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9年春节前，我去公社办事。正在供销社门口蹉跎时，遇到一个买烟的年轻人。个子有一米七左右，戴着副眼睛，穿一身旧的蓝色的毛式服装，背一只黄绿色的帆布书包；黄黄的瘦瘦的，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一看就是知识青年。所以说，知青的DNA是写在脸上的。大概他也看出我的身份，就笑了笑，递过一支烟来，问："北京的？天津的？"那时我还没学会抽烟，便摆摆手。当时在中条山地区插队的知青，除了天津的就是北京的，后来有了太原的，不过那是三五年后的事情了。我笑笑说："天津的。"很快就攀谈起来。
他叫苏岂之，北京知青，去年8月到临猗插队。他是66届高中生，在大队的学校里教书。准备利用放寒假的时间步行回北京，沿途对知青插队的现状做一个社会调查。我很惊奇他的计划。老实说，当我们考虑的还只是怎样在这里生活下去的时候，北京的知青却在着手搞调查，研究知青的命运了，可见他们比我们有思想。基于此，我就邀请他随我一同回村里。
正值腊月，天气很冷，因为又在山上，所以更冷。我们两人一边聊，一边向远处的村子走去。临猗县跟平陆县不一样，地处运城盆地，一望无际的大平川，水源丰富，交通便利，农业和副业都很先进，虽然也在学大寨，却是运城地区有名的富裕县。他们的工分大约在七八毛钱---虽然他只干了几个月，却在年终分了一百多块。和他们相比，我们这里的劳动强度很大，却挣不到钱。这让我认识到这世界确实差别大，很是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
我们村的知青见我领回一个北京知青，非常热情。男男女女的一见如故，在一起说说笑笑，都不见外。然后大家就把分的胡萝卜、白萝卜、大葱、土豆和为数很少的白面统统拿出来，准备招待客人。
这时阴霾的天空下起扬扬洒洒的鹅毛大雪。渐渐的，远山和大地都披上了一身美丽的银装。我们在被称做伙房的大窑洞里切菜，和面；大家一边谈天说地，一边擀皮包饺子；晶莹的雪花随着山风偶尔星星点点地飘进窑洞，象是见来了客人也想要凑凑热闹；风箱拉的呼啦啦响，火苗一窜一窜地飞出灶堂，贪婪地舔着下面的添柴口；一时间，我们的知青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大门口不时有老乡向我们的院里张望，充满了好奇和羡慕。那种热气腾腾的景象构成了一幅独具特色的美丽图画。
忽然，院门口一阵嘈杂。紧接着，一个四十来岁的高高的人，带着两个背枪的民兵，向我们的伙房走来，后面还尾随着几个看热闹的青年农民和学生娃。我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三人已经走到我面前，并告诉我他们要带走那个北京人，"现在正打击流窜犯，你们谁跟着到公社走一趟？"。那人名叫陈根创，我们在欢迎知青的会上见过他。他长着一副乙肝的脸色，眼睛很大，无论何时何地，两个黄褐色的眼珠子总是在眼眶里叽里咕噜乱转；他和人说话时永远在笑，而你却永远无法从这笑容里寻找到几成好意。他好像永远不干活，却永远叼着纸烟；他穿着干净整洁的四个兜的制服，我们以为他是大队干部。可有人私底下对我们说，他其实什么都不是。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居然带来民兵，并且要带走我们的客人。
大锅里的水正在哗哗地滚，我们的饺子还没有下锅，北京客人尚未品尝到天津知青的热情，而我们就即将被以"流窜犯"的名义带去公社，这简直太莎士比亚了！
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听了陈根创的话，我们村的知青都愣了，没有人说话。我想，人是我领来的，我没有理由退缩。我和陈根创商量，可不可以让人吃完饭再走。那人很球，一点都不通融。苏岂之见给我们闯了祸，心里过意不去，主动提出来跟他去公社。那时的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被人带去那里也不是很荣耀的事情。我狠狠瞪了陈根创一眼，心想，你狗日的，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阶级敌人！咱们誓不两立！可那狗日的居然还在笑！日后了解到这狗日的是那种钻寡妇门，刨祖宗坟，阴损狠毒，卑鄙无耻的家伙。结果他还不到六十岁就呜呼哀哉了。可惜我们没搭上手，总觉得特别遗憾。苍天有眼啊，报应的还算及时。
雪还在不停地下，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我和苏岂之在前面走，后头跟着那三个象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村里离公社八里地，我们大概要走上一个多小时。苏岂之很坦然，一个劲对我笑，说，我没事，你别怕。其实，我并不怕，我是生气。走到一队的村子，我想起那几个干部子弟来。
