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中文热和中国文化热——提起这个话题，不妨从笔者所见所闻谈起：来美国，从求学到任教，已经走过十四年。这十四年，笔者可以说是亲身见证了中文学习者在美国爆发式的增长。1999年刚来美国的时候，笔者就学于美国一所人数众多的公立大学。从开班的数量看，当时该大学日语学习人数是中文学习人数的两倍。2005年笔者毕业时，中文学习人数已经接近日语学习人数。2013年笔者与当年东亚语言学系的日本教授邂逅，得知学习中文的学生已经略超学习日语的学生。

再拿数据说话：作为中国推进海外中文教育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龙头机构，孔子学院在美国七十多所大学开设了分支，这还不包括设在大学机构外的孔子课堂。美国在孔子学院的数量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亲身经历和宏观数据都表明了不争的事实：借助中华文化的底蕴和中国崛起的推力，中文正迅速成为美国外语教学市场的一支生力军。而美国的中文热，不过是全球中文热的一个缩影。

汉语“亦大亦小”的国际地位

中文到底是大语种还是小语种？如果从使用该语言的绝对人数上来讲，中文不仅是大语种，而且还要在“大”前加一个“最”字：根据语言学家乔治·韦伯的统计，以汉语普通话为母语的人数为11亿，远超以3.3亿位居第二的英语和以3亿位居第三的西班牙语。汉语同时也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种之一。但为什么汉语又是一种小语种呢？因为汉语除了使用的绝对人数占优势外，衡量语言影响力的其他指标，如使用国家数、学习人数、使用国家经济总量、使用的国际领域等均明显落后。根据韦伯的统计，在综合各种因素下，汉语的国际影响力以13分位居第六。

由此可见，相当数量的母语使用人口，仅仅是一种语言成为国际语言的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跨语种的比较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们能对汉语的国际地位，有一个更精准的看法。既然汉语“亦大亦小”，那么又如何理解近年来海外的中文热呢？这股热潮，恰恰说明了中文在扩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学习者人数上，取得了飞跃发展。一种语言的流行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影响力的反映。中文热真正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指向性：随着中国国力的勃发，古老的中文焕发了青春，成为了一种代表未来的语言。

语言的国际影响力需要“软中带硬”

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语言，都具有双重特性：战略性和文化性。二者缺一不可。汉语作为载体，在传承源远流长并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字对中国周边文明，也起到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可以说，“文化性”是汉语一贯具有的特性。即使在中国国力衰弱的时期，“文化中国”和“文明中华”的力量，依然确保了汉语在海外维持起码的、可持续的学习人口。换言之，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吸引力，是中文在海外得以几世纪维持下来的香火。但从另一方面讲，欲探究近年来的全球中文热， 就要跳出“文明”和“文化”的固定思维。

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经济的引领，是中文获得世界地位的大前提。中国经济的腾飞，曾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后的奇迹。转眼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已十年有余，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的经济列车继续在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前行。在全球经济惨淡的大背景下，这尤其显得亮丽。 海外的中文热，其动力更多地来自于汉语的战略性地位日益突出。

这个认识导出了一个问题：语言到底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的体现？综观媒体报道，往往把中文和中华文化热归于软实力。但作为五千年璀璨文明的载体，中文磁石般的吸引力是一贯存在的。而海外的中文热，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潮流。这又是为什么？语言不仅是文明的平台，也是实力的载体。“软中带硬”才是汉语在争夺世界话语权中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原因。说到底， 海外学习中文的热潮，直接的动力是中国硬实力的增长。

探讨语言与实力的关系，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外交实践。借助国力增长的东风和悠久历史的吸引，我们有理由相信汉语的对外推广会更上一层楼。上世纪90年代末，韦伯在其被广泛引用的论文《顶级语言：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语言》中就指出，法国政府的全力推销，对于法语在全球的流行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韦伯同时指出，以汉语和日语为代表的东方语言，内敛了很多。中国人和非母语人群的交流更多依仗于英语。母语人群尚如此消极低调，又怎能期待他们的语言可以叩响世界万千受众的心灵呢？

中国故事，世界讲述

中国有关决策部门是否参考了韦伯的建议，不得而知。但过去的十年，汉语海外教育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决策以及资源的投入密不可分。下一步怎么走？笔者提出以下几个观点，期望为未来的研讨抛砖引玉。

第一，语言作为工具和载体，依附实力并反映实力。这个认识，应该是我们对汉语未来保持乐观的最大信心来源。正所谓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众多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日子，已经可以看到。如果这一天如期而至，那将是一个全世界都渴望听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第一版本，应该用中文书写。

第二，对中文的海外推广，基于现实，有可为亦有不可为。应该认识到，英法西俄等西方语言的推广史，是一部血淋淋的殖民史。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可能走这样的道路，把自己的语言强加于人。所以，对西方语言的世界影响力，认识了其来源，也就不会有不现实的期望。语言流行的前提是硬实力，但其推广的手段必须软。汉语是成功者的语言，但不是征服者的语言。软硬结合，才是外交应该追求的“巧实力”。

第三，对海外的中文学习市场，应进一步细化分析，推出适合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中文学习读本。随着中文学习人口全球性的扩展，仅靠一两套标准教材去“放之四海而皆准”，既不可能，也不会收到最大的效绩。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中国推行日语教育的时候，尤其重视日中合拍教学片、合作编写教科书，以更好地针对中国国情和解答中国人学习日语常见的问题。这块他山之石，我们应该采取拿来主义，大胆借鉴。

第四，对于语言和价值观的传播，不强调但也不回避。语言作为载体，要求其传播的信息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立场和价值的传播，在任何语言的教育中都存在。我们也不必讳言这一点。推广中文教育，可以也应该与推动国际认同相辅相成，关键还是要以受众可以接受的语言，以平和的心态，来推动海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从技术上讲，这也要求我们的教科书和文化读本，不仅要谈中国的成就，也要承认中国发展中的课题和挑战。一个只说好话的人，不会是一个高超的推销员。

最后，就是要认识到通过语言教育和文化传播来塑造或改变形象，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需要投入，更需要耐心。争取国内受众对这种投入的理解，同样重要。对于推进海外中文教育的重要性，国内同样需要借助宣传的力量进行扫盲。同时，随着国际化的发展，也可以增加国内的普通受众与来访的国际受众的沟通机会，让国际交流飞出“王谢堂前”，走入寻常百姓。让中国的老百姓，也亲身感受到国力增强带来的那份话语权的骄傲与自信。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