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西方汉学家，欧阳泰师承史景迁的衣钵，但在很多方面，他颇具贾雷德·戴蒙德之风。几年前出版的《1661决战热兰遮》就有些史景迁+戴蒙德的意味。史景迁和戴蒙德都擅长写历史畅销书，前者以描述动人，后者以剖析见长。欧阳泰的书也非常好看，走的是中西技术对比史的路线，选择的话题也都是中西碰撞的历史，《1661》与这本《从丹药到枪炮》在内容上也有交汇之处，比如关于热兰遮战争，两本书中都有，只是后者的着眼点仅限于火器和舰船。
在拙作《历史的细节》中，我曾专门写过火药的历史，一方面，这让我对火药的历史影响有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让我对火药史方面的书籍非常感兴趣，所以很早便注意到欧阳泰和他的这两部书。
跟《1661》一样，《从丹药到枪炮》先前就已在台湾出版，名为《火药时代》，全书讲述了黑火药的发展史，或者也是关于黑火药的战争史，但主要线索仍是中国战事以及中国与西方的战争，中国以外并非本书的主题。所以本书的副标题是“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
关于中国火药火器史，有很多历史大家都写过专著，著名如周纬（《中国兵器史》）和王兆春（《中国火器史》）。欧阳泰在前人基础上重新写作，意在采用一些新方法，发现一些亮点，具体一点说，是引入了“李约瑟难题”“戴蒙德之问”和彭慕兰的“”大分流”等历史观点。
李约瑟提出，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很多科技贡献，但却没有科学和工业革命？戴蒙德提出，为什么是欧洲人征服了现代世界，而不是亚洲人非洲人或美洲人？（枪炮、钢铁和病菌） 彭慕兰提出，古代中国与西方长期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但在工业革命时期发生分流，西方因为工业技术和美洲资源而大大超过了中国。
具体到本书中，欧阳泰讲述了中国对火药的发明和改进过程，如从助燃到爆炸和助推，爆炸与助推直接导致了枪炮的出现，而欧洲则没有将火药作为助燃剂（类似“希腊火”）的阶段，直接接受了已经定型并实用的火药和火铳，将其专门用于战争。
火药最早出现在唐朝，但是广泛应用是在宋朝，宋朝时期的中国其实是一个“三国时代”，北宋、大辽、西夏，以及南宋、金国、蒙古，这样一个打得你死我活的战国时代，让火药技术得到迅猛发展，交战各国彼此军事竞赛，火药和火器技术的交流也非常快，常常是一方刚刚发明了一种新火器，另一方就马上学会了。
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不久就成为蒙古人用来屠杀中国人的凶器——
火药炮还出现在更出名的元军屠城——1275年的常州之围中。这是宋元战争主要战役的最后一场。伯颜率军临城，昭告城内“如果你们……拒绝投降…我们就掏空你们的尸体做枕头”。警告无人理睬。于是元军对这座小城狂轰滥炸，最终破城，开始屠杀。大约有25万人被屠杀。伯颜的部队得到新枕头了吗？没有记载。但似乎埋人的巨大的土塚倒是存在了几百年。20世纪之后还能在那里发现尸骨。
蒙古人以残酷的暴力——包括火药和火炮——征服中国和亚洲，火器技术又被他们带到了西方世界。
这一时期，火药主要是用作助燃，使用形式以火箭为主，后来火药的爆炸功能也被开发出来，用来制作炸弹，如“震天雷”“铁火炮”之类，但已经出现小型火铳。
火药到达欧洲时，恰逢欧洲中世纪晚期列国争霸，频繁的战争及其烈度致使各国展开武器竞争，因此导致火器发展日新月异。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却经历明朝朱棣之后一两个世纪的和平阶段，火器技术一度停滞不前，中西火器出现了第一次分流。
西方世界主要是利用火药的助推功能，从铳发展出枪和炮这两个不同方向：火枪兵取代了长矛兵，火炮从小型炮发展为大型炮，并且炮管越来越长，射程和杀伤力越来越大。
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明末清初前后，中国进入战争时期，在中西碰撞中互相交流，中国大量吸收和引进佛郎机、红夷大炮和日本火绳枪，中西又处于同一水平。甚至郑芝龙仿造了一批西式战舰，而郑成功则在台湾打败了荷兰人。戚继光比欧洲人更早的采用了分层轮射的新战法，并强调军事操练的重要性。
18世纪末，西方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导致了第二次大分流，其结果便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和以后的一系列失败。作者认为，第一次分流尚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和赶上，第二次分流则要难得多，这才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和洋务运动——
