周年时，我就常吹自己在这以前已经是友协会员了。为什么要急忙在哈尔滨成立个中苏友协呢？这既是苏联人的主张，也是我们的需要。当时在哈尔滨，我们没有一个公开的活动机构，惟一的就是这中苏友协。当时东北的情况乱得一塌糊涂。所以还得从头说起。

1940年后，原来的抗日联军（简称抗联）已在东北站不住脚，就先后撤到了苏联（包括朝鲜的金日成），在那里接受训练，但人数已经很少，大约只有一两千人。领袖人物在杨靖宇、赵尚志等牺牲后，也只剩下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三人。苏联的打算是，打败日本后让金日成回朝鲜，东北三省则分别由这三个人管，冯仲云到沈阳管辽宁，周保中去长春管吉林，李兆麟驻哈尔滨管黑龙江。哈尔滨中苏友协就由李兆麟任会长。但苏联人的如意算盘却同《雅尔塔协定》和它跟国民党订的条约相冲突，没有能够实现。这时的苏联显得很矛盾。它当然不愿意国民党占据东北，那等于把美国引到了它的身边。但它又要遵守《雅尔塔协定》，履行和国民党的条约，把东北交给国民党。于是它就采取了两面手法，除不公开地对我们进行力所能及的援助外，还设法迟滞国民党军队北上，例如不准他们在大连登陆。但另一方面，它又要我们退出沈阳等地，协助国民党派员接收一些大中城市。

国共两党对东北都是志在必得。我们离开延安时中央首长就说，有了东北就有了全中国。因为东北的外部环境是背靠苏联，我们革命的胜利和将来建国都得依靠老大哥。内部环境是物产富饶、工业基地。而且今后打仗就不能只靠小米加步枪了。要打大城市，打阵地战、正规战，就得有大炮、坦克这些重武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解放全国的三大战役，更具攻坚性的两大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都是来自东北的四野打的。而淮海战役，则主要在农村平原，更多具有运动战性质。对国民党方面来说，东北如果落在共产党手里，那蒋家王朝也就坐不下去了。所以抗战一胜利，国民党就借用美国舰船，把它的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等运来东北，其他部队也从平津出发经山海关北上。但它终究晚了一步，在这之前，我们冀热辽的部队已经进了沈阳，同时还从山东、苏北等地抽调十一万大军，海陆并进开赴东北。中央更派了近三分之一的（二十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两万名各级干部到东北工作。只是在初期的指导方针上，从中央到东北局，却犯了想独占东北的不切实际的错误，提出要“坚守要点”，集中兵力在北宁路上阻击敌人，甚至听到过“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所以在立足未稳之时就在南满打了几个硬碰硬的仗，特别是提出以“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四平，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方针下的具体部署上，就把部队主力放在南满，也把根据地来的绝大多数干部留在南满，还要求在敌人打来时干部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例如我曾工作过的辽阳，一个县就安排了近百名延安和各根据地来的干部。这儿在被敌人占领后，他们不少人被俘或牺牲。县委书记李承锟负伤后离开辽阳，千辛万苦找到南满分局，见到组织部长江华。江对他说，你找我干什么，你找毛主席去好了！他无奈又找陈云。陈云对他加以安慰，还说，有人送我两瓶鱼肝油，你拿一瓶去吃，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就去柳河任县委书记，那里正缺人。所以李承锟对陈云印象特好，我们一起工作后，他多次给大家谈到这件事。可是在北满、西满，不少县只派去县长和县委书记三两个人，有的到后不久就被当地土匪或称国民党地下军的给轻而易举地杀害了。

当时东北的这种情况，曾造成东北局的激烈争论和下面干部的思想混乱。在东北局里，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等不同意彭真的方针和做法，而彭真则强调他是在贯彻毛主席的路线和指示精神。一直争论到第二年六月，中央才决定改组东北局，由林彪任书记，彭真（不久即回到中央）、高岗、陈云任副书记。改组后的东北局提出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并决定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东北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再加上后来军事上三下江南（松花江）和四保临江的胜利，形势便完全稳定下来，国民党被逐渐围困在一些主要点线上，只有被动挨打。

上面对当时的东北情况讲得长了点。但不先讲一下这个大背景，后面有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而我的工作和活动也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大约是1945年11月底，我向设在哈尔滨道里水道街（现改名兆麟街）的中苏友协报了到，被分配做宣传教育工作。直接领导我的是来自延安中央党校的郭霁云，提起这位同志，还有个笑话：她在延安时由于恋爱条件高，一些追求她的人碰了壁，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马奇诺”（二战前法国为对付德国而修筑了“马奇诺防线”）。一次在哈尔滨，有个老延安遇到她还真叫她“马同志”，弄得她啼笑皆非。在中苏友协实际上没有多少事可干，主要是哈尔滨形势太乱，工作很难开展。北满分局搬到宾县去了，省、市委完全处于地下，相互联系只能秘密进行。后来我打听到市委驻地，要求调动工作，被杨维训了一顿：你来这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从这儿可以看出当时哈尔滨的形势有多紧张。

国民党方面，这时已在苏联帮助下接收了哈尔滨，派来了松江省长、哈尔滨市长等一批官员，成立了市政府和保安队，还在红军的保护下向一些主要县城派官授衔。但苏联执行的是两面政策，明里保护国民党接收，暗里却在帮我们发展。所以在哈尔滨就出现了两支保安队，有时自然不免发生点摩擦，但由于有红军驻扎，倒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而且由于我们到得早，有苏联支持，所以在总的方面还占优势。国民党知道苏联对我们的态度，也就不敢怎么样，只是组织了一批打手，见是解放区来人的模样，就打黑枪。我知道的好几个同志就是在街上被黑枪打死的。连李兆麟也是几个月后被一个国民党女特务骗到饭店杀害的。所以当时组织上规定，不得随便外出，不得接触未经介绍的人。这样一来，我也就只能闷在机关，闲得发慌了。幸好这时冯仲云从沈阳撤出来，也没具体工作，就住在友协写他的《抗联简史》，还时不时地找我帮他看看文稿，或者聊天，很快我们就变成了忘年交。市里驻的苏军纪律也很差，见了手表、钢笔就要，有时喝啤酒吃烧鸡也不给钱，要不就给一大把钱，因为他们并不认识伪满票子。最严重的是要玩女人，害得解放区来的一些女同志剪了头发，女扮男装。在机关里闷极了，我也私自出来走走。我们那时都穿着便衣，也不大容易暴露身份，我竟一个人偷偷地去看了几次电影，也算开了眼界。因为我从小就到了延安，没有看过几次电影。在延安只有苏联片子，除了《夏伯阳》还是《夏伯阳》，而且是俄文的，还很少放映。

在中苏友协，我的任务是培训几个学生，也就六七个，给他们灌输点革命思想。还吸收了两个党员。我总觉得力量无从发挥，实在不想干了。离开延安，也算初出茅庐，本想轰轰烈烈地干一场，没想到整天闷在机关里。勉强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下决心去找市委书记杨维了。他在训了几句后，说：也好，现在外县正缺干部，既然你不愿意干，那就到双城去做群众工作吧。我说，我并不是不愿在哈尔滨工作，而是觉得这里无事可做，市里也不放手，好像一切还处于地下状态。李兆麟同志又不大了解中国情况，光知道服从苏联红军的指挥，忙着帮国民党接收。杨维也懒得和我论理，当即给我开了介绍信，送我出门。第二天我就只身乘车去了双城。从此开始了我在东北四年的地方群众工作。

在双城做地方工作

初到双城

双城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北满人口最多的县，地处松嫩平原黑土带，物产丰富，也是中国粮仓黑龙江的主要产粮县。清朝时这里就已是八旗屯垦重地，还有所谓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噙个旱烟袋，生个小孩吊起来——指摇篮）。后来，一则是满族的汉化，二则是汉族的大量移民，才多少打乱了原来的格局和风俗。另一个特点是民风剽悍，连一些老太婆都会打枪、扔手榴弹。这里是日伪经营的一个重点，设立了很大的军火库和储藏物资的仓库。由于物资富足、设备较全，所以那时的双城简直像个小独立王国，有印刷厂，可以自己印钞票，可以印自己编的中小学课本。印钞票是因为苏联的军用票太多太滥毫无信用，伪满钞票已停止流通，所以我们印的流通券一时还派上了用场，很顶事。北满分局或是北满军区司令部缺什么物资，如粮油被服等，也常来找我们要。双城也出了一些“名人”，如国民党的莫德惠，我们县委就驻在他的公馆。另外也出过五六个伪满大臣，留下了不少深宅大院。由于东北局执行重南满、轻北满的政策，上面只给双城派了五六个老解放区来的干部，有县委书记林诚、县长孙新仁、公安局长赵云鹏、宣传部长张拙之等，连他们的妻子加在一起也就十几个人。政权运转，还靠伪满职员。城外土匪猖獗，多打着国民党地下军的旗号。开始一阵，我们的人一般都不敢出城。

