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与气质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基本构成”之中，即植根于生物学遗传禀赋之中。每个人的大脑都预先被自己携带的遗传基因和母体子宫环境所调适，个性与气质为我们的生命最初期定下了基本格调，更可能影响我们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
——乔丹•斯莫勒《正常的另一面》
“前存在路径”是一个未能成为人们有意识自控的命题。选择或改变本性中的前存在路径，是提升自我觉悟和使命运进化的首要问题。
一，“前存在路径”的生物学与文化学解释
1，神经大量联结积贮-前集合力量-前存在路径
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是在人生早期就循其强大的本性，自发唤醒了一生成就的前存在路径。
法国哲学家萨特9岁时写下了一段文字：
我通过写作而存在…我的笔快速地奔跑着，常常手腕都疼痛起来。我把写满了的笔记本丢到地板上，最后又把这些写成的东西忘记了…我为写作而写作。我至今毫不生悔。（《萨特自传》）
他5岁就以其流畅的语言而使听众入迷了，从此他开始了写作，很快便写成了一整本书。萨特证明了强大的天赋本性一定会爆发性地表现于世，只要具备了一点点基础，它就蓬勃灿烂地盛势生长，习性不过是本性源头上流淌的河流而已。
加登纳说：他从写作中、从自我表达中找到了他自己最充分的本质，但完全不考虑自己所写的东西是否会被人阅读。
当天才的本性自觉而迫不及待地发扬出来时，环境轻而易举就发现了它们。自我意识与环境合谋激活了本性中的“前存在路径”。
数学家A•阿德勒说：在数学领域中，那些有真正天才的人实际上立即就被发现了，而很少遇到什么嫉妒、怀恨或保留态度，因为数学天赋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数学与创造》）
但绝大多数中等层次的人经过漫长的懵懵懂懂的岁月亦未必自我开窍，没有自我认知的觉悟力，幸运者全靠智者启蒙。
神经生物学家艾里克•康德尔对“前存在路径”有经典的论述：
基本的学习、习惯、敏感与传统条件作用形式在前存在的大量联结积贮中进行选择，并改变这种积贮的前集合的力量…这种观点包含了一种含义，即，生物体所能从事的许多行为，其潜力就存在于大脑的基本构架之中，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说便是受遗传与发展的控制的…环境因素和学习通过转变前存在路径的效应性而使这些潜能出现，因而便导向了新的行为式样。（《智能的结构》，P54）
“路径”表明有一个逻辑程序，“前存在”表明某个逻辑程序先验地预设于大脑的神经系统。神经成长与发展的关键术语是“规定性”，它指某个神经联结系统沿着某一路线，而不沿其他路线发展的倾向。“我们很难使发展着的系统不朝其预定的方向产生其正常的结果。”（遗传学家瓦丁顿）
举例来说：哪一种本性品质更具有竞争优越性呢？假设是“理智+勇敢”，而这两种相加的本性之前提应该是另一种本性：
冷静沉着+勇于面对难题去负责
冷静沉着才不会在情绪化中产生认知错觉和偏误，能免于混淆事实和观点，防止被外部因素和立场过度所控制；分得清事实，才会懂得系统掌握真实的信息和现实状况；才会延缓判断，深思熟虑，反思而后决策，思想条理化，自知而明，知人而智（这些理智因素就是批判性思维），而同时勇敢任事，解决难题。
这个逻辑路径的公式是：
冷静勇敢→批判性思考→高度适应性和优势决策→刚毅行事
这种本性的前存在路径以整套程式预设于某些优秀人物的遗传基因里，在商人、企业家、领袖、学者和科学家的本性里，他们在合适的环境里峥嵘而出，成为天然的精英。
前存在路径的特征有四：
①不同的情感状态存在于固定的神经形式之中，情感状态伴之以行为样式。达芬奇只要看到一个人有不同寻常的脑袋、胡子或头发，便十分兴奋，他会跟着这个人走上一整天，把他的样子熟记下来，一到家便画在纸上，仿佛此人就在眼前一样。（瓦萨里）
②天赋的行为和情感系统不需要任何经验、训练或学习便能出现，由内生的和传统的环境激发因素引发。一个数学家必须具备熟练处理一长串推论链条的核心天赋能力。数学家普安卡雷说他一眼就看出整体推论按某种秩序排列的顺序，一方面对推导系列各个步骤有纯记忆能力，另一方面对前提之间相互联系的特征有鉴别能力，能够从相隔很远的领域中汲取必要的因素而构成本质的结合。
③这种“前充填了的（预设）反应程式”能以多样化的方式在更广泛的情境中运用。（《智能的结构》，P298）
