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凯文·凯利在《失控》结尾有一个神奇的断言，他说：历史上每一次进步，都会将从前高深的技术和专家“贬值”为大路货，特别是写作。今天的信息技术发展如此迅速，各种在线博物馆、古今中外的书籍都变得触手可及，这让那些穷经皓首的传统历史学家突然要面对无数业余历史爱好者的“包围”，“专业”与“业余”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有些“业余”丝毫不逊色于所谓的“专业”，即使从“学术”角度来审视。
在当下这场业余历史写作浪潮中，吴钩便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在《重新发现宋朝》小试牛刀之后，吴钩先生更上一层楼，在一年之后推出了这本大部头的《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以下简称《宋》），并由以学术精神著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无论从史料、史识，还是装帧、设计，这本书有很大的超越。翻开这部厚重精美的著作，细细读来，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让人对历史、对中国、对世界，都不由产生许多思索。如果加上同期出版的《生活在宋朝》，吴钩这三部以宋朝为主题的书可称为“宋朝三部曲”了，虽然出自不同出版社，但三本书的风格、内容和题材基本相同。其中又以《宋》书最为典型和完备。
宋代的奇迹
一直以来，吴钩先生在微博上颇为活跃，他因为对宋朝的极力推崇，因此被戏称为“宋粉”。对经常关注他微博的读者来说，书里的一些片言只语或许在他的微博上有所出现；但微博过于碎片化，通过本书，人们对吴钩的宋朝研究可以一窥全貌，作者的思路也更加完整和成系统一些。
在《宋》这本书中，吴钩将“现代性”作为全书主题和线索，由宋朝出现的各种现代化（近代化）展开枝节叶脉，分门别类，用点点滴滴的细节，拼凑了生动的历史大局——“瓦舍勾栏”描述宋人过着像宋瓷一样的精致生活；“契约时代”展示宋人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全民皆商”细描了中国的重商主义年代；“共治天下”则充分体现了宋朝制度的分权与制衡之美。全书分为生活、社会、经济、法政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用极其细节的“词条”解释来展开。这种“词条”式的写法，其实是向“百科全书”靠拢，显示了作者意图囊括历史方方面面的野心。
与许多学术性专著不同，本书语言平实，以普通历史读者为阅读对象，为此在书中插入了100余幅宋代风情画。中国传统绘画重写意，因此常常很难将绘画作为历史的记录工具，但宋朝绘画却有所不同，出现了大量写实性的美术作品，而且这些代表中国古代艺术巅峰的作品有许多都流传至今。《宋》的封面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有时候，图片的信息量远远超过文字。这些图片与文字相得益彰，使《宋》就如同一幅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一样，古老的宋朝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随着宋朝的夜生活、瓦舍勾栏、贵族的娱乐活动、美食、节假日，甚至宋朝人的沐浴、刷牙以及天气预报、城市化、福利体系、书院一一呈现，这个充盈着拂晓之光的朝代显现着不输于当今社会的人性化、法制化、商业化的迷人之处。作者以优美而富于时代感的文字，将宋朝城市化、福利体系、书院、民风等，描绘成一幅趣味横生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历史长卷。
按照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只是穿上了炫目的外衣而已。历史书写者所能做到的最好状态，就是把最接近的当下，写成最真实的历史；反过来说，也是把最真实的历史，写成最接近的当下。可能是为了便于大众读者理解历史，作者在写作中采用了大量现代语汇，比如宋代开封的“城市白领”不在家中做饭，而是“叫外卖”；再比如“GDP考核”、“官二代”、“猫粮专卖店”、“证券交易所”和“灯箱广告”等……在《生活在宋朝》一书中，吴钩更是做了大量与当下的类比，几个大标题就是：宋人也有“黄金周”、舌尖上的宋朝、假如一千年前有诺贝尔奖等等。在这方面，同样对宋代生活史兴趣盎然的李开周先生，更是乐此不疲，他在《宋朝的饭局》等作品中大量使用现代口语。相比之下，吴钩在《宋》中仍然保留了书面语写作，并注意历史资料的引用方式，这使他的小历史具有更妥当的表达方式。
历史写作离不开各种史料。从《宋》的下注看，全书所引史料极多，从正史到野史、笔记，以及国外汉学著作，不一而足。作者通过对各类记述宋朝的文献和各种各样的宋画的解析，从生活、社会、经济、法政四个层面，展示了中国历史上可能最为文明、现代，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关于书的具体内容，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本书在广告中称其“区别于‘×朝那些事儿’等文化快餐”，吴钩想还原宋朝文明的本来面目，其实也就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对普罗大众来说，一个朝代或时代的最大“文明成就”，不是疆土多么辽阔，不是宫廷阴谋多么出神入化，杀戮多么酣畅淋漓，也不是某个独夫民贼的威加海内万邦来朝，而是社会宽松一些，人民富庶一些。这其实也是历史的本来面目，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太扭曲了。虽然写宋朝的通俗历史书不少（如袁腾飞先生的《两宋风云》和金纲先生《大宋王朝三百年》等），但大多局限于政治斗争和战争故事，着眼于历史全貌乃至社会细节的书屈指可数；其实大众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宋朝确实出现了大众化的市民社会。
与那些高头讲章的所谓“大历史”相比，吴钩的宋朝三部曲，或许只能算是冯友兰所说的“小史”——
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唯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中国哲学简史》自序）