我到双城后，县委研究让我集中抓一阵教育。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因为不赶快把县政府的旧职员和中小学教师的思想初步转变过来，既改变不了伪满统治的面貌，也无法培养出一批新干部，还可能让国民党钻进来。为了工作方便，给我安上了个县政府教育科长的名义，不但有权培训和调度中小学教职员工，还可组织政府官员的轮训。头天晚上县委商定，第二天就向全县通报下去，我也就走马上任，立即筹办一个名叫双城学院的短期训练班，分三到四批，把全县的上述人员轮训完，每期一个月，约一二百人，没受过训的人不得继续担任现职。我让原教育科的留用人员拟订轮训名单，如第一期为小学校长、教务和训导主任以上，以及少数中学教员和政府科级人员，限期完成准备工作，如确定地址，解决吃住等问题。没想到几天内就已办妥，进程比我们后来的大锅饭时期快得多。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双城的条件好，有不少逃亡官僚大地主的房子可以随便征用或借用，粮油副食也容易解决；二是因为直接影响到今后的职业和饭碗，所以旧人员受训的积极性非常高。

1946年初，双城学院正式开张。我以主任的名义包揽一切，管理、教学、政工、分配一把抓。每天上午讲课，下午讨论。我所讲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当前形势和发展趋势；共产党和现阶段的政策；社会发展史；跟着党走，做新人。一次正讲着课，杨维代表省委来视察工作，站在屋子外面听。那次讲的是社会发展史。下课后他就说：你讲得也太专门了一点吧？我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须先从社会发展史讲起，不然，你共产党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干革命？讲这个是必要的。他也只好同意。我过去在抗大讲课作报告一般不用提纲，所以到双城学院就更能临场发挥了。虽然一开始有点口音问题，但是很快也就适应了。另外，我们也印一些文件，如《论联合政府》之类的给他们看。应该说，这个短期培训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一些青年教师思想进步很快，我还在里面发展了一批党员，培养了不少骨干。这就使我们在各方面有了一批靠拢自己的人，了解情况更容易，工作也更顺手了。

经过三四个月的培训，任务完成，双城学院也就结束了。县委又商定让我去整顿一下伪满留下的“国高”（国民高等学校），把它办成一个包括初高中在内的双城中学。李兆麟遇害后，为了纪念他，改称兆麟中学。由孙新仁县长兼任校长，学校整个工作由我主持，算是教务主任。我在那儿不光管理和整顿全校工作，而且还要讲课。我采取的是延安上大课的办法。我没上过多少学，别的讲不了，只能讲两门，一是政治课，规定全校教职员和高中学生参加；二是给高中讲语文，教师自由参加。其实伪满的国高（四年）只相当于初中水平，所以上过高中的人不太多。但教员大多是大学毕业，有些人鼻子还是翘得老高的。甚至不少学生也对我这个不到二十四岁的土八路有点看不大起。政治课，他们当然没什么说的。就是语文课，也还是把他们给镇住了。因为我自小喜欢文学，有些中外名著看得很熟。我就给他们选一批中外作家的单篇文稿，如高尔基的《海燕》，西蒙诺夫的《等待着我吧，我是会回来的》，鲁迅的一些杂文和短篇小说或散文诗，以及茅盾、巴金、朱自清的作品。除此之外也讲点文学知识、名著介绍、文坛掌故。给他们吹这些，主要目的是改变他们看不起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观念。例如一次讲到英国三大诗人，我就给他们背一些拜伦、雪莱、济慈的诗，背拜伦的《哀希腊》和济慈的《骑士歌》，用的还是马君武的文言翻译，什么“骑士何所苦，凄然独彷徨。湖上草已残，百鸟停歌唱”。一次讲《喀秋莎》，虽然我知道自己五音不全，但还是用俄文和中文唱了几句。此外也给他们讲讲解放区文艺，如《李有才板话》、《白毛女》，有时也哼那么几句。这样一来，许多教员和学生还真被我给唬住了，认为共产党真不简单，有些人也主动提出要求参加革命了。

在双城学院和兆麟中学工作期间，我还做了一些其他与教育有关的事情。例如我抽空为小学编了一本五、六两个年级合用的语文课本。除自己编写一些课文外，也选用现成的文章。我记得选过朱老总的《回忆我的母亲》，因为当年在延安读时觉得很感人，所以印象特深。

那时虽然年轻力壮、干劲十足，但仍然忙得四脚朝天。这时正好我在延安的俄文老师李洁民回到双城老家，经县委研究讨论，由我出面把他请出了山。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李洁民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关进保安处受尽折磨。日本投降后，给他作了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挂了起来，派回东北工作。他在北满分局转组织关系时，和他谈话的是刘达（刘成栋。李洁民说他是陈云的政治秘书），这位老兄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竟问起李洁民“抢救”中的问题。李洁民一听就火了，说：“又来了。”对方大约是个“极左”，仍然抓住不放。结果两人大吵，李洁民坚决提出退党，陈云出面劝阻无效。李洁民声言要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陈云只得说，那好吧，你不干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干下去的。李洁民回到双城也不找县委，就在家里一呆。我们闻讯后就去拜访，劝他出来工作。他先还是推委，后来同意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县里分配的工作。我们就请他担任兆麟中学的训导主任。这样，我就可以逐渐抽出身来了。

“准备牺牲”

由于东北局执行主要力量部署在南满的政策，北满的广大地区一开始只派了三五九旅一个旅，而且是集中剿匪和占领几个大城市。所以即使像双城这样重要的地方，也未派一兵一卒，由我们自己在那里招兵买马，组建县保安队。不过双城人力物力丰富，枪支弹药有的是，很快就建起了有四个连兵力的保安队维持县城秩序，还可分驻县外几个据点打土匪、看仓库。但里面一色本地人，缺乏我们自己的骨干，可靠性大成问题。城外大半地区是土匪的天下，自称国民党地下军，最大的一股约三四千人，番号“第三军”。国民党对保安队的办法是暗地拉拢、秘密委任。例如对保安队的一个连长，它就发给一个营长甚至团长的委任状，说你一旦起义公开活动，就是团长了，中央军很快就会来接收，共产党蹦不了几天了。我们四个连的保安队，排以上干部差不多都被委任了，我们还蒙在鼓里。大约是1946年的二三月，他们一切准备就绪，计划某天晚上来个里应外合，城外的第三军和城里的保安队一齐动手，杀掉我们从根据地来的这十多个人（他们称之为“关里客”），占领双城，请国民党派员接收。实现这一计划可以说易如反掌。有些县就发生过这类事变，过去也曾听到不少，没想到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

这时我还吃住在双城学院。一天晚上，县委书记林诚来了紧急电话，二话不说，叫我马上回县委去。到县委后，林诚才向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第三军已和保安队约好，半夜十二点动手，先由保安队在城里打响，第三军就从城外打进来。但在事发前的两三个小时出现了新的情况，敌人的计划没能成功。由于林诚是双城人，他的一个堂弟还是什么亲戚，被吸收到保安队当了个排长（或副连长），也拿到连升两级的委任状。可在动手前他的思想却激烈地斗争起来，觉得自己为了升官（何况还靠不住）杀害亲戚，实在过意不去。最后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林诚。于是县委紧急采取对策。县里干部除我以外，都来自敌后根据地，他们武装斗争经验丰富，处变不惊，显得十分沉着。我却没有见过这种架势，不知如何是好，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脱口说了句：“那只好准备牺牲了。”后来他们就常开我的玩笑，说：还没开始先准备牺牲，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其实，他们当时也是够紧张的，都不敢站直身子，经过窗户，也要猫着腰匍匐过去，怕站起来被发现目标或打黑枪。后来商量了一个对策，就是先下手为强。没等他们动手，我们先来了个紧急集合，弄得他们措手不及。集合以后，林诚以保安队政委的身份命令：枪放下。他们就把枪都放到了地上。再喊：“向后转，开步走！”他们就走了。保安队只有接受委任的头儿知道暴动的事，其他小军官和队员都不知道，所以还听林诚的命令。那几个坏家伙一看事情败露，也慌了神，没了主意。我们把队伍再次集合好，公布了事情真相，说这是几个坏头头干的，与大家无关，即使受到委任的，许多人也是一时糊涂，上当受骗。宣布后，就先把那几个带头的给抓了起来。对一个最坏的连，把他们的枪下了后没发还他们。林诚亲戚的那个连，发还枪支执行任务。另外的连，准备做新的安排。城外那几千土匪，看时间过了里面却没动静，觉得大概出了事，吓得拔腿就跑，撤走了。他们到底是乌合之众，城里的保安队和外面的土匪，实际上都不行。要不然他们硬来打你，我们十来个人不也就完了？所以我才准备牺牲嘛。可一下子那三千多人的“第三军”竟拔腿跑到了三四十里以外的太平庄，就是现在哈尔滨飞机场那一带去了。我们开始整编保安队，撤掉了那些不可靠的家伙，提拔了一批事变中表现较好的官兵。双城的形势才比较稳定了。

