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4年10月的一天。国芳很早就起来了，她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上自己最喜欢的一件红格子上衣。天气非常晴朗，万里无云。灿烂的阳光驱散了罩在她脸上多日的阴霾。她就要离开柏树园这个小山村，去省城上班了。好事多磨，虽然第一次填表有人到招工的面前说她的坏话，以至于招工的和知青办闹僵了。她以为没有希望了，谁知峰回路转，又通知她去县里报到。消息来的太突然，以至于昨晚她一夜未曾合眼。
王老师，你走了就再不回来了？孩子们稚嫩的小脸望着她，一脸的疑惑和期盼。虽然她在这个小山村代课仅仅九个多月，但她和孩子们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才会露出笑容，是孩子们的纯真无邪在时时轻抚着她心灵的伤痛。
这个村子太小了，才九十多口人。原来没有学校，村里只有七个上一年级的学龄儿童，二年级的学生就去大队完小了。也可以说这个学校是专门为她建的，原来队长是准备让她轮流去学生娃家里吃饭，可是她不愿意，非要自己做饭吃，队里就给她买了一套炊具，连碗和盘子甚至筷子都配齐了。干部和社员们还常常给她送来各种好吃的东西，并且派有专人给她担水。她在院子里开垦了一小块菜地，种了一些西红柿，茄子、葱和辣椒，还有豆角。队长派人给她送来两袋化肥，孩子们一下课就帮她侍弄这些植物，跟她一起拔草，捉虫。
实际上说不清是她在教哄孩子还是孩子们在陪伴她，反正队里每天要给她记上十分工。她知道这是县里的安排，她知道全县一千多知青，没有一个能够享受到她这样的待遇，象她过的这么舒适，这么轻松。然而她很郁闷，她宁愿时光倒流，一切都没有发生；她还是原来的她，傻乎乎的跟在那些大知青们的屁股后面跑来跑去，干那些很累又脏兮兮的农活。
（二）
记得来的那年冬天，刚过元旦，还没有过春节，社员们开年终分配的会，说是一个工一毛七分钱。她哭了，害怕干一年连回北京的路费都挣不出来。慧芝姐安慰她说别怕好妹妹，只要我们能回家，你就能，回不了家大家都不回。慧芝姐和她同住一个窑洞，像妈妈那样疼爱她，她是老高三，比自己大五六岁。隐隐约约听别的知青们说慧芝姐出身不好，可能爸爸是右派吧，真可惜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不知为什么她晚上还经常在油灯下看书，眼睛本来就不好。还戴着副白边近视镜，干活时很不方便。晚上看完书她就吹了灯，把蚊帐放下来，其实哪里有蚊子，一年四季的挂个蚊帐，大概可以接灰尘-----慧芝姐很爱干净。有时候她会像变戏法一样忽然摸出一个煮熟的鸡蛋递过来，有时还会像哄孩子一样把鸡蛋皮剥了掰成两半喂到她嘴里。
然而，她万万没想到事情竟变成现在这样。开始她以为大队民兵连长跟慧芝姐谈恋爱。她小，瞌睡多，干了一天活很累早早洗洗就睡了，而且睡得特别死，别人把她抬出一百里地她也不会翻身的。有一天她感冒了，咳嗽咳醒了，觉得慧芝姐在床上乱动，哼哧哼哧地响，好像还有一个人，肯定是民兵连长，她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可能在亲嘴吧？她想。这不关她的事。但是她也为慧芝姐不平，念了那么多年的书就因为出身不好最后跟了一个农民，就算他是民兵连长吧，那也配不上慧芝姐，她觉得挺可惜。现在想起来千不该万不该问慧芝姐那句话，她当时确实没想什么，她笑着几乎是脱口而出，“昨晚你和谁在一起？老实交代！”记得慧芝姐脸色大变，象突然得了什么病，苍白苍白的，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搂着她悄悄地说，可不敢乱说，好妹妹！好几天慧芝姐都沉默寡言，看上去心事很重。
一天晚上，她和慧芝姐都睡的很早，她早早的进入了梦乡，乘着火车向回家的路上飞奔……忽然好像行李架上的旅行包落下来，砸在她身上，很重，嘴也被压住，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惊醒了，一个健壮的男人压在她身上。慧芝姐！她想喊，但嘴被捂住。一股热烘烘的汗臭，他就是民兵连长！他的手在她的身上抓来抓去，她拼命挣扎着，但是无济于事，她太瘦弱了……她精疲力竭了。她终于放弃了反抗。她想起了北京的爸爸妈妈，两行泪水静静地从眼角流了下来。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既没有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也不是风高月黑，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个平常的夜晚，一支污浊的罪恶的笔改写了国芳一生的命运。
这是为什么呀？慧芝姐，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还不到17岁呀！慧芝姐把她的头放在自己怀里，喃喃地说，姐对不起你呀……她也感觉到了从慧芝姐脸颊上流下的眼泪，和她的眼泪混在一起，咸咸的苦苦的涩涩的……
认了吧，慧芝姐说，支书和他是亲戚，他有权，他说了以后有招工的让我们先走，离开这鬼地方。认了？认了！事情无法挽回了，我们就是把他告了，把他抓起来，我们的名声也完了，以后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就一条，千万别怀孕！姐给你预备了这东西，记住，他不戴，你就坚决不干！国芳接过这东西，一把摔在地上，我还让他干？慧芝姐拣起这东西又塞给了她，拿着吧，万一呢？
