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语彙中，没有一个词能如此深刻地影响世界，又如此产生严重的歧义，这个词就是社会主义。
1848年，一个被称作“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917年这个“幽灵”引发“俄国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朿，东欧8个国家相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世界上有多少主义，只是文人学士的意念或者是群体帮派的宗旨，而社会主义却在各种主义的博弈中脱颖而出成为影响世界的强大力量。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神圣光环下各种问题不断涌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揭露出骇人听闻的残害党与人民的事件。1958年中国发动了导致严重后果的三年大跃进，1966年又掀起了长达8年的文化大革命。1979年中国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情况下开启改革。1991年苏联瓦解、东欧解体，社会主义阵营顷刻云消烟灭。现在，全世界只剩下几个国家还在坚持社会主义，但大都在改革中。社会主义能成为耀眼的新星以至后来又突然陨落，尽管有不同的解读，但不可否认都蕴含着内在的深刻的原因与根据。
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依然是执政党的目标与旗帜，但是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又有多少人把社会主义当真？老百姓如此，文人学者如此，共产党的党员如此，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如此。自由主义的改革派们明确主张抛弃社会主义，唯有左派在论战中把社会主义作为克敌的武器显得似乎十分认真。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人对此没有兴趣，源于它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它只存在于政府的文件、领导的讲话、文人的著作、学者的争论中。然而，社会主义真真切切地关系着中国的前途、世界的未来、人类的命运，社会主义实实在在地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相关联。
今天首先需要搞明白、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不是民众百姓，而是在问题叠加、意见纷争、矛盾重重的当今中国肩负领导重任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
因此谨以此文献给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中共中央。
我知道，您们公事繁忙，文件如山，编成千把字的报告建议都来不及看，哪有时间看这么长的文？但我还是建议，抽时间看一看，中国遇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大都可以从中找到解释与答案。
社会主义的诞生与异化
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诞生、发展的。
资本主义崇尚个人至上的价值理念，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崇尚的是族权至上、皇权至上、神权至上，人并没有当作人，被奴役、受屈辱、遭压廹。500多年前西方哲人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呼减尊重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独立的个人是社会的本源或基础，满足个人的需要是社会的终极价值。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教育之存在，都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核心就是自由，行为选择的自由和思想信仰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或称为人文主义、人个主义，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资产阶级凭借掌握的生产资料积聚财富、骄侈淫逸，而工人阶级遭受剝削，面临失业、贫困和死亡的威胁，进而不断发生捣毁机器、有组织的罢工甚至暴动。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尊重，从皇权、神权中解放出来又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主义崇尚的个人至上，实际是资本至上，资本操纵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
恩格斯在1845年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
“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
“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
1843年10月泰晤士报写道：
“在集中了财富、欢乐和光彩的、邻近圣詹姆斯王府、紧靠着华丽的贝斯华特宫的地区，在新旧贵族区碰了头而现代精美的建筑艺术消灭了一切穷人的茅屋的地区，在似乎是专门给阔佬们享乐的地方，在这里竟存在着贫穷和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恶习，以及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惨状和一切既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的东西，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
“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层呻吟的人们的苦难！”
正是这种不平等、不人道的社会现实催生了社会主义。16世纪至19世纪产生了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集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它造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的不平等。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设想，认为生产目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是直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和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实行财产公有，按照需要，或者能力，或者劳动、资本、能力进分配。欧文还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了“新和谐公社”，公社全体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但最终由于生产力低下、入不敷出而亏损破产。
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找到了实现的阶级力量即无产阶级，实现的路径就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由此社会主义从空想被称为科学。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朿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換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显然，这都是目标与原则，没有具体的制度设计。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期待的工人阶级革命终于爆发，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虽然仅存72天，但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对这次伟大的实践，马克思与恩格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并且强调“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这些原则将一再凸显出来，直到工人阶级获得解放。”
恩格斯将巴黎公社原则精辟的概括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马恩选集》第2卷335页）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这两条原则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他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实行的普选制，说：“普选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
他高度赞尝公社颁发的《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说：“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如此，“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项公告里就已经宣布，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