④某种现实中表型的前存在路径是在神经系统的大量联结积贮中选择出来的，它与环境因素和个体习性共生而最终有效。
一些普遍性的前存在路径在每个人的习得发展过程中被设置为循序渐进的程序，皮亚杰研究的结果表明：
儿童自我中心的语言（自言自语，重复，集体独白）在3岁之前占75%以上，在3到6岁减少到50%到30%，7岁之后，则减至25%弱。7-8岁后，儿童就开始了寻求因果关系解释的理智时期，也开始发展真正的辩论和抽象思维方面的合作。在这之前，儿童并不对某一个题目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感觉不到和不相信自相矛盾，当从一个观点转向另一个观点时，总是忘记了开始采纳的那个观点。而辩论的习惯需要意见的内部统一和系统化，思考则是一种在内心求得一个结论时进行辩论的结果。（《儿童的语言与思维》，P289，P94）
社会智力和人格智能也具有这种预设发展程序。
2，文化模因与遗传基因匹配的前存在路径
文化模因也有预设的前存在路径，且遗传基因在千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已经高度包含了文化环境赋予的内涵。进化心理学指出：
文化模因存在且传播，是因为它们与已有的遗传倾向或领域特殊性进化模块很吻合，并且非常有助于基因的复制，从而使得载体成为这些具体文化模因的好载体。（基思•斯坦诺维奇《机器人叛乱》）
族群的本性反复适应环境，不断修改而演化生成了适应性的策略机制，融合着千万年反复循环而调整的习性，而固置在大脑的基本构架中：
潜在进化的本性→融合着习性→生成适应环境的规定性程序
仅以两种思维模式的前存在路径来证明：
人类有两种思维模式相互区别和对立着：“自我中心的智力”与“可以互相沟通的智力”。它们都是不同文化的独特的逻辑，“逻辑”指人心在其一般的运算行为中所养成的习惯总和。
“自我中心的智力”有5个特点：
①它较为直觉和混沌，没有显露出推理，从前提一跳就到了结论而中途并不停顿；
②它习惯和善于整体洞鉴，不经过每一步明显的辩论步骤，很快产生了一种信仰状态和安全感觉，认为证明和检验没有价值；
③它习惯利用类比图式，而以此前的推理回忆控制着当前的推理，却隐藏着回忆的影响；
④它以视觉图示（眼见为实）来代替证明去支持推理；
⑤价值判断是自我中心智力的核心（自我价值高于一切）。
“可以互相沟通的智力”也有5个特点：
①以演绎为主体，通过“所以”、“如果…那么“等表达形式使命题之间的关系明显化；
②以“证明”显示智力；
③以演绎进行推理；
④取消不可证明和沟通的视觉图式；
⑤废弃个人的价值判断，而采取集体的价值判断。
（《儿童的语言与思维》，P64-65）
这两种思维模式代表着两种文化模因的根本元素。
首先，各自的诸特点互相自洽而有机整合成系统。
自我中心的状态和习惯直接障碍着演绎推理和逻辑系统化，它的结构规定好了处于“无定向的”“我向思维”和“有定向”的智力中间状态，它只服从于自我的愉快心情，而不服从于非个人的逻辑支配。以自我为兴趣中心，就不可能适应外在世界，没有努力客观化和寻求因果关系的意向，只追求将自我意向投射到一切事物上面。缺乏认识自我所必需的参照系统，他意识不到自我中心的状态，无法扩大世界观，他根据自己的活动去衡量别人。
其次，两种思维模式是各自文化模因与遗传基因高度吻合而共生的产物。高度适应各自的文化环境，扎根于各自的整体文化生活方式和遗传基因中。思维模式和同质的文化深深地楔入各自族群的遗传基因中而成为前存在路径。
其三，二者各有自己的逻辑。“自我中心的智力”是文化独特论的，相对主义的，不愿意接受其他文化的理智方式；而“可以互相沟通的智力”则主张普世价值观，文明在文化价值观之上，它的推理方式是形式逻辑、科学实验和证误法，因此“可以互相沟通”；“自我中心的智力”不接受形式逻辑，其族群个体没有形式逻辑的神经联结模块，即使他们需要学习也感觉非常困难。
“逻辑-数学智能”的文化差异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西方社会科学家在非西方社会进行过广泛测验，发现非西方文化中很少有人能超越具体运算能力，甚至不能表现出守恒能力。全人类没有差异的数学智能唯有具体运算能力。
结论是：仅仅因为爱好而建立起数学关系之精细抽象系统的欲望，或者欲用实验法去检测一套关于世界运动的论题的欲望，几乎只是西方社会所关心的情况。用逻辑思维、实验法和证误法的解释系统只存在于西方社会中。而具体运算能力则是人类的基本普遍性。（《智能的结构》，P185）