总体而言，这本厚重洗练的历史专著基本概括了有关宋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借助前人所不具备的信息技术，囊括大量一手或二手史料，广征博引，披沙拣金，堪称目前所能见到的一本最好的宋代百科全书。
宋代文化发达，文人和民间写作者甚众，各种野史笔记多不胜数。因为印刷技术的普及，流传下来的宋代史料远远超过以手写为主的汉唐。但相比明清史而言，宋史研究还是要冷清许多。早先曾有历史学家漆侠先生的黄钟大吕之作《宋代经济史》，如今吴钩在《宋》中充分展现了其对史料的爬梳、整合、分析能力。如果说《宋代经济史》仍然属于有些枯燥生硬的学术著作的话，那么《宋》一书，则出自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之手，在吴钩颇接地气的叙述之下，那些枯燥的商业信贷、冶金煤矿、制造工业以及对外贸易等历史显得极其娓娓动人，让人看到一段有血有肉、似曾相识的中国历史。
早产的文明
虽然有不少人对吴钩“宋粉”甚不以为然，但就《宋》一书的主要观点而言，其实并无新意。《宋》这本书的书名就来自法国学者埃狄纳，他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在《中国经济史》中同样说过，“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宋代经济是划时代的近代经济的开始。”
公元11世纪后期，中国人是丝绸、茶叶、瓷器、造纸和印刷领域的大师，指南针和火药自不待言。他们使用多轴传动的纺车和水磨，还有雨伞、火柴、牙刷和纸牌。他们用煤制成焦炭，冶炼优质铸铁：他们一年要生产12.5万吨生铁。他们利用水力纺织粗麻线。他们有精致、华丽的水钟。整个长江三角洲，人们都勤勤恳恳地遵循“男耕女织”的儒教教诲，农民劳作谋生，也换取现金，用现金来消费商品。艺术、科学和工程蓬勃发展。桥梁和宝塔处处涌现。雕版印刷满足了群众对文学的迫切渴望。简而言之，宋代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劳动分工，很多人都消费着彼此生产的东西。（马特·里德利《理性的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
关于宋代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特征，很多历史学家和研究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认可。黄仁宇也说，宋代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如果将蒸汽机看作一场革命的话，那么火药和火器何尝不是一场革命呢？世界著名的兵器史学家奥康奈尔坦言，“火器在中国的发展，开始于一场以工业革命的萌芽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腾飞。”
让当代中国人民族自豪感大增的“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基本都兴起于宋朝时期。伟大的马克思称其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换句话说，四大发明简直就是“资本主义之母”。因此有“宋朝资本主义”（汪晖语）之说。
为什么这些伟大的发明都“出现”在宋朝？所有发明都是以自由为目的的，发明是一种创造，创造源自自由的文化。在《宋》中，吴钩并没有停留在浅层次的史料罗列，而是从文化的深度做了大量的挖掘和解读，这其实就是关于“现代性”这一著名文化理论的现实论证。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政治史和制度史。在作者看来，宋代的现代性体现在比更晚的元明清的领先与文明。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尊严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在大多数中国历史（特别是元明清三代）中，外部禁锢与自我阉割导致自由与尊严极度缺失。相对而言，宋朝显得比较“现代”。
欧阳修撰《五代史》时感叹，“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中国历代王朝都是通过暴力战争建立的，所有开国皇帝也基本上都是军人（军事将领）。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中，宋朝恰好处于一个中点。与其它王朝相比，宋朝因“陈桥兵变”而建立，之后“杯酒释兵权”，是杀戮最少的。赵匡胤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军人，但他却将文化地位推到了历史最高点。宋朝是中国历史唯一一个没有政变（兵变）和（大规模）民变的王朝，但也是唯一一个被异族灭亡的主流王朝。相比之下，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七个大王朝，无一例外都是亡于民变。前者死于“他杀”，后者死于“自杀”。仅从这一点来说，宋朝的治理结构相对而言是比较合理和健康的，从而保证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古希腊曾有举世瞩目的文明，但这并不能避免它被野蛮异族所灭亡。在一千多年后，中世纪的欧洲从已经湮灭的希腊文明找到现代的火种，掀起一场改变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有人称同一时期的宋朝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事实上，当下中国倒是有必要重温已经消逝的宋代文明。
无论从政治、文化，还是科学、经济来说，宋代的结束无疑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主流历史叙述通常认为宋朝贫弱，究其原因，其实在于历史评价体系的功利化。宋代中国亡于野蛮落后的游牧暴力，这极大地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明自信，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接受了存在即合理、暴力为王的实用法则，历史从社会话语彻底转向国家话语，社会历史被边缘化。但实际上，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国家的现代化。在《宋》中，吴钩用大量的篇幅将宋代与明清两代进行了对比，使读者更易认识到现代文明对社会的历史意义。国家的强盛并不必然意味这民众的幸福。