实行普选、随时撤换、给予低薪的巴黎公社原则，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肯定，就是为了消除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可能产生的新的特权。然而，在此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一例外地产生了新的特权，并且冠冕堂皇地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甚至成为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原则。
改革开放的中国，特权不仅没能遏制，反而更加膨胀，成为当今中国的最大障碍与难题，而且至今没有找到克服与破解的路径。
社会主义的认知分歧与误区
资本主义从崇尚个人至上演变为资本至上，社会主义从反对资本至上演变为特权至上，这是社会主义发生的异化与癌变。于是很大一部分改革派认为，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并且根据资本主义的进步事实，中国的出路就是抛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2013年7月20日，前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長李洪林回答中国网站专访加的编者按说：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几乎贯穿着整个20世纪世界史，也贯穿着差不多百年中国史。直到现在，中国走的到底是什么路，应该往哪条路上走，分歧非常严重。前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長李洪林回答中国网站专访，明确指出：改革就是要告别社会主义道路，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
李洪林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先后在延安大学、中央党校学习，后调中央政治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宣部、福建省社科院。1964年至1969年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时，我刚从大学毕业，曾与他是同事。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老党员怎么会如此决然反对社会主义呢？他说：
“第一，社会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必须用公有制来代替。消灭不平等才能避免有产者剥削无产者。第二，社会主义认为商品生产必然因竞争而产生无政府状态，必须用计划经济来取代。
谁来占有生产资料呢？社会。谁来制定计划呢？社会。所以这种思潮叫作‘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呢？那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打碎旧世界，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剥夺‘剥夺者’，实现公有制，按照社会主义蓝图把整个社会建成一架大机器，每个生产单位，每个劳动者，都是它的部件和螺丝钉，都必须严格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和工作。以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行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走俄国人的路‘，实行的也是这种原教旨社会主义。”
应该说，李洪林对称之为原教旨社会主义的描述是正确的。然而，无论是执着的坚持者还是坚决的反对者，对社会主义都存在认知的误区。这可以说是当今中国和世界最大的理论难题，简单地肯定与抛弃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取决于对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共识。
中国对原教旨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改革，以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并且在所有制问题上作了策略上的妥协。一方面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允许与鼓励发展非公经济。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就把非公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外，从逻辑上讲，非公经济的发展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宪法接着说：“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为发展非公经济提供政策依据。今天就成了争论的焦点。由于认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非公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把公有制为主体作为现阶段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这样，以马宾为首的一批左派，依据多种经济成份按产值计算已超过了公有制的事实，指责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而改革派则从国有经济垄断带来的种种弊端出发，要求给非公经济的发展更大的空间，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须。于是产生了“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严重分歧。
这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怪现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谁也不当真，但一旦争论起来，这个问题立即成为焦点。而坚持社会主义作为基本原则的执政当局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坚持改革开放，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与引进外资，为此，国务院两次出台鼓励发展非公经济的条例；另一方面对左派依据宪法批判改革背离社会主义，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指责无从答对。
对建党92周年、建国64周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今天依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以什么指导党的实践，以什么凝聚党心，以什么争取民心，这实在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头号大问题。对主张抛弃社会主义的改革派来说，尽管你们有理由对原教旨社会主义嗤之以鼻，但是要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以你们主张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作为改革的旗帜，那只能用“拨着头发离开中国”来形容。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主张改革，而不是革命，面对中国的政治现实，必须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无法回避的命题。
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实现路径
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资本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而涎生的，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目标与价值理念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这难道不对吗、不该吗、不应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对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
但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至上呢？这是路径选择的问题，应该说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都走了很大的弯路。这奇怪吗？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从16世纪提出空想社会主义至今才500年，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才160多年，从苏联诞生至今才96年，中国革命胜利才64年，要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需要探索、实践以至付出成本与代价。能因为挫折、弯路而放弃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吗？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实现路径混为一谈，是产生歧义与争论的认识根源。社会主义的执着坚持者把为实践证明错误的社会主义的路径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而社会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则把社会主义的路径错误当作社会主义本身。瞎子摸象，双方都把摸到的象腿当作大象，支持者与反对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上述解释没有异义的话，那究竟怎么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呢？
