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们刚到村里时，巷娃是队里的贫协组长，他只比我大一岁，所以经常跟知青混在一起。在我的记忆里，巷娃常常满脸灰尘，胡不拉碴的，好像永远拿着一块馍在吃；但他长得倒象个女人，眼睛很大，双双的眼皮，一说话先倒吸一口气，然后脸上就泛起红晕，然后就嘀嘀罗罗地说，我需要很努力才能听清他在说什么。他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叫巷锁，比我们小四五岁，但是很聪明，也经常象跟屁虫似的跟在我们后面跑。
巷娃的亲生父亲早就不在了，他从小过继给他的姑姑。传说姑姑是个很厉害的女人，住在村西口。她家门前有棵枣树，结一种尖头圆屁股的枣子，吃起来酸甜可口，是附近十里八乡唯一的特殊品种。枣子成熟的时候，许多人路过那里便偷摘着吃。姑姑就经常搬个板凳坐在那里骂，有时能骂上一天。
巷娃亲爹死后，他的妈妈嫁给了他的叔叔，一个叫久治的家伙。那时候久治天天上我们那跑。说他是地道的贫农，而且参加过解放军，打过仗，但眼下很是不得烟抽。估计他把我们当成了工作组。我很敬重他，曾送给他一本小巧精致的用圣经纸印制的《毛主席语录》，被他撕了卷了烟抽。
巷锁是他的亲生，管他喊“大”。久了我们才知道，久治是被解放军开除回家的。据说，这家伙性欲强烈，随着部队走一路乱搞一路，后来在洛阳被一民女举报到部队领导那里，终止了他的革命征程。回来后便娶了刚刚守寡的嫂子，并且让她很快生了巷锁。
据说他还和村里许多女人有关系，被誉为大公鸡。再后来，我们又了解到，这家伙还奸污了他哥的女儿，他的侄女，养女，巷娃的姐----并让她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他终于被关进了大牢，我们到来时，他放出来仅仅四五年，但仍让他嫂子马不停蹄地又生了俩。他还很猖狂，与别人骂架时总是大言不惭地指着对方的鼻子：“你狗日的能个球，老子日过的逼比你吃过的馍还多！”
村里人很穷，即使劳动力多的人家所谓“长款户”到年底也不会分到钱，因为欠款户太多。巷娃家也不例外。他姑父喂牛，是一年365天有工分的，巷娃又是个强劳力，1米85的大个子，可以担160斤柴的。但是仍然没有钱。没钱就娶不到媳妇，因为说媳妇先要给女方送三份礼，一份240块，三份就是720块。这个数字至今也会让中条山的农民们心有余悸。
所以巷娃爱上了妇女主任的妹妹------一个带着一岁男孩的河南女人，就是这个男孩让巷娃省了一大笔钱。河南女人名叫秀云，跟她姐长得很象，一幅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圆圆的白白的脸，一头短发。男孩长得象妈，跟巷娃很亲，经常被巷娃举起来摇来甩去。一次我们一个叫建国的知青嬉皮笑脸地拿巷娃取笑，说他和秀云咋个咋个，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巷娃红着脸，低声反抗着：“你说的啥呀！”脸上却洋溢着无限幸福。
久治坐牢的时候，巷娃已经懂事了。但多年来，他见了久治仍然喊“叔”，从未显出丝毫的不恭敬，我们对此始终不理解。
当时的队长是有法，以前我们好像没见过他，他的本家侄子创业不干队长了，他便象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出现了，并且担任了队长的职务。现在想来，生产队的队长是个很苦的差事，活儿要跟着干，也没啥权力，没钱，有啥权力？还要受气，村里本身就有派性，顾了这头儿，顾不了那头儿。生产队几乎天天吵吵着换队长，有的生产队一个月就换两茬队长。
据说有法也到处找女人，名气不小，跟久治有一拼。但他比久治档次稍高，久治是闭着眼瞎摸，有谁是谁，通吃；有法不，他有选择性。久治说，有法跟创业媳妇有一腿，但按辈分算，创业媳妇应该是有法的侄媳妇，这有点乱伦。不过创业媳妇在村里实在是个美人，而且风情万种。久治到处造舆论，坚决认为有法和创业媳妇有关系，估计是没占上创业媳妇的便宜。有法不愿意理球久治，认为他属于“四大赖”一类的“球势”，自己不能降低身份去和他当众理论，要治他得等机会。
说到这里要稍微提一下我们队里的女知青。我们队的女生实在是纯真无暇，纯真到啥程度？有一次，村里两条狗发情，链接在一起分不开，当街乱跳，我们的几位女生竟在一旁看得手舞足蹈，笑逐颜开。可见她们并不知道狗儿们在干啥。然而就是这么纯真的女生竟做出一件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大事。一个漆黑的夜晚，四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女生和小队妇女队长一起去捉有法的奸。不知她们从哪里得来的情报，说是有法今晚要去钻大队民兵连长老婆的被窝，因为民兵连长今晚去大队值班。几个女将拿着手电，夜袭队一般突然冲进民兵连长家，把个民兵连长老婆吓得从炕上跳起来，一个劲喊：“娃他爸，有贼了！快起来！”----这情报也太不准确了，民兵连长根本就没去大队值班！住在隔壁的小叔子闻讯跑过来，打开亮儿一看，竟是几个女学生娃，有的手里还拿着擀面杖！
