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而自由，征服与统治是如何起源的？在冷兵器时代，为什么总是野蛮征服文明？但农耕中原为什么却可以击溃游牧民族匈奴？为什么中国发明了轮子，却盛行轿子？ 为什么中国发明了铸铁和采煤，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陕西作家杜君立在《历史的细节》一书中从“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现代世界、现代中国形成的历史原因。
《历史的细节》这部书的副标题是“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正是因为“细节”，所以要讲述的东西似乎太多了。在此，仅以“马”和“马镫”这一与秦人有密切关系的物件为例，带您信马由缰得浏览“马镫”对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影响。
马的出现是一场革命
细节改变历史，“马”首当其冲，这种看着再普通不过的动物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性？“直到100年前，人类最快的移动速度也只有每小时65公里左右，即马最快的奔跑速度。”杜君立认为，人与马的关系可以说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
杜君立从探究人类早期生产的细节中发现，动力型动物的出现，才帮助人类形成了剩余，剩余产生了掠夺和贸易。而于大约5000年前出现的马速度更快，力量更大，比起其它动力型动物来也更具优势，在动力和操纵方面完全超过了以往任何其它动物。马的出现对人类剩余构成前所未有的改变——使掠夺和战争更加容易施行。
“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他说，“人与马之间常常会产生一种奇异的信任和眷恋。这种心灵默契是其它动物所不具备的。马一旦被驯化，无论是用作战车还是骑兵，都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中国文明才3000年，关中文化主导了中国2000年，因为关中一直是马匹的产地，特别是关中西部，包括陇西。也就是秦人祖先开始创业的区域。”杜君立是陕西关中西府人，“《诗经·大雅·绵》中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是我们岐山周公庙的出处。”
“周以马兴，汉武帝为了买马不惜发动战争，唐朝因为马多，成为天下国，四方来朝。‘马’就是关中文化的密码。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关中文明的技术原因。”他继而用相反的例子说明马的重要性，“宋朝是第一个离开关中的朝代，结果被马上的蒙古人灭了。后来明朝又被女真人灭了，其实也是被马灭了”。
马的介入使游牧民族面对农耕民族具有不可战胜的优越性，因为他们将战争模式与生产模式统一起来，两者之间可以随意切换，“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这形成冷兵器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即落后的游牧民族屡屡战胜先进的农耕民族，即野蛮战胜文明。
因为马的支持，蒙古人在亚欧大陆东征西讨所向无敌。而蒙古在日本、缅甸和越南之所以失败，恰好是因为他们必须下马。在丛林山地面前，他们不仅无法发动大规模地穿插包抄和机动突袭，甚至根本都不能骑马作战。
马镫决定了历史的面貌
人类历史中对马的使用，杜君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马驱动战车，虽然速度有所提高，但却受到地形限制；第二个阶段人骑上了马，骑士必须靠双膝的劲道来稳骑在马上，即使这样，他也有随时落马的危险；第三个阶段，马配备了马镫，下肢驾御，上肢战斗，成就了一种最完美的骑乘。马的每一次进步，都对人类社会和文化产生极其深远的革命性影响。
杜君立通过对历史细节大量的阅读后惊奇的发现，马和马镫改变了整个古代战争的面貌。无论马，还是马镫，军事优势最后都导致了政治上的控制力。马镫的缺失使骑兵难以发挥更大作用。马镫的发明几乎可以和轮子的发明相提并论。有了它，骑兵可以更轻松的在马上做各种动作，人类战争史才真正迎来了骑兵无敌的年代。
如果说马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导致了战争的滥觞和国家的出现，那么马镫的出现则结束了罗马帝国。一群马镫上的贵族拯救了中世纪的欧洲，这些人被尊称为“骑士”。“而正是中国人发明的‘马镫’，才使中世纪的欧洲进入了‘骑士时代’。”杜君立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很少有其他发明像马镫那么简单，而在历史上起过像它那样关键的触媒作用。在西欧，社会由骑士阶级的贵族统治，骑士们被赋予土地，使他们得以一种新颖而高度专门化的方法来专职于战争。这种马上贵族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为风格及社会风尚，以及随之而来的文明形态和思想格局。
“到了近代以后，只剩下了骑兵，而没有了骑士。”杜君立遗憾地说，不得不承认，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的这种广泛影响恰好是中国古代社会所没有或缺乏的。秦始皇为中国的武士时代打上了第一根镣铐，武士从此逐渐走向穷途末路。
