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千百年来几乎无处不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一直“高高在上”，雄琚于上层建筑的顶端。宗教，既虚无缥缈，又触处皆是。耸入云端的佛塔，庄严肃穆的教堂，香烟缭绕的庙宇，五体投地的皈依，念念有词的祝祷，驱邪赶鬼的巫术……，一提起宗教，这些现象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心中涌起无尽的遐想。但是，宗教不仅仅是这些，特别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那些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书法绘画、雕塑建筑等，无一不打上深刻的宗教印痕；就连那些作为时代上层建筑核心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道德规范等，也深受宗教的制约。至于宗教对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Ⅱ会心理、文化特征的影响，更是无所不在，难以尽说。宗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特别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之大，影响之深，以致如果不了解宗教，不对历史上的各种宗教进行一番深入的研究，就很难写出科学的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乃至于民族史、世界史。

宗教与文化的密切而又广泛的联系，决定了“宗教与文化”是一个包罗广博的题目，自然，这里不可能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论述，下面准备从一个侧面看看宗教(特别是佛教)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及文学艺术的影响与作用。

中国古代宗教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在哲学史界几无异议。特别是当较深入地研究某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或试图从通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发展时，就会发现，如果不了解中国古代宗教，特别是佛道二教，那么，不管哪项工作都难以顺利进行。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胡适是第一个想写中国哲学通史的学者，结果写第一卷就辍笔了，原因何在呢?胡适自己说，由于他当时还不懂佛教，因此汉魏之后的哲学史根本无法写。对于胡适其人其学这里不想妄加评论，但在这一点上，他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实际上，中国古代哲学自魏晋之后就受到佛学的深刻影响。尽管一开始佛学信附于玄学，借助于玉柄麈尾之玄风得到流布、传播；但时隔不久二者便日趋合流，沙门中多有深明世典者，士大夫中亦不乏通在释教之人，故高僧名流常禅玄互证，以般若比附老庄，以外书注释内典；同时，玄学、般若学由形而上谈有无之理，进而在人生学上以“明本”、“反本”为旨归。这种情形有如汤用彤先生在其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一再指出的，魏晋玄佛之间多有共通之处，即名人释子，共人一流，当代名僧，既理趣符老庄，风神亦类谈客。支谶、支谦说佛曰涅槃，曰真如，曰空，与老庄玄学的道、虚无一样，均指本体；二支立神与道合，目的亦在使其反本，探人生之本真。这一切都说明玄佛合流乃魏晋时代之风尚。

尤有甚者，魏晋玄学发展到向、郭之义注时，已达到饱和程度，当时的名流贤哲已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此时，佛教般若学趁虚而人，并很快就喧宾夺主，凌驾于玄学之上，名士王濛语道林“造微之功，不减辅嗣”，隐士刘逸民叹僧肇“不意方袍，复有平叔”，说明义僧精于玄理；史称支道林注《注子·逍遥游》，时贤旧学莫不叹服，说明此时之般若学已成为玄学的出路所在。

简单回顾魏晋玄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不难发现，不了解、研究佛教般若学，根本无法理解玄学，更谈不上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于隋唐二代，由于佛教空前发展，佛教哲学成为整个时代哲学思想的主流，撇开佛学不谈，隋唐哲学便顿时黯然失色。以往有些学者曾经认为，李唐虽为中国封建社会之盛世，但哲学思想却甚是苍白，这种看法与把佛教哲学排除在中国古代哲学范围之外的看法不无关系。

再看看宋明理学。从现象上看，理学家多以恢复孔孟道统思想为号召，以《语》、《孟》、《学》、《庸》为典要，以修心养性为归趣，似属儒家无疑。实际上，理学的骨子里多为佛学，他们往往把儒家的伦理哲学与佛教的佛性理论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披上儒学外衣的佛学(禅学)。因此，后儒近人多称理学为“儒表佛里”或“阳儒阴释”。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就说；理学实是“阳儒阴释”；顾炎武也说：“今之所谓理学者，禅学也”；梁启超也明确指出理学是“儒表佛里”；周予同则说：“宋学之所号召者，曰儒学，而其所以号召者，实为佛学。”其实，理学之深受佛学影响，在学术界几成公论，遗憾的是，对于佛学的研究，至今仍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哲学之外，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也深受佛教的影响。

华夏民族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在它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文化，而古人对于古代文化，尤重诗、书、画，视之为华夏文化之冠冕，把兼通三者的称为“三绝”。而诗、书、画三者与佛教都有密切的联系。

