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赋学史上，有一部令人称奇的赋学著作，这就是洋洋62万言的黄承吉《梦陔堂文说》。黄承吉（1771-1842年），字谦牧，号春谷，清代扬州著名学者、诗人，嘉庆十年进士，历官广西兴安、岑溪等，后因事罢归。道光二十二年，英军入长江口，黄承吉因筹办捐输防御局事，感染风寒而离世。著有《梦陔堂诗集》《梦陔堂文集》《梦陔堂文说》《字诂义府合按》《经说》《周官析疑》《读毛诗记》等，其中《梦陔堂文说》在赋学研究史上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
清代康雍乾至道光年间是所谓“赋学中兴”时期，出现了汤聘《律赋衡裁》、李调元《雨村赋话》、浦铣《历代赋话》《复小斋赋话》、王芑孙《读赋卮言》、林联桂《见星庐赋话》以及吴锡麒《论律赋》等赋学著述，这些著述或辑录历朝赋论资料，或对历朝赋家赋作进行品评，或注重当朝馆阁律赋的评论等，出现了古赋研究与律赋批评并驾齐驱的局面。黄承吉赋论与当时诸多赋学批评相比，独具特色，他的赋论并非感悟式、点评式、辑录式的赋学批评，也并非为当朝士子应试而作的赋学仙丹、赋学指南类书籍，而是专门围绕中国赋论史上一系列重要赋论观点的提出者扬雄而发，呈现出集中针对性和内在逻辑性，兼具经史训诂考据之特点，正如阮元所云：其“校证经史，钩稽贯穿，每出旷识，正古文人之是非”（阮元《江都黄君墓志铭》）。
黄承吉的赋论阐发与其对文章价值的高度重视有关。在对扬雄“雕篆”说及其影响的剖析中，黄承吉表达了高度重视文章价值的观点。其《梦陔堂文说》首篇即发人深省，篇题为《论自扬雄有“雕虫篆刻”之说，致文为后世诟病，首著此篇，以明文章关系至重》。黄承吉对扬雄有“雕篆”之说致使后世文人轻视文辞的现象深表不满，他认为“文辞之为道至大”，“文”是“道”的体现，宇宙万物皆有文，而人之文辞极为重要，这些论述鲜明体现了黄氏“大凡文章无非事业，事业无不文章”的深刻体悟。黄承吉还认识到文章体式多样态发展的可能性，也不赞成写文章一定要辅翼六经，对儒家经典与后世之文，对德与文等的论述皆具有非常通达的观念，这对后世深刻理解中国古代文道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黄承吉赋论立论扎实，他理清了文论史上与“雕篆”说相关的一些似是而实非的命题。黄承吉指出扬雄“雕虫篆刻”四字的本义与赋无关，“雕虫”之“虫”实为六体中之虫书，“篆刻”之“篆”，则是八体中之刻符，曰“雕”曰“篆”无非即是雕刻，即无异于言镌碑刻字。黄承吉认为扬雄并不以雕篆之事为童子也可为，也就是说扬雄并不认为雕篆之事为小技。黄承吉指出后人对“雕虫”有误会，如认为“雕”为“刻画”，“虫”乃“艳辞”，并不问其何以为虫，视之若画脂镂冰、弄花嘲雪之意趣。由扬雄“雕篆”说，黄承吉又连带论及赋论史上由扬雄提出而影响同样深远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之说，黄承吉认为扬雄既以赋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则是针对一切赋而言，无所谓“丽则”“丽淫”，文章本身无所谓贞淫邪正之别，而立言立意可以有邪正之别，赋也无所谓“诗人之赋”或“辞人之赋”，也无所谓童壮少长之作，赋之可取与否在于作者的本心与立意如何，这也是黄承吉重真诚人品，痛恨为文作伪的思想感情的流露。
黄承吉赋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他把对扬雄赋论的批评与对扬雄赋作的研究结合起来，深入剖析扬雄诸篇赋作，以见扬雄赋论与其辞赋创作实践之关系。其中有对扬雄辞赋创作年代的考辨，如第二篇《论〈法言〉内谓赋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其壮夫乃指壮年，及考雄赋皆是壮年所为》；有对扬雄赋正文与序之关系的考证，如第五篇《论扬雄〈甘泉赋〉赋与序不合》；有对扬雄赋主旨究竟是谀颂还是讽谏的辨析，如第六篇《论〈甘泉赋〉通体皆以昆仑谀颂》；有对今存扬雄赋的全面考论，如第七篇《论扬雄〈河东〉〈校猎〉〈长杨〉及〈逐贫〉〈太玄〉诸赋》；还有对扬雄辞赋中的设辞类作品《解嘲》的分析，如第九篇《论扬雄因毁东方朔，致毁柳下惠为乡原仁贼，并论〈法〉中各等辞》。