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省遇到一个知道姚立法的80后潜江人，感慨系之。搜出这篇小文。)

吴思先生在《出售英雄》的文章里极为朴素地讲述了中国人的英雄故事。他考察历史，以为对中国人而言，英雄乃是顺民向暴民转变的催化剂。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旧历二月，浙江宁波府鄞县的农民因两项土政策闹事，放火烧了宁波和鄞县的衙门。挑头反对税收土政策的人叫周祥千，领头反对食盐专卖土政策的人叫张潮青。功成之后，即官府同意了考虑百姓的利益时，周祥千自首，张潮青和俞能贵被老百姓抓获送交官府，这些代表当地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英雄，其最后的归宿是在大多数的沉默里(复归于顺民)被官府砍首;他们本来可以揭竿而起，与当时西南一带的太平军呼应或汇合的。读这样的英雄故事，“千载以下，犹令人叹息”。尤其是对自首的周祥千，吴思先生写道，“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英雄，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胁和利用民意的时候，主动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挺身当了民众贡献给统治者的牺牲。我对他们充满同情和敬意”。

的确，无论叙事如何宏大，论说如何高蹈，情感如何微妙，认知如何精细，我们大多数人还是要在大地上过平常的日子。那些以牺牲自身而提高了我们生活的水准并保证了我们生活秩序的人是真正的英雄。这类英雄在聪明人眼里是傻子，是乡愿和犬儒竭力要与之保持距离的异端。我们总以为英雄是那种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艳羡之心，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大言者，是要做官杀人放火等招安的绿林好汉，是十步一杀千里不留的侠客，是一言而为万世法的吏师，是满腹经纶而气自华的学问或知识。我们很少想到异端可能是英雄。

由于缺乏更大的参照、声援，这类异端在我们历史的长河里如花激荡，转瞬逝去，河流依然，天地依然。这些如花的英雄在我们眼里也许只能以叹息来酬对。——为什么我们不起崇敬之心，无有膜拜之情，不像对我们社会公认的“英雄”那样心向往之?周祥千的努力使农民每年都可以少交一千多文钱，张潮青的闹事使当地农民的盐界得到了官府的认可划定。仅仅这么微不足道的收获，却也必须有英雄的献祭才能取得。但周祥千的妻子从此发了疯，整天在南乡的田野里乱跑。而东乡人也觉得张潮青和俞能贵起初是为了乡亲，恳请不要悬挂首级了，免得乡民“目击心伤”。官府接受了建议，让地保将三颗脑袋埋了。

我们只能以叹息酬答。我们以前太爱把英雄想当然地理解了，正是这种高标使得我们对现实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似乎没有了英雄之路，没有了英雄用武之处，也就没有了作为看客的我们的生活。北岛曾写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事实是，能做好这么一种正常的人，就要做牺牲，就是我们社会里的异端。我非常赞同吴思先生把这类异端称之为英雄。

现代文明社会以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宽容使得这类异端如鱼得水(他们不必付出牺牲生命的代价)，转型社会更需要这类异端争取公民权利的充分获得和享有。我们社会里有不少这类异端，他们是我们时代的真正英雄。就是说，只要我们诚实，我们对英雄的想象就不必追溯历史或纸上，就不必感叹没有英雄的年代只能触触电做做学问这类无聊之事而遣有生之涯;英雄就在我们身边，英雄是我们受到管制或有了异化现象时的人性和神性，人生的无限丰富有待于我们以包容了神性的人的精神来落实。

我想到了我在潜江刚刚认识的几位英雄。

今年上半年，湖北省潜江市的人大代表姚立法自费调查该市非法撤换村民选出的村干部的情况，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姚立法本人正是我们社会里的英雄。他作为从票箱里杀出来的人大代表早就是地方官员眼里的钉子，《民主与法制》时报今年6月25日的头版标题即是，“这位人大代表为何被称为无赖”。报道引用了市政府秘书长的话，“姚立法动机不纯，反映问题片面，沽名钓鱼。当时教委把握得不好，使他在教育选区竞选成功。他家徒四壁，窗户连个玻璃也没有，小家管不好，何以治大家?!他水平低，素质差，像地摊上的混混、无赖!如农民负担、下岗失业是普天共存的问题，如果带着有色眼镜看，那会没完没了，可他偏偏像个苍蝇，哪里有垃圾，就往那里飞!另外，他有政治野心，还想竞选市人大常委、民主副市长、省人大代表，真是厚颜无耻!”

