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党内精英流动”这个话题，需要把其置于流动的中国、流动的世界这个大背景下。今天的时代，全球一体，瞬息万变。如何应变？“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短短十个字，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吕氏春秋》，却蕴含着恒久的智慧：以动应变。客观环境决定了“变”，主观因素造就了“动”。在调整中求生存，在流动中求稳定。大至社稷、小至个人，概莫能外。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走过的道路，也验证了流动中得活力、变动中求生存的道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死水微澜，万马齐喑。一片寂静下，国家却已到了悬崖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国门顿开，邓小平发出了再不变革，中国就会被地球“开除球籍”的警告。时光荏苒，如今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看看清晨的都市，滚滚人流车流涌向各个方向，貌似无序，汇聚一起却是十三亿人活力和创造力的最生动体现。小到每天的交通，大到人生的选择，中国的一切都在流动中变化着。曾几何时，“跳槽”是一个新鲜、甚至有些禁忌色彩的词汇。而今天，终老于一个岗位反而成了例外。谈起政治精英流动，离不开流动的时代这个大背景。
政治精英流动的特性
在政治发展史上，政治精英的流动作为机制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具有传统性；与广大社会人的随意性、自主性流动不同，精英的流动更明确地体现了政府和执政党的意志和战略安排，具有战略性
当然，政治精英流动作为一种现象，也有其特性，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传统，二是战略。而这两个特性的共同指向，是政府和执政党主导下的一种有序行为。在操作上，政治精英流动可以被看作政治工程学的范畴。如果说社会的流动是无数彼此碰撞的浪花，精英的流动则更像是政府和执政党开凿的一条人才大运河：流向明确、注重效率。正因如此，在全民都动起来的今天，人们有理由对政府和执政党主导的精英流动，提出更高的要求，抱有更大的期望。
首先谈谈政治精英流动的传统性。在政治发展史上，政治精英的流动作为机制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从某种意义上讲，精英流动走在了全球化、全民皆动的时代前面。从方向上区分，精英在历史上的流动有横向与纵向之分；从目的上区分，可分为防范型、发展型和惩处型。方向和目的交叉互动，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精英流动。
以精英的横向流动为例：王权和威权政治时期，基层和中层官员的跨区域流动可以保证中央政令的通达，促进核心的稳定。所谓“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将不相习”，就是统治核心为了削弱地方藩王，防止出现挑战中央的势力而采取的防范措施。这种防范型精英流动机制，历朝历代诸多国家的统治者都曾运用过。中国自不必说，封建时期的日本，德川幕府二百年始终强令“参勤”，即命令地方的大名，每年一度长途旅行至统治核心江户，居住半年后再回到属地。交通不便的年代，始终“在路上”的大名们，再也没有精力和财力挑战中央。
需要指出，这种横向的精英流动，往往是一种简单、甚至粗暴的官员地理平移。从统治核心的角度看，维护稳定的考量远远超过治理的实际需求。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是精英的“负流动”。与其相对的，是纵向的跃龙门式、发展型精英流动，即治理人才的筛选、培养和运用。在这方面，以科举制度为代表，中国同样积累了厚重的经验和教训。除防范和奖励式流动外，历史上还存在着贬黜之类的惩罚性流动。
种种精英流动机制，不一而足。经过漫长历史的洗礼，它们在当代的政治架构中，依然发挥着影响。以横向流动为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曾发出过“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会油了”这样的警告，并随之采取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防范措施。此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直坚持“要五湖四海，不要地域区分”的原则，防止党内的山头宗派主义。在实践中，秉持这样的原则也自然转化为各层次治理人员的流动。
检视精英流动的传统性，精英流动的第二个特点即战略性已经呼之欲出。与广大社会人的随意性、自主性流动不同，精英的流动更明确地体现了政府和执政党的意志和战略安排。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对治理人才有如此高的渴求和要求。全球化的挑战和中国复杂的国情，决定了今日的治理精英必须是多面手。中国不仅需要专家治国，还需要在专家队伍的基础上，培养了解诸多政策领域关联，具备大局观的治理“大家”。精英流动中的战略学，在今天的时代凸显其重要性。
新时代下的政治精英立体流动网络
“未来型”流动机制强调治理精英的养成教育，重在选苗子，培养政坛的明日之星；“管理型”流动面向已经具备相当工作年限和经验的中高层领导干部，重在培养其跨越管理的能力和一盘棋的观念；“出路型”流动，给年长者提供夕阳条款，以助其发挥余热
因应时代要求，跨行业、跨地区、甚至于跨国跨体制的精英流动，势在必行且势不可挡。在这种立体交叉的模式下，林林总总的精英流动可以大致归入三个范畴。第一，“未来型”流动：该流动机制强调治理精英的养成教育。选苗子，培养政坛的明日之星——这是各国政府和政党维持自身发展必须要做的功课。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初步建立了一套分层次分梯队的人才培育机制。从政府角度，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设立了行政管理学院，主要培养目标设定为大学已经毕业，有能力有兴趣进入行政领域工作的年轻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接受过本科以上教育，初步具备一技之长。行政管理教育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把专业知识和实际政策的制定运用结合起来，为今后成为治理的全才大家，夯下坚实的基础。从执政党角度，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校，是培养政治和政策能力俱佳的党务人员的最重要途径。行政学院与党校系统，既有协作又有分工，可以在精英育成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形成合力。