这一切都是第二天中午才传到我耳朵里。知道事情原委之后，除了民兵连长老婆和有法老婆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地站在村里骂了半天，有法、民兵连长和村里人都没有计较。那妇女队长不过是个16岁的柴禾妞，能计较出来个啥？四个女学生娃都是知青，更何况有两个长得非常中看。由此可见，怜香惜玉几乎是所有人的软肋，并没有太大的城乡差别。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件事最终竟牵连了我，并且造成我们知青内部的分裂。
有法和民兵连长是本家，他们怀疑是我策划的这件事。理由是：我爱给领导提意见，而那几位女生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第二，妇女队长的弟弟玉成是我的跟屁虫；三，巷娃和巷锁跟我好，而长期与领导作对的久治则是他们的老子----一定是久治的主意，经我策划部署实施的。这是巷娃透露给我的，令我十分愤怒，但又无处发作。因为无论是有法，还是民兵连长，都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事。但我却明显地感觉到有几个男生开始疏远我，我也知道，如果跟队里搞不好关系，恐怕要影响到以后的出路。当我得知有知青偷偷给有法他们整条整条的送“恒大烟”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搬出去了，别影响了他们。于是我就不顾别人的劝阻毅然搬进了巷娃的姑姑家。
大概9-10月份，队里开仓放粮---因为几乎每个家庭的口粮都不够。说是放粮，其实是借，明年要还的，当然还了再借，这也是中国最基层的干部们灵活运用党的政策的拿手好戏。
久治家口粮绝对不够。久治喂着一窑牲口，常年说自己有病，负过伤，从来不干重活儿，但是决不少吃。巷锁13岁，正在长身体。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而巷锁下边还有两张嘴。他家不仅是欠款户，而且是缺粮户。有法终于出手了。
记得那时我的脚崴了，正在家里休息，巷锁哭着找我来了。说是有法不借粮食给他家。我说，你好好跟他说，还能不借？巷锁说，我知道我大得罪他了，一口一个有法叔，就差给他下跪了，说出大天来，就是不中，他还说，喊你爸来，你狗日的贼娃子不中！你想我大能去吗？去了不打起来？我想了想，说，我去说说看。我见了有法，说，你看，都借了，你不借他，你叫他怎么过呢？有法说：“你是哪个？你是大队书记，还是公社书记？”这显然话里有话。我也火了，说：“有法，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不过告诉你，我明人不做暗事，以前那些球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你再恨久治也不能饿他们，他怎么也是贫下中农！”有法并不示弱：“球的个贫下中农，老子就是贫下中农！”我原本是想用“迫害贫下中农”的帽子吓吓他，谁知在我们心中很神圣的贫下中农在他的眼里不过是球。
回到窑洞里，我对巷锁说，你去找玉成来。在村里，玉成是学生娃里最有灵性的，学习成绩好，求知欲也强，放了学就往我那跑。玉成一来就带了好几个人，有关锁、帮巷、栓锁、栓虎。我说，你们找点报纸来，咱给他狗日的写大字报！不一会，几个学生娃找来了报纸、墨汁和毛笔，我口述，他们写。看来这小山村还真没有搞过文革，孩子们的积极性那叫高涨啊！顷刻间，大字报铺满一地。我又指挥他们，打浆糊去贴。生产队办公室门口，村里的影壁墙，只要能贴上的地方，就给他糊得严严实实。内容不外乎打击报复贫下中农一类，反正是刚从城里搞完文化大革命，无限上纲这一套用起来得心应手。
第二天就乱套了，大家都不干活儿了，拿着家伙站在街上看大字报。有法看着大字报又恨又怕，他不敢撕，起来就跑大队汇报去了。我一瘸一拐地走到生产队办公室跟前，向看热闹的人们说：“大家评评理，人家跟你再有矛盾，你也不能说当了队长就饿人家，饿死人咋弄？这肯定不符合（政策）嘛！”底下就有人跟着嚷嚷：“不符合！不符合！”我说，“今天，不借给巷锁家粮食，大家就别干活，罢他狗日的工！这事不能让步，今天是巷锁，明天还不知轮到谁，你们谁能保证以后不得罪他？”“对，说的对。”农民们附和着。巷娃的姑父还说：“象这学生娃带着病为咱队里事操心，应该记工分的。”
大家罢了一天工，给自留地足足担了一天的粪。第二天吃晌午饭时，大队主任找我来了，态度特别好，说：“不借巷锁粮食是错误的，我批评他了，有法已经认识到错误，今儿后晌就给巷锁家称粮食。你看那大字报就撕了吧，一会儿我让有法来给你认个错。”我说：“能行。本来事情不应该闹这么大，他早听我的多好，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大队主任连连点头：“就是，就是。”