我去潜江的时候，已经是这一报道半年之后了。离开北京的时候，天气阴冷得很，我在寒风中等人，丝毫不知道我会遇上活生生的心灵，活生生的中国英雄。我所知道的世界里正在为美国人罗尔斯的“魂归道山”热闹着，正在为宪政主义的名词概念和主张争论着。我到潜江，却也正赶上当地有关部门要处理姚立法印“非法出版物”的事(他为了普法自费为村民印了《谁当村官，村民说了算》的小册子)，并荣幸地收看了当地电视台报道姚立法偷政府文件的事件(只是没从电视上看到姚立法的头像，人大代表为何要“偷”政府文件?)。我们接触了当地的官员，也跟姚立法见了面，他们基本上不可调和;从现代社会的建基原则看，他们也不应该调和。只是我们还在转型适应阶段，我想姚立法完全有可能被牺牲掉，假若我们不能保证这一立国原则或不能保护我们的社会空间的话。即使如此，在这个迈向新生的民族历史里，仍有英雄的献祭牺牲。我在潜江也看到了已经被牺牲掉的英雄。这个英雄的名字叫王知海。

在中国财经界或精英层享有盛誉的《财经》杂志今年第十一期里有着关于王知海的文字：“对撤换后的指定、任命、内定、委派，农民是不接受的。”张金镇西湖村的王知海对记者说。王知海本人当选为村主任后两个半月，在财务清理中，被镇里下通知撤换，遂走上投诉之路，最终起诉张金镇政府，一审二审均被潜江市法院驳回，又愤而起诉潜江市政府，8月6日递交诉状，汉江中级人民法院至今尚未对是否受理做出裁决。

我见到王知海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们先已走访了西湖村的村民和干部，那是个非常穷的村落，虽是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村民们的住房却建得破烂，跨过门槛，堂屋里的土整得并不平坦，天色已暗，家家户户却不开电灯，多坐在一角里熬时间(也许跟城里人的“杀时间”或“网上冲浪”异曲同工)。据说为落实税费改革的措施，这个村的人均负担已经从二百多元减到了一百多。我想这里应该有姚立法、王知海以及不知名的英雄们的功劳，没有他们对村民权利的争取，官员们对减负政策就不会有这种形式的较为严格的落实。我去的时候正是这里的村民换届选举的日子，但这里不像“当时教委把握得不好”，而是把握得很好，王知海仍是主任候选人之一，只是他基本上算是陪选者了。我们见到王知海，他把自家屋里的电灯拉亮，滔滔不绝地对着同行的记者讲述对这次换届选举的意见，他只得了很少的票，他基本上被限制在选举的准备工作之外。他用不太好懂的方言对记者倾诉，在我听来恰恰是英雄末路。在市里的干部催促下，我们离开，临走看到王知海孤零零的身影，我对记者说，王知海这次“死”定了。两天后传来的消息，王知海落选。

尽管我明白记者报道的内容远不及真实的丰富，“下面”，这个表示真实的当下社会或基层社会的词对浮在上面的我们而言往往意味着复杂、绞缠、多面，王知海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王知海的亲人都表白说他是个神经，但我还是把王知海称作英雄。这个瞬间即逝的英雄改善了村民的生存格局，虽然只有极微小的改善;这种改善远重于“上面”的说词，远重于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我还见到了严清金老人，他是个退休教师，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所有的知识乃是对我们社会标示的规则的熟悉和领会，他的工作就是消灭一切潜规则，而让我们的社会秩序得以按正常的规则运转。正是在他面前，一些地方官员矫舌不已，他们面对一位极熟练地掌握着中央体察民情的政策的老人无言以对，用他们的话说，严老师对中央精神和各类法规文件比他们都熟悉，他们得让严老师几分。不要小看了严老师的工作，他为市民、村民争取公民的权利;宪法、法律和中央政策的条文在他的血液里，因为他心里有民众，因为他心里有民众的生存的边界。我在笔记本上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笔下的一句话是活着的人的精神，是无助无告者的炼狱之门。开门吧，芝麻。我还记得在一群村民中间，严老师气愤地拿着他保存的农民负担卡来，指着上面的承包耕地数，居然把自留地和宅基地都算作农民的承包耕地数而要他们每年交税。这个数额可能不算多，半亩地，一年交上百元，顶城里人进一次餐馆，却是农民的负担。其存在也是社会的不义。农民们对不义的看法只能是来自这一点一滴的行为。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自己的感慨，我们“上面”的概括性描述，一两句话，确确实实地，是几位村民各自心中的千言万语。严清金老人所做的正是这样的把言语和正义还给民众的工作，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中国的历史应该为他们留下一席之地，太史公的刺客列传，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其后四十余年而轵有聂政之事。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此时在潜江有严清金讨还民权事，此时在安徽有人大代表为民呼喊事，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们其人性刚硬正直之气，下则为河为岳，上则为日为星，而在他们身上发乎浩然，清洁了我们的精神。张承志、汪晖等人都曾谈到‘清洁的精神’，不知道他们如何跟这些村民拉家常，话桑麻”。但不要紧，我们已经有了姚立法、王知海、严清金这样的中国英雄。

时代当然不同了，今天的英雄不再是顺民转向暴民的催化剂，而是臣民转向公民的催化剂;但千古英雄同一，他们都在为民众做着具体而微小的工作。我们所能做的，不是像祝“好人一生平安”一样祝他们无事而终老天年，也不仅是“充满敬意”，而是切实地做他们的坚强后盾，跟他们一样担当、布施、同事。

2002年岁末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