国芳把那天夜里的内裤床单卷起来，放在箱子的最底下。这样做出于什么目的她自己也说不清。作为证据告他？她觉得慧芝姐的话也有道理，那样只能让自己身败名裂；留着证明自己的清白？能吗？这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耻辱，别的什么都不能证明。
（三）
民兵连长终于可以大白天大摇大摆地进出她们的窑洞，俨然成了这个小王国的皇帝。而此时国芳才知道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她连自己都搞不懂，为什么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那时知青之间流传着一句话：“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命？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她甚至不敢面对每一个人，她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知道她的事，而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当面说破，每一个人都在背后嘲笑她。
虽然慧芝姐对她比以前还好，但她那充满慈爱的母亲一样的形象被撕的粉碎。她认为她要负责的，倘若有朝一日这事情放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那么，第一个要抓的是民兵连长，而第二个就是她！活着太痛苦了，在山上干活的时候，她望着山下那弯弯曲曲的象洁白的哈达一般的黄河，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龌龊的人，她应该跳进黄河，她不想洗清自己，只想让生命重新受一次圣洁的洗礼。按照科学来讲，人死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那也就没有痛苦了，就彻底解脱了。但是她没有勇气去死。爸爸妈妈还盼着她回家，她还有一个弟弟，留在北京上班了。上次从北京回来，弟弟说，姐，你为什么不多住些日子呢？你那山西比北京好？我不能死，我要活着回北京。
然而71年9、10月份的招工她们两个都没有走成，不过那一次民兵连长说，那地方不行，铁厂，在深山老林里，比咱村离县城更远，再说铁厂女的去了也受不了那苦。慧芝姐终于盼来了1972年的春天，她上大学走了，是工农兵学员，去了安徽的一个什么学校。慧芝姐临走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她，并一再嘱咐她要忍耐，会有出头的那一天。民兵连长没有食言，他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这让国芳看到了一丝希望。她盼望着下一次招生的早日到来，她甚至幻想着也许还能够回到北京去上学。实际上她更愿意去上班，她的文化基础太差了，上学无异于受罪。
国芳觉得必须让他作出承诺，他已经把她毁了，可是不能毁她一辈子。象这种不人不鬼的日子她不想再继续了。民兵连长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他对她已经不感兴趣，她肯定又有了新的猎物，这个恶棍、色狼、这个应该千刀万剐的东西！但是他对她必须负责，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让他白占了便宜。这一天她约他晚上谈谈，跟他摊牌。民兵连长如约而至。他说，他保证今年年底招工把她送走，但是条件是她不能再象死人一样，要好好配合他。说完他象老鹰抓小鸡一样把她丢到床上，开始扒她的衣服……
忽然敲门声大作，“开门！开门！快开门！”国芳脸色惨白，缩成一团。她听出了门外的北京话，有男的，也有女的。民兵连长迅速穿好衣服，把门打开，企图夺路而逃。但是他没想到四个男知青进门就把他按在地上，二话不说，抡起拳头就打。又进来两个女知青，迅速把国芳护住，帮她穿好衣服。此时的国芳已经只会哆嗦不会说话了。民兵连长当过兵，身体很强壮，但是一是做贼心虚，二是知青人多，又义愤填膺，所以一通暴打之后，一点招架的力气都没了。知青们拿一根绳子七手八脚地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扔上一辆拖拉机，连夜赶赴县城。事情做的干净利索，等到大队得知消息，六个知青押着民兵连长，护着国芳已经开出四十里地了。
（四）
当县公安局的人与国芳谈话的时候，她好像还没有清醒过来。好一阵，她突然暴发出号啕大哭，象山洪暴发势不可挡，象大堤决口一泻千里；那无尽的屈辱，那无尽的哀怨顷刻间随着这阵阵哭声和滔滔泪水奔腾而出……仅一天，她就象经历了百年沧桑，脸整整瘦了一圈，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民兵连长供认不讳。国芳放在箱子底下的内衣内裤也都交给了公安局。正赶上那年江青有个讲话，严厉打击强奸女知青的案件。县里召开万人公审大会，民兵连长判了八年。
开大会那天，国芳趴在县招待所一个房间的床上，头埋在被子里想心事。说是想心事，其实脑子里一片空白。知青办的两位主任老孙和老陆几次来看她，她都没起来，那一天她没有吃饭。自从出了这事，国芳一直被安排住在县招待所，吃住的费用由县里出。县革委会领导指示，尽量满足她的任何要求，只要县里能做到的。当时，她说她想回北京。县里说行，只要北京接收，县里一定积极去办。
