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国家制度内的一场持续20多年的社会运动，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动员体系在支撑。这其中既有战争年代动员经验的延续，又有新环境下动员方式的创制。随着动员目标越来越被扩大，动员结构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理论模型的变迁特征:动员基调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动员范围由局部发起到举国体制，动员主体由单体独进到人民战争，动员方式由舆论宣传到政策引导，动员典型由普通青年到领导子女。整个动员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高层鼓动号召与基层自发自愿相结合，改变农村面貌与青年成长路径相结合，城乡现实需要与革命理想主义相结合。当然，体制内难以彻底根绝的官僚作风所导致的哄诱与强制，成为政治动员中不和谐的音符，值得深入反思。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青年运动;中国共青团;政治动员;举国体制
任何社会运动从条件转为现实，都需要大量群众的加入才能实现。而大众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或者说是通过什么机制被动员或卷入一场社会运动，取决于国家或地区主导性力量的强弱，表现为对民众言论行为导控能力的大小，同时还取决于动员方式与内容是否为相当数量的民众所接受，即动员结构是否与社会结构相契合并合理有效。新中国成立后兴起的多次社会运动，其动员时序无一不是自上而下，动员表象无一不是“轰轰烈烈”，组织性力量及网络状关系充当了成功动员的重要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叙述的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社会运动，其内涵与西方社会运动并不完全等同，而是具有诸多中国社会独有的特征。或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能够持续20多年的社会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相当少见，其动员结构值得深度考察。这种尘埃落定后的探究，需要回归到历史的深处。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环境态势:综合性动因与阶段性特征
同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又在工业化前期会呈现不断加强的态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领导层，是基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而不是经济发展角度来认知城乡二元结构。除了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战略之外，他们还认为，走与工人、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尤其是到农村去，是青年知识分子实现自我改造的根本途径。而且，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都是开辟并依托农村根据地来迎击外部挑战、不断发展壮大的。在这一过程中，不论在整个革命事业的宏观层面，还是在个人成长的微观层面，都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功的经验。因此，即使成为执政党，在决策层的主流意识中，对农村还是情有独钟的。这抑或是执政党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个深层的基本认知，这种认识使运动一开始就拥有道德的制高点。当时运动中翻来覆去的口号之一就是“农村也是大学”。但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规律是城市吸纳众多农村流动人口，只有进入后现代才可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而且从人性本能上讲，尚未温饱的普通民众大多有向优质生存环境迁移的内在欲望，这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动员的工作量和难度，以至于在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后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强制性动员。
追根溯源，上山下乡的前奏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最初的提法是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第一次明确提出“下乡上山”的概念，则是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文件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1]，主要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到1965年，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组长谭震林强调:“下乡上山，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是以“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为题的，自此全国范围内逐渐通用“上山下乡”这个提法。
今天反观这场运动，不论名称如何、提法怎样，其主要的形式与内容始终是组织动员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青年到第一产业的区域去“就业”。按照研究界比较通行的观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滥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基于动员的角度，其间经历了四个阶段:(1)初始阶段。又可细分为一前一后两个源头。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到1953年不能升学的人数达到213.4万。为了缓解城镇的容纳压力，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首次提出由政府出面动员组织一部分青年学生到农村就业的设想。这可以视为日后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初源头。1955年8月至1956年上半年，为落实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且受到中共中央转发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的政治鼓舞，向有“开风气之先”传统的青年团发起青年志愿垦荒运动，从而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又一直接源头。而毛泽东在1955年9月所题写的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农村合作化的按语，则成为知识青年自愿向下流动的重要动力源。