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已经满6岁了，母亲决定让我上学。当时规定上学的最低年龄是7周岁，这导致我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学生。开学前一天，母亲带我去报名，一位郑姓女教师看着异常瘦小的我，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在母亲的恳请下，她决定当场测试我一下，于是随手拿一盒火柴，让我数一数共有多少根。我一听顿时松了一口气，我本以为老师会出很难的题目呢。老师只顾跟母亲说话，并不看着我，不一会我就数出一共有87根火柴。老师大概对我比较满意，于是母亲第二天就送我上学。母亲把我送到校门口，让我自己进去，她就往回走。我背着母亲用布缝的小书包，挎着一张小板凳，面对校内那么多陌生的面孔，忽然想起去年学前班不收我和在建玲姐姐座位下所受的惊吓，一种恐惧心理顿时笼罩了我。我回头看着渐渐离去的母亲，立刻一边哭着一边朝她跑去。母亲发现我尾随而来，就以我从未见过的愤怒责骂我，甚至夺过小板凳砸我。当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退路时，只好悻悻地擦干眼泪，走进了校园。上学以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它使我增加了许多小朋友，我从此不再孤独。我从家到学校约600米，沿路的建筑物上残留着大跃进时代的漫画，最大的一幅是一个白胖的女孩张开双臂，要抱一个巨大的南瓜。也有一些丑化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漫画，还有用石灰刷上的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
记得第一节语文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几个字，而不是先学笔画和汉语拼音，这造成我和同学直到高中毕业都不会汉语拼音。好在黑板上方就有一幅毛主席画像，比较直观。多年后，我看到过前苏联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叫《普通的法西斯》，其中说到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儿童入学后所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希特勒万岁”。历史不仅仅在这一点上相似，在我上学以后的十年间，中国大陆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能从纳粹统治时期找到先例。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毛主席与所有人都不一样，毛主席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就像《东方红》唱的那样。老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毛主席给的，毛主席比亲爹娘还要亲。我是一个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的孩子，当学过“毛主席万岁”以后，又学“共产党万岁”时，我问母亲共产党是谁，母亲指着毛主席画像说“就是他”。这个解释显然不能使我满意，因为画像下方的一行字并未说毛主席就是共产党。我又带着这个问题去问老师，老师说共产党不是指某一个人。我心里还是很困惑。1978年，我已经是一名中文系大学生，才从古装戏里知道“万岁”原来特指皇帝。于是我略带责备的口吻问当教师的父亲：“你们那一代人不知道万岁就是皇帝吗？”父亲说：“怎么不知道，当然知道！”我问“那你们怎么还喊毛主席万岁呢？”父亲说：“不跟着喊行吗！”
当我听老师说地球是圆的，美国人就在我们脚底下时，我就问：“那么到了夜里，我们不就在美国人脚底下了，怎么感觉不到呢？”“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大人们往往这样结束我的提问。从此，老师也不像我印象中那样可怕了，相反她们总是夸奖我学习成绩好。有一次放学时，我从供销社里走过，一位营业员叫住我问：“语文考了多少分？”我怯生生地伸出右手的食指。她立即对另两位营业员说：“别看这孩子长得这么小，学习好得很呢，你看又考了100分”。另一位营业员问我：“算术考了多少？”我又伸出食指。我在一片啧啧称赞声中不无留念地走开了。那时我的身心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大约与漂亮的小姑娘被人称羡的心情是一样的。自此以后，我放学后总爱去供销社，从各个柜台前走一遍，倒不是为了看商品，而是为了再次听到营业员的夸奖。