这样就解释了非西方文化中缺乏纯科学抽象探索的动力和弱于甚至排斥逻辑推理能力的现象了。
顾准说：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顾准文集》，P352）
二，前集合力量的预设
康德尔的经典结论指引着如何理解人的适应性机制之进化路径。
人原初是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受造者，受造形成的心理精神性格会在重复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过程中，深深地印刻在神经联结的积贮中，神经联结的习惯性反应和化学物质的释放被固置下来，逐渐生长出表达这种心理机制的神经结构。这是生命适应性机制的前集合力量，以神经联结的前存在路径方式预设，它们将被遗传下去。
文化环境有一个前存在路径，人的大脑也有神经系统的前存在路径，两者共生、互动循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提供了人的性格命运。
文化模因是在地理历史文化传统制约下生成的，且看古希腊史略。
在古代史中，埃及、两河流域、以色列、叙利亚、印度和波斯以至中国，即东方文化中，它们的政制通例都是“神授王权”的中央集权制，即史家所称之“东方专制主义”。神授王权即有一个身兼军事领袖和最高祭司、最高的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力的君主。
只有希腊是唯一例外：它是城邦制的政制。
远古时代希腊克里特岛上的居民本来是从北非草原上迁来的移民，也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因此也产生过神授王权的中央集权制度，但新的自然环境重塑了他们。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属于沿海山岛港湾的“海洋文明”，其海上力量非常强大，以贸易创造繁荣，远离战争，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和国家机构。它富于平等主义精神，男人们没有垄断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妇女们拥有财产，也参加生产劳动，还可以参加战争，在园林中跳舞，涌进斗牛场露天舞台观看并参与斗牛活动，甚至像男人们一样轻而易举地离婚。（《全球通史》）
公元前14世纪，克里特衰落，迈锡尼文明（希腊的亚该亚人）崛起，建立起了一个中心王朝。但王朝之外还有几十个几乎是平等的国家，它们承认中心王朝的优越地位和王权，但不纳贡，不负担军事服役义务。“迈锡尼王国可能结合了东方祭司-君王和印欧酋长遗风两者，国王之下发展起来了一个上层阶级和一种贵族政治，是独立的小统治者和独立的武士。它们以封建社会的结构为基础。”（伊伦伯格《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和文明》）
公元前1100年北方的多利安人入侵，毁灭了迈锡尼王朝，开启了300 多年的“荷马时代”。从此希腊人再没有一个统一全希腊的领袖，各部落聚居于山岭分隔的细小村落里。至前800年，各个村落逐渐发展为拥有各自政府和军队的城市，开始了希腊城邦文明的时代。此期间，先后形成了300多个城邦，除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城邦外，其余都是小国寡民，平均面积都不到100平方英里。
历史学家称之为“希腊主义”的特点是：文明的游牧形式，生活的多中心，殖民地分布于东西南北，每一个城邦自给自足，不存在要求管辖全希腊的、甚至某个地区的最高权力，但存在着一种紧密的文化联结，宗教、语言、制度、风尚、观念和情绪的精神团结。（梅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
诸城邦有高度发展的个性，居民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个性而极不愿意哪怕是部分地牺牲它，每个城邦向其邻邦要求它的自由和自治，按其意愿处理它的事务。不容忍境内主权的分割，却容忍邻邦的独立。希腊人缺乏疆域广阔的政治重要性的感觉，很不愿意在较大的联盟内放弃自己的独立。（阿德科克《希腊城邦的兴起》）