马克思认为，资本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源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由此带来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代之以什么样的所有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
马克思对股份公司的出现非常重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页）
然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所有制问题上都犯了同样的错洖，简单地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从认识论上来说，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当然就是公有制。但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公有制带来生产力的低下是不争的事实。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新和谐公社”的试验，就是由于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工厂、作坊经常停产关门，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也不得不闲置起来，公社的一家染坊能与当时美国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无活可干，一个纺织厂每天能生产400磅棉纱、一个面粉厂每天能生产60桶面粉，都不得不时时停工。还有一块大到3600英亩的麦田因缺少足够的劳动耕种而收入微薄。这种状况在实行公有制的苏联、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发生。经济上不去，人民普遍贫困，最终导致苏东崩溃，中国改革。但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的惯性思维牢牢地固化在原教旨社会主义者的头脑里，执着地坚持着。而某些改革派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坚决反对社会主义。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是路径与手段。换言之，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与要求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或者什么领域适合公有制，什么领域适合私有制。实践已证明，斯大林的公有制，毛泽东的一大二公，不能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最终使社会公共利益缺乏物质基础而受损。所以，把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错误的认知。这还有什么疑义吗？无论人类历史，还是世界现实，没有实行公有制而经济繁荣的实例，相反带来的是贫穷、饥饿，以至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天天等待资本主义的救援，这已然是今天的事实存在。可我国的宪法依然把所谓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显然已过时。
那么怎么看待私有制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是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夠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关键在于分配，剩余价值被少数人占有，造成两极分化。逻辑的结论就是不必消灭私有制，通过分配与再分配，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为劳动者与社会所占有，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在资本所有者、劳动者与社会中合理分配，这就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原则。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走了这一条路，收入差别不大，税后收入最高与最低仅3倍，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
中国改革开放，引入非公经济，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1950年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30年财政收入从62.17亿元增加到1146.38亿元，增长了18.43倍。1979年至2012年改革开放后34年财政收入从1146.38亿元，增加到117210亿元，增长了102倍。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交纳的税收成为财政收入，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物质基础。非公经济的税收交多了，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左派的奇谈怪论。
公共利益至上与个人利益的忽视
社会主义倡导公共利益至上，反对资本利益至上，进而反对个人利益至上，使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处于绝对对立的状态，于是从理论到实践进入蔑视个人利益、剥夺人的自由的误区。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根本原因。
公共利益至上的本质是维护每一个个体利益，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对个体的行为做出规范与限制，这就是道德、制度与法律。然而，这种道德、制度与法律，一定不是建立在剥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基础上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犯了严重错误。
一是把公共利益至上误为整体利益至上。公共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区别是承认还是否认每个个体利益，前者如股份制量化为个人产权，后者如公有制则否认个人产权。整体利益至上，就是以 “毫不利己”、“大公无私”为道德，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准则。这就大量发生以集体利益、整体利益、全局利益为名，或者以国家、人民、革命的名义损害个体利益的现象。
二是把整体利益至上误为阶级利益至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而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是革命阶级，资产阶级成为消灭对象。苏联称工农兵苏维埃，中国提为人民服务，这就把 “非无产阶级”、“非工农兵”、“非人民”排除在整体利益之外，进而剥夺这一部分人的利益。
三是把阶级利益至上误为共产党利益至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工农兵，代表人民。党的利益至高无上，党领导政府、领导人民，要求全社会听党的话。
四是把一党领导误为一党专政。党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列宁、斯大林的解释，专政就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行动”。进而把镇压阶级敌人反抗的专政全面实施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领域，这就使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偏离了法治、民主的轨道。
五是把宏观经济管理误为实行计划经济。为了克服生产的盲目性，消除企业的利益动机，全面实行公有制，并由政府下达指令性计划，按规定的价格调拨物资，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实行统制经济的结果，带来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微观经济活动低效。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这种模式与结构，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否认、限制以至消除个体利益，以实现所谓公共利益至上。结果，社会主义没有给民众个体带来美好的感受，相反则是普遍贫穷、没有自由，甚至造成大批人饿死、残害。严酷的事实证明，不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至上，不仅不是人类的天堂，甚至成为地狱。苏东解体与中国改革成为不可避免。
