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一生，当过两次校长。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都为政治原因而离任，这与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局有关。从表面上看，他是失败了；但是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值得仔细清理、认真研究、不断学习、好好继承。只可惜大家觉悟太晚，否则我们的大学不会办成这般模样。

　　

上篇：在中国公学

一、担任校长之前

胡适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是在1928年春天。这所学校成立于1905年，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当时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强烈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大批留学生退回上海，自行筹办了这所学校。1906年至1909年，胡适曾在这里读书，从他的《四十自述》中可以看出，该校对他的成长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以庚款留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1926年7月，他借出席伦敦“中英庚款委员会议”之机，做环球旅行。没想到1927年4月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从许多朋友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对胡适非常不利。

张慰慈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高梦旦也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同上，第429页）

面对这种局面，胡适在日本稍事停留后还是回到上海。因无法返回北京大学，他只好就任光华大学教授并在东吴大学兼课。第二年春天，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于、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白吉庵《胡适传》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无奈之下，关心公学命运的王云五、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请他出山，以解危难。

在朋友劝说下，他答应维持两个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就辞职。即便如此，他也有点后悔，认为这是给自己“套上一件镣铐”（《胡适日记全编.5》第6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两月后胡适提出辞职，校董会为了挽留他，特设副校长处理行政事务，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二、主张无为而治

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他说：“我想从组织与法律两方入手，不知有效否？”（同上，第74页）

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对学校事务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追忆胡适》第2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与杨先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同上，第255页）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为了弄清楚所谓“深厚道理”，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故事讲了些什么。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63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1-2553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884年版）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这也是胡适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准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

因为不能天天在学校，胡适每月只领100元车马费。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关切地询问：“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夫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883年版）限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做事的原则。

三、沟通文理学科

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胡适上任时，全校共有三百多学生，分散于四个学院十七个系，致使学校经费异常困难。为此，他大刀阔斧地裁掉工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只设文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数理系等7个系。为了沟通文理，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

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且还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何在。简单说，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这一点，我在《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等文章中已经屡有申述，在此恕不赘述。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胡适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这里特别要指出的胡适用人不仅看学历，更注重学力。比如他当时延聘沈从文，人们就有非议，觉得沈仅仅是小学毕业，又没有学术论文，怎能到大学上课？何况沈从文还不擅言词，第一次登台就因为胆怯，在讲台上站了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搞得非常尴尬。但是胡适却坚信自己的眼力，后来沈从文也的确是深受学生的欢迎。这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胡适的努力下，中国公学很快改变了过去的形象。一年间，学生由三百多人猛增至一千三。后来，一位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他还说，我的进步应该“感谢您和陆先生（侃如）、沈先生（从文）的思想言论”（白著《胡适传》，第274页）。

四、抵制“党化教育”

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与胡适对“党化教育”的抵制有关。推行“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握政权后的基本国策。1929年4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指出：“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随后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此外，大学生还要“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同上，第53-54页）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是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它的目的，就是让全体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驯服工具。面对这种局面，胡适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罗尔纲回忆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8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胡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要看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明白了。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当人的利益与组织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了（《独立评论》第三号）。在这方面，胡适堪称大学校长的楷模。

五、 树立良好学风

树立良好学风，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一句口头禅；但什么是良好学风，却似乎无人追究。胡适担任校长后，同事们办了个《吴淞月刊》，“目的在于鼓励我们自己做点文字。”为此，他在发刊词中立了“两条戒约”：第一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第二“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胡适全集》第3卷，第7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前者，既是老生常谈，也是胡适的一贯主张；至于后者，却需要多说两句。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写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件事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是仔细读一读他的文章，就会有另外的感觉。事实上，当年胡适反对的正是“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他认为只知道高谈主义却不想研究问题的人，是“畏难求易”的懒汉；而“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同上，第1卷，第324-328页）。