顾准精辟地阐述了“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这一历史过程。希腊时代进行了长达二三百年的大移民殖民活动，以“分裂繁殖”式的扩张，在小亚细亚、地中海海岛和黑海沿岸上建立了70多个殖民地，其后果是无法在为数众多的殖民城邦中形成一个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国家。所有殖民地都发展成独立于母邦的国家社会，子邦繁衍出孙邦，其商业扩展组成了一个海上贸易商站网，成为新商路、寻求新市场和新原料来源的基地，发展了工业和农副产品种植，“农工商业兼营的经济模式”。这些殖民地就像一个个自立门户的小国，自建城堡防卫。希腊殖民者都是冒险家和统治阶级不喜欢的顽梗不化分子。（《希腊城邦制度》）
作为移民、商人、手工业者、战士多重身份的希腊殖民者在冒险中发生了巨大的精神变迁。脱因比指出：跨海迁移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他们抛弃了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使原始社会制度萎缩；在海上迁移中，他们将所有的社会工具（人与财产、技术、制度与观念）打包带走，拆散，经过饱经沧桑的历程，许多东西都变成了丰富的新奇玩意。
自治自给的城市国家的社会摆脱了血族基础，转而建构了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顾准）
公元前600年左右，本土重新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城邦化和集团化的文明形态成熟，无数自治自给的蕞尔小邦组成了一个各自独立、多中心化而精神凝聚的希腊世界。
总结而言：史家称希腊的海上文明模式是人类诸文明中一个“伟大的例外”。贫瘠而隔离的山岛海湾环境使它们选择了通商、航海和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模式，拒绝大一统信念，具有强烈的独立自由精神，而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独立主权在民，生活多中心，自治和契约合作，宪政法治，形成同盟和精神凝聚力以资防卫和扩张。他们的本性逐渐生成了有天赋基础的文化模因：“习惯、学习模式、传统条件形式和敏感”。
其逻辑链条可表述为：
山海岛湾的障碍环境→独立分隔的生存单位→海上商贸发达→商品货币经济化→大移民和殖民→自治自给的独立体→（无中央王国的）多中心城邦化民主政体
文化模因如何转化成了遗传基因（本性）呢？
这是一个解释难题。道金斯说，模因通过模仿自我复制，人们以相互影响的各种方式，言语、文字和人的榜样等进行传播。汉弗莱说，当你把一个有生命力的模因移植到我的心田上时，你把我的大脑变成了这个模因的宿主，使之成为传播这个模因的工具。例如“死后有灵的信念”这一模因事实上能够变成物质，它作为世界各地人民的神经系统里的一种结构，千百万次地取得物质力量。相互适应的模因复合体和相互适应的基因复合体具有同样的进化方式。（《自私的基因》，现通行译“模因”，原著译为“觅母”）
新的研究成果正在解开这个神秘转化之谜：
大脑许多模块是一种硬件（天生）机制，在无意识中指引你按特定的方式思考或行动，指引你注意到信念、欲望、借口等状态，并让你从这些心理状态中学习。模块说认为，你天生就拥有这些概念。先有概念，之后才形成理论。模块机制为孩子提供了若干信念状态选项，接下来的次级选择过程（选择过程能够被知识、环境和经验影响）会推理出带来信念的潜在心理状态。（《人类的本质》，P45）
文化模因的前存在路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生成了人的适应性心理机制，以深刻的记忆和强烈的愿望情绪、自动反应的心理精神习惯印刻在神经联结结构中，这是文化的现实存在路径，逐步转化为神经结构的前存在路径之神秘造物结果，通过世代遗传而不断加强大脑内隐结构，本性就是如此在生物基础上预设。简言之：文化环境→精神习惯→神经结构→遗传预设。
证据表明：基因决定了许多结构特性，随着有机体一生的发育和持续变化，依然有大量结构形成仅依赖于有机体自己的活动。先天神经回路会介入那些致力于表征习得性经验的、更现代、更具可塑性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由与有机体存活紧密相关的偏好来评估和塑造，使习得性经验的记录和反应更具适应性。基因明确规定，先天回路必须对所有可被经验修饰的回路施加重要影响。（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