(2)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下乡插队及60年代中期的突出上山为发展阶段。1958年开始的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造成工农业生产大滑坡，促使1962年年初中共中央果断提出压缩2000万城镇人口，直接推动了城镇知识青年大规模下乡插队;1960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又被提上日程;稍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把“下乡上山”确立为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3)“文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业处于停滞状态，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就业。1968年11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后，知青上山下乡在随后的一年内达到高潮。(4)70年代初全民所有制工人总数、工资支出总额、粮食消费总量都突出了国家供应的底线，于是在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之后，在国务院研究落实的推动下，1973年到1975年知青上山下乡再掀高潮。
多数社会结构理论家都认为，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是三层结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社会大众。建立在组织和网络关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是人们加入某一社会运动的关键;而精英与民众的直接接触，则极易发起大规模社会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意志和主张能够通过组织网络直达社会基层，覆盖各个角落。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社会运动的动员时序，都是自上而下。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间跨度大，动员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一直在持续发生变化，因此动员方式必然会随之发生一些变迁。
二、政治总动员: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由上而下的垂直分层的社会运作机制。而超凡魅力型领导人更具有超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和支配力，往往能够一呼百应。“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从陕北黄土高坡一直唱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信天游，唱出了毛泽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各个阶段的动员起因来看，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指示在其中一直发挥着直接的巨大推动作用。换句话说，也只有长期以来备受民众衷心拥戴的党的最高领袖，才具备实施政治总动员的资格和魄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国情，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一再强调，要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1955年，由毛泽东从调整生产关系的视角领导和发动起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为解决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问题，毛泽东在当年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自加写许多按语。当看到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后，他兴奋地写道:“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2]。在强政治性结构社会中，毛泽东这一醍醐灌顶的按语，作为中共高层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路径的最新研判，在社会上、青年中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号召力。甚至可以说，越到后期影响越大，乃至在相当长的时间段，这句按语成为各地政府开展动员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激励着数以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主动融入上山下乡的大潮之中。十三年后，即1968年7月15日，经河南省革委会、许昌革委会批准，郏县革委会整合原属大李庄乡的部分村队，单独成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公章仿佛是道“御赐金关令”，走到哪里都一路畅通，此地也成为“中国知青运动的圣地”。
事实上，中国自1957年之后，执政党的工作理念逐渐开始偏“左”，期间虽然也有一些纠正的努力，却没有彻底解决，反而变本加厉，经济问题逐渐被政治问题所取代，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和“红卫兵运动”兴起。鉴于“文革”一年来城市红卫兵们焕发出的过剩热情所造成的混乱无序的社会局面，以及城市青年学生无法正常升学、就业的现状，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转引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3]。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毛泽东的话常常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最新、最高指示。此次“最高指示”实际上是动员令，它明确了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它向涉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方面面都打了招呼:“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还要求各地农村的同志“欢迎他们去”[4]。“最高指示”一经发表，各地群众连夜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各级党政更是闻风而动。比如，广东省革委会于同日发出通知，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北京市之前即开始动员高初中毕业生去山西插队落户，“最高指示”发表后三天内就有近4万人报名参加。