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世俗中国、功利中国？中国人，已经成为贪婪心的中国人，空脑人的中国人？中国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家将亡，道德先亡。中国人的良心善性哪里去了？中国人的心性架构崩塌了吗？要否重建，何以重建？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本位文化”的大讨论。这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论争之后的又一场文化大论战。论争的中心是：中国人心性架构的崩塌与重建。

1、《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发表与“本位”派的思想目标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里消失了，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形态的特征一概消失了。被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已经渐渐不能算得是中国人了。长此以往，此世界已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是故当务之急必使中国政治、社会与思想恢复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中国本位”，这四个字应作怎样的解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说的是什么意思？《宣言》说：中国是“此时”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有其时代性。中国是“此地”的中国，与外国不同，有其特殊性。所谓“本位”，就是“此时此地”。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就是建设“此时此地”的，符合时代特点与国情特点的中国文化。十教授又发表《我们的总答复》，对什么是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做以下说明：总括起来，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中国革命遇到了挫折，危机四伏，外患不已，要救出中国，仅靠政治的方法已经无效，必施以“文化的手段”。“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就是这样的“文化的手段“。“五四”造就新的文化，促成伟大的国民，“中国人的思想因此运动而为之一变”。中国还要在“五四”的道路上走下去，百般努力，历经波折，以期文化建设成功。 1

《宣言》提出关于文化建设的五点意见：其一，中国本位文化是符合中国特征的文化，是适应时代变迁的文化。中国是“本土” ，是“时代”的，是“此时此地”。创造中国本位文化，必须“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其二，正确的对待历史与传统，既非徒然地赞美，亦非徒然地漫骂。“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的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其三，对于欧美文化，吸收其有用者，拒绝其无益者，“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因此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其四，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创造前提是“恢复”，务先“寻回”历史的旧传统，方可“创造”时代的新文化。具有中国特征的的新文化方是真正的新文化，方是有价值的新文化。“中国与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其五，培植中国国势的“力”，增强中国文化的“力”，让中国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2

1934年8月《文化建设》杂志出版，在此期间又有“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陈立夫为理事长。“文化建设运动”大体在这段时间里演为高潮。陈立夫撰《中国文化建设论》、《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建设——三民主义即文化建设之纲领》 3表达对这场运动的思想期求。他说“文化建设”既反对“复兴国粹，保持国故”，又反对“盲目的崇拜欧西文化”。这场运动的主旨是“发扬民族精神”。 4陈立夫主张发扬中国优秀文明，“不断的贡献人类而不止，同时不断的受人类贡献而不拒，时时造成适合中华民族自身之生存，与全人类共生存之结果，谓之中国本位文化。” 5

陈石泉有《中国文化建设的动向》一文载于天津《大公报》。他表示，要进行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克服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民族本位”为其出发点。必须激励发扬“中国精神”。这是创造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必须破除封建的观念。这是奴隶的观念﹑利己的观念。文化建设工作犹如一个大连环，要做到彼此连带而不偏缺。 6穆超1934年7月10日于《民国日报》发表《再论“全盘西化”》一文，陈述反对“全盘西化”的理由：第一，此论蔑视中国国情。第二，打倒旧论，新论又无法一时建立，必造成中国混乱。第三，文化建设在于调和，全盘论收不到调和之益。第四，中国出路之根本在于民族性改良。民族弱点不加改进，文化虽西化而无法消化。 7张奚若，同盟会员，曾与胡适一起办过《中央评论》。新中国建立后曾为教育部长。1935年4月，他发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8说中国有很多好东西，诸如建筑的美丽庄严，山水画的意境高妙，食品的美味可口。这一切都需要保留，没有必要“全盘西化”。

 “本位”派批判陈序经等人的“全盘西化”论是一个“思想的失误”。按照此说，中国文化的整个大系统都要舍弃，换上西方文化的大系统，然而这样做不切实际。如果说将迷信换上科学，将自然经济制度换上市场制度尚可推行，那么冒然将西方政治制度替代中国政治制度，则难上加难。一个叫叶青的人，挤进争论的行列。他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早年参加共产党，1927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1935年6月22日他在《申报》上发表评论：《全盘西化？殖民地化？》论云：帝国主义在做三件事，夺中国的土地，夺中国的市场，夺中国的精神，也就是夺中国的人心。叶青声称自己反对帝国主义，要求经济的独立自由、政治的独立自由，还要求文化的独立自由。“全盘西化”就是向帝国主义曲膝，就会失去“文化的独立自由”。 9