但是北京方面却始终不肯松口，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上边没有精神，下边谁也不敢开这个口。老孙出了个主意，给她换个环境，找个没有知青的小村，不干农活，当个老师哄孩子，等有机会再给她往北京转。国芳也同意这样，她觉得县里已经尽力了，她也不能在招待所永远的住下去。县里研究半天决定把她安排在柏树园村。这个村人少，富裕，水源丰富；离公路近，坐车到县城半个小时。就是骑自行车，也就一个多小时，只是柳桥有一条大沟，翻过大沟就到了，一马的油漆路。临去时，国芳说如果回不了北京，有招工的也行，不过一定在外地，离这越远越好。老孙和老陆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优先考虑你，你在那主要任务是养身体，我们会经常去看你。
（五）
1974年9月，县里接待了山西铁三局的招工人员。铁三局招列车员指标100个，必须是户口还在农村的知识青年，百分之七十的女生。这消息顿时传遍了每一个有知青的生产队，知青们天天往县城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铁路职工，以后再回家就不用为路费而发愁了。很快100张招工表都填写好了，体检也已经结束。
在老孙的办公室，招工的人从一沓表格中抽出几张表递给老孙，说：这个国芳我们不能要。为什么？老孙问。有人反映这个人有点问题。有什么问题？！老孙勃然大怒，我看你才有问题！100个指标，你拿走我5个，你收了人家多少礼？招工的忙说，这是咱们一开始就说好的，哪都这样,别的地方比你这还多。老孙说，哪都这样，我这就不这样！告诉你，这个人，你带也得带，不带也得带！你不带没关系，一个也别带！你回去吧，你去问你领导，这指标是给谁的，我一千四百个知识青年，压力多大你知道吗？让给你5个，我夜里睡觉都不安稳！你还在这挑肥拣瘦！我这一个人也不放！你走吧！说完，他竟连推带搡的把招工的人轰走了。
招工的人当天就回了太原。一去将近二十天没有消息。许多知青为此很是埋怨老孙，认为他有点多此一举。但是老孙却不以为然，他和几个经常去他那里玩的知青们说，我们不怕他们。没有我签字盖章，他那5个人就别想走！他还得回来，他不回来这指标一过12月底就作废！他能让它作废？要依我以前的脾气，我一个指标都不给他！（顺便提一句，老孙曾在天津当兵，转业时为连级，开始分配到县法院做法官。后来不知得罪了谁，发落到公社管知青，后调到县知青办当主任）果不出老孙所料，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那招工的人回来了，答应全部带走，再也不提上次的事。
（六）
国芳骑着从队长那里借来的自行车上了公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风得意马蹄疾。马上就是铁路工人了，每月可以按时拿工资，一年一次探亲假，更重要的是她到了一个新地方，可以重新书写自己的人生了。
她骑得很快，很快就要翻柳桥的大沟了。柳桥大沟很长，大约有两公里，下到沟底一公里，上来一公里。一般当地人骑自行车过这条沟的时候，都要下车推着走，只有年轻的小伙敢骑到沟底----也难免被人讥为二杆子。国芳太高兴了，恨不得飞到县城。若是平常她肯定会下车推着走，然而此时她竟然忘记了下车！于是自行车像一支离弦的箭飞了出去，她再想下车已经不可能了。她想使劲按住车把，但是她按不住，自行车几乎跳起来了。她已经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她的身体好像已经不在自行车上了，她连喊都没有喊出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她睁开眼，觉得浑身疼，一动也不能动，几乎全身都被白纱布裹得紧紧的。慢慢的她看见了这是医院的病房，头的上方挂着输液瓶。醒了，醒了，是老陆的声音。屋里好几个人，老孙，老陆，原来插队村里的几个知青，还有柏树园的队长。
终于醒了，真怕人，你昏迷了四天哪！还好，脑袋没事，老陆说。“我，”国芳尝试着看能不能说话，“我，我还能去，铁三局吗？”老陆说，不要想那些，好好养病，等身体养好了，咱想上哪就上哪！她知道去不了铁三局了，这个样子哪都去不了。老陆说，你命大，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经全面检查，她的左肩胛骨、左右小臂，左脚脖子粉碎性骨折，幸好头部滚到一堆虚土上，否则十有八九没命了。
此时县革委会同意了知青办的建议，与北京上山下乡办公室取得联系。经多方努力，北京方面同意将国芳户口转回北京，并同意国芳回北京做进一步治疗。
一个金秋的早晨，一辆救护车徐徐驶离了县城，驶离了中条山，开赴北京方向的漫漫之路。车上躺着裹满纱布的国芳，护送她的是知青办主任老孙和县医院两名医护人员。
望着窗外不时闪过的树影和偶尔飘过的白云，她的心早已飞到了北京。很快就要到家了，很快就要见到朝思暮想的爸爸妈妈了。她太小了，来的时候刚刚过了16岁的生日。从来的那一天起，她就无时不刻地幻想着重新回到北京，回到爸爸妈妈身边。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终于可以回北京了。“小弟，姐回来了……”她闭上了眼睛，两行泪水静静地从眼角流了下来。
20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