1928年7月，胡适决定继续担任公学校长时，写了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问题与主义”思想的继续。文章说，所谓名教，就是信仰“名”、认为“名”是万能的一种宗教。什么是“名”呢？胡适认为“名”就是字，或曰文字，而名教就是崇拜文字的宗教。他说，名教的具体表现不可胜数，从古人生辰八字、名号避讳，到如今的标语口号，都是名教的“正传嫡派”。比如革命者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与豆腐店老板贴一张“对我生财”完全一样。他还说：“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按：当时的教育部）去。”（同上，第3卷，第66页）可见直至今天，我们并没有摆脱名教的束缚。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名词术语和标语口号中，而前几年流行的大学改校名，也是一种名词崇拜。遗憾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除了上述“两条戒约”外，胡适还在1928年写过一篇《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谈到治学既要有科学的方法，又要有鲜活的材料。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鲜活的材料，则是要摆脱纸上的学问，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到科学试验室里去寻找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名教的影响，建立良好的学风。后来，他在学校以“怎样医治浪漫病”为题举办讲座，也谈的是这个问题。他告诫学生：浪漫病就是懒病，懒人没有做学问的兴趣；只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学问（白著《胡适传》第354页）。

六、 重视同等学力

胡适重视同等学力，不仅表现在聘请教授方面，还表现在招收学生上。他虽然不管具体事务，却对许多事情非常留心。比如每年招生结束以后，教务处总要发出大批公函，向考生所在学生查询文凭真伪，如果发现假文凭，便照章开除。但这件事操作起来十分不便。有的学校根本不存在，发出的公函只能石沉大海；有的学校回信后，学生已经上了半个学期的课。他不忍心开除这些学生，便建议教务处看看他们开学后的成绩，对学习好的从宽发落。然而教务处的人却不愿开此先例，“所以我们只好硬起心肠来干那‘挥泪斩马谡’的苦戏。”（《胡适全集》第20卷，第185页）后来，胡适还发现在学生遗弃多年的杂物中，有一个大学的公章和一枚校长的私章。这显然是伪造证件的证据，然而作伪者早已毕业。

另外，他还听说四川有位校长每次外出，都要带些空白毕业证送人。起初他还不相信，1929年他在北平，一位本家居然同他商量，让他的侄子去考清华。他听了很吃惊，说自己的侄子初中刚毕业，怎么可能去考清华？对方说，一位朋友是中学校长，他可以办一张高中毕业证。胡适气愤地说：“我们家的子弟怎么好用假文凭！”气愤归气愤，但面对这种情况，胡适知道这种文凭的确是“真”的，无论怎样去查，也不能证明其假。

胡适认为，这种状况从根子上说与教育部有关。当年教育部废除具有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规定，才使假文凭泛滥起来。如果不能容许具有同等力者报考大学，就等于“政府引诱青年犯罪”（同上，第188页），就不会从根本上消灭假文凭现象。

重视同等学力，是胡适的一贯主张。1934年，他在《大公报》发表《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一文，把上述事实和想法写了进去。1937年7月，他在庐山谈话会讨论教育问题时，又提出承认同等学力是“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胡适日记全编.6》第694页）的好办法。

只有唯学历，才有伪学历。看看胡适对同等学力的重视，对于如今治理办假证现象，也应该有所启发。

七、 提倡体育精神

胡适在中国公学任职时间很短，满打满算才20个月，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可圈可点。别的不说，单说他对学校运动会的认识，就让人振聋发聩。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国人心目中，体育的功能不外乎两个：一是争夺奖牌，为国（包括为集体）争光，这是前半句话的所指；二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后半句话的含义。基于前者，人们对中国健儿在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上“夺金获银”欢呼雀跃，兴奋不已；但是我总觉在“体育兴”与“国运兴”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至于后者，许多人热衷于保全个人生命，对身外的大是大非不闻不问，这又隐含着对整个社会的无奈。

看看胡适对体育的理解，也许可以纠正上述偏见。

胡适从小体弱多病，不大喜欢运动。到美国后第一次观看橄榄球比赛，在队员的厮杀和拉拉队助威声中，他有些不习惯。心想：“这真是罗马时代的角抵和斗兽的遗风，很不人道的。”（同上，第20卷，第89页）随着对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他认识到体育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对人格的养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约在1930年春季，中国公学要召开学校运动会，为了让同学们踊跃参加，正确对待竞赛中的胜败，他亲自撰写运动会会歌。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健儿们大家向前，