邓小平开启价值社会主义
质疑并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结构，开启价值社会主义的第一人是邓小平。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1）
邓小平总结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问题的原因时指出：“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2）
他还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3）
邓小平的结论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
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关注个体的物质生活。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城市推行企业制度改革，鼓励发展非公经济，引领中国完成了从政治第一向发展第一的转折。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关于计划经济的戒律，在所有制问题上为引入非公经济提供了策略上的依据，但没有取得理论上的突破。支持个体追求财富的动机与行为，但发生了与传统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冲突。对于权力过分集中的一党领导模式提出了批评，但没有来得及启动政治改革。
邓小平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但他毕竟打破了旧社会主义的桎梏，开启了新社会主义的探索之路。
发展第一的功与过
邓小平确立的发展第一的方针，在我国发展进程中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它纠正了政治挂帅、忽视经济的错误倾向；它引入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它凝聚党心民心，谋发展、搞建设；它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它实现了与现代文明的接轨，融入了世界经济。
对于摆脱政治狂热的中国，对于温饱未解决的中国，发展第一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成功的原因往往是问题的根源。它在扫除了一切对发展经济干扰的同时，也为非科学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发展第一，就是GDP第一，项目第一，招商第一。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的发展。发展成果的分配，向经济建设倾钭，投资率趋高；向政府自身倾钭，行政开支加大；勿视民生问题，公共福利短缺。发展第一的方针也就带来增长方式的不合理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合理。
中央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实际上是为了克服经济第一带来的偏差，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新改革，可是解释来解释去还是发展第一。对各级政府来说，发展第一意味着政绩提升、财政收入增加、项目支配权扩大，红色、灰色、黑色收入统有，具有不可遏制的利益冲动。GDP指标层层加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为此不惜耗尽财力、债台高筑，不少地方政府甚至达到破产边缘。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在发展第一中坐大。油水大、获利多的项目，几乎都以权力级数瓜分了。某个项目是某个官员的老婆、儿子、儿媳、兄弟、舅子、姨妈……投资的、承包的、引进的、牵线的、介绍的。在国家和省一级工程中，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
今天依然强调发展第一，是要反对什么倾向，倡导什么价值观，出台什么新方针？今天，几乎人人在谋发展、忙挣钱，可以说已到了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地步。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了物质追求以外，没有了精神、理想、信仰、道义的追求，必然腐败堕落、道德沦丧。
当然，对发展可以解释为不只是经济发展，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是以GDP 为指标、作为政绩考该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什么时候作为过政策目标？今天，求发展就是搞经济、弄好处，钱到手就是硬道理，其它都是扯谈。中国人成了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官员、校长、教授、医生都不例外，金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
发展第一带来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已使党陷入深深的危机，党除了输送权力与利益以外，没有了凝聚党心、民心的理念与思想，在攫取利益成了唯一选择时，腐败是必然的。
尽管对发展第一、GDP目标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人们期待胡温新政有所作为，但一直未能出现，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在认知上，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与前提，而忽视了为谁发展、成果分配的关系党的性质的根本问题；第二、在利益上，发展第一为各级政府和特权集团获得巨大利益提供依据，要改变它困难重重；第三、在政治上，发展第一是邓小平提出的，应对这份政治遗产缺乏勇气与智慧，既想克服发展第一带来的偏差，又把发展第一作为不可动搖的方针，口号不断翻新，理念还是旧的。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与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必然重发展、轻分配；重经济、轻社会；重建设，轻民生；重物质、轻精神；重增量、轻存量；重招商、忙应酬，还要什么改革，能出什么新政？
中国需要新转折
如果说当年中国要摆脱政治第一的狂热，今天就要走出经济第一的误区。当年邓小平面对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时，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那么今天面对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时，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4）“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5）“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6）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就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实行发展第一的方针是对的。现在作为第二阶段要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就不能是发展第一。道理很简单，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发展是为社会公共利益奠定物质基础，但发展不等于社会公共利益。发展成果分配严重不合理，造成民众对改革怀疑、政府不满，怎么还是发展第一呢？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再次面对实行新政的期盼。邓小平领导中国成功地完成了从政治第一向经济第一的转折，今天就要实行新的伟大转折。新转折首先表现为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价值尺度的转变，从而提出新方针，推行新改革，最后建立新制度，树立新风尚。适应时代历史的需要，提出引领民众的新理念、新目标，这就是政治伟人的作用。今天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一方面必须继承历代领导人留下的政治遗产，列入指导思想的名单越来越长，另一方面又必须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推行新的改革，于是陷入“跪着改革”的困境。跪着是不可能实行新政的，但又不能与历史政治遗产决裂。为此，提出的新理念在意识形态上不被质疑，这是启动改革的前提。
社会主义大旗不能丢
面对中国存在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种问题，社会思潮汹涌、派别林立、水火不容，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派中有邓小平社会主义、毛泽东社会主义。
我认为，能成为一派的，尤其能成为主流文化的，总有其合理的成分。把自由主义批得一无是处，怎么解释自由主义成为开启现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思潮？把传统儒学批得一无是处，怎么解释传统儒学成为中国二千多年的主流文化？把社会主义批得一无是处，怎么解释社会主义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曾经被替代的，也总是存在片面与缺陷。把自由主义说成包治百病，怎么会掀起社会主义浪潮？把传统儒学说成包治百病，怎么被西方文明所替代？把社会主义说成包治百病，怎么苏东崩溃、中国改革？
