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国有许多大可注意的特点，其一是南方和北方的大相悬殊。

中国人自己很早就看出南方和北方的不同。他们自己说，南方人喜欢远游，容易采取新的见解，求知识的欲望很深切，容易受人劝导，风俗习惯富有流动性，做事很有火气，他们的政治手腕倾向急进的一方面。北方人恰好相反，他们爱家，情愿困守田园，不容易采取新的见解，很有决心和毅力，主意一经打定，谁都动摇他不得，风俗习惯富有固定性，做事很慢，但很有耐性，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手碗倾向保守的一方面。对中国人不大有好感的人便说，南方人很聪明，但是易于感情用事，不稳健，靠不住，甚至情令智昏，忘其所以；北方人却是蠢到一个不可名状的地步，但是比较诚实可靠。

这一番话，不管说好说歹，都有几分道理。凡是仔细研究过中国的人，也大都可以见到。1911年的革命起自南方，满洲皇帝被迫退位，也是南方人的力量。革命的结果居然把民主式的政府生吞活剥地建设了起来。这又是南方人做的事，这是他们急进的趋向的表现。中国人的公众责任心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所有的一切，只有在南方可以看见，至少是在南方人中可以看见。但是中国北方却始终拥护着旧局面。北方人起初运动复辟，复辟不成功，就把民主政治转变成极端保守的寡头政治，政权完全被少数武人掌了去。用西方的标准来打量，就在中国南方，保守性也未尝不重，但比较起中国北方来，却已大不相同了。我们的观察本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如此我们也就可以说，南方人富裕，比较奢华，比较好逸恶劳，比较喜欢声色货利，比较慷概，也比较不修边幅；北方人比较穷苦，比较省俭，比较严谨、不放肆，比较吝啬，行检也比较整饬。但这许多字眼，都要根据中国文化的背景来体会，不能用西方文化的背景来胡乱估量。

中国南北两部的相反，在许多方面可以观察到。例如南方人，允其是广东人及其他东南沿海的福建人和浙江人，都喜欢远游。总算起来，他们前后到新加坡、马来诸邦、爪哇、美洲和其他外国的不下数百万人。北方人也不无移殖的行为，但移向之地只限于满洲蒙古两处，严格讲来，实在算不得移殖，因为满蒙都属中国的版图，并且移殖的人时常回到家乡，没有打算在满蒙成家立业。南方远游的人，大都在国内外经营着很大的工商业，北方人却很少有这种情形。马来半岛、爪哇和其他东印度岛邦的实业巨子有许多是中国人，他们经营着大规模的蔗糖、树胶（即橡皮）、茶、咖啡等种植业；他们也有在锡矿、糖厂和其他大工业里投资的。

我从前在上海的时候，遇见过一个商界里的人，他和我谈起的经验，很可以做我们上文一番议论的见证。他生在广州，十四岁那年，独自一个人跨海到澳洲去，口袋里只有预备零用的一镑钱。他在澳洲做了二十五年生意，但始终觉得懊洲不是他久留之地，因为无论他的营业怎样发达，澳洲的商人总不给他相当的尊崇与和平的待遇，就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最后他回到中国来，另外设了一个大商号，专和外国顾客交易，信用非常之好，名声也就很大，他所卖的货、中西部都有，品质地道，价钱公道。初开办的时候，他聘任重要的帮手，各部主任等，大都不问地理上的来历，随才任用，大约广东籍的与江浙籍的各居一半。但是后来人选上逐渐发生变动，到了现在，广东籍的竟占了不止一大半。为什么呢？因为据他说广东人的能力比江浙人要强，而可靠的程序至少也不亚于江浙人；严格说来，这两处的人都不能算十分诚实，这不过是比较的罢了。讲起诚实这一层来，倒要推山东人，他们比广东人上海人都强。但是为什么这个商号里，不雇用他们呢？因为他们太迟钝，太不善应付。这位商人自己是商界中的一个成功者，他完全能运用西方商业上货品一律和交易公平的原则，但是对于别的中国人他就不肯轻易置信，因为他最后对我说，中国人做事，除了他个人可以得到的利益外，再也不关心到别的东西。就是为他们自己打算，他们的眼光也往往很近，他们不了解一个绝对的诚实不欺和抑私济公的人，眼前虽吃小亏，日后必收大利。

南方人比北方人精干，也可以从中国领袖人才的籍贯上研究出来。

要确切研究这一层，却并不是没有方法。有一位普莱士先生曾经替我想了一个方法。他借给我一张缙绅的名单，上面所列的是1910年10月间的京城里各部院的大官和各省的封疆大吏，那时候恰好是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从这张单子里，我把凡是得过功名，就是经过科举制度的甄别的官员，不论他是秀才，是举人，或是进士翰林，都挑了出来。有许多武官，当然挑选不上，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科举甄别的手续。

挑选的结果，除了50个旗人，15个蒙古人，和14个汉军的旗人以外，中国本部十八省所产生的共有324人。用各省同时的人口做比例，这324人的分布就非常的不平衡。例如甘肃一省，通常要有人口一千万，才分派得到一个经过科举甄拔的大官员，再如浙江一省，一样一千万人口里，就可以产生差不多40个（38.7）这样的官。

除了河北、四川、扛苏、安徽、江西、浙江比较居中的六省不计外，北方的河南、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甘肃六省中只有直隶高出7.1个之上（达21.5个），其余五省，每一千万人口中，至多只派得到7.1个，至于南方的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推福建最少，然而每人口一千万中，已经可以派到9.6在大官员。中部近海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出的大官员极多，内地三省则又甚少。直隶的情形有些蹊跷，因为北京久为首善之区，数百年来，聪明精干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大都密集在京城之内或北京附近。北京一带积聚得愈多，其余北方诸省就愈觉得相形见绌了。除了有特别情形的直隶一省不论外，从这张大官员籍贯分布至少可以教我们得到一种显明的印象，就是，中国有才力的人、因才力而能够受严格的乡会试甄拔的人、又因此而能在许多人竞争之中得做大官的人，大致愈向西北愈少，愈向东南愈多。我们这个印象的结论，虽不中的，但也不远了。

摘自《中国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