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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多好多年以前，自从电视连续剧《水浒》播出以后，它的主题歌就成了流行歌，其中最画龙点睛的一句歌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士无贤奸，民无智愚，皆奉为做人圭臬，这固然与当下的时代心理有关，但确实说明我们找到了一句英雄性格的通俗概括语，以反叛几千年来“周文圣教”的文质彬彬忍辱负重的过度善良的传统。水浒英雄中，我们打心眼里喜欢鲁智深、武松、石秀更多一些，而不太喜欢林冲，虽然正统文学史总是爱谈林冲逼上梁山的社会意义，而批评鲁智深、武松、石秀个人主义的恩怨私情以及狠辣凶恶。文学史是文人写的，文人都是母性崇拜的老酸，最能体会“周文圣教”的仁义用心。
文人们欣赏鲁智深，总是赞不绝口：“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诚然，如果说林冲是“屈辱的英雄”，武松是“复仇的英雄”，杨志是“失意的英雄”，石秀是“嫉恶的英雄”，鲁达就是“救困侠”。弱小的、忍辱的、走投无路的人们多么希望野猪林里半空跳下一个胖大和尚来，且“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可是自己怎么就成不了一个鲁智深呢！大概就是我们没有智深和尚吃酒啖狗肉的那副德性。我偏欣赏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那股子野性，鲁智深所有事迹中，最精彩绝伦的就是这一段，可惜未看到真实透彻的分析意见。最不可能做和尚的偏要我做了和尚，吃酒不得，啖狗肉不得，想睡觉不得，想到处走走不得，好在智深还没有在风流勾当上开窍，否则做人就更痛苦！可是智深最可爱处就是“忠于自我”，扑倒头便睡，放翻身体，横罗十字，鼻如雷响，起来净手，大惊小怪，只在佛殿后撒屎撒尿，遍地都是，开口“鸟鸟鸟”（就是“ 男性生殖器 ”）的粗言，礼数不到，冒渎清规。没了酒肉，这生气勃勃的身体“饿得干瘪了！”“口中淡出鸟来！”按他的逻辑，“洒家自睡，干你甚事？”“洒家自吃，干你甚事？”所以他吃酒啖肉后被众僧阻拦入寺，便心头火起，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还大叫：“长老与洒家做主！”从深层底蕴来看，鲁智深上五台山，一个英雄做了和尚，英雄意气与那清规礼教激烈冲突，自由天性与那文化处境构成了戏剧性矛盾。一篇英雄传奇《水浒传》最有文化深度的故事就在这一段了。读孙悟空大闹天宫故事也当如是看。
当然故事好读，人物可爱，野性解气，撒赖痛快，而做人在现实生活中当不能如是“到处撒屎撒尿”。这只能告诉你：不是和尚的料子你就别做和尚，你不该像鲁智深那样“天天要吃酒啖肉的偏要走到不准吃酒啖肉的地方去”。可是人生就是“偏偏”这两个字弄人：“我得到我不求索的，我求索我得不到的！”这叫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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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想到古希腊的英雄。
古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是万神之王宙斯和一个国王的孙女生的儿子赫剌克勒斯，这位超人刚刚成年时就有一次决定个人命运的选择：当他在十字路口沉思生命的路途应当是怎样的时候，来了两位高大美丽的女神：一位是迷人闲适的幸福女神，对他说：假使你选择我作你的朋友，我将引导你走最平坦最安适的路，那里没有你尝不到的快乐，也没有你不能避免的不幸！你将不参加任何战争和艰难，你将不用心思，只是享受丰盛的饮食和美酒，极耳目视听之乐，极身体和肉感的满足。你将收获别人的劳力的果实，并得到一切对你有利的东西。另一位是高贵美丽的美德女神，对他说：如果你选择我指示给你的路，你将成为一切善良与伟大事业中的卓越人物，但我没有怠惰的快乐来贿赂你，我将告诉你神祗对于人类的意愿。要明白，人类不经过努力和辛苦，神祗是不会使他们有所收获的。假使你愿意神祗慈善地待你，你必须敬奉他们。