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从参军就离开了故乡，转眼已近30年。如今，我一家人安居京城，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年过七旬的老母。两年前，母亲曾来北京住了几个月，感到很不适应。我无可奈何，只好把她送回到1000公里以外的故乡。眼看母亲辛劳了一辈子，晚年竟独自生活在那两间陈旧不堪的小屋里，实在感到不安。经过几番劝说，母亲终于同意住到镇上来。那样的话，堂兄一家人平时可以代为照看，离医院也近了，家住县城的妹妹回娘家也方便得多。我委托堂兄在镇上为我们选了一处房子，那是3间朝南的正屋，另有一间厢屋和独立的小院子。据说母亲已亲自去看过，很是满意，只是嫌价钱高了些。其实两万元钱在北京连个厨房都买不来呢。我决定回故乡一趟，办理买房事宜，把母亲安顿好。
为了防止旅途遭遇小偷，我遵照妻子之命，将2万元钱先邮寄回了老家。当我到家3天以后，汇款单才到村委会。于是，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到4公里以外的镇邮局去取款。邮局大概是新建的，很洁净，挺大的屋子只是柜台里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在京城难得见到的水灵灵的小姑娘。她意识到有人进来了，就站起来，双手按着一本杂志，腹部紧贴在桌沿。她保持着这种姿势冲我笑道，哟，是解放军叔叔！我赶紧更正说，不是解放军，是武警。她撅起嘴回道，那还不是一样！我把汇款单递给了她。她这才坐下，认真地看着汇款单，忽然说，汇款人与收款人名字完全一样，怎么这么巧！证件呢？我被她那天真的模样逗乐了，赶紧解释了一番，并在裤兜里掏证件。我的手忽然碰到一个软软的东西，立刻警觉起来，并一把抓住了那只肮脏的小手。我的警官证还有几百元钱顿时撒落在地上。
这是个大约十三四岁的孩子，光脑袋。他本能地用另一只手护着脑袋，一个劲地讨饶，看出来还不是新手。尽管我并未遭到什么损失，但仍感到非常愤怒。老家地处长江下游，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家乡传统美德提供了物质基础。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家乡人也容不得偷盗行为。何况我还穿着警官制服呢，他都敢下手，真是贼胆包天！这太丢家乡人的脸了，任其发展怎么得了！我把他拉出了邮局，走，带我到你们学校去！他却得意地放下了另一只手说，我早就不上学了。我使劲拉了他一把，那就跟我到派出所去！
从邮局到派出所大约有600米远，属于小镇的繁华地段。对居民来说，一个少见的上校警官拉着一个烂熟的小偷，显然是罕见的新闻。当我意识到街道两边的人们对我的举动并不赞赏时，内心感到有点尴尬。忽然，有3个流里流气的少年挡在我们前面。一个冲我说，叔叔，他身上有跳蚤，不怕传到你身上？另一个说，他没爹，你要是把他领回家，咱们哥几个给你烧一辈子高香。我大吼一声“滚！”他们果然被吓跑了。可我手中这小子不安分了，他似乎得到了某种鼓励，朝我嚷嚷：哎哟，你把我的手弄疼了，他们3个偷了好多值钱的东西，你怎么不去抓！
派出所是一栋两层小楼，只有一名女民警当班，两条长椅子一共坐了七八个人。我们进去时，自然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女民警对我还算客气，向我解释说，她只管户籍，治安问题要等所长回来处理。我问所长何时回来，她说早上来过，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等会儿就会回来。我不甘心就这么等着，又不好撒手走开。真没料到这小偷竟成了烫手的山芋，弄得我骑虎难下了。我已约定今天中午在堂兄家签署买房合同，并交付购房款。眼看已将近11点了，所长连影子也没见，也不知遇上了什么特殊情况。一位等着办身份证的年轻人对我说，到这会儿你就别等了，再过一会儿，你去镇上几家饭店看看，准定能找到所长。我没把这牢骚怪话当回事，郑重其事地问女民警：所长上午还能不能回来，如果不能回来，这个治安问题该谁处理。女民警给“王助理”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让我把小偷带到镇政府去。
