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人类文化演变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中，表现为绵延不绝、从未中断的特征；在横向的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入世情怀与宽厚包容的精神。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面对不可预测的各种风险，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钱穆先生对人类文化的三种形态特征的总结与分析
钱穆先生总结了人类文化的三种形态，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他说：“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
在此基础上，钱穆先生分析了各自的文化特征。“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足，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草原与滨海地带的不足，激发出“战胜与克服欲”，并随之促进“工具”的发展，如草原民族的马，滨海民族的船。在世界观与人生观方面，产生强烈的“对立感”，对自然的天人对立，对人类的敌我对立，因此在哲学心理上必然理论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业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不同。“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
与其哲学思想相适应，三种文化各自有其生活目标。“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俱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
在此社会目标指引下，游牧与商业文化表现为追求富强，农耕文化表现为安足。农耕文化的“安足静定”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富强动进”正相冲突，因此，古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常为游牧民族，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纵观中国历史的演进，在古代，中原民族的最大威胁一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近代以来，所遇到的强敌就是来自西方的商业民族。
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此消彼长，说明了“富强动进”的文化，其“兴也忽焉，亡也忽焉”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然而，1993年夏，亨廷顿提出，现代全球政治应当从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对亨廷顿的观点很多人已提出批评。那么，该如何化解矛盾呢？
按照钱穆先生的讲法，“然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人们必然向往和平美好的生活，和平本应成为全人类的追求。以此而言，根植于农耕文化的和平理想为人类的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以此而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耕作方式的提升，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农业产值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就说明农耕文化落后了的说法，没有领悟到农耕文化精髓。
以此而言，西方商业民族近现代以来的对外侵略与殖民之路，是在“工具”之下的“空间扩展”。但这种商业民族的“空间扩展”如果从历史长时段上来看，终究无法和农耕民族的“时间绵长”来相持。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此消彼长，就说明了“富强动进”的文化，其“兴也忽焉，亡也忽焉”。
中国文化何以独得绵延五千年
古代的农耕民族不独在中国，还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地。那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农耕民族与文化绵延而不绝？钱穆先生认为，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古代埃及、巴比伦等皆为小型农国，其内部发展易达饱和点，其外面又不易捍卫强暴，因此古代小型农国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独中国为古代唯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
中国的农耕文化历经几千年之演进，从演进的结果看，每一历史时期，均有新的文化成果呈现出来。中国人的文化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沉淀在内心深处的，是在一定时期、特定时间内不断呈现出来的精神追求。比如，与农耕文化密切关联的二十四节气、各种节日，均有特定的文化符号与标识。过中秋节时，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把无论在哪里的中国人的心连在了一起，节日送去祝福，月饼寄托相思。这就是文化情结。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先生说：“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换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
“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
钱穆先生强调，“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而且更要用历史的眼光”解答中国文化问题。近代以来，当中国的农耕文化遭遇到西方商业文化（进而发展为工业文化）的碾压时，中国人的无力感使他们认识到文化需要革新，并进而产生对农耕文化的批评。从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现代化与传统的对立，均是沿着这种思路推进。每个时代总有其思想引领者，当大多数人一味批评传统文化时，一代学人陈寅恪、钱穆等先生都在反思与探寻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出路。面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钱穆先生的文化观正可以给我们带来清醒的认识。
钱穆先生言：“中国今后出路，只要政治有办法，社会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近代时期，西方比中国强大的科学技术与先进器物是外在的物质文明。文明是可以借鉴的，科学技术是可以通用的。钱穆先生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说：“电影是物质的，可以很快流传，电影中的剧情之编制，演员之表出，则有关于艺术与文学之爱好，此乃一种经由文化陶冶的内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风情。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各地有区别。这便是文化与文明之不同。”
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相遇，使人们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逐步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从而不断地向西方发起学习，先是学欧洲，再次是学美国，后来是学苏联。从科学到制度，从器物到教育，无不以西为师。文明可以学，这是一个问题；文化是否可以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说到政治清明和社会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这些却不能专去向外国人学。好像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不像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就得。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在近代中国文化普遍面临质疑的时候，钱穆先生既不悲观，也不盲从，而是从本国本民族文化自身的特点、演进的特征出发，以历史的长时段观点，提出农耕文化之于中国发展的根源性基础性的作用。面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先进器物，钱穆先生以可学可用的开放态度，为中国文化的转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