胡秋原 10认为中国古代至于元代的文化并不落后。他主张发扬中国文化固有精神，特别提出要“继承孔墨的光荣传统”。墨子当与孔子同列为中国精神偶像，因其有奋斗的精神、坚强的意志，“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能给予抗战的中国人以精神鼓舞。他又说，中国文化后来落后了，原因在于元人的入侵。“如果不是元人入侵，中国文化从此进一步发展，是很可能的”。元代灭亡，至于明代，中国文化又生光辉。“一切学问，都是为了我民族之生存与进步的，否则不算学问”。胡秋原说，徐光启是明代文化一个代表。他的学问应该说是真学问。因徐光启等人的努力，中国学问的新天地本可以逐渐开拓，文化的复兴也指日可待，而满清统治却打破了这个本应出现的局面。满清入主中国，用八股与考据麻痹中国学人的神经，到了雍正大兴文字狱，乾隆更开四库，摧残思想，阻滞进步，终于使中国落到这番田地。“如非满人入主中原，务为闭关愚民之术，中国也许早已现代化了。” 11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学问就是真学问，尤其梁启超的《新民说》等论著是中国“最初自由民族主义最好文献”。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以及他后来所阐述的思想都是对的，成为中国人进步的思想指针。

胡秋原评“五四”以来二十年间中国文化“就时间的进步说来，是一个逆流” ，“耽误了自己正当的发展，民族主义与科学精神遂在不知不觉之间受到极大的冷淡，而甚至于反对”。这个逆流到抗战以后方有转变。他又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早熟的工业文明之批评的思想”。 12胡秋原一生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卫士”的立场上。1962年，台湾文坛出现“中西文化论战”。这一年，李敖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成为论战的导火线。李敖与浩然、许登源、洪成完、何秀煌、陈鼓应等人与胡秋原及刘述先、徐复观、郑学稼、任卓宣、徐高阮等人笔战不休。

2、西学派的质疑：传统文化何以恢复“本位”？

关于“本位文化”建设，胡适陈述己论：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一般而言凡民族文化，总有其绝大的保守性。第二，机器文化传播困难不大，传统给予的阻力也不大，而思想文化不同，其属深层文化，如施改造，“最不容易被摧毁的，所花的力量必须最大”。第三，“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13因此，在整个文化变动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中国文化之所以没有实现完好的调适，是因为国家领袖没有对现代文明采取明确与正确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 14第四，所谓“本位文化”本是“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中国领导人何必担心传统的消失，事实上他们前进一千步，群众只会从原地向前挪动十步。如果领导人迟疑不决，摇摆不定，群众必定停止不前，毫无进步。 15传统文化总有它极大的惰性，任何世界的变动、文化的变动，“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不管制度如何变，物质生活如何变，思想学术如何变，“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16

胡适对“中国本位”很是反感，提起它时不留一点情面。他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革命既然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本可以借历史之大势摧毁这个“中国本位”，然而眼前的事实让人失望。他又说：“何健、陈济棠、戴传贤诸公的复古心肠当然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何健、陈济棠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盘复古。他们购买飞机大炮，当然也会挑选1935年的最新模特儿，不过他们要用2500年前的圣经贤传来教人做人罢了。” 17

“本位”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但这个“本位”当是“中国本位”，而非“中国文化本位”。常燕生在《文化与教育》上发表《我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简单意见》，如是说。一个是“中国本位”，一个是“中国文化本位”，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对“人民生活﹑国民生计﹑民族生存”三件大事有益，不管国粹还是西学都可吸收，凡无益有害者不管国粹还是西学都须拒绝。此即“中国本位”、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本位，需要的就是这个“本位”。这样就不存在“中国文化本位”这个问题。这是个伪问题，一个没有逻辑意义的随意猜测。中国文化有许多精华，也有许多糟粕，过分强调中国文化本位而忘记对老文化作去粗取精的扬弃，结果必使糟粕泛滥，而与文化建设的本意相悖。 18

严既澄则认为，即使“中国本位”这样的口号也很值得商榷。中国的问题很多，解决之道有两种：西化和守旧，短时间内找不出第三条道路。假如真有第三条道路，也总要去利用世界的、精密的、有效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就是西学，唯西学可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所有国家都在做三件事——重视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生计，争取民族生存，对此不但落后的国家在努力，就是“处于侵略者地位的列强”也同样朝这个方向走。这既然是一切国家的共同目标与“同有的问题”，又何必加上“中国本位”的标签？