假使你愿意朋友们爱你，你必须援助他们。假使你愿意全城对你尊敬，你必须为它服务。假使你愿意全希腊都称赞你的美德，你必须成为全希腊的恩人。假使你愿意收获，你必须耕种。假使你想战斗得胜，你必须学会战斗的技术。假使你想能够支配你的身体，你必须工作和流汗使它坚强。赫剌克勒斯决定走美德女神指点的道路，那时的希腊仍然到处是森林和沼泽,里面繁殖着凶猛的狮子，粗暴的野猪及其他危害人的野兽、怪物和巨人，赫剌克勒斯注定要来清除这些灾害，成为全希腊最不朽的英雄。从此，他的一生就是为不义的统治者欧律斯透斯服役，过着漂泊冒险的生活，在经历种种苦难和建立无数功业以后，死在嫉妒的妻子之手，从人间解脱，成为永恒的天神。
希腊的英雄有很多种，最高一个层次的英雄是神和人的后裔，有伟大高贵和超异的血统，受过英雄的教育，像赫剌克勒斯和阿喀琉斯。赫剌克勒斯是绝无仅有的美德英雄，天生注定负有伟大的使命，可以称为“美德和使命英雄”。阿喀琉斯是人类和女神之子，虽然高尚，但更多人间性格，他的“愤怒”就是自尊心荣辱感和个人利益的表现。不少英雄就是神的孙子或曾孙、玄孙，像阿伽门农、俄底修斯、赫克托耳，还有贵族英雄像狄俄墨得斯一类。仔细一想，可以发现像赫剌克勒斯一样的“美德和使命英雄”的确是绝无仅有的，其余的英雄和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一样，具有双重品质：勇猛和刚愎、俊美和偏狭、威严和荒淫、端庄和嫉妒、气势宏伟和残忍虚荣。说到底，我们真喜欢他们的轻佻风流、游手好闲、无事生非、嫉妒横蛮，迷人之处正在此间，就像喜爱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和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孙悟空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偷桃窃丹嬉玩无度的自由英雄罢了，别跟我们说什么反抗统治阶级专制压迫一类的废话。
我忽然间知道了：中国人从来没有好好明白过“英雄”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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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想了解一种文化的精神愿望，你就去读它的神话吧。读希腊神话，“神”和“英雄”的观念透入骨髓地打入你的心底。沉浸在阳光、吮吸着光明的群山环抱的无数的海湾里，天空阳光灿烂，海面万道金光，好像水波下面光源在流溢闪烁，神在天空飞翔，有时用浓雾隐蔽自己美妙的身姿，英雄驾驭着战车厮杀，然后撕着肉灌着酒在分美丽的女奴和财宝，神看见人类的女孩子生得美丽就任加蹂躏，其结果是无一例外地生下了英雄人物。
英雄为荣誉功业而生，以高贵、勇猛、智慧、善战为荣，由形貌俊美和智慧功业卓越而形成一种超凡脱俗的神性理想，在地上颂之为英雄，能升上天上则敬之如神明。另一方面，英雄和神都时时为阿佛洛狄特赋予的轻佻、虚荣、风流挑动灵魂的冲动。这样，神和英雄的天性不过是一种追求美的理想、人的欲望的超越躁狂，越卓越，则越冲动越任性。卓越使他高贵伟大，狂躁使他生气勃勃，风流使他迷人可爱。浪漫理想，美的性格。
真正的英雄基本上是超越道德的。
可怪的是中国开天辟地时是没有“英雄”原型的。中国没有宏大叙事的神话。在断简残章的零零碎碎的神话中，只记载了补天、逐日、填海、射日、奔月一类自然神话。讲到神话，中国人只是现出一脸的莫名奇妙相，就让一批神话文化学者去考证和解释其象征意蕴。何况这些神话还是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才整理发掘出来的呢！
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是由抒情诗和历史记载、政治哲学典籍所奠定的，与神话和史诗无关。