只一人第一，

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

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

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他还致词说：“运动会是一种教育，是一种训练，不是一种游戏。”他还说，大家都在跑，而得奖的只有一人。假如按照平时的成绩，已经知道某人一定会夺得锦标，难道我们就不参加了吗？不，大家还应该参加。有了我们的加入，他才会有第一；没有我们的陪衬，他一个人算不得第一。正确的态度是：他得他的第一，我们搞我们的训练；他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在开幕词结束时，他还说：“祝诸君人人有光荣的胜，人人有光荣的败！”（白著《胡适传》第279页）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出体育比赛不仅仅是一种对抗，更是一种合作。所谓重在参与，就是体育精神的具体体现。如果以为在国际比赛中夺得锦标就是光荣，就意味如何如何，其实是一种偏私狭隘的见解。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体育，永远也无法摆脱输不起的阴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再过几年，万众瞩目的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召开，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小自运动员人格、大到国家的国格就会有缺陷。到那时，即便获得更多奖牌，又有什么用？

胡适倡导的体育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适用于体育比赛，也适用于其他领域。1948年初，胡适得知李宗仁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认为这是实行宪政后的第一次大选，要多些人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精神。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的第一段，并且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13页）可见无论是体育还是政治，都要提倡“重在参与”，不应该唱独角戏。

八、寄语毕业同学

1929年7月，中国公学18级学生毕业，胡适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讲了一番话——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接下来，胡适针对一些人的想法，谈到所谓没有时间、不具备条件，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对自己负不负责任。在此基础上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胡适全集》第3卷，第825-826页）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还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如果把大学文凭当作“抢饭碗”（蔡元培语）的敲门砖，一旦文凭到手，就意味着万事大吉。许多人以为自己不在研究单位，就不需要做学问了。有些人即便在研究单位，也对学问没有真正的兴趣。这恐怕是多少来我国“人才死亡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其实，即使是为了吃饭，学问也具有长久的竞争力，这是常态社会的通则；至于文革那样的变态社会，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在目前的社会机制不可能为年轻人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不要抛弃学问，乃是每一个人的最好选择。何况，人生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一碗饭吃。

胡适认为，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赋予它的。“人生固然如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因此，要想“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而不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光阴（《胡适全集》第3卷，第818页），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抛弃学问。

九、 争人权、争自由

　　

一位校长能够办好一所大学，这是他的本分，不值得夸耀；如果他在办好大学的同时，还能时刻关注社会动向，履行文章报国的义务，才令人钦佩。也就是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不算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才是英雄。

我注意到，1929年3月10日，在《新月》第二卷第一号《编辑后言》中，提到要办一个思想性刊物。这是由于《新月》是“专载长篇创作和论著的”，因此“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个月刊以外再办一个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发行，无非是想说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而已。

3月23日，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人造访胡适，劝他担任《平论》主编，胡推辞不掉，只好答应，并商定于4月1日出报。3月25日，胡适为《平论》撰写一千六七百字的发刊词。这篇文章被收入最近出版的《胡适全集》第21卷中，题目是《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文章说：“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所以今日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接下来，文章分析了没有言论自由的严重后果，指出这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耻辱。然后又明确表示：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一国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国社会政治发送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自由。

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军人政客的手里。这是不可讳的事实。……

由于篇幅关系，我不可能把它全部抄录下来，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关心历史、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都读一读这篇文章，了解一下胡适的这个主张：“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我以为，这是胡适比其他人的高尚之点，高明之处。

随后，胡适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文章说：

我们都没有党籍，也都没有政治派别。我们的唯一目的是对国家尽一点忠心。所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不用任何党义作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实在需要，我们的根据是中国的实在情况。

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故对现在已得中国政治权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我们期望它努力做的好。因为我们期望它做的好，故愿意时时批评它的主张，组织，和实际的行为。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谈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党的地位应该同民治国家的议会相仿；第二，各级党部的经费应该靠党费支付，党的机关应该大大裁减；第三，除了行政独立外，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也必须独立，不受党和行政机关的牵制；第四，军队应分期裁遣，不可借“国防”的名义保留军队；第五，国家应该靠联邦制来实现统一。

1929年3月29日，胡适与徐志摩等人为《平论》再次碰头，因稿子的份量不够，遂决定推迟到4月10日出刊，但不知什么原因未能如期面世。到了4月21日，平社在胡适家第一次聚餐，参加者除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外，还有丁西林、叶公超、吴泽霖。随后，平社每周聚餐一次，并增加潘光旦、张禹九、唐庆增、刘英士、任鸿隽等人。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份刊物始终没有问世。