1969年一二月间，全国下乡落户的知青达到155.6万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经起伏，之所以能在1973到1975年再掀高潮，直接起因在于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1972年12月20日，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下乡知青的困境、自己家庭的难处和干部子女“走后门”的不正之风。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5]，并寄上300元钱。4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问题。会议强调一定把上山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将李庆霖的上书、毛泽东的复信等一并传达到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中。6月22日，自“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期长达47天，最终形成《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的报告》和两个附件，并以中央30号文件的形式转发全国。会后大批工作组或检查组被派往基层，宣传落实知青政策。由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这场运动也因此很快摆脱了萎靡状态，1974年到1977年下乡人数达到769.05万人，平均每年192.27万人，大大超出预想，再次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又一波高潮。
三、从青年团到各级党政再到学校街道工厂:举国体制下的网格状组织动员
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组织动员一般是指社会中层组织的动员。本文所论及的组织，是指国家、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中介，如政府部门、群众组织、学校、企业、街道等。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后，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在宏观层面实施“举国动员”，中观层面发起“系统动员”，微观层面进行“单位动员”，而且是由上而下逐级传导。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动员的又一重要特色。
由于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是城市青年学生，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文革”之前，青年团在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50年代初，国家倡导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始尝试动员城市少数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青年团一方面开展宣传鼓动，一方面实施组织策划。1955年8月，团中央书记处根据党中央指示，借鉴苏联的经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从而掀起一波小高潮。1956年9月，团中央在批转共青团湖南省委关于青年垦荒队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垦荒是国家移民的一部分，它的工作应当由各地党委和政府统一管理起来。当然，有关地区的团委也需要采取负责到底的精神，加以关心和帮助，及时地把情况和问题反映给党和政府[6]。
此后，各级团组织依然关注上山下乡问题，积极开展针对城市青年的动员工作。1960年10月，团中央书记处就关于动员青年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和广泛开展热爱农业劳动教育问题向中共中央做了请示报告。认为，抽调大批劳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是全党正抓的一件大事，也是当前青年团工作中一项中心任务，需要突出地抓一抓[7]。1962年，在中共上海市委提议下，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青年农业建设队”，专门招收高中毕业生，参加为期一到两年的农业劳动，作为以后长期下乡务农的准备。在动员青年下乡过程中，团中央就动员方式提出五个结合: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和精雕细刻的个别发动相结合，以个别发动为主;临时的集中动员和经常的教育相结合，以经常教育为主;自上而下的教育和群众的自我教育相结合，以自我教育为主;动员青年和说服家庭相结合，以动员青年为主;政治动员与必要的物质保证相结合，以政治动员为主[8]。
20世纪50年代时断时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各级青年团、学校、劳动管理部门，以及农村基层领导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下进行的[9]。进入60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制定出相应的方针和政策。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再到相关专区、县，建立起专门的领导机构;中央编制详细规划，再将动员人数和经费层层落实到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以及城市教育局、学校、街道;国家还充分调动舆论工具，不断提高宣传调门，通过召开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线广播大会，组织数以万计的职工群众和学生欢送毕业生下乡，以营造令城市学校的毕业生毋庸置疑甚至别无选择的社会氛围。
各类学校是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的第一关口和主要阵地，首先在课堂教学和师生集会上大讲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鼓励学生们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诸如忆苦思甜、“斗私批修”等思想教育;同时，根据下乡标准要求，确定具体人选，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还组织之前带头下乡的知青骨干回来现身说教，动员宣传。在大城市，街道是最低一级行政组织，下面又编有若干居民委员会。每年中学生即将分配时，街道干部就要集中对应下乡的毕业生进行摸底排队，主动向学校和有关部门介绍毕业生和家长的思想动态，提出相应措施，同时举办各种学习班，进行上山下乡教育，积极配合学校和有关部门做好动员准备工作。在动员过程中，学生家长的所在单位(主要是工厂)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厂党委经常与街道、学校沟通，及时了解全厂职工子女的毕业时间和成长情况，登记造册，并把工厂掌握的情况介绍给学校和街道，共同做好职工及子女的动员工作。