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公元前800年，雅斯贝斯理论），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文化大师，还有作为经典的《诗经》、《左传》一类著作，他们总结的中国文化的理想原型是“圣人”――尧、舜、周文王、周公，或逍遥游的圣人神人至人。圣人们制礼作乐，仁治天下，是政治君主和道德君子，或是避世的超脱者。《诗经》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农事诗、日常生活诗、爱情诗，没有战争的战争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怎么求？钟鼓乐之地求，据说还是性想象中的文质彬彬的追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的向往；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 猃狁之故，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一面打仗，一面想家；明昭有周，或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以武止戈的安抚天下的周文圣教。在《左传》中，所谓善叙战争的史书记载的是怎样符合仁礼民心的战争政治外交策略，战争场面了无生气。
所以中国上古时代总结的精神原型不是尚武勇猛狂躁冲动的英雄浪漫主义，而是和平柔弱仁义谦恭的周文圣教主义。再直截的说，中国人的天性就是爱好和平善良克制的文弱之德。
中国神话中的女神与情欲无缘，不是独居就是弃夫，不是无夫就是无性。中国没有爱神。
中国关于女性的原型有：慈母、后妃、烈女、观音、巫山神女、妖妇、与情欲有关的是巫山神女，即伊人一类，性幻想的对象，表达性失落的惆怅，可望不可即者，还有祸水的妖妇。中国爱情文学不是情爱性爱的浪漫故事，只是婚姻一波三折的故事。
从人性角度而言，“英雄性”与“性欲情”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希腊英雄的特征就是尚武善战＋风流浪漫的性格。西方文化的理想原型是英雄＋爱神，中国文化的理想原型是圣人＋慈母。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老子）以柔克刚，以文制武，为而不争，“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的思想其实是中国人的本质概括。
指出中国人没有英雄主义精神，可能会引致群起而非之，但你可以 扪心自问：你心中的英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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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英雄”一词源出于哪里？汉代班彪《王命论》说：“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又三国时魏刘邵《人物志》有专论英雄：“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即文以英为名，武以雄为号。
其实一种文化怎么能没有英雄呢？英雄不过是人之中的卓越人物而已，凡人群中必有卓越之士。但若果这种文化的集体主义和道德主义占了主导地位，卓越之士就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要么窃国践世，道德为我所出；要么为王效命，收敛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要么逃之夭夭，做草寇之英乱世之雄。所以中国不是没有英雄，是它的英雄类别是这样划分的：失意的英雄――如李广、岳飞、辛弃疾类；乱世的英雄――如三国时候的关张赵之类；夺得王位的英雄――如刘邦、曹操、孙权之类；造反的英雄――如梁山泊好汉之类；忠君的英雄――对上战战兢兢，处世小心谨慎，但确实功勋卓越，如卫青、霍去病、徐达、曾国藩之类；被镇压的英雄――如韩信之类；善于保护自己的英雄――如张良、陈平之类。在中国这种文化背景里，只有奸雄和功成身退的英雄可以存世，其他英雄都活得太辛苦。老百姓想想：我有本事却不够奸滑，夺不得天下；辛辛苦苦建功立业以后，又要小小心心做人，否则就做不成人，要不就要告老还乡，罢罢罢，倒不如做顺民算了。