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听说公社有了第一台电视机时，我的魂就被勾了去。这台唯一的电视机安放在新建的大会堂后台，天线树了几十米高，但收看效果还是不佳。大会堂后台很大，电视机很小，我站在后排踮起脚尖才勉强看见一点。当屏幕上出现毛主席的身影时，满屋的人会自发地鼓起掌来。我激动得屏住呼吸，将脚尖踮得更高，似乎以为毛主席会看见我。我时常听人说，毛主席虽然身在北京，但全国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很清楚呢。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总也听不到毛主席说话的声音，我相信那声音一定比播音员的更加动人心魄。然而，一直到他去世，我也未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公社干部大概嫌来看电视的人太多，就派人守着门，只有公社干部及其家属才被允许进入。当我看见公社书记的女儿们进去时，我的心里酸溜溜的，特别是那个与我同学的大女儿有时在进门前朝我翘起下巴，从鼻子里“哼”一声，像个骄傲的公主一样，令我更加自惭形秽。我和一些普通居民的孩子则悻悻地站在门口，不甘离去。有的则挤在后台的门口，侧身伸头试图看到一点儿影子；有的干脆伸长了耳朵听电视；有的则与守门人苦苦哀求，因为屋里还很空呢。没料到这惹恼了干部，他们干脆把门关死了。

我们一群孩子百无聊奈，最后只好慢慢散去。有一天晚上，当守门人又把后台的门关上后，就有孩子故意去敲门，或者用瓦片砸门。起初，还有干部出来冲我们训斥一顿，后来干脆一概不予理会。这时，有两个年龄大我几岁的孩子指着前台一侧的配电板对我说：“把电闸拉下来。”我迟疑未动，因为我以前乱摸它曾被电击过一回。不一会，有几个孩子忽然跑了，后台的门随之打开。几名干部气冲冲地来到前台，抓住两个孩子问：“是谁拉了电闸？”这两个孩子一个指着我，一个指着被称为“脓包”的孩子，他因经常被人欺负且爱哭才得了这个绰号。于是我和“脓包”立即被带到公社党委办公室，一个姓刘的秘书问了我们家长姓名、上几年级等情况以后，令我们将如何破坏公共秩序的经过写出来。因为桌上只有红墨水，我用蘸水笔写了大半张纸的红字。我虽然很害怕，但始终未写明电闸是谁拉的，这大约是阶级斗争年代给予我的教益。刘秘书大概也悟出我们俩至少有一个是被冤枉的，他将我们的检讨看了一遍，指出了几个错别字以后，终于放我们回了家。母亲听说了我的遭遇后，立刻哭道：“这怎么得了啊，你写的那个材料会被装档案的，你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了...我原是雇农出身，真没想到如今你们父子都成了专政对象。”我还从母亲那儿得知，那个刘秘书原是父亲的同事，属于造反派，当时权势很大，发生此事以后，父母严禁我再去公社直接管辖的场所。母亲还一直为我“历史上的污点”而焦虑，如同父亲加入过“三青团”一样。母亲的忧虑还是传给了我，这使我本已不堪重负的心里又增加了一大负担。后来，全班同学几乎都被推荐上了高中，学习成绩最好的我却落榜了。这似乎应证了母亲的忧虑。14岁的我只好去加工厂当童工，上通宵的夜班。

我家虽身为城镇居民，享受着国家定量供应，但饥饿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因为一年四季吃的都是陈化粮，不仅生了许多虫，而且因南方潮湿时常发生霉变。每人每月供应半斤猪肉，但我家只能买到肥膘，用来熬猪油。每人每月供应的一斤豆腐却是用豆饼磨成的，又苦又涩。有一回，馋极了的我甚至偷吃了母亲正在服用的药，因为它有一层糖衣。母亲发现后，赶紧带我看医生，医生也没有别的招，让我吃了三天共九顿冷粥。当时穷人家的孩子穿衣服是“新老大、旧老二、补补裢裢是老三、破破烂烂是老四。”我虽然是母亲的长子，却极少有机会穿什么新衣裳。母亲凭着自己一双巧手，用一些布头为我缝制四季衣裳，我的袖口和裤脚接了一圈又一圈。偶尔也有多事的亲戚邻居批评母亲不该让我穿得这么破，母亲总是以我自己不肯穿新衣服来挡塞。母亲有时看着我说：“也该给你做一件新衣裳了。”我总是坚决地说：“不要做，做了我也不穿。”于是母亲也就不再坚持了。我知道穿新衣裳是要花钱的。