作为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品德是承认事实。你说，美国的自由主义那么好，为什么平等、持续、幸福三大问题都没有解决，还爆发了金融危机，靠借债度日。你说，传统儒学那么好，只要照圣贤教导去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请问今天世界上怎么没有一个国家单靠儒学治国的？你说，苏式的社会主义那么好，今天延续的几何，只剩下父传子、兄传弟的“社会主义”了。
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民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今天的中国工人连谈判工资的权力都没有，农民谈判土地买卖的权力都没有，能当谁家、作谁主？这是不顾最简单的事实。这三者怎么有机统一，也不讲最起码的逻辑关系，这还是学者文人吗？
中国学派林立，最后归结为一派，就是照搬复制派，不是照搬洋人，就是复制古人。当然，还有当今讨饭吃的文人，就是照搬复制中央文件、领导讲话。中国文人缺乏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是通病，中国需要继承、借鉴，但不是简单照搬哪一派能解决的。
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是启动新一轮改革的前提。执政当局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国的政治现实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大旗不能丢，全部问题是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社会主义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
究竟用什么综合衡量社会公共利益呢？这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幸福，社会主义就是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价值目标一定是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不是大部人，更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实际结果由于个体因素等原因，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由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我认为，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最应该记住的，也是最需深刻反省的话。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性追求的历史，社会的变迁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力量所决定。什么叫人心所向，就是符合人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归根到底是违背人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成为历史，归根到底是不符合人性。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取得成功，是迎合了人性。今天需要开启的新政，就是按马克思所说的“完全、自觉的”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标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否认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人作为一个类，就有与无机物、有机物，有机物中的植物、动物不同的特性。而人又分为男人与女人，男人与女人一定存在不同的特性。再往下细分，可按年龄分为老人与年轻人、也可按阶级分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性只是人性中的分支，用阶级性否定人性，为违背人性、扼杀人性的种种行为辩解，而把迎合人性、符合人性的进步加以贬低、丑化，硬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这是把社会主义引入万刼不复的罪恶理论。
社会主义应该是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倡导的就是人类都能接受的普世价值，这才能成人类的共同理想，才能解放全人类。
那什么是人性呢？人性区别于动物性，又包含动物性。因此，人性有善与恶。人的本质是指人与动物的区别。与满足生理需求的动物不同，人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出花样来；不仅要穿暖，还要时髦，穿出个性来。人存在对物质无限性追求。人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寻求情感的愉悦、精神的自由。人存在对精神的无限性追求。人的本质属性就是追求幸福。自然，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幸福，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幸福，穷人有穷人的幸福。但能否认他们都有追求幸福的要求、愿望、动机、目的、权利吗？
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幸福的历史，人类的知识与文化都是为了求幸福。社会主义就是“完全、自觉的”把所有成员幸福作为终极目标的社会。社会主义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就是创造以所有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幸福是个体的感受，以幸福为目标，就要尊重每个个体的利益与需求，就不能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党的利益为名忽视或侵犯个人的利益。强调所有成员幸福，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目标，也就是为了防止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名，牺牲少数人的幸福。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为所有成员幸福创造条件，但实际生活中由于个体因素，幸福感有高低的区别，当然还存在不幸。
现在就可来解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以所有成员幸福为目标的国家，这就是幸福中国。
何谓中国特色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因此，按人均财富，中国已命中注定赶不上美国，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这需要6个地球。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的欧美之路，不能奉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
当今中国，以财富最大化为价值追求，以物的占有与消费为成功标志，诱导、逼迫所有人追求物质，弄得人人恨不得都一夜富起来。百姓如此，当官如此，共产党人也如此。于是，有山吃山、有水吃水、有权吃权。无山、无水、无权的，就不择手段，抢劫、诈骗、贩毒、造假……这叫追求物质，欲壑难填；以钱为准，心永不平。
这样说，不是人不该追求财富。一切有本事致富的人去致富，一切有条件发财的人去发财。不能致富、不能发财的人，也要努力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我想说的是，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来说，物质、财富、金钱不是唯一的追求、唯一的尺度、唯一的标准。单一的金钱价值标准，不能为不同社会角色、不同文化修养、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智力特质的人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一个人对物质的追求，受条件、关系、机会、资源的种种制约，不可能尽人如愿。将金钱作为衡量标准，人的心理永远找不到平衡点，现实总是跟不上欲求，别人为什么比我强，他人凭什么比我富？
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就是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追求自己的幸福方式。幸福来自物质层面的满足感、情感层面的愉悦感和精神层面的价值感。创建幸福中国，应该以有限的资源满足全体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鼓励从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与价值感的精神追求中获得幸福。
中国的基本国策应该是：
第一、注重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聚；
第二、健全公共服务，实行全民福利，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侵占；
第三、实行民主法治，建立公共财政，约束政府的自利倾向；
第四、推行集约经济，倡导节俭生活，改变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五、倡导情感关爱，改善人际关系，遏制损害他人的获利行为；
