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印度，从公元前1200年左右就开始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吠陀文献，奠基了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吠陀文献由梵语写成，所以最早期的梵语也可以称之为“吠陀语”或“上古印度语”，统称为“古代印度-雅利安语”（Old Indo-Aryan）。最早使用梵语写作的是文学作品，后来又被用来写作哲学、宗教、历史、叙事诗、戏曲等。在印度产生的学术典籍，基本都可以归类为四大宗教所有，即：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这些文献大多用梵文写作。其中梵文哲学文献占了很大的份量，它们被称为“论证与求索之学”（AnvIkSikI）；特别是尊吠陀为其思想根本渊源的正统六派哲学，它们在与宗教伴生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撰写了大量的梵文哲学经典著作。这些哲学经典涉及各个领域的理论，哲学思想非常丰富，代表着印度古代人的全部精神财富。

梵文自1500多年前就随着佛教传入了中国，梵文哲学文献也一同传入。由于佛教的推动，梵文学研究的伴生物——梵汉文化交流的产物音韵学也得到了发展，其中梵语《悉昙章》的出现就是标志。但在过去，佛教学研究才是主流，对梵文哲学经典著作的研究只是佛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一直得不到重视。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哲学研究的兴盛，对印度哲学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视，在亚洲，中国和日本等佛学研究国家也将对印度正统派哲学的研究列为正式的学科。于是，开始出现对印度古代梵文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的热潮。但是，由于梵语的艰深和学科的冷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才极少，成果也不多。

在上个世纪，我国能够从事梵文哲学经典翻译和研究的人才并不太多，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中，北京大学以季羡林先生为其代表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是一个主要研究基地，主要分布在哲学所、外文所、亚太所和宗教所。外文所以黄宝生研究员为首，组织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毗耶裟著，2005年，中国社科出版社）。而哲学所东方哲学研究室则主要从事梵文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其中主要代表人物为我院荣誉学部委员巫白慧研究员。在对梵文哲学经典进行翻译和研究时，主要是以单兵作战为主，靠的是学者的梵文基础和长期的学术积累。这是一项毫无经济利益可言、单调枯燥的文献案头工作，学者必须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往往要十数个年头才能见到成果，需要的是奉献精神。我院哲学所有这个学术传统，在国内外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近年来出版了由巫白慧研究员译释的《圣教论》（乔荼波陀著，1999年，商务印书馆）和孙晶研究员翻译并解说的《示教千则》（商羯罗著，2002年，东方出版社）。巫白慧研究员近年来还译释了许多《梨俱吠陀》的神曲（载巫白慧著：《印度哲学》，2000年，东方出版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的年龄越来越大，退休和自然减员相当严重。因此，为了维持这种历史的传承，维护我院以及哲学所的学术地位，继续加强和发展梵文哲学经典的翻译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要让梵文哲学经典的翻译和研究传统不断延续下去，要与我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地位相匹配。我院自去年以来积极采取措施，为振兴绝学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我们也呼吁年轻学者能够献身于学术，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为往圣继绝学”绝非一日之功可以完成，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同时，在新时期做学问也应该有新的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既要传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学术品格，又要体现新时代学人的创新精神；培养人才要求精求深，但绝不能专攻单一。对于梵文哲学经典的专门人才，就必须要求会梵文并懂哲学，否则很难出高水平的成果。其实人才流失并非只是本学科才有的问题，我们不但要考虑如何培养人才，而更应该考虑如何才能留住人才，通过采取各种有利措施和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让学者安心于本职工作，从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安心于冷门学科的研究。绝学的复兴之日也就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