广大农民则被牢牢地捆在土地上，他们自我解嘲地说：”三天没上工，受公安局控制.”此言出自对气象预报”三千米上空受高压脊控制”的误听。我的同学，特别是农村同学大都很穷，有些比我家还要困难。由于实行工分制，农民平时拿不到一分钱，年终决算时，生产队东扣西扣，分到手的钱实在少得可怜。日常生活常常捉襟见肘，生活必须的盐和酱油只好用鸡蛋去换。每年春天，总有一些农民断了口粮，只能靠杂粮充饥或外出乞讨。我曾在一些同学家中见到他们吃的饭，那是一锅山芋和白菜煮成的，只有零星的米粒。往往一顿吃不完，下一顿接着吃，不过那颜色已经发黑了。古人云：“民贫则奸邪生”，农村里实际上发生了大量小偷小摸案件。那时家中最值钱的财物是棉被，如果谁家门未上锁，家中又无人的话，熟人事后会提醒他：“被子要被人抱走了。”我家虽未丢过被子，有人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把我家一棵大椿树锯断偷走了；还有一天凌晨，母亲发现后门被人从外面扣死了，原来我们家４只母鸡全被人偷走。这对我们家来说是巨大损失。

我和周围那么多人的生活状况与我从电视和新闻纪录电影中所看到的生活场景竟如天壤之别。我当时完全相信全国人民都过着幸福生活，人民正在当家作主，只是自己生活的这个小环境属于例外。令我极为困惑的是，大家似乎都认为这就是幸福生活，因为只有阶级敌人才会认为生活不如以前了。于是“幸福生活”竟成了一件“皇帝的新装”。为了证明这件“皇帝的新装”是存在的，党就经常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要求人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有一次，我硬着头皮去街上吃“忆苦饭”，因为我的脑海里被灌输的解放前劳动人民“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出乎意料的是，那天的忆苦饭比我家的饭还好吃：那是用山芋、大麦仁和玉米粒一块儿煮成的，又甜又香，一会儿就被人抢吃完了。每当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时，大喇叭照例播放那首哀回低转的歌曲，记得歌词是这样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公社一位白了头发的老贫农在诉苦时，讲的却全是吃大食堂的情景：“那粥都看不见米粒，舀到碗里可以照见人影，一吹三层浪，一家人饿得前胸贴到了后脊梁...”所幸此言出自老贫农之口，否则就又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母亲是雇农出身，我曾多次认真地问起母亲小时候的生活，她感到最伤心的是4岁那年，外婆外公被日本鬼子抓走，她和5岁的舅舅在乡邻和亲戚家乞讨的日子。母亲有时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儿时的好日子，如常吃哪家的麻花、油炸散子和麻团等。我咽着口水提出质疑：“不是说旧社会贫下中农吃的是猪狗食吗？”母亲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告诫我千万别把她的话说到外面去。

虽然我只有11岁，但母亲的恐惧感我同样有，甚至比她还要深重。因为母亲的出身无可挑剔，而我却有个挨批的父亲。当时对“偷听敌台”和“反标”案查得很紧。自从有过那次关公社电视机的冤屈以后，我变得异常神经过敏：一听说哪儿发现了“反动标语”或者在路上看见公安局的车子，我就担心会把我抓去，因此惶惑不安。那时毛主席像特别多，而日用纸张却特别紧张。一些家庭妇女因为没有针线盒，在画像上插针，或用刊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包猪肝、当手纸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此，我们日常用纸必须小心谨慎。有一天，几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公安人员真的进了我们学校，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紧张极了。老师在班上说，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竟然破坏铁路，撬走了通往冶山铁矿的那条窄轨铁路上的道钉，并要求大家检举。同学们噤若寒蝉，我唯恐有人站起来说是我干的。当时，如果公安人员冲我招一下手，我可能会立刻被吓晕过去。所幸案子很快就破了，作案者果然是从我们班留级下去的杜名耕同学。他偷道钉没有别的目的，仅仅因为特别喜欢看警车而已。由于他的家庭出身没有任何问题，年龄又小，也就不好怎么处理他。

1971年10月底，我从同学那儿听说林彪谋害毛主席，已经在一个多月前死了。这是前一天公社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上宣布的。我们在震惊之余，悻悻地拆了自家的“请示台”，从此不用再“早请示，晚汇报”了。一想起林彪死掉一个多月后，我们还手挥“红宝书”祝他“永远健康”，我就觉得很滑稽。在以后的日子里，林彪依然是同学们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依据短短几年的人生经验，几乎一致推定：在刘少奇、林彪之后，下一个是周恩来，因为他紧排在毛主席的后面。政治已经简单到了如此地步，连儿童都发现了其规律。

由于学制的改变，我在五年级上了三个学期。1972年开春，我将升入初中。那时，我将满12岁，一根“反骨”正在我的后脑壳上悄悄长成。我曾经常听人说，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甚至心里想了什么，毛主席全都知道。我想验证一下是否真的如此，于是我经常用手指在课桌上、地上或空中写“反标”，看他会不会派公安局来抓我，然而这种事始终没有发生，证明毛主席并非全知全能。因此，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已经提前走下了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