父亲在离家10里以外的大队小学当教师，每星期回来一天。他一回来，我就得独自去顶东头那间屋睡觉。那间屋即使在白天也是阴暗潮湿的，四面墙脚有数不清的老鼠洞兼蛇洞。夜晚，那深重的黑暗本来已令我不安了，加上老鼠和水蛇又进入活动高峰，那“叽叽”的尖叫声简直使我恐惧到了极点。特别是冬季，由于担心蛇会钻入被子里，我吓得连棉衣都不敢脱，整夜地坐在床上。今天，谁还会相信一个儿童竟会整夜失眠呢？儿时的不眠之夜对我后来的人生至少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长期睡眠不足加上营养不良严重影响了我的身体发育；二是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和记忆力。为了度过漫漫长夜，我将白天所得到的知识和信息在大脑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这大约是我显得比同学们聪明的原因。当我又遭到一个同学欺负时，我就在夜间想象着怎样杀掉他和他那白胖的妈妈，就像我所见过的杀猪场面一样，以获得内心的平衡。谁能想到一个儿童竟会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和残忍的念头呢。如今，我很难再回忆出，当年那黑暗的空间里曾闪现过多少幕恐怖的卡通片。
1968年初，父亲被当成“牛鬼蛇神”被造反派抓走，开始那几个月经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我无法描述当时的细节，只听说他与其他受难者被押到各个大队巡回批斗，并经常被强迫跪在条凳上，有时甚至被迫跪在碎玻璃上。那些造反派还随时扑上来打耳光或者踹几脚，不少知识分子不堪凌辱，因此而悲愤地自杀。一天，我听说要在本街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我平生第一次对父亲产生了怜悯，同时激发了对迫害父亲的人的仇恨。我一手握着一块鹅卵石来到了批斗会场。我想，谁打我父亲，我就用石头砸他的头。批斗会场设在街南头生产队的麦场上，那儿已经人山人海，不少人为了看得清楚一点，就站在板凳上。我围着人群转了两圈，始终找不到钻进去的机会，只听到一片嘈杂声。没有人理会我这个看上去才五六岁的孩子。忽然，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我问他是否看见我的父亲，他说今天被批斗的没有我的父亲，我积攒的怒气顿时消了，就随他一道回了家。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父亲是否真的不在那天的批斗会上，因为我后来怀疑是母亲托人把我哄回来的，以免我发生以外。果然，父亲后来不再被批斗，而是在公社“五七”干校接受强制劳动，有时还能请假回家。我后来多次听他说，造反派实在找不到他别的问题，只好抓住他曾加入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不放。父亲说，他加入“三青团”那年才11岁，当时，祖父因事教训他，他愤而离家出走，跑到几十里外的新四军根据地住了几天。就在这期间，“三青团”组织来发展团员，祖父就把他的名字报上了。按当时的规定，“三青团”员不属于“敌我矛盾”，因此父亲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两年后，竟然戴上大红花，成了“下放干部”，被发配到全公社最偏远的村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于父亲以前一直生活在农民中间，这样处理实际上使他恢复了自由。
从此以后，父亲为了不让我们将来像他那样，也成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决意把我打造成一个能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这大概是受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他对自身命运的反思。父亲从不关心我的学习，当我因学习成绩好而受到别人的夸奖时，我曾那么殷切地期盼得到他的肯定。母亲有一次当我的面不无自豪地告诉他：“雨迅又考了第一！”父亲不以为然地说：“两个孩子能识点儿字就行，长大了还得凭劳动吃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的同父异母姐姐甚至仅念了小学二年级。作为教师子女、城镇居民，这种情况在当时都是罕见的。父亲是在“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说教中长大的，如今的现实彻底改变了他的观念。他在“五七”干校时，公社收养的一个孤儿与他们生活在一起。那个孤儿与我年龄相仿。父亲多次用称羡的口吻说：“别看人家是孤儿，将来说不定能当省长、部长呢。”因为那孩子根正苗红，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又是党亲自培养的，这在当时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先决条件。然而现实有时很爱拿人开玩笑，仅仅几年以后，那个孤儿就因参与斗殴与偷盗屡次受到党的政法机关的“关怀”，不久他甚至失踪了。如今，凡是认识那个孤儿的人都不会相信他还会有什么出息。然而在那时候，谁曾怀疑过这样的孩子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合适的接班人呢？