这些重视文本，从作品内容出发，而非空谈心性的论证，使辞赋史的扬雄研究变得更加立体和丰富。如对扬雄名篇《甘泉赋》的分析，黄承吉指出扬雄《甘泉赋》作于汉成帝之时，是谀颂之作，赋序为扬雄晚年所作，赋序中则称其“奏《甘泉赋》以风”，实是扬雄巧于作伪也。黄承吉指出《甘泉赋》有六十四处皆与昆仑有关，论证了扬雄《甘泉赋》“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云云，实际上是将赵昭仪比作西王母而加以谀颂，提出了迥异于前人的观点，表现出黄承吉非凡的学术胆识。
在对扬雄赋论与其辞赋创作进行互证分析的基础上，黄承吉以经学家的视野，利用其擅长音韵训诂的学术优势，倾力梳理分析了扬雄除“雕篆”说、“丽则”“丽淫”说之外的“劝百风一”说、“讽劝”说。黄承吉发现扬雄以“风”“劝”等论赋时存在问题，他指出扬雄《甘泉》《校猎》二赋之自序云“作赋以风”，《河东赋序》云“作赋以劝”，其文理辞意乃明明“风”与“劝”一也，皆是谏戒，非谓“风”与“劝”相反也，而《汉书》记扬雄论司马相如赋又有“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之说。因此黄承吉以《论扬雄设“风”“劝”二字贬赋，就以诬陷司马相如，乃先误解〈诗序〉，兼误及一切诸书》为题，论证了《关雎序》“风”字本无去读之说、“风”“刺”“谏”“戒”等均不偏于规过、讥恶，认为扬雄在使用“风”“劝”二字时，误解了《关雎序》。黄承吉认为《关雎序》是以天风（自然界的风）比喻风诗之音而已，其“风”字与规讥无关。扬雄《法言》又论赋曰“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结合扬雄的“劝百而风一”之说，可见扬雄既用“风”来表示暗示或劝告之意，也用“讽”来表示暗示或劝告之意，似乎“风”之义即与“讽”相通。黄承吉认为“风”与“讽”从未有通假关系，“盖讽者，诵也，假如去言旁而专书一‘风’字，问有能知其为讽诵之字者乎？不能也。即假如‘风’字加言旁而书作‘讽’字，问有能知其为天风之字者乎？亦不能也。此‘风’‘讽’二字所以不能通用之故。”黄承吉认为“讽”即“讽诵”，点明了扬雄附加“讽”以刺讥、规过之义的不当。黄承吉指出扬雄之误与其误解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评司马相如赋的“风谏”二字有直接关系，扬雄是混“风”为“谏”，因去“谏”而留“风”，而《史记》“风谏”二字即本于《关雎序》，而司马迁所谓“风谏”，以隐谏而取譬于风，非谓风即是谏。黄承吉的考证层层剥茧，环环相扣，他“能够从字义源流变迁的角度指出扬雄对经典的误读，进而否定其‘欲风反劝’‘劝百风一’的观点，其对司马相如赋的种种指责，也就不攻自破了”（踪凡《中国赋学文献考》）。此外，黄承吉还能从诗经学的角度，挖掘汉代司马迁和扬雄赋论关键字的义涵，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传统诗教观念对赋学根深蒂固的影响。
扬雄是汉之巨儒，“在‘文统’与‘赋统’中的地位，总体上比较稳固”（王思豪《“赋统”论——关于中国赋学的建统与归统问题》），处于人生晚年的黄承吉，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学术造诣的精深，大胆批驳了扬雄诸多“英雄欺人”之语。黄承吉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其论证上虽有老狱判案，反复究问，以至冗长繁复，不易剖分之弊，但他对扬雄赋论及影响的批评、对西汉两司马、东方朔等人的翻案之举，对赋之价值、赋序与文本正文、赋学与诗学关系等的论述，仍将引发今后赋学界以及古典文学、文艺理论等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作者：孙晶，系烟台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