杜君立认为，虽然中国是马镫的最早出处，但中国却几乎没有出现过骑士现象。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士”原来是文武兼修的，直至唐宋以后，文士与武士才开始分立；文士走向官僚和士大夫，武士被边缘化，“于是我们看到，在相同的一只马镫面前，产生了西欧的封建制和东方的专制体制，并且都延续达千年之久”。
（华商报记者 敬江晴）
对话杜君立：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
华商报：马镫、轮子和机器，这三者作为讲述历史时的“细节”，是怎么选定的？
杜君立：这些技术属于人类文明最原始的起点。生产力一直是历史的主要动力，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中国之所以在2千多年中一直是世界领导者，就是生产力强大，而不是生产关系，制度上中国并不先进。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华商报：您觉得“治史”是偏重于古为今鉴，还是还原历史？
杜君立：历史的意义就是为了给现实困境提供指导，否则历史就没有意义。历史最终是要解释现在是怎么来的问题，说的是之前的社会和世界，这本书就是一种解释。比如，解释秦人怎么开创中国的，因为秦人养马，中国只有秦人养马，从周武王开创周朝就是这样，都是从秦州、岐山出发的。
华商报：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往往因为对历史的细节并不了解，从而产生了误解？
杜君立：是。历史对当代人来说，几乎完全是个盲区。或者说，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历史的“文盲”。不懂历史，就不知道现实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中国最早的历史是孔子的《春秋》，历史并不是故事，更不应当是阴谋和恶搞，而应是一种智慧和思想。
华商报：所以要穷究“细节”？或者说，“细节”对历史真有那么重要？
杜君立：我有一段时间写过电影剧本，这次写作经历给我体验是，细节才是真相，细节才是最真实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我写出的就是历史的真相，应该说更贴近，读者可以自己去理解、判断。历史是极其脆弱的，也很容易变质，所以历史往往与真实存在着距离，这个距离取决于历史的呈现方式。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如果没有真实，历史也就失去了生命。从细节来解释历史，无疑是探寻真实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这本《历史的细节》就是基于这种冲动，在还没有写作之前，我就想好了这个名字。
华商报：您说自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说自己是“草根”作者，也是“草根”读者。“草根性”很重要么？
杜君立：“草根性”即平民性，这是一种现代人文思想特点，很多人却仍然停留在士大夫层面，对权力充满崇拜。中国传统文化中，墨子是平民化的，孔子是精英化的。中国自汉就开始推崇孔子，所以中国一直忽视平民阶层的历史地位，忽视平民在生产力进步中的作用，忽视平民本身也是“细节”的组成部分。加塞特说过：“历史犹如农艺，其养料来自河谷而不是高原；来自普通人的社会水准而不是显赫者。”中国历史应当走出帝王将相家谱时代了。
华商报：应该怎么看待《历史的细节》，是方法论？还是观点论？
杜君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的细节》其实是一本读书笔记，我是在阅读一些历史书时，发现很多新的观点和启发，产生了很多新想法，就想记录下来，便写了这本书。《历史的细节》算是一份个人化的历史读书指导书吧。我在书后有一份长长的参考书目，也可以作为深度阅读的书目，可惜出版时没有收入。但愿下册出版时能加进去。
华商报：其实之前，也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您认为您的新意在哪里？
杜君立：西方历史学是以长时段来分析人类发展的，中国历史都是断代史，着眼比较窄，这样的结果是中国历史完全丧失了人类整体文明的语境，成为中国的地方志。这种以连续的长时段来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目前世界历史学界的主流方法，但在中国却很边缘。
我也不是很懂历史，很多都是前人的一些现成的观点，我只不过整理了一下。比如关于马镫，顾准先生早在40年前就翻译介绍了有关西方研究成果。我基本上只是补充关于马的历史作用这部分，再加上其他一些相关资料，经过这样整理和完善后，历史更加完整了一些。
华商报：这种整理的意义何在？
杜君立：从历史来说，人类社会一直处于短缺状态，信息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时代，貌似解决了信息短缺的问题，但其实信息爆炸导致的信息淹没非常严重，有效信息仍然紧缺。我发现很多信息都是不完整的、碎片化的，因此我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信息整合者”。事实上，《历史的细节》也是这样“整合”的出来的结果。如果读者通过我的文字得到了有益的知识和信息，这就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好事。
（华商报记者 敬江晴）
本文发表于《华商报》2013年6月15日B8版读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