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几天，翻东西时发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35岁时画的一幅油画风景，是给邮电局会议室画的，高2米，宽6米，一共6张纤维板。照片是未完成作；另一张是我45岁，下海的第一年，给邮政特快专递画的一幅广告，画面是一只美洲白头雕。这幅画是用5色（红黄蓝白黑）油漆画的，画了两天，挣了六百块钱。后来他们说：你为什么不要一千二呢？他们肯定给。

记得从记事起，就酷爱画画，门口有3个画画的小伙伴。一个比我大一岁，家里有钱，后来投师学水彩去了；一个比我小一岁，有哮喘，天天在家自学，一辈子没上班，现在专门临摹高仿名家作品，卖给画贩子，有固定客户，收入不菲；还有一个是最有才的，叫赵四虎，不仅画得好，还会拉二胡，而且，二胡还是自己做的，看着比买的还好。他和我同岁，68年也去山西插队，很快让部队给要走了。

大概是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和四虎还偷过一回小人书。那是在和平路四面钟的新华书店，他带我去看小人书。那时是开架售书，随便翻看，看好了，拿着书去结账。我是第一回去，看到琳琅满目的图书非常喜欢，爱不释手。四虎拿着几本小人书塞给我，悄悄说，快装口袋里。我就赶快装口袋里了。谁知出门时被人家抓住了。一翻口袋，好几本。四虎一声不吭，我也一声不吭，但吓得两腿直哆嗦。一个大人，指着四虎说：“一进门我就盯上你了，说，这是第几回了？”四虎翻了翻大眼睛，低下头说：“第一回。”那人说，“第一回？第八回都不止！”四虎说，“就第一回。”其实此时我都不相信他是第一回。

大约吓唬了两个小时，就把我俩放了。出了书店门，我如释重负，说：可吓死我了！四虎像没事人一样，搂着我得意洋洋地往家走，嘴里还吹着口哨。我就更不相信他是第一回。

那时候我们几个人人手一支粉笔，在小胡同里从南头画到北头，约有五六十米，乱画，什么火车、汽车、电车、男人女人，非常热闹。这时周围就围满了观众，多的时候总有几十人。因为我们胡同有一个男厕所，周围好几个胡同的老爷们要到我们胡同方便，我们的名声也随着方便的人而传播，可谓臭名远扬。

那时不用说，都想当画家，这就是我们的梦。老师就是小人书，不知道还有美术学院，那是上中学以后才知道的。

（二）

我的母校是南开中学。进去之后，才知道这学校忒厉害，人才济济，我在里面连一滴水都算不上。美术老师是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的，没什么作为，才当了中学老师。比我高一届的一个学生倒是画得风声火起，把个老师震得东倒西歪。每每学校搞画展，他的作品摆的到处都是，像他的个人画展。他还什么都画：水彩、水粉、油画、国画、木刻、素描、速写，让你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

文革中他被打成流氓反革命，罪证是他画“不穿衣服的女人”，大字报贴满校园。但没有发现他画的裸体女人画，这让同学们很失望。1968年7月，他到内蒙插队去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的水粉画：“草原人民欢呼华主席”被选入全国美展，并且摆放在中国美术馆展厅入口处。现在是天津美院教授。

比他高一届的还有一个水平高的，画水粉，造型极准，用色非常稳，但是也只好屈居第二。和我一届的还有一个画的不错，也去了运城插队。我感觉他造型不是很准，但素描关系不错，也小有名气。在这种局面下，我根本没有伸手的可能，画家梦就此中断，销声匿迹了。

（三）

插队以后的第一年，我回天津，见到我一个要好的高中学哥，他在渭南当兵，我去山西时，他退役了，在天津外贸。有一天我去他家，恰好遇到他初中的同学，叫姜作人，在天津美术学校学油画。他对我特别好，还邀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回山西时，他送我一套油画笔和颜色。

有了这套油画工具，我插队第二年之后，就经常不出工，在窑洞里画画。但这时画画完全不是为了当画家，而是实在承受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换一种休息方式。我队长也不管我，因为我干活他根本就看不上。反正你不干活，不挣工分，正好。

