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一篇题为《“人生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何兆武先生的为人与著译》（《北京日报》2023年4月10日）的文章在谈到先生译作时说：何先生“最早翻译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初版于1964年。这是何先生领衔翻译的，也是他译作中唯一的一部‘大部头’，上下册共1000多页”；文章还“推测”，何先生“领衔”翻译这本书，与他当时“协助侯外庐编写《中国思想史》有关”，因为“罗素的这部书不是纯粹的西方哲学史，而是特别注重社会与时代背景的揭示，他自己在序言中就说要注重思想与时代的互动。该书的这个特点可以作为撰写中国思想史的借鉴”；“罗素对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悍然发动朝鲜战争，持反对立场，获得中国高层的认可。据说这促成了罗素《西方哲学史》的翻译。我认为，这也许是原因之一。”为了强调罗素《西方哲学史》一书对何先生治学的影响，作者再次提到了先生在该书翻译中的“领衔”地位及其意义：“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先生领衔，自然要负全责，另外二位合作者并非学者），奠定了何兆武先生对西方哲学与思想的知识基础，使他能够把握西方思想的学术系统。虽然他曾经读过哲学系，但是他对西学的把握，更多涉及的是思想文化史，而不是狭义的哲学史。罗素此书对他是有影响的。”
从文中透露的有关信息看，作者与何先生是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他手头有几本先生“早年”签名送给他的书）。按说，这本应成为文章清楚交代何先生的学术翻译，特别是当年《西方哲学史》翻译情况的有利条件，但遗憾的是，该文有关叙述并不符合史实，有关“推测”也很难成立。
首先，《西方哲学史》并不是何先生“最早翻译”的著作。关于自己的翻译工作，何先生在1998年的一次自述（见《世纪学人自述》第6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中，首先提到的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该译作最初由法律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封面上的书名为“民约论”，版权页上的书名为“民约论（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原理）”。1963年12月，该书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封面上的书名即改为今天通行的“社会契约论”（扉页和版权页上的书名均为“社会契约论 一名：政治权利的原理”）。上世纪80年代初，修订后的该书译本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现在通行的则是2003年2月的“修订第三版”。何先生1998年的自述中，还附有一份他历年来的著译清单，其中“翻译”部分列的第一本书是苏联学者P.B.库尼茨基的《太阳系结构学说发展简史》，该书由科学出版社1956年9月初版，译者署名为“何明”。何先生一生译作很多，他参与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63年9月，《太阳系结构学说发展简史》和《社会契约论》都早于它的出版。
其次，按照作者“推测”，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似乎是何先生“主动”请缨的，因为何先生当时“在协助侯外庐编写《中国思想史》”，而罗素《西方哲学史》“特别注重社会与时代背景的揭示”的“这个特点可以作为撰写中国思想史的借鉴”；至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当时“获得中国高层的认可”这一因素，作者说，“据说这促成了罗素《西方哲学史》的翻译，我认为，这也许是原因之一”——这里颠倒了促使何先生当时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的两个原因的主次。同样是在1998年的自述中，何先生说，他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确实跟思想史有关，不过具体翻译哪些书，则“大都是由于偶然，兴之所至，自己选译的”，“但其间有两部书是当事人来找我译出的。一部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思想史》，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找到了我，当然是由于我在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的缘故，另一部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遭遇则颇有点戏剧性了。”——这就明确告诉读者，翻译《西方哲学史》，并不是何先生自己主动选择的。