张佛泉有《西化问题之批判》一文 19。文章说：要让中国在世界上占有特殊的位置，体现特殊的文化，想法不错，而由此认为学西方，必使中国特色消失，继而无法立足于世界，却是无谓的过虑。张熙若说：自己和十教授一样也“曾经致力于党务”，然而和十教授存在着思想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依然相信和维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十教授杜撰“三民思想”——生活﹑生计﹑生存，取代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尤其是“民权”的思想被抽取。这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

3、反对“折中”与“全盘西化”论的提出

《宣言》反对复古。《宣言》云：“有人以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宣言》拒绝崇外：“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社会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因此要注重中国的“空间、时间的特殊性。” 20《宣言》说：对于欧美文化，吸收其有用者，拒绝其无益者，“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因此坚决反对“全盘西化”。

陈立夫认为文化建设就是建设“中国的本位文化”，唯文化回复“本位”，方可“恢复民族自信力”。他主张“同时采取欧美之长，以补吾之所短，总期推陈出新，化生为熟，以适应民族今日与世界未来之需要，则中国本位文化之建设，对于过去可谓尽其责矣。”陈立夫不反对“科学”。他甚至希望用科学方法对中国文明“切切实实下一番整理的工夫”，“其仍适于今日之环境，且有适应之困难者，发扬光大之。其原意可采，方式已非者，例如神道设教，则斟酌改良之。”陈立夫也重视教育的作用，主张将教育的重点从“君子教育”转向平民教育与农民教育。他设问：是继续去培养“新士大夫”吗？使众多的民众依然陷与茫昧无知之中吗？这样的文化建设将会出现如何的结果呢？他要改变当下“新式教育”的方法，因为“新式教育之结果，亦徒以造成或许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之新士大夫，——城市之享乐者而已，置我国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人民业农为生者以不问不顾。” 21

胡秋原反对以西学替代“中国固有之学”。他感慨中国知识界“或崇拜欧美，或崇拜苏俄，甚至于还有人崇拜日本，各以此自炫”，真是可恶。他欣喜地看到，这样的情况直到欧战，才得到制止，“中国文化界才发春雷而惊蛰”。欧战的炮火打碎了中国人痴迷西方的沉梦，复兴民族文化，营造“精神国货”时代由此到来。然而胡秋原似乎不满意梁启超等人后来将精力投放到“整理国故”中去。梁启超“不仅没有继续努力，而甚至于为‘整理国故’所牺牲！”。整理国故运动，“以标点考证古书代替了科学与民族斗争”，这种不好的东西“不知贻误了多少青年”。他曾痛言清朝“汉学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后来却推翻己论，竟将清代美化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和以前的国学、国粹、中体西用、尊孔复古思想不同，本位思想多了个特点。这就是不反对西学，不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对其作肯定的表白，不反对于传统作去芜取精的扬弃的工作，但就其内里，依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纠偏，对中国传统的肯定与崇扬，对西化思潮的否定与摒弃。胡适、陈序经、严既澄等人看出了这一点，反对“折中主义”，摒弃“乡愿”态度，捍卫西学立场。严既澄在大公报刊登《向“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十位起草者进一言》一文，批评十教授乃是孟子所谓的“乡愿”。何为“乡愿”？“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乡愿遇到事情，总喜欢持调和与折中的态度。中国没有进步，半死不活，就是被这些“乡愿”搞坏了。王新命等十教授在“中”与“西”之间摇摆，实质是以旧学反对新学，以保守反对进步。他们是当代“乡愿”，至今跳荡活跃，害人不浅。

胡适认为当下弥漫着一种“文化复古”的“反动空气”，它“托庇在折中与调和的烟幕弹之下”。因为是守旧的，所以是反动的。十教授的精神内部有保守的心理在作怪，尽管他们的《宣言》反复强调“不守旧”。胡适指出：十教授言称反对“中体西用”，然而百般论说“中国本位”的至关重要，不正是“中学为体”吗？其所谓对于西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口称“不保守，不守旧，不复古”，其实都是“最时髦”的复古论；言说“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其实都是“最时髦”的“折衷论”。十教授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见解表示不满，“这是很可惊异的”。难道“宣言”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不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吗？ 22胡适说，戊戌变法派的维新政纲到后来失败了，失败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主张中，保守的部分远胜过破坏的成分，太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

