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群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杰出的人物。所谓“杰出”，就是出类拔萃，精神品质或者生理品质突出于群体的整体水平之上，“杰出”的内容，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文化的不同状态而有所不同——原始社会，一个人杰出是因为他具有强健的体力，可以快速奔跑，并且有高超的智力，能够猎取更多的猎物；封建时代，一个人杰出则可能因为这个人具有传统道德，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素养和才能；在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人杰出，则要求这个人具有健康的人格，能够做有益于全体人类或者身边人福祉的事情；在社会主义时代，一个人杰出，则必须体现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即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国家、集体的长远和现实的利益……可见，杰出者都深受他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基本价值观的约束，既不能“不达”，也不能超越。从这个角度上说，杰出人物，或者说英雄，是特定时代产生的特殊个体，脱离了时代的条件，这些人将变得难于理解，甚至很怪异：在今天，一个能够快速奔跑的猎人不会被我们尊崇为英雄，相反，我们会认为那个家伙很疯狂，或许可以被归入到“畜生”之列；一个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家在中世纪或者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就是大逆不道的人，需要被“凌迟处死”，就像当年在北京菜市口喋血的“戊戌六君子”那样；同样，中国的雷锋、王杰之类的英雄，在美国尽管也会获得某些赞誉（比如全人类都视为美德的关心和帮助他人的品质），但是美国人自己不会按照中国的标准制造和推崇他们自己的“雷锋”和“王杰”，因为美国佬有美国佬的英雄标准和个体行为的价值尺度。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引起我注意的不是这个问题，我注意的是：现实中的英雄是在何种条件下成为英雄的？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下面，我讲述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九九一年（那时候我还在西安工作），我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请求我帮助他撰写一部电视连续剧剧本。事情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洛泉地区委员会（请原谅，我必须隐去故事发生地的真实地名，下同）宣传部和教育局决定大力宣传本地区北部偏远山区的优秀教师李保生（我同样隐去了人物的真实姓名，下同），拟出巨资邀请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以这个教师的先进事迹为素材的电视连续剧，事情进展到一定程度，却因为剧本问题搁浅，我的那位朋友希望我帮助润色一下，他说：“钱不成问题，稿费，出差费用，都由洛泉地委宣传部和教育局解决。”当时，我的个人生活中正面临钱的问题，突然遇到“钱不成问题”的事情，自然很难抵御这种诱惑，于是，就把事情承揽了下来。
或许是我太认真了，我竟然提出去见一下那个著名的乡村教师李保生，去跟他生活一段时间，了解那些先进事迹，了解李保生的内心世界。洛泉地委宣传部和教育局无条件支持我，这样，我就到李保生所在的洛泉地区阳山县崔家沟公社老虎凹村去了。阳山县教育局局长马三生同志亲自陪同我到了老虎凹，陪同我吃了午饭，然后，工作繁忙的马局长就返回县上了，我独自一人在老虎凹住了下来。在此之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李保生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带领这个乡村小学的学生，勤工俭学，盖起了漂亮的校舍。我就顺着这个线索进行采访，从县教育局印发的材料和即时采访中，了解到很多细节，李保生也成为了我无话不谈的朋友。
我在老虎凹呆了三天，这三天收获巨大。
我临走的那一天，李保生告诉我：“其实，学校不全是勤工俭学挣来的钱盖的，县教育局给我解决了百分之九十的建设经费，才把它盖起来。”
我当时很吃惊，这等于摧毁了李保生先进事迹的最重要基础，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对这个世界有了基本了解，知道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所以也就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儿，继续用以前宣传的口径写作剧本，继续拔高这个“虚假”的典型……我写出了剧本，拿到了阳山县教育局支付的稿费，电视连续剧被拍摄，被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这件事就隐没到我的记忆深处去了，我和李保生早就失去了联系。
最近几年，我在写作长篇小说之余，一直在构思和写作一本或许可以被列入政治哲学方面的书，着力探索强力状态下人的生存处境问题，为李保生写作电视连续剧（确切地说是为洛泉地委宣传部、教育局，为阳山县教育局写作）的事情就被调动了起来，成为我的考察对象。
当年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有三个方面的动力：一是我这方面想拿一笔稿费的动力；二是李保生想在“典型”的保护下继续获得县教育局、地委宣传部和教育局支持和帮助的动力；三是洛泉地委宣传部、教育局以及阳山县教育局以此作为“政绩”的动力。这三个方面的动力消泯了“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反映事情”的原则，使得被反映的事情在与事情的真相背道而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那么，在这三方面的动力中，哪一种动力又是决定性的呢？这就需要把我上面的排序颠倒过来：处在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动力来自洛泉地委宣传部、教育局以及阳山县教育局，我们可以用“权力”来概括它们，换一句话说，权力的政治需要导致了对事情真实性的扭曲，然后才外延为第二动力的产生：李保生想在“典型”的保护下继续获得县教育局、地委宣传部和教育局支持和帮助。有了上面两个层面的动力，才有了用于宣传这个先进典型的资金的进入，才有了我想从被扭曲的事情当中获取稿费的动力。