我悻悻地离开了派出所，那小偷摇头晃脑地跟在我后面----他不愿意我老是抓住他，我也相信他不会逃走。嗨，他要是真的逃走了，倒省却我这些麻烦。我的脑海里忽然闪现这不应有的念头。镇政府在派出所南面约200多米的地方。我上次送母亲回来时，这儿还是大片农田。如今一幢五层办公大楼矗立其中，楼前是一大片绿地，只是草的品种不好，近看时显得杂乱无章。我目测了一下，整个镇政府大院占地不下三四十亩。办公楼建得也很气派，连一些中央机关都望尘莫及。建筑的宏大至少可以带来两方面效应：主人的自尊和客人的谦卑。楼前的台阶上坐着二三十个农民。我一时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就像十几年前自己第一次走进武警总队大楼时的感觉一样。我恭敬地问大门口的年轻人“王助理”在哪儿。不料对方打了个漂亮的立正，并称呼我为“首长”。原来他是去年刚从武警部队转业下来的，现在担任司法助理。王助理给派出所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立即把那小偷带走，然后把我领进一楼的接待室。他与我促膝而坐，在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后，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我要是有你这样一个老乡当首长，说什么也不会转业回来。我见他太粘乎，赶紧起身告辞。他则极力挽留我在镇政府用午餐，见我决意要走，他的脸色显得极其尴尬。
摆脱了小偷和王助理以后，我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那2万元现金，立刻赶往堂兄家。堂兄家在镇北面，马路两边按规划建了数十栋民居，都是两层的白楼。堂兄正在门口等我，责怪我怎么费了这么大工夫。我说遇到小偷了，他立刻大惊失色。我赶紧说钱没丢，他这才放心。进屋后，我看着高达3．8米的屋顶，不由感叹说，这可比我在北京的屋子高一米多呢！等我低下头来，才发现客厅里坐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堂兄介绍说，他就是房子的卖主，现在全家已迁往县城了。我们寒喧了几句，就分别在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上签了字。我将2万元现金支付给他，对方将《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和钥匙拿在手里，却迟迟不给我。他说，当时安装的有限电视线路花了800元，问我是否愿意作价留下。我说当然要，于是我不顾堂兄的阻拦，另付了500元给他。这时，交易才算完成。我们送走了年轻人，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此前听说有好几家想买此房子，我一直担心对方会趁机涨价呢。
下午，我与堂兄一道去看刚买下的房子。它在老街上，看上去有些旧了，但质量还不错。穿过堂屋，是一个约80平米的院子，还长着一棵樱桃树。我打开厢屋的自来水，心境与这哗哗的流水一样清爽。30多年前，如果我家能拥有这样一处房子，我上学要少走多少路，少受多少苦！70多年来，母亲在农村受的苦比我多得多了。如果能让她老人家在晚年过上几天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如今我总算为她老人家尽了一份孝心。
我急不可待地与堂兄商量搬家的事。堂兄却说，我的买房手续还未办完，房产证还未换上我的名字。我一想也是，应该趁热打铁把事情办彻底了，别留下什么后遗症。于是我们立即去镇政府找土地办。这才知道，办理房产过户还需要交纳2000多元税费，几乎把我身上的钱都花光了。我只好给妻子打电话，让她立即再寄5000元来。堂兄说，税费按说应该卖房的人交，签合同的时候怎么忘了这事。我一想也是，我上午遭遇那个小偷，头脑都被搅和乱了。现在人家已经拿着钱走了，我只好自认吃亏吧。我们俩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忽然有人在身后高喊“首长”，我一扭头，见王助理气喘嘘嘘地追了上来，首长，你让我好找啊！你不给我面子，总得给我们陈书记留个面子吧。陈书记正在市委党校学习，听说你回来了，特地请假往回赶。你可能不知道，陈书记的大哥是你老同学陈良平。陈良平又联系了你好几位同学，大家今晚搞个同学聚会，没有别的任何意思。请你一定赏脸。这尽管出乎我的意料，但我知道不能再推辞。我以前回来探亲总是来去匆匆，很少走亲访友，以至多数同学已经二三十年没有见面了。陈良平的弟弟，就是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小瘦猴子，如今竟成了家乡的父母官？人世沧桑，谁能想得到啊！