举凡谈中国古代诗词者，每每以唐诗宋词为代表，而一谈到唐诗宋词，人们又很自然要联想到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苏东坡等。李杜与佛道二教关系之密切，乃世人所熟知，他俩之为人性格，颇似道士佛徒，许多诗作亦颇有仙风道骨；白居易本身就是佛教徒，所谓白香山，香山乃其居士之号；王维十分推祟佛教的维摩诘居士，以“摩诘”自许；苏轼号东坡，世称东坡居士，也是佛教徒。纵览中国古代文学史，许多诗人文士自身便是佛徒，或与佛徒交从甚密，这自然要对他们的诗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然，从诗人之崇佛去谈诗与佛教的关系，这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真正能说明佛教与诗相互关系的，还在于诗与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严羽的《沧浪诗话》有这样一句话：“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此一语道出了诗禅的共通之处。

大凡作诗，旨在抒情言志，而情、志者，实非语言文字所能直接表述，故诗重言外之意。中国佛教的特点在禅，而禅与经教的区别正在于；经是佛语，禅是佛意。佛意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禅向来主张直指心源，不落文字，顿悟见性，人理言息。正因为诗禅有此共同点，历史上有许多诗人喜欢亦可以以禅人诗，以禅喻诗。特别像谢灵运、王维那样的山水诗人，他们的诗作往往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境悟道，物我双忘”，表现的是一个圆满自在的真如境界；空山、日色，青松、翠竹，鸟啼、花笑，流水、钟声……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像的空间是有限的，所包含的意蕴是无穷的。这种诗作、意境，究竟是禅?是诗?哪些属禅?哪些属诗，实难做断然区分。诗禅的这种相融互摄的紧密联系，使得唐宋之后有人甚至认为，不懂禅不足以言诗。

书法与佛道二教也有密切联系。史称书圣的王羲之，与佛徒、道士交游甚密，许多书法见诸佛、道二教碑文典籍；以狂草闻名于世的怀素，本身就是佛教徒；清代之八大山人、石浪、石涛，既是当时名僧，又是著名书法家。

绘画与佛教更有不解之缘。历史上许多著名画家，都是以擅长佛画闻名于世的。东晋顾恺之于江宁瓦宫寺里作维摩诘画，光照一寺，吸引了大批的观众，为该寺日募百万钱，后人记载云；他画的维摩诘画像“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南朝梁代画家张僧繇创作了大批寺院壁画，相传他于安乐寺所作的四条龙壁画，栩栩如生，其中二龙点睛后即飞去，由此衍出“画龙点睛”之典故。唐代的吴道子、阎立本都是以佛画名重一时的大画家。此外，寺院、庙宇里的各种壁画更是色彩斑斓、美不胜收。

古代文物，包括雕塑，建筑艺术等，多见于佛教寺院。搞建筑艺术的，不能不研究古代寺院、殿堂、庙塔之建筑风格与艺术；搞雕塑的，佛教的石窟、石刻、佛、菩萨、罗汉塑像更是一个丰富的艺术宝库。

另外，佛教对古代的各种文学作品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特别对一些志怪、神魔小说影响尤大。例如，像《搜神记》一类的志怪小说，有不少与佛经的故事相类；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阳羡鹅笼》故事，与康僧会所译的《旧杂譬喻经·壶中人》的故事相仿；有些佛教故事在南北朝之后被采纳到变文和戏剧之中，如唐代变文中的目莲救母，由变文又演为宝卷，成为民间家喻户晓的故事。又如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其中的情节明显受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坠珠者著海中经》故事的影D向。

佛教的讲唱形式对我国的文学体裁也产生过重大影响。东晋以后的和尚常常用“唱导”方式“宣唱法理”、“开导众心”，在传教时，既有“商唱经论，采撮史书”，也有“吐纳宫商”，这种说唱形式被变文的作者采用后，渗透到中国民族形式的诗文体裁，并糅合民歌因素，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体，导致诸如宫商、宝卷、平话、弹词等文学形式的产生。

‘佛教语言对于我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乃至日常用语也有很大影响，现在广泛使用的许多习惯用语、成语典故均出自佛经，如天女散花、现身说法、泥牛人海、五体投地、因缘、公案等。梁启超先生曾经指出：“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成为新成分者也。”

具体谈论佛教对我国古代各种文化形式的影响实不胜枚举，自然这里不能一一罗列。所以要简略回顾一下佛教对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影响，旨在说明佛教与我国古代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不能不研究宗教。实际上，不但中国古代是这样，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一直受着各种宗教的深刻影响，这一点，西方文化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些学者甚至把西方文明称为基督教文明，这也可以看出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影响之深，之广。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文化界向来十分重视对于宗教的研究，与此相比，宗教研究在我国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至今仍几乎是一片空白，这里想呼吁文化界同仁，共同来开垦这块处女地，不断地把文化研究推向深入。自然，《东南文化》在这方面也有大量的工作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