意思是：先天预设与文化模因的环境循环共生而形成效应。
康德尔的结论蕴含了同样的内涵：
①人的心性智能“受遗传与发展（双重）控制”。假如本性的前集合力量与环境和学习因素高度吻合，则本性的前存在路径必然可获规定性的延续。
②假如个体按自然凝聚的前集合力量涌现而张扬，本性中最有表现力的前存在路径会突破环境限制而在经验中表型并层递地迅猛发展。
世间只有少数人具备“异禀”本性而轻易遵循着本性的前存在路径快速发展、发扬光大至淋漓尽致。异禀品性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强或弱很清晰，无可争辩，假如没有，训练亦毫无功效。
③假如人受造于环境际遇而顺势学习，则大概率会选择适应环境的前集合力量，表型出适应性的前存在路径，而导向顺势的行为方式。
如果一种集体主义的文化在族群的本性上预设了强大的前存在路径，模因转化为深刻的基因印迹（适应性机制），传统的文化环境与个体本性的基因高度吻合，个体期望改变前存在路径的几率很低。人世世代代成了环境的受造者，其存在概率就是被环境形塑其学习模式，学习模式形塑其习惯，习惯形塑其心性，心性形塑其命运。被同质化环境形塑的结果是多数人成为高度一致的螺丝钉。假如这个环境没有被创新者打破其封闭性，则多数人将总是只有一种规定性的前存在路径。
如果只是生硬地改变某本性中的某一规定性而没有整体心性的配合，则前存在路径会出现有害的紊乱：
“人类神经系统研究的结果表明，终极成长的计划存在于基因染色体之中。即便有了较广泛的发展范围（或突出的环境），发展也仍可能沿着预先规定好的路线进行。…假如因可塑性而得以通过替换了的路线进行发展，这并不总是好事。新达到的联结很可能会恰当地去执行某种过程，但执行起其他过程来就不恰当了，不仅如此，它甚至还会造成有害的长期后果。”（《智能的结构》，P65）
改变前存在路径必须以本性中的潜在可能性为基础。
三，选择或改变本性中的前存在路径
1，前集合力量的选择
人的本性有若干可能性，“潜力存在于大脑的基本构架之中”，大脑存在着许多特定心理机制的模块，各种适应性机制有天赋强弱的区别，可以通过选择某些机制，而重组成新的集合力量，从而形成另一种前存在路径，但前存在路径内部须统一。
在人的神经系统各模块大量联结积贮中，有哪些可能性和弱可能性、甚至不可能性，它们决定了究竟有多少种前存在路径。不仅仅智能有前存在路径，品性人格同样有天赋存量。
牛顿在他的鼎盛时期，心里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要从表面混沌的事物中找到秩序与式样，从大量粗糙材料中提取能涵盖整体并确定其构成成分之关系的几种基本原则。不论转向任何一个学科，他都在寻找着一种统一的结构。例如关于基本宗教原则的陈述，对预言书的释义，对圣经中历史文字的批评，世界年表系统，关于宇宙的理论，对异教徒神话所源于史实的归纳，所有这些都表现了相同的心性和思维模式。（曼纽尔，1973）
假如本性中没有某种积贮机制，则这方面学习进化的能力也很薄弱。
“抽象思维”只在很少数人大脑里作为一种天赋的“原胚智能”之前存在路径：“大多数人在学习逻辑推理时的困难，尤其当命题以抽象形式呈现时，就表明这一领域中并不存在特殊的预定性，甚至表明有一种处理情境的具体细节而非其纯逻辑含义的前安排存在。”（《智能的结构》，P44）
今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果是将高等教育的智能标准逐步降低到底层民众的程度，而且整个族群的心性品质也导向庸俗化。
环境因素和学习是改变前存在路径的因变量，它们“通过转变前存在路径的效应性而使潜能出现”。
突出的本性往往是“被发现、被选择和被倾向性地”培养的，是环境助推的赋能。加登纳认为，那些有很强智能的婴儿，不仅能轻松地学会新的式样，而且一旦学会以后根本就忘记不了。好的环境帮助儿童“缠结”到内在迷人的材料之中，使他们在情境中自发选择，能力及潜力便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猜谜、游戏、难题解决、广泛游历、探险、运动和不断追问的探索等等。
自由而丰富的激发性环境中的“缠结行为”→引发出人的天赋“标记”→环境关注和选择，赋予优惠条件和特权。
品性、智能的取向就是文化的价值取向。