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有一段话很精辟：“有两个因素很少引人注意，但我认为它们会阻碍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一是缺乏人才，在有能力跻身于上层社会的人们中间，只有少数在思想或品德上具有真正的活力。能力并不等于诚实和勇气。勤勤恳恳和老老实实并没有带来像美国人那样的成功，在这儿比任何其它地方都更需要花言巧语，阴谋诡计，品德若不和狡黠同时使用，仍将一事无成。美国的伟人们只要照着教科书上的至理名言去做，就可以达到人生的顶峰，出人头地，在这里却会尚未长成，就被扼杀了。……另一重障碍是宗派主义。……”（《费正清自传》P315）
缺乏人才和宗派主义是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致命因素，也就是说人人习惯性互相傾轧，互不合作，互相陷害（中国人有过度的小聪明而缺乏大智慧、大胸怀和大气度），谁都不能成为个人英雄，只能组成一伙伙的宗派，再维持成为一个集体主义。不能成为卓越和可合作的个人英雄，却要修炼一种奸滑狡诈的做人本领，然后根据利益需要结党营私，这是病根所在。这种说法太惊心动魄，令人痛苦和厌憎，但恐怕是事实。又有一个有洞察力的外来人士说：阻碍中国人进步的主要毛病是不诚实。
中国文化是德礼文化，它在“轴心时代”建构了中国人的道德伦理的禁忌体系：礼，把神和英雄观念从人的心中驱逐出去，而强加给人无数的责任和义务。责任和义务是消极的，不包括任何积极的理想，而只有礼的约束和禁令，你必须压制欲望和个性，礼成为内化的禁令即道德律令，使你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但它不可能像神的崇拜和英雄的向往一样给人新的积极的自由理想。（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P147－149）个人天性、欲望、才智要受到压抑，要么成为愚民，要么经过化装成为狡诈的道德君子。
“周文圣教”的文治礼制抑制放荡不羁自负逞强的个人英雄主义，结果造成了中国人阳刚之气的隳沉、男子汉气质的弱化雌化，造成狡诈小人与宗派主义大盛于世代代绵延。名曰集体主义，实为私利主义；表面爱国主义，实则卖国汉奸；没有了个人英雄以后，灾难之来，轰然坍塌，漫漫长夜，淹洄水而凝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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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英雄怎么可能没有的呀？不过没有英雄产生的机制的环境，英雄变质罢了。在中国，仿佛是出了一个告示牌，上书：“枪打出头鸟！”于是那些本来卓越的人物，或者成了奸滑之徒，或者成了专制之君，其余的成了“异人”。
什么叫“异人”呢？异人就是天资卓异之人，功业、名望、神奇天才、智慧都是异人和英雄的特征，但异人还应有神秘的“异乎寻常之性”。“异人”最早出《诗经•小雅• 弁》：“ 岂伊异人，兄弟匪他。”是指关系疏远的人。《汉书•公孙弘传赞》有：“群士慕响，异人并出。”晋陆机《为周夫人赠车骑》：“京城华丽地，璀璨多异人。”这样看来，异人多指有奇特才华的文人。按德国汉学家顾彬意见：“‘异’可以用来表示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与‘异’相对的乃是自己。‘异’也表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关于“异”的研究》）中国人认为“异人”是不寻常的、与自己关系疏远的、怪异的、畸特的、神秘的，这些人是出世的、绝俗的，当然是常人不可了解的，与世俗不同的。在一个求同不存异的文化氛围里，自然就分出一批奇行独立的“异人”了，所以中国文化就有异人的原型。据顾彬说，英文没有“异”的要领。西方文化是人人独立自我，不求同而存异，当然异是正常，不必专门分出一个“异人”的概念专指一批另类。