为什么土匪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于进攻离哈尔滨不到百里的像双城这样的大县城呢？这与当时整个东北的形势有很大关系。从我方来说，由于工作方针的失误，派赴北满的干部太少，群众还没发动起来，他们的正统观念很强，相信“中央”迟早会来接收，对共产党不了解也不信任。国民党却依仗苏联红军的保护，派人到东北接收一些重点城镇。我到双城不久，他们就派来了一个姓傅的老头当县长，他带了几个人，在红军的保护下来上任了。为此，李兆麟还专门到双城，又是劝说又是命令地要我们接受。我们只好让出县政府，搬到外面挂了一块双城卫戍司令部的牌子，县长变成了司令，仍旧管着原来管的一切。这位“傅县长”和他带来的几个人，反而没事干，衣食住行还要卫戍司令部供应，连出入都不自由。看得出来，他们对当这种官也是提心吊胆的。但对我们来说，国民党的县长在双城总是一种威胁，成为国民党地下军的精神支柱，也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他们挤走为好。于是县委就决定派我去哈尔滨找李兆麟交涉。李兆麟主要听红军的，思想显得有点右。但他也确有他的难处，经常受夹板气。他原是红军的上校，这时又以中共代表身份任国民党委任的松江省副省长，还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红军和我们的要求又往往互相矛盾。所以听了我的意见后，他也发了一顿牢骚，说不知道你们这些从关内根据地来的同志是怎么回事，不顾全大局，还说我是白劳德（原美共总书记，后被开除党籍。二战后期被认为是国际共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大约是国民党接收人员的日子实在不好过，他们只在双城呆了个把月就撤回哈尔滨了，一直没再回来。

在我从事教育工作的期间，还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双城撤退。1946年5月前后，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并继续北进，大有进攻哈尔滨的架势。这时经中央同意，林彪决定放弃哈尔滨撤到佳木斯，并通知双城后撤。县委接到通知后立即集合出发，连夜赶到阿城县境。在此期间，由县委书记、县长和公安局长做主处决了几个在押重犯，包括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此人伪满时也曾被日本人关在监狱，现在看来对他的处理不尽合适，但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也难怪林诚他们。第二天接到通知，国民党军队固守江南岸，估计是不敢孤军深入，所以又命令我们返回双城。回去一看，真是天下大乱，坏人趁机活动，暴徒大肆抢劫，我们只好严厉镇压，处决了一批带头闹事的。城外几个日本人留下的大仓库也遭抢，保安队回去后才弹压下去。幸好经过上次整顿，保安队表现不错。这次撤退因为发生在农历端午节，所以被当地称为“端午事件”。

下乡工作

在这次事件中，学校也遭抢，特别是存放在仓库的大批枪支不知下落。一批表现不好的教员学生不敢来上学。虽然还有许多不曾动摇的教职员和学生，但立即开学又不大容易。这时东北局已改组，林彪挂帅，号召一万二千名干部下乡，还出了个党内刊物叫《群众》。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也传达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决定由我挑选百余名表现较好的师生搞农村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最后由我写出一份《双城县永乐村调查》，刊登在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主编的《东北农村调查》一书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文章，自己也很重视，直到最近还把它编入《何方集》中，以作纪念。当时县委的同志也开玩笑说，这下你可就出名了，这本书连毛主席也会看的。因为他也不知道东北农村是个什么样子。

农村调查告一段落，也就是1946年七八月的时候，县委决定立即执行东北局关于组织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的决定，以县委为工作团，下设若干工作队，县委成员对全县实行分片包干。我分工负责双城西北地区，身兼工作队长和太平区区委书记。兆麟中学的事，交由“党外布尔什维克”李洁民办去了。我的任务是筹建管理城西北地区的一套人马，包括区委、区政府、区中队等，最主要的还是工作队。当时我有个有利条件，就是已经从双城学院、兆麟中学和农村调查中培养出了一批骨干，有二三十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展为了党员。经过他们的介绍推荐和在工作中就地招收，很快就组成了一支有七八十人的武装工作队（男同志每人带枪）。另外还成立了一个区中队维持本地区治安，由我兼政委（这是非常时期的安排，一般情况区中队只设指导员），实际上归工作队管。

那时双城的农村还非常乱，土匪到处活动，村政权带有维持会性质，既服从我们管，土匪来了也得应付。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清剿土匪、扩军征粮，什么都干。工作的方法是由点到面，步步推进。我们进驻的第一个据点是县城和太平庄中间的正蓝头屯，以此为中心兼顾周围几个屯子。但这时还不是直接搞土改，而是在反奸清算的口号下解决土地问题，其实也和土改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斗争对象主要是伪满时期为日本人服务和做过坏事的地主和坏人，不触动富农，也不斗争一般地主，只动员他们献地献牲口。这样做的结果，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历史任务。从反奸清算解决土地问题着手，群众容易发动，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就从点到面地铺开了。经过一两个月的工作，一批村屯就已分了土地，建立了党组织和村政权，起出了不少隐藏的枪支和毒品，动员许多青壮年参了军，工作队也得到不断发展壮大。用了不到半年，我们就已进驻区政府所在地的太平庄。

在这期间，我写了长篇新闻报道：《大刘家窝堡的群众是怎样发动起来的？》，被《东北日报》发在了头版。这一下竟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新任省委书记张秀山率领宣传部长李华生、妇女部长区梦觉等来双城了解情况。《东北日报》也派记者穆青和张凛到我这儿来采访。他们两位都来自延安，所以很能和我谈到一起。虽然东北当时还不稳定，老百姓并不向着我们，但我们每插进一个地方，就会显示出我们的厉害劲儿。我一进入大刘家窝堡，就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培养积极分子的过程中发展了几个党员。虽然人数很少，但一成立党支部，全村形势一下子就稳当了。这也是我下乡工作的主要经验。经过省委的了解和记者的采访，我善于做群众工作，算是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也成了我后来被抽调南下的原因。

进驻太平庄以后，为了对付那一带的土匪，我觉得首先要把工作队整顿好，所以就搞了一次演习。一天晚上，我把工作队集合起来，告诉大家说：敌人已经过了松花江，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决定工作队留下打游击，到草甸子、柳树林里去活动，艰苦几年是避免不了，但解放东北肯定没问题，也许三年，最多五年吧。愿意跟我们走的立即整队转移，不愿意走的，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自由选择留下，等将来我们打回来时再见。结果三分之一的人不干了，主要是怕苦，对共产党没信心，以小学教员和中学生等小知识分子居多。在这些人中，最后跟我们走的只剩下不到十个人。真是大浪淘沙！他们在建国后几乎都成了厅局级以上的干部。倒是从农民里面吸收的积极分子，没有几个动摇的，我说怎么办他们就怎么办。为了使演习逼真，我说，我们的枪太多了，带不了，但也不能留给敌人，除了各人随身带的枪以外，其余百来条枪只把枪栓卸下带走。我的脑筋也太简单，以为回来时可以把枪栓再安上去嘛。可是等到回来，枪栓混在一起，怎么也安装不齐，结果损坏了好多武器。不过那会儿的枪多得很，也无所谓。这样，我们的队伍就开拔了。走了一阵停下来休息。我宣布，今天是演习，现在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那些没跟着走的工作队员发现上了当，苦苦哀告要求归队。我说算了吧，将来去做别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就打发他们各自回家了。