于是，我们随着王助理回到镇政府大楼。王助理把我们直接领进陈书记的办公室，他说这是陈书记在电话里特地交代过的。陈书记的办公室在三层的东头，打开其朱红色大门，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嗬！好大的办公室！书记的办公桌远在南面，桌面镶嵌着真皮，家乡人称之为“老板桌子”；近前是两组相对而坐的皮沙发，茶几上放着好几种水果、瓜籽；北面是卫生间和休息室。我不由赞叹道：这比国务院部长的办公室还大！堂兄显然被眼前的奢华镇住了，变得异常拘谨起来，经我们再三劝说才侧着身子勉强坐下。我与王助理一边享用水果瓜籽一边闲聊。王助理说，陈书记一家在县城住着四室两厅的房子，建筑面积有160多平米，自己只掏3万块钱。这是县里为每个镇的党政一把手专门盖的福利房。不久，我的五六个同学陆续进来了，他们对陈书记的办公室无不表示叹为观止。这些同学要么当工人，要么做点小买卖，精神状态都还不错，只是每人的脸上仿佛被涂了一层黄蜡，显然是无情的岁月留下的痕迹。我一想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正愉快地谈论着其他同学的近况，王助理忽然像一支箭一样朝门口射去，原来陈书记回来了。
我想象中的陈书记一定像他哥哥陈良平一样，瘦高个，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刮倒。谁知他在我面前刚出现的一刹那，我几乎觉得是年轻的伟大领袖转世了。陈书记刚满40岁就已经发福了，而且面色红润，与在座的所有人都截然不同。我暗想，中国的官场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几乎要把人种都改变了。我的那些老同学都起身，争先恐后与他打招呼。陈书记对这些老熟人好像都很生疏，对我这个事实上的陌生人却像老熟人一样。他使劲握住我的手不放，还一个劲地摇晃着，说是久仰我的大名，从小就听大哥说起我在北京的事迹，还说去年他曾经带人去北京考察，没敢打扰我。我自然说些客套话。气氛被陈书记烘托得很热烈，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我以恭维的口气说，你这儿办公条件比我强多了。他摆摆手，连声说哪里哪里，我这儿穷乡僻壤，哪能与你们京官比呀。其实我这人在哪儿办公无所谓，两间茅屋都行。说白了，这办公楼就是个形象工程，镇里就指望它招商引资呢。大家纷纷赞扬他主政这几年，家乡变化很大。我也乘机吹捧他前程远大。他却连连摇头，说县里刚任命了两位副县长，都只有三十几岁。他与各乡镇主要负责人相比，已是老大哥，再也没什么前途了。他老气横秋地半躺在沙发上说，嗨，我这活儿太累！辞了两次都没有辞掉。我再盯一阵，然后到城里弄个闲差，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真没想到，一个刚刚40岁的人，竟会如此暮气沉沉。
当晚，陈书记在办公大楼一层餐厅招待我们。大餐桌的直径足有两米，七八个人坐下后仍显得稀稀落落。陈书记说，这天气乍暖还寒，今天也没有外人，我们就弄几样热菜下酒。大家都赞扬书记考虑得周到。果然，六大盆炖菜裹挟着诱人的香味被小姐一一端了上来，羊肉、狗肉、兔肉、老鳖、鱼头、排骨样样都做得鲜美可口，引得我食欲大开。这顿饭吃了好几个小时，几盆菜也被加汤热了好几回。我已有多年没有这样暴食暴饮了，腹涨头晕之际，恍惚中觉得自己就是家乡夏日水田里的癞蛤蟆。