父亲就有意识地安排我像农民的孩子一样干活。于是我们一家人不仅自己买棉花纺线，并用这线织成衣服，还种菜、养鸡养鸭乃至养猪养狗，由此给我带来了沉重的家务劳动负担。父亲还派我出去拾柴草，捡破烂。我完全成了一个农家的孩子。我清晰地记得，1971年夏季，我与3个同学到12里外的山上采刺槐树叶，装满两个塑料袋再挑回家来。3个同学都比我大三五岁，高半个头，尚且累得气喘嘘嘘，我就更加力不从心了。那些刺槐树叶经烈日晒干后卖给供销社，每斤7分钱。供销社再委托粮食加工厂将其加工成面粉状，装入白色布袋，每袋70斤，最后出口日本换取外汇。我们当时怎么也猜不透日本人当时大量进口槐树叶粉做什么用，甚至直到今天我也未获得答案。
那时，有线广播的大喇叭每天播音三次，镇上与附近生产队的喇叭因距离的不同形成了重音，实际上影响了收听效果。这对特别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我来说，真是一大烦恼。当时的新闻往往以国际新闻为主，我至今仍记得播音员当时那高亢的语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事实上，播音员每天都在谴责国内外的敌人，如被“批倒批臭”且“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妄图分裂祖国的蒋介石，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朗诺、施里马达集团，吞并东帝汶的印尼入侵者、挑起珍宝岛事件的“新沙皇”以及美帝国主义等。老师常常对我们进行英雄主义教育。记得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了英雄赵壁的故事：他在抗美援朝期间被敌人俘获后，敌人用烧红的铁板夹他，以至其大便竟从鼻孔里挤了出来。他宁死不屈，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我始终不知道她的故事有何出处，因为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关于这位英雄的事迹材料。老师还教育我们要“胸怀全世界，解放全人类”，因为还有30亿劳动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和小朋友们每当议论到此事，就非常着急：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怎么还不下令呢！我们有７亿人，几个人对付一个敌人，一定会很快就打败“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及其走狗，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我们那普遍缺乏营养的热血因渴望战争而沸腾。为此，那时，我看不到地图，还完全没有地理概念，由于总听到“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誓言，误以为台湾就在冶山东边不远处，而县城则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真正对我们的生活发生影响的要算珍宝岛事件。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怎样防备原子弹的袭击，怎样阻击敌人的坦克。当时，对战争的渴望与恐惧交相出现在我的脑海。为了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全校每个班都挖了地道，无意中挖出了好几具腐烂的棺材与尸骨，我第一次认识灵芝就是在这些棺材里。这些地道均没有任何支护，更没有通风设施，人员上下时也没有任何梯子，只在壁上挖几个够放半个脚掌的小坑。一场大雨过后，地道口成了一汪汪的水。我和许多农民的孩子一样常常赤脚上学，遇到雨天喜欢趟水而过，此刻却像鬼子避开地雷一样，小心地避开水坑。此后，地道里的水怎么也干不了，洞口的黄土都被泡松了，慢慢地塌陷下去。此间经常听说某地发生地道伤亡事故，为防不测，学校终于将所有的地道全填平了。直到几年后，南京郊区一座偏僻的防空洞里，还发现过一对情侣的尸体。清洁工按规定每隔一段时间来清扫一次。大约是清洁工一时忘记将出口的铁门锁上，使这一对情侣有机会发现这么一块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当清洁工想起自己的职责时去锁门时，那一对情侣或许正沉浸在温柔乡而浑然不觉。人们曾竭力想象这一对情侣面临绝境时的表现，无不扼腕叹息。这是被红海洋湮没的无数爱情悲剧中最奇特的一幕。