“具有自觉意识”是极重要的选择定向之自我感优势，它也是关键的启动驱力。本性的自我觉悟需要灵性敏感。本性需要自我启蒙并获得清醒意识，本性自觉越早则越佳，内在驱力使个体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一生的优势和使命，由自我意识促使专注于此方面深度思考及大量学习行为的集结，便在神经系统的积贮中选择了自我感觉最好的前存在路径。从此赋予了自我持续不断的探索精神和行动，将他的敏感、灵性和学习完全贯注到一个清晰的目标中。他超越别人的地方首先在于不必浪费时间去摸索一生的前存在路径。很早就启动了动机自觉性和反省能力去唤醒自我意识的人就是天才。天之幸与自我之幸凝聚成前集合力量，“自助者天助”也。
自我认知智能是决定着个体和文化共同体进化的关键。
2，能否和如何改变前存在路径？
从生物神经观念来看，前存在路径的形成或改变，关键是“链接反应”，一切通过因变量去解构或建构链接反应。
其一，在神经系统前存在的大量联结积贮中进行选择的主体是“学习、习惯、传统条件作用形式与敏感”，要改变本性积贮中的前集合力量的也是这几个混合的主体。
其二，这是混沌复杂的诸因素交互作用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的状况。只要其中一个因变量发生变化，整体的结果就大相径庭。
其三，假如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其前存在的积贮而不断尝试重新积聚其前集合力量的话，则个体将有可能在试错竞争机制下找到一种更适合自己的前存在路径，而较自由地发展。自由发展的环境→自由试错的竞争→个体自由改变其前存在路径，存在着一系列的逻辑前提，试错机制是关键。教育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凡内卷化的教育和社会环境都不可能有上述前提。
一连串问题表明人的成长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的风险：文化环境中的劣质性有过度强大的影响力怎么办？环境是否具备充分的宽容性？个体的学习能力究竟有多强大？环境影响下所选择或改变的前存在路径是否真的是较优的设置？是否保证个体与环境适应？形成自我意识的人格智能如何发展？
乔丹•彼得森说：祖先传给我们的文化会自动退化，现在的变迁会使过去的静态预设失效。我们通过我们的“罪恶”来加速了这一退化过程：当我们的错误呈现出来时，我们自愿拒绝去关注它们，结果我们无法调整行为和态度。通过这样的拒绝和失败，我们将现在的愤怒转化为未来的灾难。（《意义地图》，P161）
遗传差异的组合具有多样可能性，本性中预设着优越性的元素才具有重构前存在路径的可能性。人某些方面会很平庸，有些方面特别贫弱，即使施以加强式训练也毫无优势。假使某人的习性只是发展了贫弱的本性，则其一生会是一个错误的“勉强者”。不仅庸俗得泯然众人，活得也很尴尬。而其真正比较优越的本性却终生沉寂冷藏着，尤其在品性德行方面。自知者明是也。
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由许多本能或自动化的子系统组成，它们影响着我们的幻想、计划、目标和理想，每个基本的子系统都拥有自己特有的意象，并以此来建构理想。当我们的欲望相互冲突时，行为受什么驱使呢？各司其职的大脑子系统之间的协商十分困难，于是产生内心冲突及相关的情绪失调，这就是人的本性。（《意义地图》，P63-64）
个体在大一统环境中要改变同质化的前存在路径，必须尽早形成高级的人格认知智能，包括对集体认知和自我认知的智能，这样才能产生清醒的觉悟。超越于单纯直感要求之满足的认知智能，在那些不需要为了生存而挣扎斗争的人那里，它能够从事探索性活动，才能不断提高选择自由的智能。“对自我的知觉使个体能够创造自己的范例。”（《智能的结构》，P297）
只有突破文化环境规定的人格智能，人才可以解放自己。“内省自我认知智能”可以在神经积贮中重新选择而凝聚前集合力量，进而创造出较佳的前存在路径。
唤醒和选择前存在路径的人格智能是这样生成的：
人格智能包含自我认知（内省智能或自我感）和对他人的认知（社会智能）。“人们通过认知其他个体才能够认识自己。”
社会智能和内省智能二者共生是人格智能苏醒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它们通过遗传预设于每一个人的神经联结系统中。
幼儿生成“自我感”的路径是这样的：渐渐对别人开始了解→产生人际观点→形成以内省为中心的观点→最终发现自己的人格（《智能的结构》，P287）