胡适反对吴景超等人称自己为“文化的折衷主义者”。 23他坚持如下的主张：“不妨拼命地去走极端。文化是有惰性的，这个惰性结果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他声明：“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 24胡适希望一切肯望前看的人们努力进步，让西方文化与中国“老文化”自由与充分地接触，以此打掉“老文化的惰性与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到了那个时候“老文化”将“会因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我们还只仅仅接受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大谈文化折中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25

陈序经，广东文昌人，留学美国归国后，担任岭南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教授、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等职务。他写《中国文化的出路》，就中国文化的未来发表己见。文章说：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经历一场大选择，在找着它的出路。有三条出路摆在中国人面前：其一是保持中国固有文化；其二是于中西之间调和折中；其三是全盘西化。陈序经强调中国的情况不允许它走第一与第二条道路，即既不允许复返古代，也不允许调和与折中，而全盘西化为唯一光明之坦途。

陈序经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同号刊登的胡适的《编辑后记》，及胡适于《大公报》发表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都就“全盘西化”思想提出看法。“全盘西化”由陈序经首先提出，胡适在《独立评论》142号《编辑后记》附议此论：“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26

陈序经回答为什么要“全盘西化”？这是因为：第一，西方文化确实比中国文化进步。中国艺术、宗教、教育、哲学、文学等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即使西方中世纪的文化也较中国好。希伯来文化，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原形态，一直在变化与发展中，直至臻于美妙的高峰，而中国文化从其发生起，就不如西方，且到汉朝，已出现了自动的停滞。第二，在西方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好处，而中国文化中却找不到西洋文化的好处。孔子的道德并不比柏拉图好。“民主与科学”，这些孔子那里都没有，都需要从西方引进。第三，无论喜欢或不喜欢，西方文化是世界的趋势，是现代的趋势。中国的一切事实上已经西化，就是大家的衣食日用也已经逐渐地“全盘西化”。至于“文化亡，民族随之亡”的说法，没有多少根据。古代的文化只是古人努力的结果。现代与将来的文化还要靠后人去创造。文化具有民族性，但更具世界性与共同性。西方文化是全世界的文化、全人类的智慧。对此应取的态度不是找种种理由去拒绝，而当张开双臂热烈欢迎。

1914年的世界大战与1917年俄国革命。这一反一正的事件给予中国人以重大的思想冲击，中国人的西方观由此发生巨大的改观。陈序经认为欧战影响了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的西方观。梁启超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在此期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相互呼应，得出“东方胜过西方”的结论。 27陈序经看到了这个问题。认识到当下“本位文化”思潮的冒出，是时隔十多年后梁启超、梁漱溟思想问题的再现。 28当下社会流行着反西方与反帝国主义的观点，认为西方早已沦落，只剩下“军国主义与金力”，精神空泛，平添无穷的罪恶，而这个罪恶正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所造成，因此中国人的任务就是反对西方的罪恶，并对“罪恶的根源”作深刻审视。陈序经说，持这样的观点是一种“心理变态”。如果真的要去反对“罪恶”的根源——“德先生与赛先生”，那么唯一的出路只有重回孔子之道。民族与国家因此承受永久的贫困与落后。他呼吁：我们既要“享受赛先生的利益”，同时又要承受“赛先生发脾气时所给我们的亏”，更何况所有现代的罪恶都是可以克服的。

所谓“本位”，“本”为根本、本有。“本位文化”就是堪为民族根系血脉的“根本”文化，就是属于民族自身本土的“本有”文化，也就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所谓“位”就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位”又是本来的地位、独尊的地位、主导的地位。因此，“本位”就是“尊位”，就是“主位”（这是最主要的）。这样，三十年代的本位文化运动就是给中国传统文化“恢复名誉”，“恢复主位”正名与扶正的运动。中国近现代有过中体西用思想、国粹思想、国学思想、复古思想，实质都是“本位文化”思想在不同时代形式上的变化。儒学在现代中国能够回复它的“本位”地位吗？即回复到几千年来在中国的独尊身份吗？太平天国用的不是儒学，“五四”“新文化运动”选择的不是儒学，新中国建立后的长时期，儒学更是长处于被冷落与受批判的地位。儒学在现代的境遇屡倡屡难，屡兴屡衰，这个现象值得考量。儒学不是宗教，在中国的渗透力与传承力究竟有多大，这些问题亟须深思。胡适先说要全盘西化，而后改口说“充分的现代化”。问题是不得把“现代化”与“西化”等同视之，“充分的现代化”并非充分的“西化”。充分的现代化，当为以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对中国的旧文化作“充分”的解析、诠释与改造，使之成为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化，而其内涵与本质依然是中国的与民族的。进言之，对于一切世界文化，也非照单全收，而当细细“咀嚼”，缓缓“消化”，作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的精细工作。事实是，当中国人的面前既已出现“中国化”的世界文化与“现代化”的中国文化，当这两个文化业已融和与升华，真正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之诞生，已经翘首可望。