我猜测，这可能与当时的“争人权”有关。1929年4月20日，正好是平社举行第一次聚餐会的前一天，国民政府下达保障人权的命令。第二天，胡适从报上看到这个命令，当即表示怀疑。半个月以后，胡适草成《人权与约法》一文，对这一命令提出严正质疑：

第一， 命令认为人权由“身体、自由、财产”组成，却对这三项没有明确规定，这是很重要的缺点。

第二， 命令只是禁止“个人或团体”侵犯人权，却回避了政府和党部对人权的侵犯。

第三， 命令中所谓依法惩办，不知道依的是什么法。

文章说，事实上中国的人权从来就没有法律保障，因此要保障人权，首先应该制定一部宪法或约法，否则，保障人权就是一句空话。

随后，他又写几篇文章，掀起一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在《知难，行亦不易》中，他公开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又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提出质疑；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更是直截了当指出：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企图以压迫言论自由来达到思想的统一。

这些文章在《新月》和《吴淞月刊》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蔡元培称“大著《人权与约法》，振聩发聋，不胜佩服”（《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17页）；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望够得上说两句教训政府的话？”（同上，第525页）他还写了一首诗赠予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与担忧，并嘱咐不要发表（同上，第546页）。该诗可以在1929年9月10日的胡适日记中找到：

许久不相见，异常想念你。

我昨读你文，浩然气满纸。

义正词自严，鞭辟真入里。

中山即再生，定说你有理。

他们那懂得？反放无的矢。

一党说你非，万人说你是。

忠言不入耳，劝你就此止。”

这些文章能够问世，表明当时社会还是有一定言论空间的；针对这些文章，有人提出不同观点，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上海、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召开会议，认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胡适日记.5》，第489页）。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根据这些无理要求，也认为胡适文章“超出学术研究范围，泛言空论，错误甚多”，有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损害了党政形象，要求教育部严加警告（同上，第521页）。

9月下旬，教育部根据上面指示，向中国公学发出训令，要求对胡适提出警告。对此，胡适在写给老朋友、教育部长蒋梦麟的信中，义正词严地说：“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同上，第538页）不过，另一位老朋元济却劝他应置之不答，以保我尊严。张还说，如果在“前清康雍之朝，此事又不知闹成何等矣。毕竟民国政府程度不同。”（同上，第541页）

尽管张元济的说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国民党地方组织为什么会如此嚣张？对此，一些外国媒体道出其中奥妙。《新时代》指出：由于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一样，“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团体，不容忍敌对党派”，再加上胡适的批评被认为是“公然侮辱本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而死去的孙中山已经被神化，因此他们要严惩胡适（同上，第544-545页）。《纽约时报》也指出，胡适是“现代中国最英明的、最有建设性的领袖之一，……他正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教育的现代化过程。现在他受到谴责，并不是因为其个人的政治抱负，而是因为他的那种直言不讳的习惯使他敢于提意见：在国民党人的统治下，一切并不像外界所相信的那么美好。尤其，他对以己故孙中山博士的名义提出的一些经济学说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他的罪责不在于他不同意如此多的观点，而在于他道明了几分真理。”（同上，第553页）

尽管《平论》未能问世，但是平社的活动一直在进行。1930年4月，胡适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我们走那条路》撰写“缘起”时说：“我们几个朋友在这一两年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各人随他的专门研究，选定一个问题，提出论文，供大家的讨论。去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今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篇文章就是第二个问题的引论。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中国的真正问题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制造专制的暴力革命，而应该采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一步一步地进行改革（《胡适全集》第4卷，第455-470页）。

鉴于当局的压力，特别是在立案问题上有意刁难，胡适终于辞去校长职务。1930年初，他正式提出辞呈，学校董事会几经挽留，终于接受他的请求，并决定由公学的第一任总教习马君武继任。遗憾的是，胡适去职后，中国公学风潮又起，为匀马先生也被迫离去。在此期间，学校总务长丁某被指控有贪污行为，胡适还为丁辩诬，体现他“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人格追求。

下篇：在北京大学

十、众望所归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曾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为振兴北大立下汗马功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临危受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为争取美国援助、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做出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蒋梦麟因为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按照《大学组织法》必须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于是，远在美国的胡适就成了北大校长的最佳人选。1945年9月3日，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胡适，表示北大校长“非兄莫属”，在他回来就任之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校务。