对于剿匪，东北局根据半年多的经验教训，认定改造匪首和惯匪是没希望的，这些家伙反复无常，最后还是叛变。因此决定要用各种办法把他们逮捕起来，送到上面去秘密除掉。活动在太平区一带的一个土匪头子，绰号叫“盖四省”。他下面有一大帮土匪，不晓得有几百人。怎么才能抓到他呢？我就先找人给他送了个口信说，他搞国民党地下军是根本没前途的，不如早点归顺我们，改编后他还可以得到提升呢，骗了他一通。开始他不信，但看到群众发动起来后确实也无路可走，因此回话说，我要先和你们的长官见面谈一下。我再捎话给他，商定在双方交界的一个村子里会面，大家都不带部队，各人只带一个警卫员。这当然有风险，但估计问题不大。我就带着警卫员赵守先，演了一出“单刀赴会”。当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喝酒时，我就给他讲道理说：你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应该想想自己的出路，等等。总而言之，我总算把那家伙给说动了。他当即答应说：好，明天我到区上去。第二天他果然来了，我们就毫不客气地把他抓住关了起来。但不知怎么弄的，还没来得及上送，就叫他给跑掉了。我气坏了，严厉处分了看管人员。他也坚决不再上当了，不管怎样捎话给他，他都决不露面了。

后来，随着部队的清剿和群众的发动，不到半年土匪就被彻底消灭光了。我工作的太平区也真的太平了。也就在这期间，经过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北满的形势已完全稳定下来，喜欢安静的林彪就把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移到双城，而且驻了一两年，成为全国惟一长期稳坐钓鱼台的总部。林彪生活简朴、不事声张、行为诡秘，双城的一般干部和群众一直都不知道民主联军的总部驻在这里。县委也只是有时奉命去向林彪汇报一下发动群众和地方工作的情况。正是在形势完全好转、工作欣欣向荣的时候，我却离开了太平区，也离开工作一年半的双城而南下了。

两项“业余”工作

在双城期间，除了上面谈到的那些主要工作以外，头半年还有两件事值得说说。

一是我参加做了点遣返日本人回国的工作。

伪满时期，日本向东北大量移民，有好几十万。这是因为，一方面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不到三十八万平方公里，还大半是山，因此看上了东北的肥沃土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日本图谋永远占领东北的野心。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把日本人中的青壮年都抓走了，老、弱、病、残、女人、小孩儿，他们不要，就留下来。我们土改工作队有个任务，就是协助遣返这些人，把他们送回日本去。要求他们在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得留下，连戒指也不能带走。东北局分工李立三管这个事。在双城，像这样的日本移民很多。我们先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分别集中在东北人住的大房子里。双城满族人的风俗习惯比较深，住的房子两面都是炕，一家男女老少都住在大筒间房子里，每对夫妻和小孩只用一个箱子或柜子隔开，炕的前面挂上布帘，中间有一条通道。大户人家的大炕可以住好几十人。我们工作队都得从俗，也是不分男女老少，和房主人一家住在用布帘隔开的对面炕上，开始时实在感到别扭。被遣送的日本人更是只能住这种对面炕了。

我去视察的时候，进了屋子从中间一过，好家伙，两边齐刷刷跪着两大炕人，怪可怜的。我就告诉手下人说，算了，别惹他们了，要给他们吃饱饭，不准欺负人。那时候是吃大锅饭，高粱米有的是。我们吃高粱米，他们也吃高粱米，再好的也没了。

其实集中起来要管他们吃住，不但是个负担，而且我们自己还没站住脚，也管不了。所以开始好长时间都是由他们自谋生路。我在哈尔滨时，经常可以看到日本女人在那儿卖香烟、摆小摊儿。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女人冬天也穿着“趿拉板”在那儿叫卖“刀巴古”，日本话“香烟”的发音和英文差不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社科院做日本问题研究工作的时候，常和日本学者说：我参与过遣返在东北的日本人，日本欺负我们那么多年，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把他们送回去了。这也成了我同日本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点小小的资本。

二是和在双城的苏联驻军打交道。

我到双城工作后有好几个月，苏联红军才撤走。这期间有很多事要和红军打交道。我在延安学的俄文这时还真派上了用场，使我们在工作上沾到不少便宜。一方面要答复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方面对“哨达子”（士兵）的违法乱纪可以进行交涉或提出我们县委的要求。当时苏军驻在双城的大约只有一个排，头目记不清是个上尉还是中尉，反正我们还是按东北老百姓的叫法称他“狗皮蛋”。一来二往，我和这位“狗皮蛋”也搞熟了。政治上我们很谈得拢，都是要搞世界革命，要反美帝。所以他有时会主动告诉我：什么地方有军火库，里面有枪支弹药，特别是黄色炸药。我知道后就立即报告县委，赶快派人处理。我第一次听说黄色炸药——梯恩梯、当量呀什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但是这位“狗皮蛋”自己的纪律和作风就大成问题，往往提出一些荒唐的要求。例如他就公然提出要给他找女人。我报告县委后，大家都觉得难办。经过反复研究，还是县委书记林诚的意见取得了大家的同意，就是秘密通过当地人给他找个妓女。伪满时期卖淫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双城的妓女就不少。这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讲究一点灵活性，或者叫革命的功利主义。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有事去找这位“狗皮蛋”，看到他房子里有个中国女人。他见我一来，就对那个女的说了一个中国字：“走！”那个女的也就离开了。要是谈起“老毛子”在东北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南下土改

南下工作团

经过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东北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从防守转入进攻。到1947年夏天，我们已在南满解放了大片土地，陈云的南满分局也从临江搬到通化。新解放地区急需派干部去发动群众，在陈云的要求下，东北局决定从北满派四个土改工作团，其中有松江省的一个，南下听从南满分局调遣。松江这个工作团，需要五六个对发动群众和土改工作有经验的县级干部，每人再自带一个工作队。当时抽调的有呼兰县委书记项军、巴彦县长王兴华等和我一共六人，加上工作队员大概不到一百人。我有了上次在太平庄演习的经验，挑选的工作队员基本上都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积极分子，没带一个知识分子。全团集中后，1947年7月就从哈尔滨出发了。这次南下是一半坐火车，一半步行。因为到了图们，铁路就不通了，只能沿着长白山行军。走路自然有点累，但整天出没在大森林中也蛮有趣。东北夏天的气候本来就不热（我在哈尔滨和双城的时候，很少见到人们用扇子，顶多用个蝇刷子赶苍蝇。而冬天却是零下40度。我的一个抗大同学西虹有一本描写“三下江南”的小说，书名就叫《零下40度》），走在参天密林里更加凉爽。一路说说笑笑，走了十多天就到了通化。

通化是个中等城市，溥仪就是在那里临上飞机逃往日本时被苏军抓住的。我们在通化休息了两天，印象最深的就是参加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丰盛的欢迎会，第一次喝到以野葡萄做原料的通化葡萄酒，几乎喝醉。那时南满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都获得解放，陈云抓的主要工作已从军事斗争转为土改了。因此他需要一个由他直接掌握的工作团供他做试点。我们这个团中有些人正是他任北满分局书记时，进行“反奸清算”试点用过的熟人，所以这时他又想让我们团起点类似的作用，以至于在工作上，我们和辽东省委（当时书记是白坚）的联系反倒不如和分局密切。省委可能知道这种情况，也就不大多管我们了。分局和省委商定，我们团的工作地区为东丰县。因为通化附近的柳河、海龙等县，我们到来之前省委就已派工作团去了。

到东丰后，原来的县委归工作团领导。工作团主管全县一切工作，但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我作为团委委员兼工作队长，率领由双城带来的工作队，承包县城以北仁合、双庙子等区。再往北的黄泥河子还由土匪盘踞。由于是试点单位，所以允许并鼓励发明创造。这一时期，无论是上面吹风，还是传媒介绍的各地经验，都有越来越“左”的倾向，例如中央（留在陕北）和中央工委（派驻河北）关于彻底平分土地的指示，包括房屋、粮食、农具和其他浮财；关于农民运动自发性的议论；关于保障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权，一切通过贫农团或贫雇农占统治地位的农会等。在此期间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无论是在土地问题还是在对待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问题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左”的倾向。再加上各地的加码，解放区掀起了一阵极左潮流，如土改中的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和部分工商业，过分偏重于挖浮财（北满称为“扫堂子”）等；在干部中的“搬石头”（指一些干部是阻碍运动的石头，应搬掉）、“三查”、“三整”，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而且各种“左”的言论和做法还相互传播、相互借鉴，遂使“左”的风气越刮越旺。1948年初，党中央对土改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可惜并不彻底。建国后的土改中，仍然犯有一些“左”的错误。