我们公社管知青的秘书姓梁，字写得不错，也非常喜欢能写会画的人。他经常叫我和公社另外两个知青去公社帮忙，弄大批判专栏。那两个一个是天南大附中高三的孟哥，另一个是北京28中高二的车兄，我们三个人就在公社吃，在公社住。虽然就是一个小麦玉米二合一面的软馍馍，一个看不见一点油星的炒胡萝卜之类的热菜，却让我美得像进入了共产主义。村里有几个人对我说，你真是懒人有懒福??我听着不像是在夸我。

后来，我给梁秘书画了一张毛主席像，就是斯诺拍的，在陕北戴着八角帽，还没长胖的那张，按照片临摹的。梁秘书特别高兴，说：只要有指标，一定让我参加工作。

可是我参加工作时，梁秘书去了别的公社，新来的管知青的姓孙，人也特好。不过我参加工作他也没有帮上忙。

真正帮上忙的是我一个学姐和太原下放干部老魏。那时我画了一张杨子荣，一张李铁梅，她把李铁梅拿走了，给老魏看。老魏很欣赏，专门在公社东方红食堂请我吃饭。好像他在求我办事。

那年9月，我就参加工作了，招工的人说，领导看见了李铁梅，就冲李铁梅找的我。这是老魏的功劳，可惜直到老魏回太原，我都没能请他吃顿饭。而此时的我，根本就没想当画家，逃离农村才是最现实的梦。

（四）

进了文化馆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差得太远。馆里有一个吴老师，是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的，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仅没能进入中央美院，反而给关照了一个右派，下放到最偏远最贫困的平陆县。这人也很有才，会拉京胡，会拳击，个子不高，却一身腱子肉，让我很崇拜。他素描，水彩都特棒，写生人的头像造型非常准，结构鲜明，素描关系简练。他在当时的报刊杂志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这让我的画家梦有一点点死灰复燃，我偷着跟他学了不少东西，水平大幅提高，可以说产生了飞跃，很快成了馆里搞展览的主力。

吴老师从不和人谈自己，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还是我的校友，我的学哥，比我早12年进入南开中学。他的第二个孩子叫小虎，比我小两轮，最终考入中央美院，继续了他爸被噩梦惊醒而中断的美院之旅。记得他小的时候，我经常逗他，问他长大想干什么，他眨着大眼睛，笑嘻嘻地说：卖冰棍儿！说得斩钉截铁，把我逗得捧腹大笑。奶奶便纠正他，说长大了要当解放军。他就改口说要当解放军，我就更笑。小孩子爱吃冰棍儿，就立志卖冰棍儿，这就是他的梦，有多么坦诚！而老一辈在吃尽了苦头之后就一定给孙子设计一条能够安身立命的道路。然而这毕竟是一厢情愿，大眼睛的小虎长大了既没有卖冰棍儿，也没有当解放军，而是成长为一名画家，并且在中央美院教书，超额实现了他爸的夙愿。

（五）

1971年10月，会写美术字的孟哥在县广播站给人家刻蜡板。这是一本教材，扉页是毛主席题词和林彪副主席的题词。忽然一天，县委宣传部通知林彪题词撤下，我还傻乎乎地问怎么回事？敏锐的孟哥和车兄偷偷告诉我，可能林彪出事了。哦，我恍然大悟，那年月，谁都可能出事，几乎每天都有新消息。不久传达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批判571工程纪要，这让我们这些热爱毛主席的知青们一下子晕头转向。昨天还是副统帅，接班人，怎么转眼成了反党集团？四十多年之后，我看了一些资料，才发现作为十大元帅的林彪，为毛主席打天下功劳最大，但下场最惨。

1972年，孟哥被推荐回天津上大学去了，车兄没能上大学。据说他爸当过傅作义下边一个很小的食堂管理员，估计不是正式工。傅作义起义了，他爸却蹬三轮去了。按说他或者算起义人员，或者算个体劳动者??跟骆驼祥子的职业一样，总不会给划到阶级敌人一边吧？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说就是因为出身问题上不了大学。但他画得确实不错，我俩一直在文化馆搞展览，吃住在一起好几年。他最后终于回了北京，并且拿到了大学文凭，只是不画画了，做了一个学院的党办主任，风风光光的有人巴结，总算折抵了当年他爸遭受的许多屈辱。