江南地区作为宋代的核心地带，至今依然是中国最富裕和最文明的区域。这从某种意义上也能提醒人们些什么。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游牧、农耕和商业是三种典型的社会形态，游牧社会最为原始野蛮，定居性的农耕社会又很容易形成等级化的专制帝国，只有到了流动、平等、法治和契约化的商业社会，现代文明才显现出来。宋代的“曙光”就体现在中国已经开始从农耕向商业过渡，但这一“商业革命”很快就被野蛮的游牧暴力打断，中国此后几乎退回到野蛮时代，从而一直无法跨越这道现代的“门槛”。
现代的门槛
“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从某种意义上，严复的这句话基本可以概括《宋》的大部分内容；换句话说，作者吴钩试图从遥远的宋代找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切根源，比如城管、拆迁、上访等等，有时甚至让读者产生“今不如昔”的感慨。但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实，现实正在发生，而历史已经逝去。历史依赖于记载和记忆，历史因此与真实之间存在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人们往往将现实和自己的愿望投射于历史，一厢情愿地以点带面，以细节来拼凑还原大历史，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于历史的争议往往也正在于此。
在《历史的细节》出版之后，我用了两年时间梳理了人类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坎坷历史。在《现代的历程》（即将出版）这本书中，我认为“现代”虽然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和文明概念，而非时间概念。宋代关于现代文明的体现并不是完全的和成熟的，“现代的拂晓时辰”毕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拂晓介于黑夜与白天之间；从文明上来说，宋代同样介于古代与现代之间。在强调宋朝“现代性”的同时，读者不应忘记其毕竟还是一个“古代社会”——哪怕是一个具有一定现代性的古代社会。在自序中，吴钩用“一个站在近代门槛上的王朝”来形容宋朝，这实际也暗示了宋朝与现代化之间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瓶颈。这个瓶颈其实就是文化和制度造成的。（即使今天，唐德刚先生提出的“历史的三峡”这个命题，依然引起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
费正清先生将中国与西方的差别比喻为女人与男人的差别，中国就好比一个女孩，她在一定时期或许看起来跟男孩很相似（“假小子”），不仅从外形上很像男孩，而且还喜欢像男孩一样探索和冒险，但“儒家的性特征”最终还是决定了她只能是个“女人”。从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现代化历程来看，现代终归是“西方化”的结果，不仅跟儒家文化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必需从国家层面“去儒家化”，即黄仁宇说的“脱胎换骨”。王小波先生看过《万历十五年》后评论道：“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当然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现代”并不必然与“文明”可以划等号，现代（文明）也并不见得就比古代（文明）好。古代中国已经成功延续了三千多年文明，而现代世界才不过二三百年（对中国才一百五十年），就不断引发人类关于未来的焦虑、绝望与幻灭感。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文明有目共睹，但这些文明并不能简单的视同于现代文明，一些历史学家对此都曾做出提醒。他们认为，即使有改变世界的“三大发明”，宋代的现代性以及商业革命与现代工业社会之间，并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表象类似并不能证明内部逻辑也相同，就好比“2×2”与“2+2”，虽然参与元素（2）和结果（4）相同，但不能说它们（乘法与加法）是一回事。同样，一个富裕程度接近的农耕社会与商业社会也是两码事，而开明专制与君主立宪有着质的区别。赵鼎新先生指出，工业资本主义“主要是政治现象，而非经济现象”，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何以宋代之后，并没有出现持续的近代化进程。历史学家刘子健认为，“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宋代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宋代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的近代，仅此而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宋代手工业其实也是“官局工业”，技术工人属于官府的“工奴”，根本没有人身自由。官方的手工场生产并非追求利润，工奴也没有工资，这些都与资本主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从政治制度上来说，宋代中国仍然无法摆脱其浓重的“前现代”色彩。高华先生对此总结道：“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革命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