成年人也必须通过认识别人而认识自己，在他者身上寻找“解释图式”，通过别人的镜子，从对比中发现自己不同或相同的想法或心性，更进一步从别人身上发现自己的投射（假如他足够聪明而学会了反省的话）。
内省认知的核心是“反省能力”，它与社会智能共生，互动循环。
人格智能的觉悟是唤醒或改造本性中的前存在路径之关键。
今日AI惊人发展的事实表明，AI个人设备（例如AI全智能PC）将具备很高级的人格智能优势，它将个人所有的信息搜索、研究或工作资源、言论、思考记录、通讯和工作成果集纳，在大数据背景下对主人深度学习，时刻对主人进行人格认知和关系分析，从而真正掌握了主人神经系统大量联结积贮的几乎所有集合力量及前存在路径。未来AI对每一个人本性的掌控将无所不能。
根据个体的规定性而设计其可塑性，人始终还是受造者。
适应性机制是人类进化的利器，适应性的调整和建构是人创造性和强大生命力的表现，积极的、富于探索欲望的适应性是其标志。
在人的本性中，既有许多千万年演化中预设的适应性机制模块，它们是与文化模因高度吻合的，也有许多未确定的、随机耦合的适应性碎片本能，包括欲望、情绪、综合能力、趣味和野性等，它们都是内隐的边缘性备胎。
前者是反复启用的前存在路径，后者是分散潜在的未集合力量。
假如一个全新而充满生机的、有强大诱惑力的环境出现了，那些有野心的、强烈欲望和勇敢的人，会在环境刺激下，在大脑神经系统的积贮中选择活跃的边缘性本能，而凝聚成灵光灿烂的集合力量。他们本性里没有被前存在路径束缚的惯性，幻想和冲动力都强于其他人，在新环境和个体学习支持下而产生强大的尝试动机，重新组合了新的适应性机制，逐步在适应变动环境的行为中建构生成了新的“发展中的路径”，这就是改变。中国40年来改开事实上实现了无数人本性前存在路径的巨大改变。
假如在一个过度控制的环境里，多数个体的本性势必会被环境的前存在路径所统一形塑，而扼杀了每一个个体自由选择和发展本性较优前存在路径之可能性。
在一个社会或文化中，权力派和领袖人物的心性会集合同类型的人物构成一种强势。假如流氓、仇恨者、狭隘者、蠢顽者等成为得势的力量，则整个大势会顺应、认同甚至集聚于恶劣强势的旗下。如果劣质势力控制社会和文化的时间过长，则这种势能的文化品性就会成为族群思维定势的主流，会不断重复这种前存在路径，演化越久，在整个族群的文化模因和遗传基因里会固置一种劣性的前存在路径，人们本性中的心魔积贮由此生成。
结语
本文基于康德尔的一段经典结论以申论，该论述包容了神经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之间有张力的透彻的辩证法，它是不易之论。
本性的前存在路径具有生物学的多样规定性，所有的前存在路径都是进化而来的，在演化过程中习性会不断给本性加码，本性和习性会互动循环地相融合，二者都是环境的适应性机制，本性/习性/环境三者共生而最终寄宿于遗传本性之前存在路径中。本性不是无中生有的。
遗传差异是层垒地生成的心性结构。它是个体从父母的基因那里耦合获得的部分基质加以组合继而裂变，那些基质交织着人类进化共同基因组的禀赋、文化模因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和家族基因组的特质，它们融汇而重新组合，作为默认设置印刻在我们最初生成的神经回路中，时刻等候着在生命之路上的唤醒和激发。
当每一代个体的某种遗传差异被唤醒、选择和被习性强化放大，本性X习性的博弈和耦合使遗传差异在适应性的环境条件下繁殖起来，就会被固置在新一代的神经回路上。
日积月累，遗传漂变就会改变生物体的遗传基质，进而激活大自然的创造力：基因组的结构天生就是为创新准备的，而遗传漂变所塑造的恰恰就是基因组。（瓦格纳《如何解决复杂问题》，P59）
前存在路径必须由良好的环境刺激和个体高明的学习使之“表型化”。灵性明智的主动者总是赢家。主动发现或修改前存在路径就能尽早有效地形塑它，使它成为天赋的优势。
主要参考书籍：
H•加登纳：智能的结构，兰金仁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9
让•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傅统先译，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10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9
迈克尔•加扎尼加《人类的本质》，彭雅伦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