也就是说，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全国、全党乃至整个社会的任务，已经超出了青年团的自身能力和职责范围，但团组织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对于青年团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应有的角色担当，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明确指示。1963年10月，周恩来在《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晚会上提出，《中国青年》杂志的方针应该是“面向农村，兼顾城市”，整个青年团工作也应当如此[10]。随即，团中央组织调研组分赴各地调研，并召开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工作的汇报会;还准备于1964年五四青年节召开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在夏秋时掀起一个热潮;同时集中力量，保证国营农场和集中插队地区的团支部，都有一份《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1965年2月，周恩来在知识青年安置报告中又特别提到青年团。指出，安置工作总要有一个青年团做助手，青年团是党的帮手，对青年的安置工作，负责任最大。要使下乡青年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任务，青年团要担负起来[11]。
总的来看，举国体制的动员范围，上至领导机关，下至基层单位，中间还有各级党委政府、青年团组织、教育部门、宣传部门等，各司其职，共同编织成纵横交错的强大的动员网络。在当时被总结为:“人人动口，个个上阵，处处重视，八方支持，打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民战争”[12]。从青年团到各级党政再到学校、街道、工厂，通过正面教育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坚持做到“四通”:即本人通、家长通、亲邻朋友通、老师同学通，举国体制下的网格状组织动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口号与报纸:充满英雄气概和理想主义的舆论宣传
中共中央做出决策之后，如何更加有效地将决策变成更多民众的意志和行动，除了以上的政治总动员、组织动员之外，还需要舆论动员，即通过标语口号、报纸、杂志、广播、宣传画、歌曲、电影等文字、声音、画面载体，以期营造一个浓厚的社会氛围，使动员对象在最大限度上、最大范围内受感染、被触动，自愿乃至竞相融入执政党所倡导的集体行动之中。本文主要分析标语口号动员与报纸新闻动员。
在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标语口号的宣传鼓动一直被经常采用。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最著名的口号当属毛泽东所做的指示，如前所述，在1955年和1968年各有一次。领袖指示传达到基层，往往被简化为更易口口相传的动员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如此。前者的影响和作用随着时代推移和形势发展愈加突出;后者一经传播，则随即转化为人们对上山下乡理解、支持和参与的精神动力。实际上，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间相差十三年，中国社会场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知识青年的角色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剖析这两个著名的动员口号，前者立足于青年“最积极最有生气”的优势，从其成长发展的角度发出号召;后者着眼于青年的短板，就其全面成长而提出要求。上山下乡运动的领导人真诚地希望，通过对下乡知识青年的教育培养，将造就出一支庞大的生力军，他们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使农村起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农业的发展将带动工业的发展，整个国家的面貌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13]。
青年群体是充满朝气和梦想的，要激发青年的内在冲动，往往需要大尺度、“重口味”的醒世警句。当时鼓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标语口号大概有这么几类:一是抒发豪情壮志类，如“好儿女志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越是艰险越向前”。二是立志改变面貌类，如“向三荒进军”“向三荒要万宝”“上山下乡，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安家落户新农村，改造山河抒豪情”。三是表明身份转换类，如“农村也是大学”“与资产阶级思想决裂，做贫下中农忠实朋友”“当社会主义新农民，做贫下中农好朋友”“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志不移”。四是提升政治境界类，如“服从祖国需要，接受人民挑选”“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干一辈子革命，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战天斗地炼红心，排除万难干革命”。这些激情满怀的标语口号在城市街道、大中学校、广大农村以及各种公共场所铺天盖地，在视觉和听觉上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已经足以让年轻的城市学生热血沸腾、眩晕无比了。
在平面媒体时代，各级党报极具影响力，尤其是《人民日报》传递出的是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声音和政策走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每到关键时刻，总能听到《人民日报》的声音。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拉开了上山下乡的序幕。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重要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小学毕业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为发动知识青年下乡务农大造舆论。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1968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以大字标题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在编者按语中特别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给上山下乡运动带来一股强劲“东风”。第二天，《人民日报》又以“亿万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新高潮”为题，做了更为热烈的报道。此后，《人民日报》接连几天以大量篇幅报道全国各地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最新指示”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其他各地大小报纸也纷纷报道人们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热烈场景。