学习成绩好坏早已不再成为学校评价学生的标准，家庭出身好、劳动成绩大才能受到赞扬。每年６月上旬的“农忙假”，农民子弟回所在生产队参加抢收抢种，生产队负责对他们的劳动表现作鉴定，并加盖椭圆形公章。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其间还有不少弄虚作假行为。我们城镇居民的孩子则由学校组织去农场和生产队支农。我竭力想干得比别人多，但总不能如愿，因为我的同学普遍比我大两三岁，个头也比我高得多。他们很轻松就能搬起来的东西，我却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我清楚地记得，1970年秋天，我扛着三斤半重的大铁锹，步行到５里路以外的农场去挖地的情景。刚收割了水稻的田地还很潮湿，加上水稻根子相联使土壤更板结。我使出浑身的力气也难以将粗笨的铁锹插入土里，最后只好像踩高跷一样站上去。好不容易铁锹入了土，我却无力将土掀开。这样，我挖地的进度自然很慢。一位比我大四五岁的同学见状，就与我换了铁锹。他的铁锹很短，锹口锃亮，我挖起地来，觉得轻松多了。而那位同学用我的锹挖了几下，再也不肯用它了。然而，老师似乎不承认这种客观条件上的差异，经常在劳动总结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个别同学劳动不积极，怕吃苦，反应出他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针对我说的，我感到多么委屈啊！
我千方百计试图证明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渴望着有表现自己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正在收麦子，忽然下起了大暴雨，麦场上晾晒的麦子面临被雨水冲走的威胁。我第一个躺在地上，别的同学也围着麦子躺下了，用身体阻挡麦子随水流失。事后证明，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不用说，我们的身体早已透湿。我的内心时刻涌动着一股激情，那就是为了保护集体财产，甘愿像那许许多多英雄人物一样献身，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丝毫不会考虑自身的安危。生命在我们心目中是那么无足珍惜，她不及集体的一群羊（龙梅和玉荣），甚至不及一根落水的木头（金训华）。在特定的时刻，活着本身竟是罪过。我时刻都渴望着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为此而死将会感到无尚光荣和幸福。现在想来，这种心境与教徒“升天”时的快慰是一样的。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完全是因为没有献身的机会，尽管这以后多年我像一个纯正的共产主义信徒那样生活，曾经毫不犹豫地跳入冰水中救人，曾玩命地干体力活，曾独自自费朝拜“革命圣地”，曾志愿赴西藏工作，然而就因为我活着，我所做的一切都黯然失色，我也就永远不能成为雷锋、金训华等等英雄，哪怕连某县某公社的英雄也当不上。
我那依然瘦小寒酸的外表与我那内心世界多么不相称啊！面对着这种种无奈的处境，我那几乎与生俱来的求知欲拯救了我。既然现实都是一些丧气的事，我就将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于是我不知不觉养成了阅读的习惯。那时书报奇缺，有时想找一张废纸当大便纸都挺难。我家本是书香门第，几代教书先生积累了不少书，但在我识字之前就全被抄走了。
我在捡破烂、玩耍时偶尔发现一片有字的纸，都爱读一遍，也不管懂不懂。有时纸上特别脏，我就用树枝将其挑起来翻阅一遍。记忆中最早读到的报纸是<<参考消息>>，那是1968年我８岁的事。时任小学教师的叔祖父自费订了该报，我有时去他那儿玩，他让我念报，免得他戴老花镜。我念的一篇文章介绍作者从55岁开始步行锻炼，使身体如何受益的情况。他似乎对此很感兴趣，将报纸从我手中夺过去，自己看了起来，我还误以为他嫌我念得不好呢。叔祖父那年56岁，他显然受了这篇文章的启发，开始了步行锻炼，后来他果然活到78岁高龄，创下了我们家族长寿之最。这份报纸每期都刊载了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它们印证了国内的相关报道。如新中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犯罪率低、治安良好，人民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外国医疗专家断言，毛主席身体特别健康，能活到140岁。我还从<<参考消息>>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人们的不幸生活，如美国街道狗粪、空气污染严重，有人租下一片树林，收那些来林中呼吸新鲜空气者的门票。香港治安恶化，居民楼像铁笼子一样。每当我从广播和新闻纪录电影上获悉“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全国各条战线无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时，热血就在我那稚嫩的血管里沸腾起来。我十分渴望看到祖国的好消息，她有效地掩盖了我内心的屈辱感，使我一时忘记了实际生活中的种种困难。这大概就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效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