1 王新命、何炳松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

2 王新命、何炳松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

3 王章、惠中主编：《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辞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4 陈立夫，浙江吴兴人（今湖州）。毕业于美国匹茨堡大学，获采矿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国民党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与其兄陈果夫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1935年参与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建设——三民主义即文化建设之纲领》，鼓吹“文化建设”，推动“本位文化”运动。大陆解放后去台湾，又去美国，养鸡谋生。1968年回台湾，任国民党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有《唯生论》、《四书道贯》、《孟子之政治思想》、《人理学研究》等存世。

5 陈立夫：《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建设——三民主义即文化建设之纲领》。

6 陈石泉：《中国文化建设的动向》，《大公报》1935年3月13－21日。

7 穆超：《再论“全盘西化”》，《民国日报》1934年7月10日。

8 张奚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国闻周报》第12卷第23期。

9 叶青：《全盘西化？殖民地化？》，《申报》1935年6月22日。

10 胡秋原生于1900年。字石明。湖北黄陂人。曾入武昌中华大学，又留学日本，归国后加入国民党，后任中国社会民主党干部。抗战时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日报》主笔。大陆解放后去台湾，任台北《中华杂志》发行人，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刊有《中西文化与文化复兴》等，较早提出中国“文化复兴”的概念，其它论著有《古代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等。

11 胡秋原：《中西文化与文化复兴》1943年版。引文录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318—327页。以下不注者皆是。

12 胡秋原：《中西文化与文化复兴》1943年版。引文录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318—327页。以下不注者皆是。

13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第145号。

14 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对不久前的说法作了更正：为避免许多“无谓的文字上的或名词上的争论”，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是“尽量”与“尽全力”的意思。

15 胡适：《文化的冲突》，《中国基督教年鉴》英文版1929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29）张景明译，罗荣渠校。引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页。

16 1935年3月31日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宣言》作直接批评。

17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第145号。

18 常燕生：《我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简单意见》，《文化与教育》第55期，1935年5月30日。

19 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国闻周报》第12卷12期。

20王新命、何炳松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

21 陈立夫：《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建设——三民主义即文化建设之纲领》。

22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第145号。

23 吴景超，1900年生，曾留学美国，归国后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等职。他发表《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一文，称胡适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因为胡适曾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独立评论》上，题目是《建国问题引论》，其中有这样话：“我们要建立一个可以生存于世的国家，问题不全是师法外国的问题。”胡适还说过：我们一面可以从外国制度中学到知识，一面又可以从本国历史中求得教训。吴景超论云：第一，胡适观点与十教授一样；第二，岂止一样，且为本位文化论的始作俑者。陈序经主张“全盘西化”，强调中国文化建设或西化，或复古，调和与折中是不允许的。

24 胡适：《文化的冲突》，《中国基督教年鉴》英文版1929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29）张景明译，罗荣渠校。引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页。

25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第145号。

26 胡适在《独立评论》160号中将“全盘西化”，改口为“充分的现代化”。

27 站在这类观点反面的是胡适﹑林语堂﹑陈序经等人。胡适1923年有《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梁漱溟的亚洲文化论作了尖锐批评。此次“本位文化”讨论，与前次“东西文化”讨论连带且几乎分不出时间界线。

28 胡秋原说：或崇拜欧美，或崇拜苏俄，甚至于还有人崇拜日本，各以此自炫，真是可恶。他认为这样的情况直到欧战才得到制止，“中国文化界才发春雷而惊蛰”。他强调欧战的炮火打碎了中国人痴迷西方的沉梦，复兴民族文化，营造“精神国货”时代由此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