我们在东丰的土改，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大约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完成了土改，建立了政权。但是自己检讨起来，还是犯了不少“左”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试验群众的自发性。本来这是以前学马列时被明确否定了的问题，但是我这时不知为什么头脑发昏，听说毛主席并不反对自发性，而且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根据，于是就自作主张地进行试验了。具体做法是，我们在这个村子搞土改，附近几个村子我们不管，让群众自己去搞。后来一检查，搞得一塌糊涂。因为首先起来出头干的就是那些平时不务正业的勇敢分子，也就是在南方被叫做“痞子”的人。他们胡来一气，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策。不但地主富农吓个半死，由他们瞎折腾，还尽量巴结或者收买他们，中农也不敢做声，老实巴交的贫雇农也离他们远远的。所以试验不久就承认失败了，还得由工作队从头来，而且成了“夹生饭”，更难搞了。

二是根据中央工委关于保障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权和一切通过贫农团的指示精神，接受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两次公开批评。这个口号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已经弄不清了，但确实在南满盛行了一阵。当时的辽东省委书记白坚和辽南省委书记林一山等，在东北局的会议上向陈云发难。印象深的有两点。一个是说他在临江时过分强调困难，把我们的处境形容为“风雨飘摇中的豆油灯”，批评他犯了悲观主义的错误。另一个就是土改中的“左”倾，包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据当时传达，陈云作了上纲很高的自我批评，但也反过来批评了白坚等人；高岗最后作结论时更是严厉地批评了他们。

三是在土改中打人的问题。当时形成了一股风：土改必须一再开斗争地主富农的大会，斗争会上往往发生打人的事，使打人成了普遍现象，特别是为了挖他们的金银财宝之类浮财。当时打人的“理论”是，为了平民愤，打下恶霸地主的威风，特别要使农民对地主撕破脸，防止地富翻天，动员贫雇农参军。

但总的说来，我们工作团掌握的还比较稳，打人的事避免不了，但还没听说有打死人的事。为此，最近我还专门询问了当年的工作队员、现为北京重型电机厂离休干部的门荣升，他肯定没打死过人。我是不愿意看到打人的，并认为打人残忍，但阶级斗争的弦使我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制止。特别是有一件使我长期感到内疚的事，就是对一位小学教员的伤害。我有说话随便、好出洋相的毛病。一次斗争会批斗一个小学教员，不知他本人是地主，还是为地主做了什么事，斗争会上问到他的问题他就是不说。恰巧我经过此地，就顺口说了一句：你再不说就割了你的耳朵。说罢又到别处巡视去了。后来等我回来一看，窗台上果然有一只人的耳朵。我一追查，工作队员说是赵兴士干的。批评赵兴士，他的回答是：你不是说要割他的耳朵吗？我无话可说，但也懊悔至今，一直觉得对不起那位小学教员。

土改工作极为紧张，经常是连夜作战，更没什么休息和假日。生活上，因为要和贫雇农同吃同住，所以也比较艰苦。我是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把胃搞坏的，得了一辈子胃病。土改时的生活我很不适应。东北那时普遍吃高粱米，而且吃法特别，就是在米虽煮熟但还很硬的时候，用笊篱把米捞出来倒在凉水里，再从凉水里盛出来吃，嚼起来非常费劲，很难嚼碎。据说这样吃耐饥。下饭的菜是大葱蘸酱，就是拿一盘酱和几棵大葱蘸着吃。在双城时我的胃已经给吃坏了，见了高粱米饭就吐酸水。但又不能特殊化。怎么办呢？我就让警卫员把高粱米磨成面，擀面条、蒸窝头都行。给群众一解释，他们也完全理解，还十分同情。到东丰时有了玉米，吃玉米面或玉米子还可换花样。

我知道自己没上过多少学，文化水不多，所以在繁忙的土改工作中，尽可能抓紧看书学习。土改中群众从一些地主家里抄出来不少书，大都被糟蹋了，不是拿去包东西，就是撕下来卷烟抽，再不就是点火烧了，实在可惜。因此我规定，抄家抄出来的书不准随便糟蹋，可以由读书的人去挑选或交给附近学校。但实际上没几个读书人敢去挑，就近也没什么学校可交，最后大部分还是糟蹋了。我是喜欢书的。但是一则行军时要自己背，带不了多少；二则虽然老百姓不把书当财物，但自己身为工作队长，总不便多拿。所以每次我都从一堆书中挑出三四本可以立即看和带得动的。只有一部上下两厚册的一百二十回《水浒》背来背去没舍得丢，一直保存到现在。其他许多书都是看完就不要了。我虽然没有什么读书计划，但总要挤出点时间看书，安全条件下的行军路上，也要一边走一边看书。例如从北满到南满的两次长途行军，平均三两天就看一本有兴趣的中篇小说或传记。像《苏沃洛夫传》、《库图佐夫传》之类，就是那阵子看的。我的方针是，零碎时间看这类不大费脑筋的“闲书”，有整块时间和安定一点的环境，就读一些硬性的理论书。在辽阳打游击的时候，读的已是《西洋哲学史简编》、《美国十大家族》一类的书。我不但自己读书，也组织和督促工作队员读书，有时还给他们上课。所以我带的工作队中，原来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贫雇农，后来许多人当了县区级干部。他们认为这和在工作队时的学习有关。挤时间读书学习，也算是做土改工作时的一个插曲。

进军辽南

东丰的土改结束后，我们整顿了一下县领导班子，留下从北满一起来的王始更同志做县委书记。添了一批新发展的积极分子，扩大了工作团，又奉命向辽南进发了。由于沈阳和周围几个城市还在敌人手里，铁路也不通，只好徒步行军，经过通化、安东（现称丹东），向辽南省委所在地大连北边的瓦房店走去。这次走的路可比上次长得多了，中间只有两小段可以坐火车。

工作团大约在1948年初到达瓦房店，向辽南省委报到。这时辽南除辽阳、阜新等少数地方仍由国民党盘踞外，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因此不再需要流动的工作团了。经南满分局批准，我们这个一度在南满小有名气的土改工作团就正式解散了。

我们到瓦房店时，辽南省委正在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并要工作团的几个县级干部参加。主持会的是省委书记林一山。对他，我从来没听说过，也根本不了解。惟一的印象就是他的烟瘾很大，第一枝烟快抽完时，他就用小拇指指甲把烟屁股掏个洞（那时没过滤嘴烟），再把第二支烟插进去。如此接连不断，开一个上午的会，他就抽一个上午的烟，中间不用火柴。我虽不了解辽南情况，但从小会上和会外闲谈中得知大家对省委有很多意见，但在大会上却很少人提，或者成绩讲一大堆，后面只轻描淡写地讲点不足或希望。我对这种有话不敢说、只会对上级顺着来的现象实在看不惯，于是老毛病又犯了。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我竟不知天高地厚，把听到的一些意见自以为比较温和地讲了一番，无非是省委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不够、有些决定不大妥当等等，同时也谈到有意见只在下面议论、不愿在会上提的现象。对我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一事，林一山倒没当场发作，只是打听这个年轻人（我当时已二十五岁）是谁。据事后得知，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都同意我这些意见，认为我讲了大家没敢讲的话。但除少数人表示赞赏外，多数人的评价却是：这家伙太不懂事，真是个二百五、二愣子，有些人甚至说是个刺儿头。对这些议论我并不在意，但却影响到了事后的工作分配。

工作团解散后，除团长留任省委民运部长外，工作队长还有三个，就是项军、王兴华和我。他们两位分别出任盘山和辽中的县委书记。我被分配去海城当县长。海城是个著名的地方，是张学良的老家，归鞍山地委领导。当时的地委书记杨春茂认为我性格直爽，欢迎我去。可是海城县委书记薛明等人却贵贱不要，说这个何方要是来，还不知会给海城闯下什么祸事。根据分配干部要尊重当地领导意见的不成文规矩，我的工作只好另行安排了。省委遂决定在辽南最大的县——辽阳西部成立一个路西工委，由我去做工委书记。这是个处于对敌斗争前线、工作条件比较艰苦的一大片平原地区。除我自己从东丰带来的工作队外，省委还给我们配备了两支力量，一是由省委宣传科长黄中（建国后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带领的几十名建国学院的师生；二是由校长白鹰、教务主任谢力鸣、文工团长刘相如率领的白山艺术学校的几十名学员。这几位带队的同志参加工委为委员，并每人承包一个区的发动群众、对敌斗争工作。当时的辽阳县有近百万人口（现在除了辽阳市外还分了好几个县、市），东部为山区，铁路以西即属辽河平原。县北与沈阳接壤，东面是本溪，西面是辽中。这三个地方和辽阳县城都为国民党占领，只有东南面的鞍山在我们手里。路西工委管的地区是东西北三面连敌。辽阳县委在东部山区，被敌占县城和南北铁路线所隔断，路西工委无法同他们联系，所以就直接受鞍山地委领导。工委下辖的太子河以北佟二堡区这些地方最危险，本来我要带工作队去，但是黄中反对，说我系工委书记，应该将“大本营”安扎在中心地带的沙岭，他自告奋勇去佟二堡，让白山艺校的师生到南边相对安全的刘二堡一带去（那里只有西面接敌，但后来还是牺牲了两个同学）。对于黄中这种勇挑重担、从全局出发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也很敬佩。1996年黄中病逝后，我曾写了一篇《危难时刻见精神》的悼念文章，叙述我们那段亲密合作、对敌斗争的情景。