当时在文化馆帮忙的还有两个天津知青，一个是木匠，爱好美术，为我们展览打版面；另一个是我们的追星族，常常泡在我们那里，对我们毕恭毕敬，可我们老是嫌他笨，从未拿正眼看过他。后来木匠上了天津工艺美术学校；笨的也回了天津，进了一个很大的商场做美工。1998年，我们纪念下乡30周年时见了面。木匠已经是天津较为著名的画家，而我们嫌人家笨的那位竟然成了商场广告公司的负责人，手下管着好几十号人，该人家不拿正眼看我们了。

（六）

大概是1973年，接到上级通知，让把原来十字街八角楼上的四尊毛主席像移到文化馆，文化馆的人干不了这活，花钱请了民工。随后八角楼就拆了。县城的人说，早就该这样，难不成总让伟大领袖没黑美白地在大街上站着？

有一天我偶然发现，文化馆厕所后面有一围很高的苇席，里面竟然是那几尊毛主席像，我觉得不太合适，那地方太臭了，苍蝇也多。虽然在街头站着不好，但让臭气熏，苍蝇扑岂不是更不好？我问过馆长，他说文化馆实在是没有地方。终于，在毛主席去世后的某一天，上级指示：入土为安。这任务居然落到我们文化馆几个老师头上，多亏有两个农村的文艺骨干，要不然，任务不可能完成。另一个能写会画的杨老师当时已经50多岁了，一边干一边说：真没想到，他老人家这么重。

杨老师50多岁，只有46元工资。据说他参加过国民党，所以虽然他的教龄比共和国年龄大十几年，但工资很长时间没涨过，这时仍没有超过他的年龄。我曾偷偷问过他参加国民党的事。他说：球，我都不知咋回事！ 1948年，学校发给我们几张表，我们几个老师就填了交上去了，后来我们几个都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其实我们啥都没干过，你还不能辩解，辩解要挨打！妈日的，你木球法！杨老师在我离开山西几年后去世，据说1982年给他平反，涨了两级工资。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听到广播，我们都很惊愕：我们不相信毛主席会死，虽说“万岁”只是一种美好愿望，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文革中到处传说毛主席至少要活150岁以上。县委宣传部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县礼堂改成追悼大会的会场。我们就忙碌起来，幸好，吴老师带着一帮农村美术班的学生，我带着一帮县直单位美术班的学生，于是就安排人分头去买黑布，买白布，做纸花，写大字。写大字时出了问题。新来的管宣传口的李书记写了一张纸条，让舞台横幅的内容写：“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馆长觉得这有点离谱，连连摇头。我们则在背后议论：这尼玛书记水平太低了，人都不在了，还万寿无疆啊！

馆长找到宣传部领导，建议改成“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宣传部找到李书记，李书记反对，还振振有词，说：主席虽然不在了，但在我们心中仍是万寿无疆！??这显然有些强词夺理。后来还是县委书记拍板，采纳了文化馆的建议。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又忙。我带着美术班的学生给全县三十多个单位画两张像：一张毛主席，一张华主席。因为时间紧，任务急，为了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馆长专门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最后决定，由我负责带领30个美术班学员在一星期内完成。吴老师对这种以工业化形式进行美术活动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政治任务面前不好多说什么，就一个劲举荐我，他只是偶尔看一下。

回想那时很有意思。有人专门打木框，绷布；有人专门在布上刷漆，滚腻子；有人专门方格放大打草稿；有人专门上色，画一个大概；然后几个比较好的学员再进一步细画；最后我来收拾。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居然胜利完成任务。

后来我才明白，县一级文化馆的主要工作是文化普及和政治宣传，你想当画家是非常不现实的。想想看，这哪里是在画画，这明明是为时政服务的作坊式生产线，你不得不做，而且你还要长年累月地做下去，只是变换各种不同的方式和内容。

（七）

1976年初，吴老师的同学山西大学美术系赵老师来中条山采风，在黄河边画了不少写生。然后县招待所请他画山水，我就为他研墨，端茶倒水。空闲时，我就拿出我平时的一些习作请他指教，他就很耐心地指出不足之处。后来，他说，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山大进修半年，出来就不一样了。赵老师的话又让我蠢蠢欲动，我马上去找馆长。可是馆长说：你看看文化馆还有人干活吗？你再走了，让我去干？我看馆长很激动，就没敢再往下说。加上那时我正在热恋之中，考虑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努力。回想起来，还是要怪自己没出息。