异人在中国有文异人，有武异人。打小时候我们就仰慕异人，读旧小说，每逢看到憋气的地方，就希望异人出现，果然异人就来了，大快人心。异人异得离奇，异得神秘，越加仰慕。林纾有一篇传记文字《庄豫》，记一名台湾剧盗，善飞镖、飞行绝迹，日可四百里，飘忽无常，性侠烈，剽劫所得，悉赡贫乏者。官府捕急，悬金购赏，庄豫藏民家，人咸不举以告。有一纪姓土豪，父子八人，鱼肉乡里。纪豪第三子纪傻强抢一郭姓美女，郭父母从哭数里，泪尽而暗。一丐引其往求庄豫，入山三十里，于深潭上之茅茨拜见庄豫，乃一瘦峭少年，目光四射，眉长入鬓，气概凛然。庄豫诺，入室弗出，忽然已行。是夜纪傻欲犯郭氏美女，女大哭，声彻户外，家人大笑，纪傻不得逞，则痛鞭之，女创重且死。忽闻瓦上人语：“傻今夕花烛，奈何使新人受笞？”纪侯一家俱惊，然欲与庄豫决一雌雄，于壁间出长剑，青光凛凛，剑至如风，庄已飘瞥于屋隅，又越其顶，又超登案上，践瓶胆而立。纪侯二子奋长槊仰而桩之，庄出一丸中其目，立仰，又出一丸，中纪傻之阴，仰于地，庄曰：“今日若出吾镖，尔家无类矣。”遂负女于背，登屋而逝。后庄为所狎妓荷醉酒中置药，为官府所缚，临刑言笑自若，谓“一生急人之急，但不知古人中何人似我，恨我不读史，无能举以自方也。”其实无它，不过是鲁智深式的“救困侠”而已。此类侠士，武功与行迹达于神奇地步，如智深倒拔垂柳，武松赤手打虎，百姓传颂为神，说明英雄而至神奇即为异人。但中国之武异人，并不生活在人间，只在江湖上神秘其迹，越传越神，遂有武侠小说大行于世。正如林纾在传末所说：“余疑事迹似近点染，顾小说家又好拾荒唐之言，不尔，文字不能醒人倦眼也。生平不善作妄语，乃一为小说，则妄语辄出。”这是老百姓文化心理的期待需要。中国是一个不断期待异人出现的地方，凡人活得腻腻的，倦眼昏然，怯怯懦懦，总需要有个把异人出世，大济苍生，才有惊采顽艳的生趣。侠士是一种，文化异人又一种。孟子说：仲尼不出，万古长如夜。又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这就是后来唱“东方红，太阳升”的心理原型。从文化节奏的变化来看，在一个超稳定的庸人社会里，必须在若干时候出一两个异人，以惊世、救世而玩世，则大慰苍生沉闷之心耳。
说到文化异人，中国多的是。例如魏晋绝俗的名士，魏晋是一个异人辈出的时代，所谓名士，就在异于纲常名数的性情智慧，敢于且善于独立特行，任情疏懒，佯狂纵酒，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风神潇洒，不滞于物，遗落世事，不修令誉，方为名士。像嵇康，立若孤松之独立，醉若玉山之将颓，天天抱琴抚弦，时而盘桓山泽，时而走访友好，喜睡懒觉，一月之中常有十五天不洗脸不洗澡，甚至常忍小便，“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写了一篇名文《养生论》，来到洛阳，京师人都把他看作神仙。不管司马氏朝廷怎样专制，他依然刚肠傲兀，至被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欲助毋丘俭”反之罪名被杀。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嵇康为师，司马昭终亦不许。临刑之时，神色不变，顾视日影，索琴奏《广陵散》，唯一遗憾的，只是“《广陵散》于今绝矣！”这真是专制时代里最典型的异人了！
狂与逸,是中国文人之异性，进而至于怪、奇、放、诞、畸、痴、峻、傲、孤、诡、僻、丑、风流、诙谐、颓废。
义与侠，是中国武人之异性，进而至于神、刚、烈、凛、冷、狠、嫉、毒、磊落、绝踪、禁欲、快意、恩仇。
无论文与武，原型均出自庄子《大宗师》所说：“畸人者，畸于人而 侔于天。”
呵呵，在万古长如夜的专制社会里，真是大快人心的传奇的存在啊，“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有异人，必有“传奇故事”的文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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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类社会中，无论何种文化类型，都必有英雄与异人。我觉得西方文化是彰显“英雄”而忽视“异人”的模式，中国文化是彰显“异人”而忽视“英雄”的模式，突出某种原型分别表现了中西文化的根和本质。