在这种犬牙交错、处于拉锯状态的前沿地区，斗争也实在残酷得很。除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外，还有逃亡地主们组织的还乡团、流氓地痞拉起来的“红眼队”，更不用说到处活动的土匪了，他们都经常进入我们活动的地区骚扰。那时与我们为邻的敌占大中城市，实际上都处在我军围困之下，交通不时被切断，供应得不到保障，所以也经常派出小股官兵出来抢粮食和其他副食，有时名为采购，给的也是不值钱的金圆券。例如有一次，敌新一军的一个排长带了五六个士兵，赶了一辆马车来抢粮食、蔬菜、猪、鸡等食物，遭到我们的包抄，当兵的四散逃跑没能抓住，只抓到排长和马车。工作队员把他押到我驻的村子时，只听那家伙进村后就一直大喊，说他是重庆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要找你们有文化的长官谈话。我把他训了一顿。收缴了他的车马枪支，将他转送军分区。

国民党的正规军还好对付，比较麻烦的是还乡团、红眼队和土匪这类地头蛇，同他们的斗争也更残酷。例如参加我们工委的剧作家谢力鸣，老家就在附近的辽中。上次解放时，他在农村的弟弟也参加了反奸清算斗争，当了一阵村干部。后来我军撤走，还乡团随着国民党的进占，也跟着来了，把能抓到的我们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律打翻在地，将两条胳膊绑上一根扁担，谢力鸣的弟弟被活活打死。我们再次回来，对于能抓到的这些家伙当然没什么客气，我就有权下令处决。一天夜里发现敌情紧急转移，我命令把在押的一个土匪头子就地枪决。可惜工作队缺乏经验，还和白天一样，喝令犯人跪下，结果正要开枪，土匪已跑掉，晚上在高粱地里哪儿去追人？只好算了。而正是这个家伙，后来杀害了我们白山文工团的一个团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工作也就是向群众做点宣传、保护群众利益、发现和培养骨干，以及修筑河堤（夏天防洪）、征收粮草等行政工作。发动群众很困难，更谈不上土改，而且我们的活动也存在很大危险。因此几个月后我就报告地委：建议撤消路西工委，黄中和白鹰率领的建国学院和白山艺校人员回瓦房店，我所带的工作队留下打游击。经省地委同意，我们的主要任务改为对敌斗争和保存自己。地委为了我们的安全，还派辽阳县委副书记范树林率领军分区两个连同我们一起活动，保护这一地区的群众免受小股敌人和还乡团之类的骚扰，有机可乘时也打一下附近的敌人据点。说来好笑，1948年夏一次夜间行动，由于联系不畅，自己的队伍还相互开了一阵子火，幸亏是在高粱地里，没有造成什么伤亡。这种有大后方依托的对敌斗争和游击活动，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小股敌人和各种蟊贼的骚扰，容易打退；遇到大股敌人就立即后撤，以保存自己。而且活动多是晚上，白天基本没事，哨兵放在几里路之外，有敌情他们会鸣枪报警，没敌情我们就安心读书。辽阳是个文化比较高的大县，新旧书籍不少，例如刘二堡这个村庄（现已划归鞍山市），当时的人口已有两三万，村里还办有中学，这在关内都是少有的。所以那半年多生活虽然艰苦，却有时间读了不少书，也为辽阳培养了一批干部。这种日子，直到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后才宣告结束。

当时对于辽沈战役的打法是，除以部分主力围困沈阳、长春外，全部野战军集中去打锦州，置辽南于不顾。这样，从沈阳经辽阳、鞍山、海城到营口一线，就只能由少数地方武装防守。因此和我们共同战斗了几个月的军分区两个连也奉命归还原编制，辽阳路西这大片平原就只留下我们几十个人的工作队了。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我的“指挥所”已南移到刘二堡附近的狼家场，北面五里外日夜都布置有岗哨。1948年10月18日上午，我听见远方传来一阵枪声，出门爬上土堆子向北一望，好家伙！国民党军队排山倒海如入无人之境地开了过来。刚才的枪声就是我们的哨兵和敌军交了火。我一看大事不好，命令全体队员立即后撤。就在这时，一个小学教员出身的工作队员已骑上我的马先跑了，我也无暇查问，迅速带领全队向东南山区逃去。东北人种地，秋收后就撂下不管了，不像关里农民还要翻地。所以高粱地都留下很宽的垄沟，一步跑一垄太窄，跑两垄又远了点，跑一会就腿肚子抽筋。从双城、东丰带出来的那些贫雇农队员，像刘世荣（后来当了东丰县委书记）、赵兴士等一大帮人，都寸步不离地保护着我。有些人还要求留下来作掩护，让我们先走。我说拉倒吧，留下只有白送命。警卫员赵守先等几个人看我跑得吃力，要轮流背着我跑，我也没答应。因为大家的年龄都差不多，我跑得也不见得比他们慢多少。好在敌军的目标是迅速占领营口以便乘船逃命，顾不上也没必要追我们这帮便衣工作队。否则，它要消灭我们还不是小菜一碟。另外，应当永远纪念和感谢鸣枪报警的两位放哨的同志：从东丰带来的工作队员岳西德和张春武，是他们的牺牲拯救了全队人的生命。

就这样，从上午一直跑到晚上，才跑进东部山区，找到辽阳县委。他们也正在派人四处寻找我们。对我个人来说，这次逃生，可算是在东北的最后一劫。从此也就告别了战争年月，进入了一辈子的和平时期。

1948年11月初，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全东北得到解放，辽阳县委也在这前后搬进了城内。在新的条件下，县委分工由我任宣传部长。辽阳这样的大县，宣传教育方面的事还真不少，可我下面只有两个干事。原工作队人员一则大多文化很低，二则全都充实县区各单位当领导了，包括我的警卫员赵守先。因此我的办法还是和在双城一样，办培训班，从中筛选一批干部。那时还基本上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县委书记李承锟又是个好带头人，他不摆架子，不搞一言堂，大家住在一个楼上，同吃大锅饭，遇事商量，随时解决，团结友好，相互支持，简直和一家人一样。所以那阵子我的工作进行顺利，心情也比较舒畅。从地委书记杨春茂到整个县委班子，不但没把我当“刺头”，而且都表示喜欢我这种直性子，在省委调我另有任用时，还舍不得我离开，希望继续留下。我对他们特别是两个老领导也印象很好，保持了一辈子的来往和友谊。前几年，杨春茂同志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曾多次说过，我们相处五六十年没有红过脸。可惜李承锟同志十多年前就已病逝在长春市长的岗位上。

改做青年工作

1949年4月的一天，当时的辽南省委书记张秀山找我谈话，提出调动我的工作并征求我的意见。他动员我去鞍钢工作，理由是：钢铁的重要就不用说了，我又具备两个优越条件，一是年轻，改行搞工业还来得及；二是懂俄文，将来发展钢铁离不开苏联专家。我没多考虑就表示不能接受，原因是我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对科学技术毫无基础，而且一年来一直背靠鞍山打游击，鞍钢也去过多次，对那些大型设备连看都看不懂。张秀山见我态度坚决，也没勉强，转而提出可否先带领辽南省青年代表团去参加最近要在北平开的全国青年代表大会，至于将来的工作等回来再说。我想这倒是件好事，就立即答应了下来。回到辽阳交代工作后，我就带着警卫员小孙到省委去报到了。这时代表团已由省委组织部调齐，只差我这个团长走马上任了。没几天全团就到沈阳集中，各省代表团在沈阳合并成东北青年代表团，由东北局青委副书记章泽任总团长。从此我这个辽南省青年代表团团长基本上无事可做了，这也好，落得一身轻松，跟着去北平开会，又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的待遇。

