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何兆武先生仙逝，禁不住悲从中来。这些天正想着待疫情进一步缓解，暑热来到之前去清华探望他。粗略一算，已经有四年多没见到他了。最后一次见他是2016年9月7日，他因病住在清华长庚医院，与我家天通苑西三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沈定平打来电话，我闻讯之后立马跑去探望，依照惯例空着双手，没带任何礼物。他依然是那副弥勒佛的笑脸，说是并无大碍，只是微恙，校方关心，让他住进这所由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资助创建的长庚医院。医院硬件甚好，开业不久，何先生住的是特等病房，里外两间，除了他，只有一位从家里跟来的阿姨，宽敞的病房竟然显得有些空旷。何先生对于我的到来颇感意外，因为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住在这所医院，况且远在郊外，所以前来探望的人不多。我责怪何先先说，你不是与沈定平一起到访过我家吗，我家就在马路对面。他笑着说，我这把年纪，哪里还记得清东西南北，何况那次是沈定平叫的出租车，一路闲聊，顾不得看车外风景。三天后，我提着两盒月饼再去看他，却扑了个空，原来他只是患了感冒，有些咳嗽而已，况且中秋将近，他执意出院回家过节去了。我怪自己来晚了，但又想以后见面机会尚多，虽有遗憾，并无失落之感，谁能想到这次探望竟是永别。翌年1月我老伴确诊恶疾，多次住院，10月弃世，几乎整整一年我没有空闲。为调整心态，我去南方住了一年。返京后不久，新冠疫情开始肆虐，养老院谢客封门，就此再也没有机会去看望何先生。如今噩耗传来，如何能不痛责自己！
与何先生相识是在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上，那时他尚在社科院历史所，会议期间，彼此只是偶尔交流一点想法，并无深入交谈。真正与何先生的接触始于为何先生校阅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某日，商务印书馆的武维琴先生把我叫去，让我审校何兆武先生与他的学生何冰共同翻译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我一听就吓了一跳，让我校阅何先生的译作，这不是拿我开涮吗？于是连说不行，不行，不行。武先生一再坚持，并说估计问题不会多，仔细读一遍便是了。我战战兢兢地答应下来，回去立即对着原文开始阅读译文，发现确实有些问题，改还是不改，拿不定主意，不改是我失职，改则是对何先生不恭，于是去商务印书馆请示。那天武先生不在，为我解疑的是陈小文，他说，非改不可的一定改，可改可不改的则尊重译者，以不改为宜。此书问世时，封面上竟然写着许明龙校，让我浑身不舒服，更令人难堪的是，后来此书转到三联出版，何先生亲手交给我校稿费二千余元。
那年，何先生遇到一件不开心的事。历史所一位先生，连续两次没有评上正高职称，闹心之余，竟然认为何兆武从中作梗，并煞有介事地拿出“证据”，说在某领导家中看到了电话记录。何先生向来是“好好先生”，怎么会背后使坏呢！沈定平秉性刚烈，获知此事后为何先生打抱不平，一要澄清事实，二要教训教训造谣者。他知道此公的译著多而烂，学界颇多烦言，于是找我挑他的错，看他评不上正高，究竟是何兆武捣鬼，还是他自己水平有限。我闻听此事也替何先生抱屈。沈先生一说，我立马动手，写成一文，沈先生改了一遍，转呈何先生过目。何先生做了仔细改动后，我四处投稿，但因中国人向来惮于批评名人，故而几经周折，历时半年余才刊登在《博览群书》上。要说这件事我和沈定平做得不够地道，我不否认，但欺人过甚，而且受害者是个向来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大学者，我也就原谅自己了。如今涉及此事的多人已去世，我尚且苟活在世，不禁唏嘘不止。
何先生提携后学可谓不遗余力。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曹增友是我熟人，写了一部《传教士与中国科学》，让我写个序。我多少有点自知之明，岂敢担此重任，于是推荐给了何先生。何先生不但与作者从未谋面，甚至不曾听说过作者的姓名。但他听我简单介绍后，认真阅读了书稿，写就一篇数千字的序，令曹增友喜出望外，不但感谢何先生，连我这个介绍人也受到了不该领受的感激。
我本人更是得到何先生的提携，没齿难忘。我那本《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出版后，何先生在《博览群书》刊出长文评论，文中不乏鼓励和褒奖，乃至溢美之词：“最近读许明龙先生新著《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一书后，使自己感到眼前为之一新，欣然地感受到我国的研究者也有了自己高水平的严肃的学术成果，从而一洗徒以万千字数的假冒伪劣产品相炫耀，盗名欺世，从而使学术殿堂因之蒙羞的那种沉重感。”我至今深感受之有愧，权当何先生对我的殷切期望，在我风烛残年之时，继续为我国学术竭尽绵薄之力。
何先生是大师级人物，但待人接物却与普通人毫无二致。何先生长我15岁，我长沈定平9岁，我去探望何先生几乎都与沈先生事先约定，三个人固然谈不上是两代人，但年齿毕竟相差不算小，可是聊起天来居然没有丝毫隔阂，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每次相聚，我都能从何先生的谈吐中获益多多。聊到午饭时刻，下楼到清华食堂便饭一顿，然后高高兴兴地分手，期待着下次再见。何先生体力尚好的那几年，我们多次相约在王府井南口那块巨大的“王府井”横匾下集合，然后去新东方吃法兰克福香肠。这是何先生偏爱的食品。我们一边小酌，一边天南地北，不尽兴不散。可惜后来何先生体力日衰，王府井的约会不得不自动取消。然而，就在他九十多岁时，竟然还在沈先生的陪同下光临寒舍，令我受宠若惊，蓬荜为之生辉，自不待言。
何先生一贯随和、亲切，低调，厌恶张扬。他八十大寿那年，当时尚在清华授业的葛兆光先生忙着为他张罗祝寿。谁知何先生一口拒绝，不愿意举行任何形式的寿诞筵宴。他还特地给我打电话，嘱咐我不要接受以任何人名义发出的邀请，他届时不会出现。我听了他的话，也就没有应邀前去。后来听说，他生日那天果然离家躲出去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他的九十大寿就没有大事声张，只有历史所的几位老同事到清华的一个小饭店，与何先生一起坐了一桌，聊表祝贺之意。我感到骄傲的是，托沈先生的福，我作为唯一非历史所的人员，参加了这次寿宴。
何先生确实像一尊弥勒佛，笑口常开。他健谈，而且记性极好，五六十年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娓娓道来，毫不含糊。岂但如此，他还非常幽默，听他聊天，常常忍俊不禁，甚至开怀大笑。没有与他聊天经历的读者，不妨读一读他的《上学记》，书中对于当年各种人物，尤其是那几位名教授的描述，简直就是一幅幅肖像画，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让你过目不忘。
我没有资格称何先生这样的大师为朋友，尽管他叫我时也称我为“许先生”。他百分之百是我的老师，我是他没有师承关系的徒弟。他的为人，他的学问，永远是我的学习榜样。失去了他，我痛彻心扉，这辈子不可能再遇见这样有学问的好人。何先生，您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