堂兄将我搀扶到他家时，我因在路上吹了微微的凉风，头脑才清醒了些。我想起4公里以外翘首以待的老母，赶紧准备回村里去。堂兄则拖住我不放，坚持叫我在他家留宿。他说席间已给我母亲去过电话，还说有事情要与我商量。堂兄说，他家原来承包的6亩水田前年全被征用，建经济开发区。镇政府当时定好了每亩补偿5000元，应该是3万元。可是直到现在只给了1万元。他与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多次去镇政府，找分管征地补偿的副镇长。可是镇里总说没有钱，说是连机关干部的工资都发不成了。今天晚上这顿饭对他刺激很大。他说以前总听人说镇里天天大吃大喝，否则陈书记怎么会长得那样肥头大耳呢？今晚亲自参加了这顿还算简单的晚餐，他才确信镇里说没钱是晃子，他们根本就不想兑现余下的补偿款。他说也不能指望那笔钱了，只有另想办法。大儿子已经29岁了，媳妇订了几年还无法成亲。现在楼房是建起来了，但欠了不少债无法还。去年底，镇里对上访的农民公布了新政策：以田补田。补的是什么田呢？是好几里地以外被外出打工者撂荒的薄田。农民当然不答应。现在，堂兄想接受以田补田政策，在那儿种点口粮，养几头猪，所以他还要请我帮帮忙。
堂兄求助的眼光直盯着我。我的心一紧，害怕他又提出借钱。为了建这楼房，他已从我这儿借过1万元。当时说半年后补偿款下来就还我，可是直到现在也没还。他为此已向我解释过好几次，言语间感到很过意不去。我想，如果不是借着今晚的酒劲，他很难再开这个口了。果然，他没提再借钱的事，只是想在我母亲搬到镇上来住以后，将那两间老屋借给他养猪用。我当即表示，那两间屋就送给他了。他坦然接受了，估计我的答复也在他意料之中。他又说，大婶到底已是古稀之年，你又离得那么远，现在看上去没什么毛病，一旦有个头痛脑热或者遇上什么意外，身边没个人照应怎么行？我说那就拜托你代为关照吧（我想我借钱给你、把老房子送给你图的不就是这个吗）。可是他却连连摇头说，哎呀，我可怎么担当得起！我整日要忙于生计，哪有时间照顾她老人家。要是一个月让我去看她一两回，我倒能做到。听堂兄这么一说，我心里虽感到不快，但一想也不无道理。我问他有什么好办法。他说，最好长期雇用一个人。我问雇用一个人要多少钱。他说不多，工钱加生活费每月有500元就差不多了。说到这儿已是子夜，我的酒已全醒了。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便极力掩饰自己的不快说，你是让我长期雇用大嫂？他笑着说，其实我们家也离不开你大嫂，不过你如果愿意雇她，我们还是愿意帮忙。要不然，我欠你的钱哪天才能还得清呢！你买的屋子临街，将来你大嫂一边照顾老人家，一边做些小买卖，就两全其美了。我施了缓兵之计，答应他回去跟母亲商量商量。
几天后，母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老屋，终于搬到镇上来了。母亲有生以来终于用上自来水、液化气，还可以收看几十个闭路电视节目，自然喜得合不拢嘴。眼看我的假期将满，我把雇用堂嫂照顾她的想法告诉了她。不料母亲听了极为生气，骂堂兄一家贪得无厌。母亲说：娃啊，娘知道你在外面各种花费不少，一家生活不容易。他们倒以为你发了大财，巴不得你每年给他几千几万块。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你把钱借给他了，把乡下房子送给他了，还要把镇上的房子白给他做生意，这还不算，你还要给他发工钱。这鬼东西心也太黑了！我见母亲气得嘴唇发颤，就安慰说，其实堂兄与我一样，都是出于好意，想照顾照顾你。母亲却气愤难平地说，这些年他怎么照顾我了？我一年也难见到他两回。再说他那口子是出名的懒婆娘，让她来照顾我？我怕是要我来照顾她吧……。我见母亲是这态度，这事只好罢了。母亲打算日后自己招一户合适的房客，平时相互有点儿照应。
临离开故乡前一天，没料到妻子却带着5000元钱回来了，事前一点消息也没给我。她说也想看看母亲和新居。妻子是孤儿，一向把母亲当作自己的亲娘一样。她对新居也很满意，甚至表示退休以后，回到这儿来养老。直到夜深人静时，妻子才道出突然回来的原因。原来单位老总出国逾期未归，上级来人查帐，发现老总涉嫌贪污公款几千万。现在单位已暂停营业。妻子担心单位遭到这样大的变故以后，很难再恢复元气。
第二天，我们夫妻俩在路边等车时，那个脏兮兮的小偷忽然冲到我面前，向我做个鬼脸，高叫“解放军叔叔好！”然后迅速跑走。我对妻子说，他就是我那天在邮局取款时抓获的那个小偷，不知派出所怎么又把他放了。妻嗔怪地说，你抓他干嘛。你要是哪天能把我们老总给抓回来，我们单位的人都得给你烧高香。我们都恨死他了！
（载2006第3期《雨花》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