到北平，我们吃住在西单长安大戏院旁一个叫鸿宾楼的回民饭店里。5月4日，大会在原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礼堂（现在的新华总社院内）开幕，朱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各界代表也讲了话。会开了十来天，中间有两次重要报告。一次是5月7日周恩来作关于政治形势和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时间最长，给大家的印象也最深。一次是5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香山接见全体代表，大家欢呼、热闹了一阵，最后由刘少奇讲话，内容主要是他前些天对天津的视察。当时感到新鲜的是，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说现在资本家功大于过，对于工人，有剥削比没剥削（失业）好，因此应当欢迎剥削。由于过去在延安等地经常参加这类大会，所以我的兴趣并不特别浓厚；倒是国统区和新解放区来的代表，比老解放区来的代表要活跃和兴奋得多。后者也往往相互笑称“老油条”。会议结束前在一次代表中的党员大会上，冯文彬和廖承志就批评了一些人对会议不够重视：有人甚至说这次会没什么意思，惟一的收获就是听了周副主席的报告。这次党内会议，使我知道了一些名人和明星，如张瑞芳等人的党员身份。我由于既是个小团长，又没有什么具体任务，便白天开会，晚上到长安大戏院看京戏，倒是过了一段潇洒的生活。惟一令我感到尴尬的是带了个警卫员，除了章泽外，我就算是有点特殊了，虽然没人说，甚至没被注意到，但自己总有点难为情。可又没办法处理，打发他回去吧，既没钱也不会买火车票，于是只好和我混在一起吃和住，平时由他去玩。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回到东北就把警卫员交地方另行分配工作，从此再也没有带过警卫员了。

真没想到，去北平开了一次会，竟改变了我的全部工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决定了我个人的一生命运。

开始跟张闻天工作

从北平回到沈阳，东北局青委书记韩天石约我谈话。他开宗明义地宣布，我今后已改行做青年工作了。不知什么原因，那时不愿做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是个普遍现象。我当然也不愿做青年工作，所以就竭力争辩。我说，我不过是省委临时叫带队去北平开了一次会，并没说要调换我的工作。他作了一番劝解后说，你说的那个省委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辽南省已合并到辽东省，省委书记是洛甫同志，你只能去安东报到了。真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没想到去北平开了十多天会，连自己代表的那个省都没了。再加上我也愿意在张闻天领导下工作，于是就同意去辽东做青年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韩天石最后还带有歉意地说，辽东省青委不久前已派杨海波去了，总有个先来后到吧，只好委屈你去做副书记了。那时候工作调动频繁，对担任什么职务，我确实并不在意。谈完话的第二天，我就启程去安东报到了。

只身到安东，又是人地两生。虽然原先就认识张闻天和刘英（这时她担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但终究隔两层，我又有点从不攀附领导的脾气，所以也算不上熟人。好在我的性格开朗，容易和人相处，所以上任后和杨海波一直合作得很好，同上下左右的关系也都搞得不错。那时的省委机关很小，人数不过百把十，大约只有现在各省的几十分之一，所以很块就混熟了。人手少，当然就比较忙些。我和杨海波的大体分工是，他除抓总外，偏重于组织，我则主要管宣传教育。那时青委的任务就是在本省筹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点是培训干部、建立组织。为此，我们在省委党校办了一个青年干部训练班，我给他们上点课，参加一些活动。另外还办了一个《辽东青年》杂志，我除自己写点东西外，更多的是组稿审稿工作。大约三四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又使我离开了青委。

由于张闻天知道我能写点东西，1949年7、8月间，他要给干部作一次论述群众路线的报告，就叫我去作记录，说要整理发表。事后我根据他的报告精神，整理成八篇文章，经他审改后在省委机关报《辽东大众》上以《群众路线讲座》为题连载，11月由新华书店印成单行本。紧接着，秋收后全省要从乡和县开始推行人民代表会制度。张闻天和省长刘澜波、省委秘书长刘子载等人到安东县（今东港市）大东沟视察试点，叫我同行，以便写文章推广试点经验。回来后我先后写成七八篇文章，每天一篇，经他审改后以《人民代表会讲座》为题在《辽东大众》上连载，后来也出了单行本。此外，他还叫我跟他到外地视察工作，撰写或审改一些文章。一来二往，他对我也就更加熟悉和了解了，以至于每天晚饭后他和刘英散步时也要把我叫上，除谈工作外，也要问近日书店来了些什么新书和俄文报纸。在他的直接调遣下，我已慢慢淡出省青委，有点不大务正业了。大概是张闻天自己也感到这种安排不大合适，所以这年9月就把我调到省委宣传部当了个宣传科长。那时的宣传部小得可怜，只有宣传和教育两个科，科下面有三两个干事。教育科长是我们留在东丰任县委书记的王始更，也是个老延安，熟人又碰到一起了。

别看这个宣传科小，工作却不少，我一上任就忙得一塌糊涂。不说一般的宣传工作，单是管文艺一项就够我的戗。省市县都有文工团，积极性又很高，没有现成的剧本，就要编写新的。为了迎接新年和春节，送审的剧本就有好几十。我一个人哪能看得过来，只好从省文工团里借人帮忙。又如审查旧电影，一天要看四五部片子，也是搞得头昏眼花。当时我们自己的电影没有几部，为了群众的文化娱乐和影院不致歇业，就只好在伪满和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几百部影片中挑选一些较为健康和起码不反动的拿出来放映。我一个人看，有时把几部片子的故事都混到一起了，所以就找杨海波的夫人、在组织部工作的蒋群帮我一起看。至于旧剧团，我是无为而治，一般不大管。例如陈其通带了一个部队上的京剧团，演他的新编历史剧《黄巢》，我只陪着省领导同志去看戏，用不着我说什么意见。另外还有个原来的京戏班子，演什么戏随他们去，用不着审查。但里边有个名角女老生，叫孟幼冬，据说是孟小冬的妹妹，她有鸦片烟瘾。解放后我们严禁毒品，断绝了她的鸦片来源。班主向我们求救，我只好请示张闻天。他认为对这种名艺人应当加以照顾，帮她慢慢戒掉，不可影响她的演出和生活。

在安东工作期间，苏联在那里还有联络处和一些其他人员，我的那点俄文还经常派点用场。例如有时请苏联专家给干部作什么报告，我就可以滥竽充数，但有一次却出了大洋相。我的俄语口译，不但是半吊子，而且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俄译中勉强凑合，二是中译俄很难胜任，特别是有懂俄文的中国人在座，就更译不出来了。1949年的十月革命节，刘澜波以省长名义宴请在安东的苏联人，张闻天等省领导也都出席。刘澜波事先没打招呼，等大家都坐下后，他要即席致词，叫我翻译，我当然不干，说实在翻不了。他揪住不放，还说总不能让洛甫同志给我当翻译吧。僵持了一会儿，他终于想了个办法，说这样吧，你不用管我讲什么，只就你能说的俄国话随便讲，我讲一段，你讲一段。我看也确实不能再推辞了，只好按他的意思翻个大意。虽然是两人各说各的，但老毛子还是被糊弄过去了。至于苏联人的答词和席间的一般对话，我倒还能应付下来。对这次洋相，张闻天当时没有责备，事后也再没提起过。

对张闻天的初步印象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在辽东不到一年的青年和宣传工作并没什么特别名堂，重要的是从此就一直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工作了，时间超过十年，是所有跟张闻天工作过的人中，时间最长的一个。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点对张闻天的初步印象。

1993年初，丹东市党史研究室要编辑出版一本《张闻天在辽东》，约我写一篇稿子。我就把我在辽东同张闻天的接触和当时的印象写出来交卷。这本书后来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现在摘要抄在下面。

一是总的评价。我说张闻天在一生工作中有两个辉煌时期，即出任三四年的总书记和两三年的省委书记。在东北主管过的两个省虽然都不大，但那时工作比较全面、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性，容易发挥出他的政策水平和领导才能。就以辽东来说，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乱成一团麻。但他却显得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驾轻就熟、有条不紊、得心应手、轻松愉快，好像一个省根本不够他管的，真有点庞统任耒阳县令的味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省的土改等革命任务已陆续完成，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新政权建设起来，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也都全面展开，全省出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城乡到处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此期间，他还注视全国形势，不断就城市工商业、农村政策、合作社分红等新中国建设的一些大政方针问题，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人们可以看出，张闻天这时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已更加成熟，大大超过他担任总书记的时期，完全应该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一个成员。可惜这种情况没能再出现，还遭到不断下放，直到被彻底逐出政治舞台。