一队有几个干部子弟，在平民子弟面前很政治，而且总是显示出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本色。在学校时，他们和我们一般是不搭话的；到了农村，在贫下中农面前，在广阔天地里，为了消灭三大差别，他们和我们的距离稍微有些缩小。他们的父辈都是革命领导干部，家中弥漫着马列主义的空气，从小就受着革命的熏陶。后来，这些人中确实有不少人当了领导干部，继承了他们父辈的遗产。只有新生，原河北省副省长的儿子，后来做了司机，给司法部开班车----他是唯一把自己混同于平民子弟的不爱穿军装的胸无大志的干部子弟。
我找到新生他们，说明了事情原委。他们丝毫没有含糊，一下出来四个人与我同行。他们觉得，北京是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知青和他们一样是有思想很政治的，而这里的贫下中农算啥？算个球！球都不算，算个屁！更何况那陈根创狗日的是个上中农！----妈妈的，干部子弟就是厉害，他们居然知道陈根创是上中农！我们一个村，我都不知道！平民子女真是不敏感，不服不行！和他们一起走在路上，我竟然也觉得很英雄，仿佛陈根创和那两个民兵已经被贬为我们的马弁了。
公社平常只能见到秘书。秘书姓王，穿一身黑色棉制服。崭新的飞鸽牌加重自行车缠着一圈又一圈的黄色塑料带，象个缠满了纱布的伤兵。王秘书正在办公室擦他的自行车，本来已经很干净了，他在用一根钉子往外抠塞进车轮花纹里的泥巴。屋子里一下子进来了9个人，显得有点挤，王秘书有点愕然。陈根创首先汇报了情况，然后王秘书向苏岂之和我问话，我们各自说明情况后，王秘书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还是向临猗方面了解一下吧。"王秘书和四个干部子弟很熟，相互说话很随便，可以看的出来。陈根创好像也没那么嚣张了。我很庆幸叫上他们，我敢肯定如果陪苏岂之来的只有我一个人，王秘书决不会这么客气。
在我的印象里，王秘书不苟言笑，对我们和农民是很严肃的。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才明白，没有哪个人总是严肃，这要看面对哪个。比如对上级领导他能板着脸说话吗？知识青年来到这里以后，王秘书又增加了两个微笑对象：一个是干部子弟，另一个是女知青。那年头，物资匮乏，而干部子弟往往神通广大，有的是求他们的地方；至于对女知青为什么微笑，就不得而知了。
王秘书带着苏岂之和那几个干部子弟去了电话机房，给临猗挂长途。那时中条山地区的电话机还都是手摇电话机，由一级一级的话务员接转。笨重的电话机旁，绑着两节特大号干电池。话务员坐在一个操作台前，不停地拔来插去，嘴里不停地喊叫着对方。通信极为落后，一个地区通个话可以把你的手臂摇疼，也不见得能通，即使通了，随时有可能突然中断。那时的电信军管，电话基本上是各级政府用的，所谓备战备荒为人民。至于老百姓，似乎从来就没有那个奢望。
陈根创和那两个民兵早已挣足了一天的工分，回家去了。我和新生两人在公社的门洞里避雪，聊天，等他们的消息。
天渐渐黑了，大雪依然在下，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苏岂之他们一直在话房里没出来，新生跑来跑去传达着信息。但是临猗的电话始终没通。大家都没吃饭，也没有人喊饿。等到夜里约12点多的时候，新生跑来告诉我，通了！没事了！老苏是临猗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我长出了一口气，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太他妈的扯淡了！
我对新生说，既然事情清楚了，咱们回去吧。新生说他们聊兴正浓，我怎么说回去？这样，我再去问问，如果他们不回去，咱俩回去。一会儿，新生回来了，他说：他们不回去了，要咱俩也别回去。我想了想，说，既如此，你留在这吧，我回去。告诉苏岂之他如果不走，明天见；如果走了，我就不送了。有你们哥几个陪他就行了。新生没有挽留我，我心里也说不清什么滋味。
雪下了一天了，天空中仍有雪花不停地迎面扑来。地上的雪已经很厚了，走上去沙沙作响。天是黑黑的天，地是白白的地。在这片黑白分明的世界里，在这苍苍茫茫的雪夜中，在通往中条山脚下一个偏僻山村的坑坑洼洼的路上，走着一个小小的我。雪地上留下一行弯弯曲曲的深深的脚窝。我好像什么都没想，只是一个劲赶路。不管怎样，对新生他们哥几个我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毕竟分担了我许多的愤懑、迷茫和无助，甚至还有一些恐惧。
20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