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下达后，著名学者张其昀、丁声树、贺麟、罗常培、许宝騄等人都在信中表达了内心的喜悦。

张说：“三十年来北大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为中外所公认，今后在先生领导之下，确立学院自由的尊严，料想异卉争妍，烂漫向荣，其盛况定属空前。”（《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8页）

丁说：“北大的使命在新中国的建设，将更重大而艰难，于此何幸得先生的伟大领导，教人如何能不感奋，能不高兴！先生的学风，先生的襟度，其肫笃伟大只有蔡先生可以比拟”（同上，第39页）。

贺说：“先生长北大之消息传出后，众望所归，群情欢悦，不仅为北大之复兴庆幸，且为整个中国教育学术之光明进步庆幸。”在这封信中，他还就国内政局谈了自己的看法：“日本投降，中国已走上和平建国之途。政治民主化亦为必然之趋势，但仍须教育、思想、言论各方面积极努力，基础方巩固。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败狭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义中，国民党贡献最少者亦惟民生。共产党人党见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较乏民主精神也。”（同上，第40-41页）

当时还在国外的罗常培也表示：“如果北大复员，特别是由先生主持，我义不容辞地应该早回国。”他还说：“先生去国后，北大事实上已失去学术重心，要想复兴，须恢复民八至十三以前，或二十年至战前的学术空气。”（同上，第41至43页）

由此可见，北大的复兴、中国学术的进步，与胡适密切相关。

1946年6月初，胡适忙完国外事务后，由纽约启程，经过大约一个月行程，才抵达上海。回国后，胡适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大公报》在一篇通讯中特意附录去年他给毛泽东发出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希望中共领导人能“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胡适还说：“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大公报》的编者按说，他们发表这份电报，是为了反映胡适“对国事之主张”。（《胡适日记全编.7》第623页）

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经为他完全北大的复员任务，并处理了许多棘手的事情。吴相湘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傅斯年在北平，为北京大学保持优良传统，对排除伪北大教职员及整顿校风纪律，毫不瞻徇。同时更将北大原有文、理、法三院扩展为文理法农工医六院。”他认为，没有傅斯年的伟大魄力，这些事是办不成的。（《傅斯年印象》第185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傅斯年卸任时，胡适对他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胡适归国之前，曾考虑过发展尖端科学的问题。为此，他与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商量，准备聘请张文裕、彭桓武、马仕骏、张宗燧、李四光、钱学森、汪敬熙、黄昆等学者来北大任教。饶还建议钱学森可以担任工学院院长，后因故未能实现。1947年他还在写给白崇禧、陈诚的信中建议，北大应集中全国第一流物理学家，专门从事原子能研究。其中还提到钱三强、何泽慧夫妇、袁家骝、吴健雄夫妇以及胡宁、吴大猷等人。

十一、在开学典礼上

1946年10月10日，胡适出席上任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我注意到，在最近出版的《胡适全集》第20卷中，收有这篇演说。据全集编者介绍，这篇演说原载于当年的《经世日报》，后来收入白吉庵等编的《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但是细读该文，其中有“最后胡适谈到”和“胡氏讲话，历时七十分钟”等语，好像是记者的通讯稿。《经世日报》不大好找，白吉庵在《胡适传》中，结合《大公报》报道对演说内容有详细介绍。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胡适的风采和当时他讲了些什么

据说开学典礼在位于城南国会街的北大第四院举行。当时胡适穿着长袍马褂，他首先把北大48年的历史分为六个阶段：1898年至1916年为“开办时期”，北大被世人讥为“官僚养成所”；1916年至1927年为“革新时期”，在此期间，北大领导了中国的文学革命、思想革新和五四运动；1928年至1931年为“过渡时期”，北大曾经遭受歧视，一度成为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1931年至1937年“中兴时期”，虽然困难很大，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和日本的侵略，使学生不能安心读书，但北大在蒋梦麟校长领导下，仍取得很大成就；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是“流亡时期”，北大与清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从事学术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北大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此他“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贡献，把北大作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研究’”，而不要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胡适全集》第20卷，第224页）

在演讲的结束时，他特别强调做一个能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人有多么重要。他说：“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