二是关于方针政策。在辽东的工作中特别明显地体现出张闻天对解放后国家经济政治建设的主张。在经济上，他一再强调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长期的工作中心，一切都要看是否有利于这一中心，特别是检查工作和考核干部。在这里值得强调的还有以往人们不大注意的两点。一个是在东北（实为新中国）经济构成中提出利用外资的“秋林经济”（苏联当时在哈尔滨所设的公司名），后被刘少奇、毛泽东修改时删去了。一个是积极主张营口（即当年著名的通商口岸牛庄）建港，“加强商品流通，开展对外贸易”，提出“将来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张闻天当时的经济建设思想，虽然还不是现在的改革开放，但已相当接近，起码是可贵的萌芽，如果能得到采纳和实行，就一定会走得比现在的改革开放还要彻底。其次，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上，张闻天一贯强调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而且身体力行，认真实践。他在领导上的民主作风，坚持集体领导，决不个人说了算，这在担任总书记时就已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普遍赞扬。可贵的是他坚持了一生。在辽东工作期间，他有机会在政治体制建设上实现他的民主理想，不但在理论上提倡，而且在实际中推行。这方面的情况这里不能详细讲，只谈较为突出的两点。他一直坚持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和罢免权，把这说成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表现，特别是罢免权。他主张只要有条件就决不实行委派制，提出“从下而上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系统”。另一个是要摆正党和国家的关系。他反对党包办代替一切，提出“容许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的完全自由”。批评“党包办代替一切，就把国家、工会、青年团的单独作用给否定了”。他明确提出党的领导只能通过党员在群众中进行艰苦工作，说服群众接受党的政策。“如果各该组织中多数人坚持他们的意见，党也不能强迫群众服从党的决定”。他一再强调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

三是工作方法。张闻天的领导艺术在辽东省委任上表现相当突出。这里只谈一下他善于“弹钢琴”。他对各条战线和各部门的工作，分出轻重缓急和先后顺序，逐一解决问题，分别布置任务。具体做法是先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开会，经民主讨论形成结论，并定出以后的检查和总结。这样搞完一个部门又抓另一个部门，周而复始，使各方面工作都会顾到。如果临时发生问题，凡在原定方针内的，各单位自主解决，不必上报。除非突发事件或上级有重大任务，才紧急开会处理，否则一切按部就班，充分发挥下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是生活作风。张闻天艰苦朴素、奉公守法，既严于律己、也从严行政。他对管辖的地区或部门要求很严，反对铺张浪费，对贪污腐败更是深恶痛绝，也看不惯那种请客送礼、拍马溜须的风气。所以他领导下的地区和单位，作风都比较正。例如到辽东上任两个多月，他就发现铺张浪费和腐败苗头，并于1949年7月13日召开安东全市的企业干部大会，动员检查浪费。后来在一次全省县以上干部大会上，曾经声色俱厉地批评一些干部进入和平时期就贪图享受，还具体提到长白地区一个县长，用一斤人参炖了一只鸡，吃得鼻子嘴里流血，几乎送了命。

正当张闻天在辽东的工作顺利展开，他自己也显得心情舒畅的时候，毛泽东指定他出任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我也就跟着他转入了外交战线。

一段短暂的婚姻

在叙述我告别辽东前，还应谈一下我的第一次婚姻。

我在东北几年，长时间没有找对象结婚，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到东北后，党组织对关里去的干部结婚有个规定（听过传达，也普遍在讲，但没见过文件），就是所谓“二八五七团”，即年龄要到二十八岁、有五年党龄或七年工龄、职务达到县团级的人才能被批准结婚。我的其他条件都够，只有年龄即使按虚岁算，到1949年也才二十八岁。二是找对象的条件有些过分。在延安听说吴亮平有个“理论”，找对象主要看相貌，因为思想水平、文化程度这些因素，只要人聪明点都是可以不断提高、逐渐改变的，但是长得难看，你怎么改变？我大概多少受了一点这个“理论”的影响，外加一个须有一定文化，因此在东北几年，特别是给辽东省直机关一般干部上大课期间，确有一些女孩子很主动地来找，但她们的好心都被我辜负了。

1949年秋天，我主管下的白山文工团，在体验生活的基础上，自编自演了一个反映纺织工人的戏《红旗歌》。省里同志看了意见不一，部分同志认为戏不够真实，歪曲了工人形象。全省解放后排演的第一部新戏遭到这些议论，不但不利于扶持新生事物，还对文工团造成不小压力。所以我就要出来打抱不平了，并且得到张闻天的支持。我的评论在《辽东大众》上一发表，自然受到文工团同志的欢迎。其中一个演纺纱工人的女孩儿叫于颖，就来找我谈这次演出和文工团的情况。看来她是喜欢我的，甚至有点崇拜。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对她也产生了好感，觉得她单纯、善良、好胜、有强烈的事业心。

这样一来二往，经过两三个月的接触，就互诉衷肠谈及了婚姻大事。那时的结婚手续很简单，只要俩人写个报告，经党组织批准（她也是党员）就行了。大约是这年的11月，她把自己的行李往我住的小楼上一搬，公家发给二斤花生，大家来看看，就算正式结婚了。婚后相处也挺好。还在蜜月期间，文工团忽然有一个派人去朝鲜平壤崔承喜舞蹈学校学习的机会。那时的文工团员，大多演戏、唱歌、跳舞都在行，而于颖又偏好跳舞，我们都觉得这次机会难得，所以婚后不到二十天她就出国学习去了。据说国际舞蹈界有两位公认的大明星，一个是被周恩来称为斯大林掌上明珠的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范长江告诉我，开国时他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乌兰诺娃来参加庆典，不慎感冒。周恩来把他叫去批评了一顿，说是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做了路旁草），另一位就是世界闻名的民族舞蹈家崔承喜。于颖出国学习两个多月，就发生了张闻天要我跟他去联合国工作的问题，我随即打电报让她马上回国。她二话没说，两三天后就已乘火车回到安东，还说她估计一定是我的工作要调动。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于1950年2月13日双双跟随张闻天离开了东北，第二天到达北京，暂住中南海内。

到北京后，我就在张闻天的指挥下参与筹建驻联合国代表团，做一些调人、买书等具体事情。这些于颖当然插不上手，她又决不愿放弃她的舞蹈专业，我也觉得她与其做个闲人，还不如继续学她的舞蹈，于是就托刘英把她介绍给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李伯钊，让于颖到中戏的舞蹈班或系里去学习。这对于颖是如鱼得水，非常满意，而且按规定住到了学校。从此就开始发生了点问题，于颖提出不愿意去国外，到了国外她的专业就搞不成了，也做不了别的什么事。于是我劝她改行，说她这时还不满二十岁，学别的还来得及。代表团的同志也建议她先学打字。她说她是学跳舞的，让她打字是出她的洋相。而且越来越坚决，怎么也说不通。张闻天和刘英为了成全我们，还专门找她谈了两个钟头，仍然没有用。这样争来争去，当然也影响到感情，她觉得我和大家都只想到我这一方，对她照顾不够。加之当时双方都年轻气盛，她就给张闻天写了一个要求与我离婚的报告，拿来要我签名。我一怒之下写了“完全同意”四个字。实际上我们两个人并没有吵过架，在一起还不到一年就这样和平友好地分手了。

她的家人和白山文工团的熟人听说她主动提出离婚，就都骂她，说她一到北京就变了心。而她的脾气又特倔，谁批评她她就不理谁。我对她倒还比较理解，后来往深处一想，反觉得主要责任还在自己。一是当时不知外交工作是怎么回事，似乎一出国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因此力主她改行，这本身就不对；二是在平时相处中对她不够尊重，总嫌她文化低、提高慢。而她提出离婚，既不是看不起我，也不是另外有了人。我1953年再婚的妻子宋以敏，在这方面表现得开朗大方，没那种小家子气。所以后来我和于颖很长时期还维持着朋友关系，既有原来文工团一些熟人的聚会，也有单独的经常来往。当我已有两个小孩后，她还来我们家看我。直到闹起“文化大革命”和她再次结婚，才断绝了音信。

于颖坚持搞舞蹈，也确实颇有成就。她不但自己跳，而且还发展到编剧。1959年前，她就曾一再请我们夫妻看民族歌舞剧院的演出，其中的大型舞剧《白蛇传》就是她自编自演的。她还多次出国到苏联、印度等地参加演出或访问。当时连周恩来也知道她，安排她的出国。有一次在北京饭店跳舞，周恩来就问，今天于颖怎么没来？我在外交部主持晚会时，也曾利用这层关系请民族歌舞剧院来助兴。“文革”才过去，于颖又出过一阵子名，我从电视上看到过对她的介绍和由她编导、陈爱莲主演的舞剧《红楼梦》。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她突然告别舞台消沉下去了，而且不同以前的熟人来往，使大家感到惋惜。

不管怎样，于颖在我的生命中总占有一席之地，也算我在东北数年的一段插曲，所以记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