第六、创建幸福文化，普及幸福知织，走出以金钱为目的认知误区。
归纳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具有六大特征：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据此，我提出以 “幸福中国”作为推动中国新转折与新改革的目标与旗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幸福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实现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进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建设与改革；又作为伦理意识形态指导民众行为，倡导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爱自己是实现幸福的出发点，要承认、鼓励、保障爱自己，在此前提下，提升爱自己。从本能的爱自己，利己而不惜损害他人；提升为理性的爱自己，利已而不损害他人；再提升为感悟的爱自己，利己而利他。
爱他人是爱自己的延伸。感恩一切有恩于自己的人，从孝敬父母做起。根据自己的角色承担责任，从亲近周围做起，关爱配偶、孩子、兄弟、姐妹、同学、朋友、同事、邻里、顾客。人要有怜悯心与同情心，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做起，博爱他人。
爱大家是爱自己的升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遵守公德，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保护环境，每天做一件有利于环境的事。节约资源，不浪费每一张纸、每一滴水、每一粒粮。爱集体、爱国家、爱地球。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从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归纳、提炼出来的，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是完整的人性追求，是幸福最大化的实现路径。
创建幸福中国，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实现物质幸福、情感幸福、精神幸福，倡导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满足了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价值意义的追求。既与大公无私、禁欲主义划清界线，也克服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倾向，喚起对理想的追求。
第二、成为修身、齐家、治党、治国的价值理念。既是共产党宗旨的体现，成为党的奋斗目标：又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规范政府行为：还是民众的行为准则，融于日常生活。
第三、为创建人类新文明作贡献。既与现代文明接轨，接受为人类幸福必须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理念；又高于现代文明，在保障物质幸福的同时，鼓励情感幸福与精神幸福的追求；在保障爱自己的前提下，鼓励向爱他人、爱大家提升，探索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因此，既是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意义，港澳台可接受，国际社会可推广。
创建幸福中国是神圣伟大的事业，可凝聚党心、团结民众、享誉海外，共同创建幸福、学习幸福、感悟幸福、体验幸福。这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才是真正的先进文化。
解决民生问题、改革财政体制
中国的问题很多，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要，究竟从哪里抓起，众说纷纭。建设幸福中国，也就是以中国全体民众的幸福作为总目标、总纲领，改革的路线图就清晰了，步骤、路经、重点、方法也就明确了，这就是从民众幸福关联度最高的地方改起。当前，民生是影响民众幸福最主要的问题，并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焦点。民生不改善带来众多的社会问题，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又造成内需不足影响经济发展。
为什么民生问题早就提出而收效甚微呢？关键还是执政目标、执政理念问题，以发展为第一，对各级政府来说，头等大事是保增长，同时又掩盖了政府的自利倾向，民生摆在最后，结果问题越积越多。如果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是民众幸福，保障与改善民生就会放在第一位，中国的民生向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一是摆正发展与民生的关系，发展不是目的，是手段，保障与改善民生才是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不能离开民生，甚至损害民生去追求发展。二是制定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长远规划，目标化、制度化、系统化来解决民生，改变一年办几件实事的零敲碎打的做法。三是增加民生投入总量，国有企业实现利润2万亿上交50%、政府土地出让金3万亿拿出30%、三公消费1万亿减少30%，加在一起就是2.2万亿，还有什么民生问题不能解决？四是调整民生支出不合理结构，减少以至消除特殊群体对民生资源的侵占，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说，按中国的财力，建立普惠全民的福利保障制度，已具备条件了。
民生改善，有助于消除民众积怨，缓解官民矛盾，为改革有序进行创造条件。
民生问题的根子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经过34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政府掌握的财力大大增加。 2012年国家财政收入117210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37517亿元、国有企业实现利润21959.6亿元，三项共计176686.6亿元，占GDP34%。如果加上我国地方债务总额12.1万亿，四项合计29.7万亿，占GDP57%。这么一大块蛋糕怎么分配，这可是头号大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却不管好全国人民的钱袋子；讲发展、喊改革，也不关注全国人民的钱怎么花，这才真正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财政体制涉及国家、企业、个人，中央与地方，建议由中央成立财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提出方案，当前最紧迫的是结合《预算法》修正，强化对财政的监管。
第一、财政信息完整、透明、公开
财政的钱计划怎么花，最后花哪里，要让社会公众知道，人民代表看懂，这是接受监督的基本前提。我国预算支出按功能分成10多“类”，每一个“类”又划分若干“款”。在编制到“款”的情况下，资金用途的具体去向是不明确的，也就无从监督与审议。建议改为“按经济分类的预算公布到款，按功能预算分类公布到款与项；其中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应当公布到项级科目。”
建议增加：“各级政府定期公布预算报告、财务报告、决算报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本法规定公开的预算、预算调整或决算有权依法申请公开，对公开义务机关公开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第二、控制政府运行支出
强化预算约束的重要目的，是控制和降低我国政府的运行成本，从而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为此有必要把政府支出分为“机构运行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两大类。现行财政支出分类是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办法修定的，取消了行政管理费类别。但根据我国的国情，这不利于控制行政性开支。应将维持政府各部门运行的支出从各项职能性支出中全部剥离出来，与现有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别合并，形成“机构运行支出”大类。其余各项职能性公共支出全部归入“公共服务支出”大类。
对“机构运行支出”制定刚性支出标准。
按各级党政机关（不包括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部门）公务人员占常住人口的千分比制定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口标准”，以界定各地政府规模。用几年时间，把目前各地编制内外的财政供养人口压缩到标准以内。
按“财政供养人口”设立人均行政经费支出（包括人员工资和一般行政管理费用、职务消费、离退休费用）的刚性分项标准。一定几年，其间根据物价和工资增长指数进行调节。对超编人员不提供额外经费，也不允许政府自行“创收”。随着财政供养人口的减少，用几年时间，把机构运行支出压缩到合理水平。
鉴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大，由中央提出制定支出标准的指导性意见，由各省市制定标准试行。（7）