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过程来看，尽管每个阶段的发动都有其经济层面的直接原因，试图解决城镇就业压力也好，探索改变农村面貌也好，其中包含的核心问题是，青年群体走向何方，青年的作用怎么发挥，以及铸炼什么样的一代新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很显然，意识形态动机将贯穿始终，而且在逐渐加强。20世纪60年代，动员青年上山下乡被说成是帮助他们实现革命化、发展农业生产，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培养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制度和措施，甚至“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14]。周恩来在1965年2月讲过，通过这批下乡青年，又可以把农村的文化提高、政治提高。这样，就使我们的“三大差别”逐步接近。1968年掀起的高潮，则在“缩小三大差别”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培养“接班人”的政治任务。这一政治命题又是与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深入开展的旨在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教育交相辉映，促使青年学生政治抱负与对社会责任感的紧密嵌入，并成为一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主动投身上山下乡洪流的重要动机。
五、选树典型与干部带头:榜样的行动更是无声的动员
众所周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共产党从普通人中选树楷模并形成动员民众的力量，大约始于延安时期的张思德。在社会运动的动员中选树典型，其实就能通过各种样板、榜样、楷模、先进代表、模范、标兵，以“他行我也行”的朴素理念来激发被动员对象的内在驱动力。
徐建春，应该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早的明星。作为山东省掖县后吕村的农家女，1951年在本村完小毕业，也曾做过继续读书的梦，由于家中缺乏劳动力，母亲不允许继续上学，于是17岁的她留在村里参加农村劳动。1952年10月，《山东青年》刊登《前年她是个女学生，现在成了模范的互助组组长—模范团员徐建春访问记》的文章，后来《大众日报》发表《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此文1954年3月12日被《人民日报》转载后，徐建春就成为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树立的第一个先进典型。1957年5月，毛泽东接见青年团三大代表时，徐建春独享为毛泽东点燃香烟的殊荣。仅此一幕，足以让当年对领袖顶礼膜拜的青年们羡慕终生。
青年团选树的典型群像是三支著名的青年志愿垦荒队。1955年8月，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说:开荒的大风暴还没有来，但大风暴之前必有闪电。北京可以带头，榜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只有我们首先把垦荒队搞起来，就能带动许多城市青年下乡[15]。随后，北京组建了60名有一定农业经验的青年参加的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黑龙江萝北县，吹响中国青年向荒原进军的第一声号角。这个消息传开后，上海市的青年也活跃起来，以青年团员陈家楼为首的一批青年给陈毅市长写信，要求到边疆去建设中国的共青城。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由98名没有农业经历的城市青年组成，最后选择在江西鄱阳湖畔扎根创业。第三支是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他们登上荒凉的大陈岛，开垦荒地，进行渔业和畜牧业生产。《中国青年报》对青年垦荒队不遗余力进行宣传报道，胡耀邦号召青年的讲话被谱成“青年们，向荒地进军”的歌曲，到处传唱，将这场运动推向高潮。
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体，最为知名的有三人:一是在天津市宝坻县城读完初中，却毅然回到本县农村老家，立志做有文化新农民的女青年邢燕子;二是江苏盐城市龙岗中学毕业，品学兼优却回乡务农，立志耕耘的男青年董加耕;三是北京市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却放弃高考，自愿下乡到河北宝坻县窦家桥大队插队落户的北京女青年侯隽。1960年9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长篇通讯，介绍邢燕子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事迹，在青年中产生热烈反响。一个多月内，上海等18个省市就有600多知识青年以她为榜样，奔赴农业第一线。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报》集中报道了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一批先进人物事迹。董加耕在几个月内就收到数百封来信，很多知识青年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
中国历来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常常是打开工作局面、推动运动发展的重磅措施。1957年解放军女少将李贞亲自送其侄女下乡;1963年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亲自送其孙女上火车。1968年12月，毛泽东的动员令发出后，周恩来勉励侄女周秉建扎根内蒙古，并反对她参军，要她重回草原;中共元老董必武让最小的儿子董良翮到河北农村插队，并叮嘱他要“和群众同甘苦，决不能高人一等”;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步行到北京一六六中学参加学生家长会，支持即将毕业的女儿华小莉到远郊区平谷县插队。在下乡知青中，为数不多的干部子女确实发挥另类的典型示范作用，这之中包括老将军、老红军、部长、省市领导、大学教授、民主人士的子孙。在基层也是如此，干部以身作则，坚持带头学，带头用，带头送子女下乡。
六、哄诱与强制:组织动员中的不和谐音符
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持续20多年，涉及近2000万青年个体，在这样大跨度、大范围的动员过程中，难免有不周全之处。虽然中央一再强调动员城市青年下乡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令，既要充分讲清楚下乡的有利条件和农村的美好远景，又要充分地讲清楚可能遇到的困难，切不可片面夸大任何一面。但在具体工作展开的过程中，由于动员下乡的人数是按计划指标逐级下拨的，如果完全坚持自愿原则，动员计划就有可能会遇到严重受挫，因此对既定原则的辩证把握往往会出现一些偏差。