当我让这帮小子去撕大字报时，他们可不乐意了，软磨硬泡，百般抵制，说还没痛快够。但最终我还是说服了他们，因为我不能食言于大队领导，我觉得人家对我给足了面子。
这场小小的风波虽然只经历了两天，但一想起把学生娃的狂热和农民们的利欲调动起来，让霸道而又怯懦的小官僚们狼狈尴尬了一回，就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然而当我知道了久治的一系列劣迹后，就一直后悔管这件事。但一想想巷锁，又觉得不管也不行。所以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至今不知它是对还是错。
巷娃则始终没公开露面支持他叔，当时他正跟秀云如火如荼，好像没有过多的时间插手久治的事。但他还是多次用微笑表达了对我的感谢。直到我要去县里参加工作时，他才实实在在地帮了我一个大忙。
1971年8月，县里来人招工，直接找到我。这人姓申，他问我，你愿意去农机厂上班吗？我说当然愿意了。他见我高高的个子，又问：“你会打篮球吗？”我说：“不会。”“拉二胡呢？”“也不会。”“你会画画，我见过你画的李铁梅，在梁秘书那还见过你画的毛主席像。”“爱画，画不太好。”那是有一次，公社调我和另外两个知青搞大批判专栏，临走时给梁秘书画了一张主席像。没想到却得到了意外收获。
老申说，你把表填了。我吃惊地问，这么简单？他说，就这么简单。我想了一下，对他说：“这样不行，你开三个会。大队那儿就算了，生产队这儿，开个知青会，再开个社员会，最后开个班子会。哪个会通不过，我都不走。”老申说，“你行啊，这批招了10个人，你最特殊，别人谁都没开会。”我说，我不能前脚走，后脚让他们骂我。
知青会和社员会随便就通过了，但是班子会却是出奇的艰难。有法非常矛盾，让我走吧，他觉得便宜了我；不让我走，他又觉得我难缠。和我平时关系不错的干部也为难，不同意我走，伤我；同意我走，得罪有法，毕竟以后还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但是我知道，谁也不会公开反对让我走，因为这会我在场。而且我知道，只要有一个人表态同意，别人也就随声附和了。
窑洞里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小叶子烟的臭味弥漫在这黑暗的空间里。窑洞两侧的墙根底下蹲着决定我命运的生产队的干部们。只有有法和我坐在靠窗户的一张破桌子前。窑洞里的空气很紧张，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偶尔有人被烟呛得受不了，发出一两声咳嗽声。有法不时地站起来，一只脚踩着凳子，嘶哑地喊着：“快些，快些……你都说……”不知熬了多长时间，终于巷娃说了一句：“县里要，让人家走吧！”声音小得象跟秀云说悄悄话，但却打破了沉闷的局面。另一个和我不错的年轻人跟着说：“有个球讨论的，县里要人家，咱能挡住还是咋的？”于是这些人便都争先恐后地说起来，“叫人家走，叫人家走……”
我终于离开了生活了近三年的小山村。离开之前，体验了一次自己策划的颇具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我也深知道，三个会的通过根本挡不住我前脚走，后脚挨骂。
2004年春节时我回到村里。玉成领着我见到了巷娃。可能我太沧桑了，他竟然没认出我来。当认出来我的时候，又连声说：“没想到，没想到！”巷娃现在已经任镇上管土地的副镇长，非常不巧的是，镇上来了两个领导，他们要商量什么事情，我只好和他匆匆告别。
见到巷锁时，是在他新盖的房子里。他还是我印象中那个样子。我问他我是谁，他也没想起来，我说你仔细看看。他愣着。我很失望，不知应该怨他还是怨我。我站起来，黯然地对玉成说：“这狗日的娶了媳妇，忘了老朋友了。咱们走！”他忽然猛地抱住我，叫出了我的名字，眼里涌出了泪水。他喃喃地说：“只有你，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那天不巧，好几个人没见到，也没见到有法。我其实挺想见他，想让他原谅我，不管谁对谁错。后来又见了会计和保管，他们对我非常热情。但是那一天特别冷，我不能住下，尽管他们一再挽留我。我给玉成的母亲留下了一点钱，因为当年我拉肚子时，老太太曾经给我擀了一大碗鸡蛋面。老太太是村里唯一活着的老人了，已经89岁了，看上去还很硬朗。村里的其他老人死的差不多了，久治也死了。当年的学生娃如今都已娶妻生子，又一代年轻人起来了。那几个跟我写大字报的学生娃，玉成做了村支书，关锁做了村主任，栓虎当上了水果协会的会长，还有一个栓锁去了县里。
回想上小学时，老师每每让写作文，我们开篇就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而如今才似乎真正理解了这八个字-----残酷无情不可逆转的八个大字。
20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