第二，“管理型”流动：这种流动，主要面向已经具备相当工作年限和经验的中高层领导干部，他们已经处在事业的成熟期，对自己的专职领域驾轻就熟。从个人来讲，自身事业的更上一层楼需要走出小圈子，培养跨越管理的能力和一盘棋的观念，通晓相关领域的热点和各种决策的关联性。对政府和执政党来说，这些干部已经到了顶大梁的事业黄金期，需要对他们委以担当，放手使用。这个层次的精英流动，往往跨地区、跨职能、跨行业、甚至跨国、跨体制。这种事业成熟期的精英流动，可以帮助政府和执政党更好地发现经得起挑战、扛得起风险的管理全才，让能者中的能者，专家中的大家进入相对稳定的领导核心。
第三，“出路型”流动：流动起来后，有人上，就会有人下。有人进，也会有人出。自然的代际交替和源于能力的淘汰，都会造成党政管理人员的变动。一个立体的精英流动体系，不仅应给年富力强者向上走的机会，也应该给年长者提供夕阳条款，以助其发挥余热；给能力不匹配者，提供通向社会的出口，降低流动风险，避免极端行为。很遗憾，这个范畴的流动，因为箭头向下，人们往往不愿提及。但精英流动的过程也是人才竞争和筛选的过程，代际交替更是自然现象。提供安全的政策出口，让流动规则化、公开化、常态化。风险降低了，剑走偏锋的心态或恋栈行为也会得到有效抑制。政府和执政党在精英流动的高速路上不断提供出口，也符合小政府、大社会，限制公权力的总体思路。
当下政治精英流动机制的问题点
裸官“以流动之名，行流失之实”，携带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利益；部分问题官员以免职、流动为幌子，躲在公众的雷达下，休隐避祸一段时间后东山再起
政府和执政党主导的精英流动，是中国战略发展的需要。然而，精英流动具有两面性。其今后的健康发展，不仅有赖于对其积极效用的发挥，也要对其负面效用有充分的认识和抑制。目前的政府和党内精英流动，存在着诸多问题点。其一，以流动之名，行流失之实。一个例子就是“裸官”现象。裸官打着全球化下人员自由流动的幌子，自己留守于体制内，配偶子女全部移民到了海外，并携带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利益。这不是流动，而是为自己上保险式的腐败。裸官造成的财产流失，数量惊人。仅据北京市检察院2013年披露，近三十年来约有四千贪官，人均席卷约一亿元赃款外逃。另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数据显示，近6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身边就有裸官。高达88%的受访者支持裸官不得担任党政要职。①
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大力打击裸官现象，正是出于反腐的目的。人员流动不是无条件的。对于政府，政党领导人，以及他们的配偶亲属，出于保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即使是外国，也都对这样的移民流动有诸多限制。中央最近出台了加强对裸官的登记管理的一系列举措，有地方开始明确规定裸官不得担任一把手。这些措施不应被看成中国特色。相反，这代表着中国的监督机制终于开始和国际接轨，把人员流动关进制度、纪律的笼子里，使其不得伤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另外一种问题流动是避祸式流动，即以免职、流动为幌子，让部分问题官员躲在公众的雷达下，休隐避祸一段时间后东山再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不是一概否定不应该给问题官员第二次机会。来自公众的怨言，是整个过程的隐蔽性。相关官员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后果的严重程度怎样？问题官员是否承担了与后果相符的法律和行政责任？如果是一笔糊涂账，自然难以服众。无论是保险式还是避祸式流动，都与积极流动体制所强调的战略性和发展性相违背。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的呐喊。这里，不妨借用一下这个比喻，把精英流动机制也放在阳光下，消除各种隐性、灰色的流动。
完善政治精英流动机制
精英的流动，应该打破壁垒，鼓励跨体制流通，鼓励学者到政府任职或担任顾问；不能忘记精英流动的“一盘棋”思路，在以能力为核心的前提下，实现精英构成的多样化
在完善积极的精英流动机制方面，我们同样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全面推进国家与社会、官与民的双向流动。目前的流动，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双向车道。影响的流向，基本是国家对社会，官对民。信息流量不对称的后面，是人员流动的不对称。当然，笔者并不是主张政府政党管理人员与社会人员的职务对调，而是在两者间建立更多的沟通机制。这要求处于优势地位的政府和执政党精英们放下身段，走出衙门，创造运用各种倾听机制对舆情实时掌控。同时，也要加强对体制外精英的导入。西方国家里，智库或大学的领军人物，会经常出入政府，甚至在一定时期担任相关部门的领导人。政府和政党精英也会到学校和研究机构开讲座、做访问学者，与学界进行相对深入的探讨，互相启发思路。英语将这种交流形象地称之为“头脑风暴”。
遗憾的是，中国不少大学智库还被高高的围墙圈住，停留在封闭的象牙塔阶段。政府和研究界各说各话，造成研究脱离实际，实际课题得不到研究的双输局面；或者就是交流流于形式，风平浪静，鲜有风暴。打造双赢，首先需要决策者认识到精英不仅存在于体制内，也存在于体制外。精英的流动，应该打破壁垒，鼓励跨体制流通：学者到政府任职或担任顾问，政府官员到学校作报告、做学生。这些跨体制的精英流通，对个人来讲虽是短期行为，但作为政策长期化、机制化地执行下去，必定会有助于创造性思维的勃发。
最后，就是不能忘记精英流动的“一盘棋”思路。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现在的党政精英流通体制背后，隐藏了诸如民族、性别、地域、专业等不平衡因素。如何在以能力为核心的前提下，实现精英构成的多样化？这个难题，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远未解决。本文力图所做的，是问题的唤起。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依赖于国家发展的平衡和资源的再分配。这是一个长期的，并需要从精英流动外找答案的过程。
政府、政党的精英流动，作为传统的治理机制，在今天的时代，被赋予了更强大的使命。如何发挥精英流动的正能量，抑制和消除各种灰色流动和负流动，这是各国为政者都面临的难题。作为全球化弄潮儿的中国，在精英流动方面的探索，将给各国带来启发意义。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