第三、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承认地区差别并逐步缩小差别的原则下，分几档制定地方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例如中小学教育经费标准按辖区常住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制定；医疗卫生经费标准按辖区常住人口数制定；社保费用标准按辖区应保人数制定；农林水利投资和补贴主要按各地务农人口数和农业生产条件制定。标准确定后，每年根据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进行调整。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合计，形成一个地区总的“公共服务支出”标准。
制定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财政支出基准，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民族和历史因素等差异，分几个档次制定调节系数，形成各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标准。应制定时间表，逐步缩小因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地区差别，逐步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占有，缩小政府公务员、企业人员、城乡居民等各类人群之间的差别。各地财政支出标准由人均财政支出标准乘以辖区常住人口得到。各地“机构运行支出”标准和“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合计不应突破当地财政支出标准，并通过测算和调整与后者衔接。上述标准一旦确定，应向社会公开，使社会公众能够对各级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央根据基期年份各地财政支出标准与实际财政收入的差额，确定对各地的一般转移支付标准。一定几年，逐年按一定的增长率调整。自建立标准之日起，将绝大部分专项转移支付变为一般转移支付，充实地方预算。未来专项转移只用于少数有全局意义的重大项目，并纳入地方预算，向社会公开，接受地方人大监督。（8）
第四、強化人大监管功能的制度安排
为了改变人大对财政监管 “实质虚置”的状况，需要对人大审议制度进行相应改革。一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预算草案与预算调整进行初步审查时应召开专家座谈会、听证会、质询会等方式，并允许公众代表和媒体参加。二是将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新增财政供养人员由编制部门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初步审查，并允许公众代表和媒体参加。三是将各级审计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负责对决算草案进行审计。四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决算进行初步审查时，政府部门应接受质询，并允许公众代表和媒体参加。五是适应审查工作的需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需充实人员。六是各级人民代大会延长会议时间，审议预算草案及报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对直接关系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财政分配，强化民众及代表机构的监督，是实现公共利益之上的必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我相信没有任人、任何部门以任何理由反对。这就能打破我国制度改革的僵局，在健全与完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启动新一轮改革。
政治改革从易做起求突破
政治改革怎么搞，争议、变数最大。我的观点是不求彻底，求渐进；不求过瘾，求可控；从易入手，求突破。
一是立即实行网络民主。网络已经基本做到言论自由了，但是管理不规范，随意封闭网站、屏蔽言论时有发生，应制订网络管理法，对于色情暴力、颠覆政权、分裂国家、制造谣言、人身攻击、传播病毒等言论、行为予以制止，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目前仅对传播谣言作了法律规定。除法律禁止之外，有言论自由，不得干涉。妨碍、侵犯言论自由的，按违法处置。县级以上政府都要设立网站，除发布政令外，应开辟专栏，吸收民意、接受投诉。政令出台前应征求民意。党政负责人可在网上与民众讨论对话。政府可设立网络信息、网络动态、网络建议，收集、反映民意，使网络成为党和政府同民众沟通的平台和桥梁。所有国策、法规、条例、规定出台前都要征求民意，出台后允许批评。中国网民人数已达5.38亿，中国的政治民主可以从网络民主起步。
二是党政领导人从基层到中央逐步实行差额选举，一搞差额就不一样了，候选人得发表施政纲领，光念稿子、说空话就不行了。选上了，下一屆开会就得述职是否兑现，没有得到多数票通过就下台。落选的就任纪委书记和监察局长，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监督党政一把手，发现违法乱纪查处后，他们可以经选举后替补。这就改变了党政一把手无人监督的局面。
政治改革叫了那么多年，一直不起步，从容易的做起，这是可行的思路。
法治与宪政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难点
对于中国来说，法治更为重要。法治的口号早就提出，我们也出台了不少法规，但一个奇怪的现象，越讲法治，腐败越烈。什么是法治？法治的本质是限制权力，可我们的法治大都是治老百姓的，这样办事越来越难。怎么办呢？找当官的通融一下，什么都好办，权力腐败也就越来越严重。实行法治，一是立法必须经过民主程序，充分征求民意，由人大审议通过。二是司法、监察独立，前面讲的纪委书记和监察局长的首要任务就是监督党政一把手，就是这个意思。由政法委统管公检法，对一把手负责的体制必须改变。
中国实行宪政的路更长。改革派高举宪政大旗，要求落实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保守派则依据宪法批判国务院先后两次提出“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条例，是“对国家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叛卖”。这就必须修宪，问题是我们依据什么原则与理念来修宪？夏勇说：“宪法之为根本法，乃是因为它体现一种能够作为最高权威来源的根本法则。根本法则之有最高权威，乃是因为它体现基本价值。”而这恰恰是当今中国严重分歧所在。确立幸福社会主义，以所有成员幸福作为最高价值，共产党的宗旨与政府的责任就是为民众幸福创造条件，这就为修改宪法，实行宪政打下了基础。
幸福中国指数
不少人认为，幸福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度量，更不能成为目标。幸福是人的重要需求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需求客观性与感受主观性的统一。尽管人们的需求因人而异、千差万别，但通过对产生幸福感的需求进行归纳和研究，可以找到共同的层面，这就是来自物质层面的满足感、来自情感层面的快乐感、来自精神层面的价值感。由于个体的认知差异与价值选择，对相同的生存状态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但这并不能否定为满足人的幸福需求而努力的必要与可能。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探索幸福感的测量，取得了积极成果。尽管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幸福感测量工具，但已取得共识和实际应用，对幸福需求是可以量化、测量与统计的，这就是幸福客观指标评价体系，可简称为幸福度。对幸福需求满足而产生的感受与体验，采用量表的方式测量，这就是主观幸福感测评，可简称为幸福感。幸福度与幸福感加权就是幸福指数，成为评价幸福的测量工具。
制定《幸福中国客观指标评价体系》，将六大基本特征，即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精神愉悦分解为统计指标进行测评。制定《幸福中国主观指标评价体系》，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中国未来满意度等方面，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由调查对象打分。
《幸福中国客观指标评价体系》统计的幸福度与《幸福中国主观指标评价体系》反映的幸福感加权，就是中国的幸福指数，以此考核各级政府。
幸福中国是社会体系再造
建设幸福中国，横向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纵向关系政府、社会、民众等所有层面，是中国的全系统、全社会的改造工程。
建设幸福中国，改变了评价目标，也改变了评价主体，由反映民众幸福的幸福感与幸福度合成的幸福指数代替GDP，用以考核政府的政绩，每年由政府提出整改措施，民众参与，人大审议。从民众幸福入手导入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与建设，这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建设幸福中国，还要改善社会行为。创建幸福社区，居民幸福成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建幸福企业，股东满意、员工满意、顾客满意成为企业治理准则。创建幸福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学生的幸福人生打基础。发育各种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依靠社会力量及民众自身的力量，健全公共服务，提高幸福感。