他还说：“学校当然要给你们以自由，但是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大家有信仰自由，但切不可毁了学校，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最后他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名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告诫大家：“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真理”也是不容易弄清楚的（白著《胡适传》第422页）。他的意思是说：人不是神，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千万不要把一种思想当作金科玉律去信仰，这样很容易被人利用。

十二、争取学术独立

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在学术界负有重要的责任。他不仅关心学术的发展，更关心学术的独立。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学者要坚持独立人格，二是学界要有独立地位。

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结束以后，中国即将进入宪政时代。在这个过渡时期，蒋介石希望胡适能够以社会贤达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他认为这是给他帮忙，给国家和政府“撑面子”。对此，胡适的看法是：“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他说，我们这些人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5页）

后来，胡适在致蒋介石电稿中又重申：“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万一命下之日，学校人心解体，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国家之福。故只有恳请我公许适不参加国府委员会，许适以超然地位继续为国家社会尽其棉力。”（同上，第194页）1948年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蒋介石又想让他竞选总统，自己担任行政院长。尽管胡适认为蒋是真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学术研究。后来，这件事因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致，遂不了了之。

除了保持学者个人的独立地位外，就整个学界而言，也有个能否独立的问题。1947年9月，胡适利用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之机，向蒋介石提出“十年教育计划”，其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要选择十所大学，他在十年内两批给予充足的经费，办成国际上第一流大学；第二，反对花大宗外汇派人出国留学。他说与其拿这些钱送学生出国留学，不如用来发展国内大学。他认为，如果若干年以后，中国还“有成千成万的学生去日本留学，那是极可耻”的事（《胡适日记全编.7》第667页）。胡适提出这个计划，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的独立打下一个基础。为此，他提议中央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投资不得少于政府预算的15%，各省不得少于25%，市县不得少于35%，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应该有同等机会，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

这个计划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当年年底，胡适在中基会第20次年会上，为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争到一笔经费，他决定把这十万美金用于物理系。尽管如此，这一计划因为内战的爆发而未能实现，以至于几十年以后，又出现了被胡适视为“极可耻”的出国留学热潮，而“争创一流大学”的口号，也成了今人的一句口头禅。至于胡适所谓学术独立的追求，却似乎被人们遗忘。

十三、遭遇学生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本来应该进入一个和平、民主、发展的新阶段。这本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许诺，然而由于武装夺权、暴力革命的趋势已经不可扭转，致使国家陷入混乱之中。这期间，以北平为主要策源地的学生运动，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这一状况，《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北京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在前言中写道：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广大革命学生宣传呐喊，唤醒民众，揭露敌人，促进了全国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成为反动统治当局的心腹大患。风起云涌、遍及全国的学生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加速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溃败”，因此学生运动被毛泽东誉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第二条战线”的第一个重大“战役”，是以“沈崇事件”为导火线的反美运动。

沈崇是北大先修班的女学生，1946年圣诞节前夕被酗酒后的美军士兵皮尔逊强奸。事件发生后，“中共北平地下党学委认为：这一事件不仅是对中国女大学生的污辱，而且是对中华民族的污辱”（《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第50页）。与此同时，有人故意混淆敌友，把不久前还是朋友的驻华美军与日本侵略军相提并论。于是，一场以学生为主的反美运动爆发了。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红军在东北也有类似行为，却没有变成严重的政治事件。对于这件事，谢泳已有深入研究，有兴趣可以看看他写的《重说沈崇案》，在这里我只谈谈胡适的态度。当时胡适正在南京参加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表示愤慨，并说这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要依法处理，“不应与撤退美军这一类政治问题发生联系”（同上，第51页）。可惜直到现在，能够理解他的人并不多见。

1947年5月4日前后，北大举行“五四”运动28周年纪念周活动。不仅有科学、文艺、历史、经济、戏剧等晚会以及各种体育比赛，图书馆还举办校史展览，其中有李大钊事迹、毛泽东故事和周恩来、邓颖超的照片，这充分体现了北大自由与容忍的精神。当时，胡适在文章和讲话中都反复强调这种精神，并指出这也是负责任的精神。言外之意，是希望大家不要醉心于学生运动，以免耽误学业。他还借用孙中山的话告诫学生：“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胡适全集》第22卷，第673页）。