当时山大还有一个闫老师带着6个工农兵学员来我县和我带的一个农村班合并搞开门办学，闫老师比我大几岁，个子不高，带着一副紫红边眼镜，一看就是个文化人。闫老师的6个学生个个会素描，但造型不是很准，而我这样自学出来的往往很注重造型，那几个学生就很接近我，这让闫老师有些不爽。他很少和我说话，而且用一种只有我懂的眼神看我。我没办法，他是大学老师。后来，有一件事改变了他对我的态度。

开门办学的地方是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庄，村子中央有很大一座粮库。粮库有一面高4.5米，宽9米的山墙。大队任书记让人把山墙粉刷得雪白，然后找到我，说趁省里县里的画家们都在，给他们这面山墙上画一幅画，以后走了也是个念想。我和闫老师沟通了一下，他说，好啊，大家都实践一下。其实，实践一下就是比试一下，而比试，学生们是上不了前的，就是我和闫老师两个人。

最后定稿是画10个样板戏的宣传画，一共十几个人物：郭建光、李玉和、李铁梅、杨子荣、柯湘、江水英…… 开画那天，书记、主任还有很多社员和美术学员都围在库房跟前看，队里给搭的脚手架。我们用粗线绳绷线打格，用彩色粉笔打稿，我和闫老师一人半面墙，有点像擂台赛。

我是属于土灶——自学的，拿起笔就画，完全靠多年的积累，没有一丝框框，出手快，笔法简练，怎么顺手怎么来。闫老师就不同了，学院派，想得多，规矩大，半天画不出一个人来，大约一个小时后，我已经画了两个人物，而闫老师一个人脸还没画好，一着急，越抹越脏，越脏越着急，最后，不得不罢手。他把我从架子上招呼下来，很诚恳地说：“牛老师，你能者多劳吧！”这是他第一次管我喊老师。

那天晚上，他找我聊天，说了很多。他说自己是装潢系的，而且一直搞学生会工作，把专业撂荒了。我后来跟他学了一些东西，像报章、书籍、杂志的装潢、设计要领，以及一些工艺品制作，比如镜子画就是跟他学的。

（八）

1977年，百废待兴，高考放开，不问出身，不问年龄。我们这些人就像赶集一样，一窝蜂跑到县一中报名。命运之神再一次向我招手！我的心里痒痒极了。啊，我的挥之不去的画家梦，我要把你变成现实！我要凭自己的努力考进山西大学美术系！那个时候，学画画的人特别多，整个运城地区竟然有800多人报名！而初试只录取40人，最终录取1名，比现在考公务员还独木桥。但是，我仍然踌躇满志，你不是渴望竞争吗？是骡子？是马？出来！遛遛！

当我跑到运城师范参加复试的时候，却发现考生已增至近50名，据说是有参加补考重新被录取的。我不由得又垂头丧气了，因为初试时明确说过复试只录取40人，不准补考，更不允许走后门！而事实却如此残酷，如此戏弄人！我们感觉没希望了，考生们七嘴八舌，叽叽喳喳，个个义愤填膺，骂不绝口。好像如果没有这几个走后门补考的，我们都可以戴上山西大学的校徽。

回到县里，我给赵老师写了一封信，想问问具体政策是什么，但赵老师没有回信。后来，得知是新绛县一个农村的孩子被录取，21岁。几个月后赵老师来平陆，跟我说：“你的信我收到了，那时我正在雁北招生，天天有人找，简直没法睡觉，顾不上回信。不过你们这一茬都不行，院里的政策是22岁以上不考虑。”

听了赵老师的话，我就像怀里抱着一块冰，从里到外凉透了。完了，完了，我的画家梦彻底破碎了??我固执地认为：不上学，不接受系统的美术教育是很难成为画家的。从那时起，我把我画的所有的素描，速写，小品都送给了美术班的学员，发誓再不梦想当画家。

但是，人总是要做梦的。画家梦破碎了，还可以继续做别的梦：作家梦，发财梦，出国梦。总之，只要活着，就要把梦做下去，任凭它们一个个破灭。是的，梦就是梦，它很难成为现实??但梦是支撑信念的力量，它让人生充满色彩。我很喜欢那腾云驾雾，变化无常，斑驳陆离的幻觉。

2013.10.20初稿

2013.11.03修改于河北廊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