英雄是入世的，既建功立业，追求冒险与荣誉，又风流浪漫，是人世间的个人英雄主义，所以西方的神话、史诗、小说的模式是：由个人英雄展开其生活多方面的描述和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而英雄与美人情感纠葛为交织始终之副线，黑格尔在《美学》中特别指出：“特殊的史诗事迹只有在它能和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时，才可以达到诗的生动性。”《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中心，《奥德赛》以俄底修斯的冒险为主体，《艾凡赫》、《斯巴达克斯》、《红酋罗伯》、《战争风云》莫不如是。西方人认为：：“一个人如果是最优秀的人，就抵得上一万人。”（赫拉克利特语）是英雄就让他在人世间逞强，个人主义是独立承担责任，以个人品行智慧在人间创造卓越功业，满足个人意志，同时与团体合作。英雄本事不应该遗落世事孤芳自赏。各行各业都有英雄，所以卡莱尔《论英雄和英雄崇拜》分论作为神的英雄、作为先知的英雄、作为诗人的英雄、作为教士的英雄、作为文学家的英雄、作为帝王的英雄。美国人认为今天“英雄”一词适用于所有的人，“英雄” 让人看到人类天性所蕴藏的能量，英雄创造历史。西方人如果将人看作“异人”，只不过是看作异于平常的人罢了。
中国文化却是英雄弱化、异人辈出的模式，不是这样说吗：“人民创造历史，必须批判个人英雄史观”。中国人深深知道：在人间做英雄难难难，苦苦苦，吃力不讨好，就像戏台上的人物，最先出场，最早死去，观众是没有印象的。中国小说的模式是：众多英雄集体行动大小故事密集型进展，作类型化宏大叙事，不突出个人英雄，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演义全传》。又可怪者，英雄建功立业后总没有好下场，如杨家将、岳飞等。水浒英雄个人自由生存时就光彩熠熠，一纳入108人集体之中，就全无生气。所以就教导人们：做出世的个人主义者自由，在集体中创业无能。于是中国就异人辈出了。异人是出世的，天不管地不管人不管，“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此逍遥游气质即异人之真精神也！异人其性情才华光彩熠熠，但离英雄业绩则十万八千里也！此集体主义文化模式下中国英雄之异化，游侠也好，游士也好，都不是历史进步所需要的，可是中国人只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世说新语》与武侠小说而已，心慕名士，期待烈侠，异人一出，大慰平生！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以血缘伦理为根本基础建构起来的人情政治社会，所以家—族—乡—党—国便有了共同的文化基因：集体永远高尚于个人，个体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整体。互相不离不弃亲亲密密勾心斗角的集体主义，捆绑在一起互相制约但是互不合作的整体社会，既非常有人情味，但是又极度窝里斗。这个文化模式拒绝个人独立的自由主义：假如儿子长大了，也不能离开家族乡党，形离神亦不离。如果离开了，也要立法规定你在物质和精神上赡养父母，照顾人情。假如你从政了，你就必须以人情关系至上的社会道德成就你的事业，是为“人脉决胜天下”。于是腐败便不可或缺地潜滋暗长地繁荣昌盛了，于是法治便永远胎死腹中，于是英雄都要在人情伦理道德的窝里斗中间完全软化，于是你的流氓脾气江湖习性便十分地圆熟练达了。
这是一个极权集体主义、国家整体主义与散漫自由主义、流氓解构主义两极相反相成所成就的中国文化模式，国家至上与江湖神秘异质同构。登上庙堂便是流氓穿上了朝服，游走江湖就是 “道貌岸然的君子” 还原为异人。中国式的英雄是国家主义面具的大盗，而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便是流氓社会中的异人。
生活注定了鲁智深要上五台山做和尚，武松做行者，真是英雄气短，悲莫名兮。到那时“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过是掼倒山亭，拿了小和尚的光头 哔哔剥剥凿而已。那时候鲁智深和武松若果知道赫剌克特斯和阿喀琉斯的故事，岂不羡煞死人！宜乎水浒英雄悲剧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