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近代史上的湖南人，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古人云“楚虽三户能亡秦”，说明自古以来，这些生在红土地吃着红辣椒的人们就是有血性的人。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湖南人似乎总是站在历史的潮头，说他们顶天立地、敢为天下先一点也不为过，所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曾这样以死来唤醒国人：“救中国自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各国变法，无不流血，今中国未有以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竟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今天，人们在长沙岳麓书院文庙庑廊还能看到一副对联，其下联是“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作者是湖南文人王闿运。湘江本是长江众多支流之一，只要还有起码的理性判断力就不会将其本末倒置。
1903年，长沙人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提出：“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即“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陈独秀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认为杨度此句名言就是湖南人的精神。一些湖南人颇引以为荣。他们认定中国的湖南人如同古希腊的斯巴达人，德国的普鲁士人、英国的爱尔兰人，只有湖南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湖南人俨然成为国家民族唯一的救世主和保护神。他们还宣称“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似乎忘记了中国近代史上三大政治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洪秀全、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及孙中山其实都不是湖南人！
江西人汤增璧曾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并担任毛泽东的国文教员，他曾经对湖南人有过这样的评价：“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湖南人章士钊则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他们道破了一些湖南人好大喜功、一意孤行的秉性。
当我们去岳麓书院游览时，大门两旁一副对联赫然在目：“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最近网上甚至流传一篇文章，妄称“湖南是中国的人才首都”，就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实际情况是，湖南古代被称为蛮荒之地，若与中原、江浙、四川等地相比，值得称道的名人并不很多。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杰出政治家，还是孔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文化名人，都鲜有湖南人。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一批湖南人才逐渐活跃了起来，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但也是毁誉参半。
近年曾国藩的《家书》一直在全国热销，曾国藩的声望也与日俱增，有人甚至封他为“湖南第一圣人”。曾几何时，我们的教科书还一直指控曾国藩是杀害同胞的刽子手，不仅充当满清腐朽统治的奴才，还当了洋人的走狗，是十足的民族败类。就连左宗棠也大骂曾国藩不忠不孝。当初，满清政权在洋人与太平天国的双重打击下，本来气数已尽，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效忠，使满清统治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进而签定了更多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中国因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开放发展的机会，而日本正是在此间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地强盛了起来。
杨度一向被称为湖南人的又一个杰出代表。他的《湖南少年歌》确实充满激情，尤其是其中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更为后人所称道。可是杨度早期在政治上却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保皇派，他曾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坚决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竭力主张君主立宪。1908年，杨度在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下，先以“宪政专家”（候补四品）的身份混迹于晚清朝廷，后来还在主要由皇族组成的内阁中出任统计局局长。此间，清政府关于实行“君主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
1915年4月，杨度在向袁世凯呈送的《君宪救国论》中说：“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其为“至理名言”，并称他为“旷代逸才”。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就连杨度先前的好友梁启超也骂他“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袁世凯临死前则哀鸣“杨度误我！”。
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不愿再闻世事。直到1922年，杨度受孙中山委托，帮助孙中山度过陈炯明叛乱带来的政治危机，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其后杨度开始和李大钊等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同时成为杜月笙的门客，为杜月笙写过《杜氏家祠记》。1929年，杨度秘密加入中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直到两年后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享年58岁。杨度的大半生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底是因为长期找不着北，还是把个人私利放在了国家民族之上，值得后人认真考量。笔者设想，按照杨度一贯的行为逻辑，倘若他能多活十年，很可能再次变身，投奔到老同学汪精卫的门下，谋得一官半职。
王闿运现在被称为湖南人的一代宗师。他的弟子除了杨度，较著名的还有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等。王闿运曾故作惊人之语“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其言下之意是泱泱大中华不过是湖南人的附属物，悍然把湖南人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完全罔顾事实，如同梦呓，他因而成为湖南人狂妄自大的代表。谁能想到，这个以口出狂言而著名的文人，后来竟然放下身段，将自己矮化成满清和袁世凯的奴才，并终其一生。王闿运年轻时见曾国藩掌管的湘军势力很大，遂投奔到其帐下出谋划策，图谋晋身之阶。据《曾国藩日记》所载，王闿运曾与曾国藩促膝深谈达十多次。据杨度回忆，王闿运当年多次游说曾国藩像曹操、赵匡胤那样拥兵造反，却未被采纳，也未见任用，最后只得悻悻而去。曾国藩对王闿运评价是：“若人言语不实，军事一有挫失，渠必横生议论。与其后日失欢，不若此时失欢。”王闿运如果自此一直致力于推翻满清统治，倒也印证了湖南人的血性。只可惜他到了晚年竟与弟子杨度等一批湖南人都堕落为保皇派，企图让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的满清王朝起死回生。清朝统治垮台以后，年已八旬的王闿运又与杨度一道追随袁世凯，并谋得国史馆馆长之职，兼任参议院参政。1916年，王闿运紧随袁世凯西归，临终前仍心有不甘，他给自己写了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曾国藩、杨度、王闿运是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湖南人。纵观他们一生的所作所为，很难找到他们与屈原的爱国情怀、范仲淹的博大胸襟有什么相通之处。长期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并不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令他们念念不忘又挥之不去的不过是个人与家族的荣辱得失罢了。（原载人民网理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