再次，所谓“领衔”，《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解释是“在共同署名的文件上署名在最前面，泛指排名在第一位”；《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四版）的解释是“署名排在最前面”。罗素《西方哲学史》的中译本，最初是1963年9月（而不是1964年）出版的上卷，译者署名是“何兆武 李约瑟”——要说这一卷的译者署名，说何先生“领衔”倒也符合实际情况；该书下卷的译者是马元德，与上卷的出版之间隔了近13年，是在1976年6月出版的（该卷初印本上无译者署名，但后来的历次重印本上，译者署名只有一人，即马元德）——该书从下卷出版后，商务印书馆历来的印本，都是分上下两卷出版的，今天如果要出一卷本的话，想必译者署名也会是“何兆武 李约瑟 马元德”，即还是由何先生“领衔”。但问题在于，文章把“领衔”的意思等同于“负全责”（而且还是“自然要负全责”）。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译本的上卷，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二部分即“卷二 天主教哲学”，其末尾注明：“本书卷一，古代哲学部分是何兆武译；卷二，天主教哲学部分是李约瑟译”——“卷一”，也就是前引何先生自述中所说的“第一部分”。该书上下两卷加起来有1081页（上卷初印本590页，下卷初印本含两卷中的“人物索引”和“术语索引”，共491页），其中何先生翻译的上卷中的卷一，含《美国版序言》和《英国版序言》，共382页，翻译量约占全书的35%；何先生在自述中又说他在“译完第一部分之后，便辞掉此事”——我这里也可以作一个推测：如果全书由何先生“负全责”翻译的话，他这种说辞就辞的态度，恐怕是不合适的。
第四，文章强调《西方哲学史》的另外两位译者“并非学者”，显然是为了说明何先生在《西方哲学史》翻译中的“负全责”的作用。但究竟如何界定“学者”的标准和含义，并不那么简单（尤其在今天）。至少在笔者看来，任何时候，一个优秀的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者，都应该是学者或学者型的。至于《西方哲学史》的另外两位译者李约瑟和马元德，他们当然比不上何先生在学界的影响，但在翻译领域，贡献也都是不小的；他们的翻译水平，更是非常优秀的。1924年出生的李约瑟先生（并非那位《中国科学思想史》的作者、著名的英国人李约瑟），青年时期在日本研习西方哲学史，后来任教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据学生回忆，李先生的“日语、英语、德语都很好，还懂希腊文”（见李连江编：《哲学与师道》，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5月版），由于种种原因，李先生的不少译著上，署的都是化名，如威廉·豪夫的《冷酷的心》（上海儿童出版社1955年3月）、阿德贝尔特·封·沙米索的《彼得·史勒密奇遇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署名“伯永”译，亨利希·克莱斯特的《破瓮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9月）署名“白永”译，亨利希·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2月初版，1974年1月修订版）则署名“海安”译（据说意为“困顿中图个吉利”）。李先生当是大户人家出身，去年5月，他上个世纪40年代后在天津五大道地区的住宅被改建为“约瑟书房”，书房中陈列着李先生旧藏的不少外文书；今年3月，天津市和平区作协还将“约瑟书房”作为文学创作基地，举行了揭牌仪式。再说马元德（1930—2014），根据已故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史研究专家殷叙彝先生回忆，马元德和他是北大同学，“我在历史系，他在数学系。他离校后工作很不顺利，竟致失业，天天在北京图书馆看书。他的英文、德文、法文学得都不错，后来被人民出版社发现，聘请他去做特约译者。他的译文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曾任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王子野的秘书、后来的三联书店总编辑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曾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特殊环境中，王子野是非常器重马元德这样的“社会‘废物’”的，当时“多次”要他“大胆”请马“办事”，还“亲自批准破格按月”给马“预支生活费”（殷叙彝、沈昌文两先生的回忆均见郑异凡主编：《“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5月）。除《西方哲学史》下卷外，马元德先生翻译或参与翻译的主要译著还有：美国B·霍夫曼的《量子史话》（科学出版社1979年5月）、美国L·J·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与王太庆等合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5月）、爱德华·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3月）等。杨东莼先生在1932年翻译了狄慈根的几篇代表作（《人脑活动的本质》《论逻辑书简》《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果》），这些译作后来在重新译校出版时，也经过马元德的“大力核对”，杨先生为此特别表示感谢（见杨东莼译，《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12月）。李约瑟、马元德两位先生也许不在乎别人是否把他们当作“学者”，但今天刻意强调他们“并非学者”，恐怕不妥。
最后想说的是，既然何先生只翻译了罗素《西方哲学史》中三分之一多的篇幅，他不仅没有在该书翻译中“负全责”，而且“嫌全书过长”，早早给辞掉了；另外，《西方哲学史》也不是何先生“最早”翻译的著作，那么，文章中所说的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奠定了何兆武先生对西方哲学与思想的知识基础，使他能够把握西方思想的学术系统”，恐怕也就站不住了。事实上，看看《上学记》，再看看何先生一生的译著清单，就不难知道何先生的西方哲学与思想的知识基础是如何奠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