引进佛郎机統、日本火绳枪、红夷大炮都相对直接，真正难的是引进19世纪的技术。历史学家当然早有此见，但细节才是重要的。何种知识、何种技能、何种练习、何种工具才是现代化所必须？现代化的推动者如何看待自身的无知？答案是惊人的。比如说，缺少技术制图和机床被证明是最大的掣肘。
第二次大分流之所以拉开了东西世界的巨大差距，除过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还有“军事革命”，也就是历史学家常说的，欧洲战争的频度和烈度要远远超过东方。“频繁的战争造就了创新的大熔炉，促使欧洲发展出全世界杀伤力最猛烈的枪炮、训练最精良的部队、武力最强大的船，以及防护最坚固的堡垒。”
中国在康雍乾时代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承平盛世，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在文化上又极端封闭自守，思想桎梏，文字狱持续不断，而满人统治者又将骑射视为国粹，对汉人和火器尤其严禁，这导致在火器技术上不进反退，连明末都不及。最明显的证明就是1661-1668年中国（郑成功）打败了荷兰舰队和他们驻守的热兰遮（当时荷兰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到1842-1860年，中国被英国远征军两次打败（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所有武器都是战争的产物，没有战争便没有武器。作者在书中有一张中西战争对比图表，就非常直观地展现了这种差异。
在经历了一系列武器和技术引进后，两个古老帝国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东方霸主的争斗，甲午战争是最后一场黑火药战争。作为火药的发明者，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依然惨败。在一部电影（《甲午风云》）中，清军大炮里填的竟然不是火药而是沙子，因为买火药的钱被官吏贪污了。
甲午之后，黑火药从此走完了千年历程，退出战场，成为纽约和伦敦上空的烟花。悄然登场的无烟火药让杀人者变得更加隐蔽，也更加阴险，战争更加残酷，这完全是西方人的发明创造，他们接下来还创造了两次世界大战。
关于火药历史，最著名的论断出自马克思和培根，他们将火药说成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三大发明”之一，即火药摧毁了骑士的城堡，黑暗的中世纪随之灰飞烟灭。
欧阳泰以此专门论及中国的城墙，中国的夯土城墙远比西方石头城堡结实厚重，因此火药和火炮在中国并没有发挥出像欧洲那样天翻地覆的作用。反而是欧洲为了应对火炮攻击而改进创造的棱堡，在很多方面借鉴了中国城墙的修筑原理，比如坡面和夯土。
在17世纪下半叶发生的热兰遮战争和雅克萨战争，中国分别对荷兰和俄国作战，双方火力相近，但面对典型的西方棱堡，郑成功的明军和郎坦的清军却一筹莫展，由此可见中西军事技术的差异。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海战中，在火炮相似的情况下，西方的战舰要比中国战船更大，也更好操作，因而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海战优势比较明显，但中国人采取以多胜少的火攻战术却屡屡奏效。在台湾海战中，荷兰舰队因为一个炮手不小心引燃了火药库，导致了整个战争的失败，否则，郑成功在海上要赢荷兰并非易事。台湾的历史或许会被改写。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偶尔性。
关于古代火器史，中外相关历史研究颇为丰富。随着科技史和全球史的兴起，普通读者也对这类边缘史很感兴趣，比如戴蒙德的《枪炮、钢铁和病菌》就成为超级历史畅销书，最近这两年还有不少这一类的新书出版，如周维强博士《佛郎机铳在中国》、尹晓冬博士《16-17世纪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冯震宇《明末西方传华火器技术研究》和李湖光《明帝国的新技术战争》。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中也用大量篇章来分析中西军事技术尤其是枪炮火药的差异。
在本书中，欧阳泰借鉴了中西方多种历史资料，还原了许多有趣的历史细节，这是过去我们所不清楚的，比如雅克萨战役，前后共打了两次，俄方以少敌多，实际上并未失败。清军以三千之众围攻几百人驻守的雅克萨，死伤过半，从1686年7月到10月仍未攻克，但频繁的火炮攻击使守军只能蜗居在地下，最后因为食物短缺、粪便和尸体弥漫，守军大量死亡，最后只剩下24人（其中就有主持修筑雅克萨城的普鲁士人贝盾）。
发生在1662年热兰遮城的情况也类似，郑成功久攻不下，只好采取围困战，最后因为一个日耳曼人叛变，荷兰遭到了失败。战争的残酷是方方面面的，不仅仅是杀戮，也包括饥饿和瘟疫，以及叛变和出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