在此期间，北大学生还是卷入了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次运动是中共地下组织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反攻”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行动，它涉及北平、南京、上海、天津、唐山等许多大中城市。5月16日，北大成立“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决定自18日起罢课3天，把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并通电全国，号召各行各业起来响应。5月18日和5月20日，北大学生参加了由“地下党学委”领导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并与军警发生冲突，致使多名学生受伤（参见《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第四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为此，当局公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蒋介石也发表文告，宣称近日学生所为，是“共产党直接或间接之策动”。由此可见，白吉庵先生在《胡适传》中认为“蒋的这个谈话显然是……嫁祸于中国共产党”（《胡适传》第433页），显然与事实不符。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胡适始终站在学生一边。他一方面指出：“没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替人民说话时，干预政治，提倡政治改革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肩头”；一方面又表示，只有潜心研究政治科学，才能解决问题，“罢课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胡适日记全编.7》，第655-656页）。

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学生与当局的冲突时有发生。作为校长，胡适在保护学生的同时，始终坚持依法办事。1948年，他因为学运而萌生退意，教育部长朱家骅闻讯后来电说：“北大不可无兄，北方尤赖兄坐镇。……傥兄有言辞消息，则华北教育界必将动摇不可收拾。”（《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09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在学生中的威信。

十四、好师长、好朋友

就在“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进入高潮的时候，北大一年级学生邓世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向他诉说自己的苦闷。邓说，按理说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但现实却让他无法安心。面对物价的暴涨和残酷的内战，他甚至产生自杀念头。为此，他向胡适提出“内战会不会停止”、“国家是否还有救”等七个问题。胡适收到邓世华的信以后，非常感动，马上给他写了回信。胡适首先指出：“今日的苦痛，都是我们大家努力不够的结果。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学问知识不如人，技术不如人，故经过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不容易。”

接下来他针对所谓苦闷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青年人的苦闷，都是因为你们前几年太乐观了，梦想‘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了！殊不知道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试看世界的二三强国，战胜了，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有饥饿的问题。”随后他以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说明英国人民能够谅解国家的困难，知道在战后必须“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才有出路。可见悲观不能救国，叫喊不能救国，不努力也不能救国。在这封信里，胡适告诉自己的学生：“现在的强国，除了苏俄之外，绝对没有一个国家要侵略我们的。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今后如何努力。”（《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1-205页）

这封信很重要。后来胡适把它改为《青年人的苦闷》公开发表，并把“除了苏俄之外”改为“除了一个国家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放心之外”，使语气趋于和缓。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指的是谁。可惜没过几年，这个道理就被完全颠倒了。以至于直到今天，许多人还不能觉悟。

除此之外，胡适在天津的一次讲演，也值得注意。这次讲演的题目是“我们能做什么”，主要内容谈的是选举，其中谈到普通公民或民众团体能够做的三件事：第一，要用批评、讨论的方式来影响政治；第二，要在掌握证据的基础上，揭发、检举贪污腐败分子，这就是所谓“扒粪精神”。第三，要做大量的调查和教育工作，推动公民参加选举。在这里，胡适已经改变他早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想法，并指出关心政治不能靠喊口号、闹学潮来实现，那样很容易被利用。

胡适对人循循善诱，在交往中从来不会摆谱。据说他的办公室大门常开，随时可以进去。因此“胡校长的办公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邓嗣禹在《胡适之先生何以能与青年人交朋友》一文中说：他能礼贤下士，无学阀官僚架子；他爱护青年，想与他们交朋友；他很健谈，能与人真诚相待（《追忆胡适》第478-489页），可谓胡适的真实写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究竟是谁对青年真好，谁在利用学生。

十五、呼唤民主自由

二战以后，世界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有人甚至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专制主义的扩张，胡适于1947年5月邀集北大、清华等学校的部分教授，组成“时论社”，希望对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问题，发表独立公正的评论。于是，他不仅写了许多文章，还在许多场合发表演讲，呼唤民主和自由。

5月18日，他在《眼前“两个世界”的明朗化》中明确指出，由于苏俄与美国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都不愿破坏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因此“至少在最近十年内，大概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胡适全集》第22卷，第689-680页）

8月1日，他在中央电台以“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为题发表演说，在介绍了文化自由选择、自然交流之后，提出世界文化的理想目标：

