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9年初，天津《中学红卫兵报》的朋友赵卫党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作为《红报》记者将随同天津市延安中学的学生步行长征到平陆县毛家山插队，完成采访任务以后到我插队的村子来看我。这让我非常高兴，天天盼着他来。

赵卫党是天津"劳二半"（天津市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技术学校）的68届高中生，大我一岁，个子不高，憨厚的脸上戴着副高度近视镜。他会写新闻报道，手极快，写一笔躺倒的字。经常看他写字，脖子就会歪到一边，以至于有时看到他人，也想把脖子歪起----好像不歪起便把他看歪了。他的名字是文革开始时改的，原来叫赵自强，这名字本来已经很革命了，但他想更革命，便改成了赵卫党。虽然名字有点激进，但人却是极好的人。

很快我们就得知了"毛家山长征队"已经到达县城的消息。但根据赵卫党来信所说的日子计算，2000多里地，只走了十多天，似乎太快了点。就算是没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一群十七八的孩子每天要走近200里地也是不可能的。

赵卫党来了，我说：挺快啊！他笑了笑说：现在的事……不说了，不说了。卫党在我们村呆了三天，临走时，给我留下一把理发推子，说是能为贫下中农服务。就是这把推子，让我把村里所有老少男人的脑袋摆弄了近三年。我和卫党是步行到三门峡火车站的，大约是80里地，我们也进行了一次小长征----但我们是因为没钱，和毛家山长征队的革命精神不能相提并论。

（二）

毛家山着实火了一气，喇叭里天天在叫，让全县的人都去那里参观。那是一个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日子，一大早我就和贫协小组长巷娃向毛家山出发了。

巷娃属牛，和卫党一样，也大我一岁，但比我壮实得多，手里永远拿着一块馍馍在吃。巷娃虽壮，却长得眉清目秀，脸上红噗噗的象个女人。大眼睛很深情，一说话有些羞涩，脸上就更加红噗噗了。那时他正在和一个带着一岁男孩的河南女人热恋。

那是我第一次进山，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我们走进了中条山。山里的路一会下到沟底，一会饶着山腰，一会跃上山梁。当我们走上一个高高的山峰时，巷娃指着远处一条蜿蜒曲折的银丝飘带对我说，那就是黄河！----啊，那就是黄河！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伸出双臂"啊""啊"地喊了半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山上远眺黄河，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晶莹剔透，没有一点黄色的浑浊，光闪闪亮晶晶的，象一泻千里的水银流，荡漾在天地之间。不由得让人想起李白的豪迈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一路上我们遇到许多去毛家山的人，象赶庙会一样。大约离毛家山十里地时路过一个小山村，村口摆放着几口大锅，热气腾腾的。一个老婆婆手里拿着中条山特有的大木勺和大海碗，给过往的人们舀那熬得溶溶的粘粘的金光闪闪的玉米糁糁喝。我和巷娃每人喝了一碗，真是浓郁香甜。巷娃说，山里的玉米生长期长，又没有电，是用石磨石碾子加工的，所以就格外香。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喝过那么香的玉米糁糁。我永远不能忘怀山里那特殊的玉米香味，山里那特殊的柴禾香味，山里那特殊的大砂锅的香味。

毛家山村处在一个座北朝南的山窝窝里，占着几座山头。半山腰上，知青们用白色石头镶嵌的巨幅标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毛山变二寨"历历在目。村里大约不到一百口人，民风极淳朴。知青的到来给了这个封闭的山村带来了很高的人气。县里专门为村子拉了电，据说是天津市革委会掏的钱，这让知青们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知青们居住的大院子象个兵营，中间是个大操场，比两个篮球场还大，两边是一孔孔整齐的窑洞，窑洞的一头是伙房和饭厅。长征队大概二十几个人，由一个老师带队，还有一个领导小组。知青们一马绿军装，宽宽的武装带，头戴军帽，军事化管理，象军人，也象红卫兵。我非常羡慕他们的宿舍和食堂，相比之下，他们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而我们还在黑暗的旧社会挣扎呢。

（三）

我第二次上毛家山是1976年夏天。那时候我已在文化馆工作，知青下乡好像也已经接近尾声。毛家山发生了很大变化，长征队的带队老师当上了县革委会常委，集体户中的个别知青被推荐上了大学，有些知青也参加了工作。而长征队还在不断地增添着新鲜血液。一个75届的不知是第几批血液的孩子非常喜欢画画，一天到晚泡在文化馆里画素描，我管他叫"小毛山"。

那天接到王馆长的指示要我到毛家山采访，搞几块版面参加省里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展览。小毛山非要和我一起去为我带路。那时没有汽车，我们只有走路，约70华里，因为是上山，我们走了七八个小时，幸好毛家山有了招待所，到那里吃住是很方便的。

小毛山一路都在骂，骂领导，骂毛山，还咬牙切齿地说弄点炸药把集体户炸了。我听着就笑，这小子信口开河，说话没准，就象他画的素描。

毛家山集体户的现任负责人是一个女知青----来了7年了，还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破军装。很黑很壮，但很不友好而且特跋扈。虽然一见面我就把介绍信给了她，可她就是不看，而且她明明知道我也是天津知青，还是板着脸翻来覆去地问我是干什么的，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好像他们这里是保密局。我费了很大劲才让她明白我是宣传他们来了，而且还要宣传到省里。不是任务在身，我真想马上回去。此时此刻，我也想帮着小毛山弄炸药了。

第二天我用了一上午，导演并拍摄了"学习毛选"、"接受再教育"、"革命大批判"、"集体出工"、"大有作为"等系列照片几十张。下午，小毛山带我看望了生产队长、正在生病的知青宋春元。宋是第一批长征队员，不善言辞，但人很忠厚。他在毛家山成了家，爱人姓毛，是个孤儿，从小跟着姥爷长大，能够嫁给一个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幸，所以，女孩的脸上总是洒满了幸福的阳光。

我们到了宋的家中，只有他一个人。窑洞里黑黢黢的，弥漫着中草药的气味，宋正守着一个小火炉熬药。我们进了窑洞，他只是抬头看了我们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又低下头继续熬他的药，一脸的疲惫和憔悴。

（四）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县里又掀起了新一轮极左整人运动，长征队带队的老师走完了他的长征----他被打成四人帮的追随者。1977年平反后他终于向天津市委组织部提出返津的要求，并请求把长征队所有队员带回去，还给他们的父母。

当可以回天津的喜讯飞到毛家山的时候，宋面对着进退两难的抉择。抛开妻儿自己回去，他不忍心；一同回去，谈何容易？听说带队老师请示了天津市委，回复说可以解决妻儿户口。这一消息让宋毛夫妇喜出望外，可是毛的姥爷怎么办？那时天津市委书记是陈伟达，一个亲民爱民的领导人，经请示，妻儿老小可以全部带回天津！那时节毛家山欢声雷动，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整个山村和宋氏一家人共同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

然而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毛的姥爷死也不肯离开毛家山半步！据县里的人传说，他说他们如果回天津，先在毛家山上挖个坑把他埋了。

于是，除了上大学的，参加工作的，还有宋毛夫妇，其他剩下的长征队员又在老师的带领下回转了天津----只是这一次是公开坐火车走的，并且路过北京时，没有在天安门广场宣誓。

大概是1980年春夏之交，宋春元因脑瘤去世，享年28岁。县里为他举行了较为隆重的追悼会，因为只有他，把长征进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