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方比较，人的处境问题在中国文化环境里的表现全然不同（有关西方人的处境问题，另文论述）。一方面，中国文化对人的重视是其他文化所不及的。
《礼记·礼运》大同章（简称礼运大同篇）表述得淋漓尽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大同思想数千年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理想，一直延续到今天。近代以来，康有为曾借孔子之名撰写了《大同书》。孙中山先生把此作为其政治理念，说，“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毛泽东也说过，“《大同书》所写就是我们共产主义者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无疑，“大同”理念是关乎人的，至少是关乎人的“处境”的。
再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隐含着深厚的人本主义精神。孟子赋予老百姓“革命”的合法性；官方主体意识形态儒家也一直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传统社会数千年也的确不断发生这种“革命”，即改朝换代，“天命”从一个朝代转移到另一个朝代。
不过，且不说传统政治下普通人的“处境”，每次“革命”都是以牺牲大量的老百姓为代价的，或者说每次“革命”都是人的危机。实际上，如何逃避这种周期性的“改朝换代”的“周期律”，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人物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中，最著名的属毛泽东和黄炎培之间的“窑洞对”了，毛泽东告诉黄炎培，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方法，即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
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传统上的中国人本主义，和西方人本主义很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今天，这种不同也是很多人对“中国是否已经走出周期律”抱不确定态度的主要原因。不同在哪里呢？很简单，在西方，人是主体；在中国，人是客体。
尽管事实上，在西方，人也并不是永远是“主体”，因为在不同的时代，作为“主体”的人经常被其变化着的环境所异化，包括政治、资本等。不过，人成为主体的理想一直是存在着的，并且不同历史阶段，人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而斗争的。
与之比较，正如《大同书》所示，尽管中国文化强调改善人的处境，但人从来就没有成为主体。在传统中国，权力始终一贯是社会的本体和主体。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养民”的概念，即把老百姓作为治理客体来对待。官方意识形态即儒家基本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统治哲学，即从人的特性来理解有效的权力行使。儒家对“民”的关切，其核心也是皇权，即避免皇权被“民”所推翻，从而失去“天命”。
孟子赋予“民”“革命”的合法性，但从关切人到“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距离，儒家除了发展出了一些有助于统治和消解“民”起来“革命”的机制，例如科举考试和提供最低生存环境，并没有发展出能够“为民”的任何有效机制。很容易理解，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发展出任何类似西方的“人权”概念。直到今天，这个概念对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模糊不清。
如果和西方、印度做一简单的比较，中国文化的特质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印度社会一直受种姓制度所困扰，种姓制度把印度社会分成四个主要等级，一个人出生在哪一个等级，无论做怎样的努力，都不会改变，并且是世代相传。欧洲社会从早期的宗教传统到近代的自然法传统，都强调人的平等性。尽管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但从规范层面始终强调人的平等权利。
中国文化对人的定义
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居中。中国社会没有像欧洲社会那样的“人是平等”的假设，但也没有像印度那样世世代代不可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欧洲人的“上帝”和“自然法”都是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此他们可以说“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或者“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假设，而是通过社会观察到，人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中国文化对人的定义都是置于五个基本关系之中，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从社会阶层看，中国也有“士、农、工、商”四阶层的意识形态安排，也具有等级性。尽管承认社会的等级性，但中国文化认为，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社会流动的。
从哲学层面，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原罪”和“性恶”概念。传统儒家信仰的是“性善”，因此强调教育，并且是“有教无类”，而科举制度在实践层面为社会阶层流动提供了制度机制。
不过，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中国的这些制度安排并非是为了实现人的权利；相反这些安排都是为了让人尽义务和责任，最终目标是为了皇权的统治。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人的危机发生在需要“革命”或者“造反”的时候。印度的种姓制度，低种姓的“民”是没有“革命”的合法性的。如上所说，中国在“以民为本”到“民反”之间缺少一系列制度安排，等到“民”忍无可忍的时候，就直接“造反”。
人权的概念直到近代开始才逐渐引入，成为数代人的追求。但问题是，直到今天，中国人是否真正意识到什么是人权呢？那么多年来，中国和西方在人权方面一直在进行持续的争论。但无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在对中国人权方面的认识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双方所争论的焦点并非中国需要不需要人权，因为中国也从来没有否认过人权；争论的焦点在于不同方面人权的实现的优先次序问题，中国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权利，而西方强调的是政治权利。