第一， 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

第二， 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生活的程度。

第三， 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他指出：民主自由是人类社会三百年来的大潮流，大方向，而苏俄用阶级斗争创造的政治制度，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他的结论是：“所谓‘两个世界’的对垒，其实不过是那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集团，自己害怕自己气馁的表现。这个集团至今不敢和世界上别的国家自由交通，这就是害怕的铁证！……要造成自由独立的国民人格，只有民主的政治可以满足”（同上，第687-694页）。这篇演说还被《大公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影响很大。

一年以后，正是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的文章，并在北平电台发表“自由主义”广播稿。从文本上看，二者大同小异。其中谈到自由的本意是解除束缚，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拥护民主，讲求容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只有尊重自由，才可能进行和平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他还说，反对党存在的理由有二：“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同上，第727-728页）这才是和平改革的康庄大道。

胡适诚恳地告诉人们：彻底改革、绝对正确的思路必然导致暴力革命和专制主义。从世界近代史上看，“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同上，第739-740页）

后来，他还应周鲠生、竺可桢两位校长之邀，分别去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讲演。在武汉住了三天，他讲演十次，噪子都哑了。当地报纸说：“他的讲演和他的清畅的文体，都可以表现出他的超人智慧和朴实笃学来，在今天中国我们有一个胡适，这是值得骄傲的。”（《胡适日记全编.7》，第718-719页）在浙大，胡适的讲演也是盛况空前。竺可桢在日记中说：“二点约适之在体育馆演讲，题为《自由主义》，听者八九百人。听者大部均驻足而立，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竺可桢日记》第118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十六、不寻常的校庆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50周年校庆，也是胡适58岁生日。这本来是个大喜的日子，然而这时的北平，已经是兵临城下，被围得水泄不通，谁都知道政权易手是早晚的事了。

这时，蒋介石派人劝胡适早点离开北平，但是他一直犹豫。12月13日，胡适还惦记着北大校庆，他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其中说：“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指出，北大是“戊戌新政”的产儿，早年经历义和团动乱和民国初年的变局，后来在蔡元培、蒋梦麟的主持下，经过30年努力，才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学术中心。然而，30年代初正值北大复兴的时候，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由于大家“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来没有间断。”在文章最后，他心情十分复杂地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讲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危险、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奋斗。”（《胡适全集》第20卷，第269-272页）这段话，就成了胡适与北大的临别赠言。

第二天，南京方面打来电话、发来电报，说飞机即将到达，请他“即日登程”。他将校务托付给汤用彤、郑天挺之后，才决定南下，然而飞机并没有如期到达。直到15日下午，他才与妻子以及陈寅恪等人登上飞机直飞南京。12月17日北大举行50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已经不可能参加了。不过，这一天下午，胡适还是在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了北大同学会举办的校庆大会。会上，他称自己是一名逃兵。并失声痛哭地说：我不能与多灾多难的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这时，“会场凄然断绝”。（《胡适年谱》第702页）

　

结束语

写到这里，再回过头来比较一下胡适两次当校长的遭遇，是很有意思的。20年代末，胡适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正是国民党刚刚夺得政权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因为批评国民党而被迫离职；到了40年代末，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眼看大势已去的时候，他却跟着国民党走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见识，就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会这样。

1947年3月18日，胡适曾经拜访过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他对大使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的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胡适日记全编.7》，第649页）可见结束训政，是胡适与国民党关系的一个根本转折点。

那年夏天，胡适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文章说，早年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是在最近30年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上却与欧美政党完全不同，这就是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

为方便起见，他把前者称为甲种政党，后者称为乙种政党。甲种政党有以下特色：

第一， 党员没有确定人数，没有党籍，来去自由；

第二， 党员没有纪律约束，没有人干涉其言论自由，投票采取秘密的无记名方式；

第三， 党派在竞选中，能够容忍并尊重其他党派的权利，也不可能操持选举；

第四， 竞选结束后，任何一方都有“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都不可能动用警察或军队来打击对方，霸占政权。

相比之下，乙式政党便完全不同了：它有严密的组织，确定的人数，详细的党籍登记，严格的组织纪律；入党必须经过审查，党员必须能服命令，而且没有言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此外，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得政权时要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政权，因此它绝对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

胡适认为，孙中山是个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大革命时，他需要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因此他将国民党从甲式政党改组为乙式政党。现在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是从乙式政党变为甲式政党了。这就是当年胡适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