很难对这三个方面的动力做道德判断，就像我当初很难对李保生有意利用权力的需要达到增强办好学校的实力的行为做道德判断一样。归根结底，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件事所蕴涵着的丰富的社会学内容，也是最近才被我注意到。
下面我就来说一下被我所意识到的东西。
权力状态下的英雄价值，无论多么冠冕堂皇，反映的实际上都是权力的内在渴望。那么，在李保生事件当中，权力在渴望什么东西呢？我认为，权力在渴望被更高的权力的认可，权力从这种认可中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以及谋求更大权力的期望值。也就是说，阳山县教育局试图通过李保生这个典型说明自身工作的成绩，洛泉地委宣传部和教育局也试图通过这个典型向更高的权力证明自身的价值，他们具有将这种价值变现的丰富手段，比如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宣传的公共资源，比如可以进行巨额的资金投入……在这个过程中，李保生在哪里？尽管名义上他仍然是整个事情的主角，但是他实际上早已经被抽象化成为了一个符号（当年给我感触颇深的是：阳山县教育局马三生同志对李保生个人生活状况完全不感兴趣，马三生同志却极为关心我的剧本写作情况），一个被权力榨取政治利益的抽象物。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内容被扭曲和夸大，几乎无法避免。
于是，权力状态下的英雄价值，必然与英雄的实际价值悖反。我们经常听到某位去世的官员被作为廉洁奉公的典型宣传，经常听到某位典型被塑造成为疯狂的利他主义者，就是因为权力有宣传这种价值观的巨大动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价值观往往与英雄人物的实际的精神图景风马牛不相及，有的时候甚至完全颠倒。
这种状态造成一个严重的现实结果：英雄人物的利他主义行为与我们日常感受到的人际关系状态距离极为遥远，那些对英雄人物的宣传由于肩负证明社会美好、并倡导一种价值观的政治目的，则越来越缺少现实性的依托，越来越不能感动我们……结果，所有的宣传就成为了宣传，仅仅是宣传。“雷锋三月来，四月走”，并不是因为雷锋的事迹不好，而是因为被宣传的那些行为在生活中很少被经验所证实，是因为雷锋压根儿就没有进入到人们所生活的现实当中。所以，雷锋总是四月走，人们总是在没有雷锋的日子里度过漫长的十一个月，然后等待他再来——再来的仍然是宣传。
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居然一下子如此人欲横流，贪官酷吏如此猖獗，道德如此滑落，人与人之间如此冷漠……或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连篇累牍、无休无止的虚假宣传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假设我们摆脱权力利用典型进行宣传的动机和欲望，把杰出人物的真实情感真实地摆在人们面前，那些事情可能不像目前被宣传的事情那样辉煌，但是它会打动人，人们不会有被欺骗和愚弄的感觉，会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会促进这个世界的和谐。但是权力不主张这样干——具体地设想一下，假如我真实地描写了李保生的智慧（利用权力的宣传动力来获取小学发展的条件，在我看来无可厚非），那部电视连续剧还能够被拍摄吗？还能够被播出吗？还能够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吗？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身影，决定着事情何以这样发生而不那样发生，这就是被波普尔归纳为“历史主义”的那种价值观——历史发展、人类社会存在以及人作为个体的生存，都必须为一个终极的历史目标服务，这个目标，在我们这里被宏观地描述为“共产主义”，就微观情景来说，则是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共产主义实际上仅仅是一个招牌，推动事情这样发生而不那样发生的根本动力仍旧在于：权力的现实欲望和权力的现实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解释“历史主义”了——它是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制造出来的历史的终极目标，这是一个十分辉煌却虚无缥缈的目标，这个目标遮掩着权力的一切欲望与贪婪，遮掩权力对于社会的人和个体的人的操纵，遮掩现实生活的任何真实图景……社会就是这样进入到虚假之中的。
前几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市市委书记因病去世，被树立为人民的公仆，被强力宣传，排演了话剧《好人某某》，没想到后来发现这位“好人”生前曾经卷入几宗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据说从这个“好人”家的墙壁夹层里挖掘出大量现金、财宝），好人成为了坏人，于是，有关宣传部门紧急叫停《好人某某》的话剧。这件事是一个讽刺吗？不是，这不是讽刺，这是真实的写照，这个写照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在权力的价值系统中，人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历史主义的目标，是权力的合法性存在的现实证明。
权力的确非常成功地获取了它所需要的东西。
权力总是能够非常成功地获取它想得到的任何东西。
（2007-3-25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