在这种复杂甚至两难的处境中，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动员青年下乡时，往往刻意夸大当地的有利条件和“美景”，对困难条件却轻描淡写或干脆略去不提。比如，动员北京青年去宁夏农垦时，宣传为:“宁夏风景好，空气好，吃得好，黄河大鲤鱼多得很”。又如，动员青年去东北，把北大荒描绘成“风景优美，四季如画”的人间仙境。似乎青年去边疆并不是去吃苦，而是去旅游、疗养。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上海招知青时，则宣传进兵团就是参军，发军装。动员报告后放电影《军垦战歌》，一首主题歌《边疆处处赛江南》，吸引打动很多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而青年学生一到实地，满目荒凉，头脑中的海市蜃楼顿时破灭，又缺乏艰苦奋斗的心理准备，往往自认上当受骗。196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其中指出:“有的地方，用物质引诱和欺骗的办法，到处许愿，又不能兑现。结果引起青年的反感，给以后的动员和巩固工作带来麻烦”[16]。
当上山下乡运动越来越被政治化之后，一些地方开始频频采用政治的强制手段来“动员”不愿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毕业生。1968年下半年，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就公开说:“我告诉你们，等到什么时候也得走，十年不招工，十年不当兵，等也是白等”[17]。北京市的具体做法是，抓落后典型，组织大家来批判这些不听话的中学毕业生;强制毕业生参加某种学习班，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并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有的地方或单位为了完成动员任务，变相对青年及家长施加压力。比如，规定对不报名上山下乡的青年，不给安排工作;对阻碍子女上山下乡的职工要与单位联系，是党员的要考虑党籍问题。还有一些地方从动员毕业生下乡时起，就宣布一切厂矿不得招工，违反规定的招工必须辞退;对长期不到校的毕业生，不再列入分配对象。这就使得毕业生除下乡外无他路可走。有些学校工宣队将因各种正当理由(体弱多病、年龄未满16周岁、家庭有困难等)暂时留城的毕业生集中一起办“学习班”，并声明“只要你一天不‘自愿’报名，这种‘学习班’就一天不结束”，甚至发出警告:“你们如果再赖在城里不走，就通知街道，连破烂都不让你们捡到”[18]!
客观地讲，哄诱和强制性动员，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过程不同程度地以不同形式存在，而在运动的中后期则更为突出和明显。也就是说，当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基于“再教育”的政治目的，乃至把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看成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时，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强制动员就在所难免了。此时知识青年的被动员下乡，更多的可能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被裹挟于大潮之中，虽然短期内取得了“辉煌战果”，却为日后发生知青返城风波以及所引发的社会震荡埋下了伏笔。
七、结语
任何社会运动要取得进展乃至成功，都离不开有效的动员。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初期(农业国启动工业化进程)，通过举国动员体制和体制内组织动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加速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这种体制内动员一开始就处于政治高点之上，既有政治精英的直接动员，又有中层组织的网络动员。随着动员目标越来越被扩大，动员结构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理论模型的变迁特征:动员基调由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动员范围由局部发起到举国体制，动员主体由单体独进到人民战争，动员方式由舆论宣传到政策引导，动员典型由普通青年到领导子女。整个动员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高层鼓动号召与基层自发自愿相结合，改变农村面貌与青年成长路径相结合，城乡现实需要与革命理想主义相结合。当然，体制内难以彻底根绝的官僚主义所导致的哄诱与强制，成为政治动员中不和谐的音符。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反思整场运动的动员模式，首先，发起一场涉及千家万户而且时长跨度大的社会运动，其决策过程需要更加注重科学依据与合理性，使得社会运动的走势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其次，对于体制内动员来说，政策是社会运动的生命线。良性政策于动员对象的终极目的不是强制，而是吸引。再次，在社会运动发起时恰如其分地辅之以政治抱负、社会责任感等意识形态成分，可以有效地调动激发优秀青年的无限热情而使其走在运动前列，但如果片面夸大精神层面的作用，则会过犹不及。最后，动员向度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着民众接受动员的绩效。公平程度越高，动员对象的认可度就越高，动员阻力和社会震荡就越小。
胡献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团中央青运史馆常务副馆长，政治学博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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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团的文件汇编(1960)[C].北京:内部印行，196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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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13][18]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14，108，294，99.
[10][11]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年工作编年纪事(1949.10—1994.12)[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69，197.
[14]社论.热情关怀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N].人民日报，1965-5-5.
[16]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团的文件汇编(1964上册)[C].北京:内部印行，1965:264.
[17]周亚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实[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75.
本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9期，P11-18，引用请用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