这种争论不可避免，也会继续，因为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其实现人权的条件很不相同。不过，对中国来说，这种争论实际的意义并不大。那种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层面上的“人权”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但这些层面“人权”的实现是否表明人权的真正实现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现在讨论“人权”过多地注重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过，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仅仅是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总体社会关系中表达出来的关系，例如包括普通人对普通人、成年人对儿童、男人对女人、医生对病人、老师对学生、老板对下属、资本家对工人、上下级官员等等，而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只是总体社会关系的一个反映。
如果一个人不能把另一个人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具有身份（例如官员、商人、父亲、妻子、儿子等等）的人看，基本人权就无从谈起。一旦把人权和具体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就不是人权了。
无论从今天所发生的哪种社会现象来看，例如精英阶层的腐败、城市“低端劳动力”的被驱赶、层出不穷的虐童案、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被精神病”、中产阶层（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的不确定性、资本的贪婪、社会毫无底线的分化、底层社会群体生存环境的恶劣等等，人们都可以认为大多数中国人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最基本的人权概念，即对人作为一个生命所需要的最最基本的权利，例如正常活着、尊重、体面、荣誉等。
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权利的体现，最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水平或者政治制度水平，也难以保障人权的实现，或者说，难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或者说，如果每一个人不能把基本人权内化成为一个自觉的概念，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都会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中国的人的启蒙运动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中国没有经历过“人”的启蒙，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没有能够从人作为客体的人本主义，转型成为人作为主体的人本主义。尽管西方古希腊就开始重视人，但人的主体性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确立起来的。中国没有经过对人的启蒙，直接进入了欧洲那样的政治启蒙运动。
一般上人们把“五四运动”视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但“五四运动”实际上是政治启蒙运动，而非人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功不可没，但也有很负面的后遗症，那就是人们轻易把事情过度政治化，包括对人的看法。
第二，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的启蒙运动过于强调国家的权利，而忽视甚至漠视个人的权利。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国家所打败，国家主权面临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救国”成为首要的任务。对人民来说，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国家的主权也是人权的前提；没有国家主权，哪有个人的人权？但今天的问题在于，在国家获取了权利之后，人权如何获取呢？
第三，在新国家建立之后，延续了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方法来建设国家。阶级斗争往往把自己一方道德化，而把“敌对阶级”妖魔化。因此，阶级敌人成为了“非人”，因为是“非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之都是“正义的”。文革中革命阶级对“黑五类”就是这样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影子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表现在对疑犯、囚犯、对双规干部等被视为是“坏人”的人方法上。
第四，新的“阶级”斗争基础的出现。经历了数十年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变成了类似于其他很多社会的平常社会，资本毫无节制地贪婪，收入差异巨大、社会高度分化、富豪区、贫民窟等。同时，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为核心的社会政策还没有到位。在基本社会正义缺失的情况下，人权观念很难深入民间，更不用说是相信人权的存在了。
不过，从长历史来看，这并不是说中国发展不了基本人权概念。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西方在不同阶段都经历过，只不过是西方采用进步的方法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与中国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亚洲日本和“四小龙”，也都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型。这些社会并没有演变成西方式社会，但也是实现了基本人权。尤其是，这些经济体内，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作用。这些社会能够实现基本人权，中国也是可以的。二战以来新儒家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如果“人权”的发展仅仅聚焦于国家权力和财富（中国）或者政治权利（西方），不可避免会发生人的“异化”，就很难找到人的位置；相反，人只会是权力和财富的工具。如果那样，无论是政治人物、商人、知识分子，男人或者女人，都仍然不知道人权为何，仍然会找不到真正的人权。
如此说来，在重新强调现代化的今天，关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实现的起点，则是每一个人对他人权利的认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