建设幸福中国，还要改善家庭行为与个人行为，推进幸福家庭、幸福人生的建设。政府与社会为民众幸福创造环境，民众幸福不幸福，最终取决于自身。我们要改变一切能改变的，我们必须面对不能改变的。幸福的钥匙在每个人手中。
幸福中国是价值理念重塑
幸福中国的核心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价值目标的改变，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转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
对政府来说，执政理念要从以发展为目标转向以幸福为目标，这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的方式和成果的分配要以民众幸福为原则，这就是科学发展。民众幸福了，社会就和谐，也就实现了以人为本。因此，建设幸福中国就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化、目标化、制度化，体现了为民谋幸福的立党宗旨和让人民过幸福生活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真谛。
对民众来说，人生目标要从挣钱第一转为幸福第一，这不是不要民众挣钱，而是让民众懂得怎么挣钱和钱怎么花才幸福。幸福不仅来自物质层面，还来自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以追求幸福为人生目标，倡导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的道德观，以改善社风、民风。
幸福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以成为信仰，产生自我约束、热诚追求的自觉。今天，中国人的大多数没有信仰，所以，为了钱，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怕。重建信仰，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
今天，全世界主要有五大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学、共产主义。前3个是宗教信仰，以来世幸福为终极。后2个，一个是道德信仰，一个是社会信仰，以追求现世幸福为目标。
那究竟什么是信仰呢？有一种观点认为，信仰必须是先验的，是经验生活不能体验、占有、触及的，只有这样才能突破终极有限、实现自我超越。这是对宗教信仰的定义，而不是信仰的定义。
所谓信仰，就是人的终极追求与心灵的敬畏。基督教信仰是上天堂而敬畏上帝。佛教信仰是进西方极乐世界而敬畏来世。儒教信仰是光宗耀祖而敬畏父母。共产党的信仰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敬畏马克思。对不信上帝、不信来世、不信祖宗、也不信马克思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能信什么呢？那就是追求人生幸福而敬畏生命。
人生幸福是终极目标，要过得愉快、快乐，过得有价值、有意义。这不是为了上帝、为了来世、为了父母、为了马克思，而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十分短暂。
确立了这个信仰，就会树立对金钱的正确态度，金钱是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幸福，不要昧着良心去挣钱，也不要损害健康去花钱。同样，权力与名誉，只有用来造福社会才会带来幸福，谋取私利就会造成不幸。所以，幸福可以成为当今人类第六大信仰。
宗教信仰是先验的，先要信，“诚则明”。幸福信仰是理性的，先要知，“明则诚”。也就是先要懂得幸福知识，了解什么是幸福，怎么得到幸福，才会把幸福作为终极目标去追求，而不会坠落表面的、虚假的、短暂的“幸福”陷阱，最后得到的是不幸。
幸福是需要学习的、感悟的。当务之急，是要传播幸福知识。幸福知识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实践性，积极心理学是幸福知识运用于心理学。还可以成幸福社会学、幸福政治学、幸福经济学、幸福管理学、幸福伦理学等。幸福知识是一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幸福信仰与其他五大信仰，不是对立的，而是兼容的。因为幸福信仰与其他五大信仰的共同点都是为了人的幸福而倡导善，只是追求幸福的目标与路径的区别。
但幸福信仰与其他五大信仰也有所不同，幸福信仰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即爱自己。而真正爱自己，真正获得幸福，就要爱他人、爱大家。幸福信仰在承认物质幸福的前提下，倡导追求情感幸福与精神幸福。幸福信仰不主张无我，不主张禁欲，不主张公而忘私，不主张无私奉献。
有人怀疑幸福信仰能否像宗教信仰那样具有追求的魅力。人都是要死的，突破生命的有限而实现永恒，满足了人的生命可以延续的愿望，这是宗教的魅力。为此，宗教以灵魂与躯体分离，可以转世、可入天堂而不灭得以永恒。
幸福信仰同样可以突破生命的有限而实现永恒，这就是精神可与躯体分离，虽然人死了，精神永存。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获得了永恒。孔子的思想承传了几千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人类永远纪念他们。普通的工人、农民、教师、商人、公务员……也都可实现永恒。
只要你的生命存在能够给别人带来愉快、快乐和幸福，这就是永恒。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回到母校，学生们问：什么是成功？巴菲特回答说：当你死的时候，究竟有多少人在怀念你，这就是成功。
思想家的智慧、科学家的发现、艺术家的作品、企业家的成就、劳动者的服务都可以实现永恒。权、财、名，只有用来造福大众才具有永恒的意义。精神的伟大、崇高、无限可满足人世的追求、实现人生的意义、填补人间的不平。
天底下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是永恒，实现永恒就是幸福，这就人的生命的终极意义。按照幸福信仰，你只要好好“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实现了生命意义，精神永在，生命永恒。
解读中国梦：幸福中国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阐述了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这里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国家富强，主要以国力来体现，集中表现为财力、军力。二是民族振兴，主要以文化来体现，集中表现为法纪、道德。三是人民幸福，主要以民众的感受来体现，集中表现为幸福指数。
这三个目标中，国家富强是为人民幸福创造物质条件与安全保障，民族振兴是为人民幸福提供社会环境与民族自信，人民幸福则是终极目标与衡量标准。反过来说，如果不建立在人民幸福基础上的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就可能成为德国式的国家主义与日本式的民族主义，给人民带来的是灾难。所以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所以，中国梦的正确解读就是幸福中国，幸福中国就是幸福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全面小康。把幸福中国作为中国梦，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这就从理论与实践上与忽视民众个体幸福的旧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而是把公共利益至上与民众普遍幸福结合起来，真正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理想的新社会主义。
今天重新回顾社会主义倡导者的话，可以坚定幸福社会主义的信念与建设幸福中国的决心。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说：“我们的一切行动，应以快乐和幸福为最终目的。”18世纪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说：“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幸福存在于平等之中。”著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说：“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圣西门更为直截了当的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10）
青年马克思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11）
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状况。”而在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下，“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2）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还指出：财产公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论证的。”这些原理就是：“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 （13）
上述种种表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所倡导的就是幸福社会主义，今天中国就要坚定不移地以幸福社会主义为指导，以幸福中国为目标，探索所有成员的幸福之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实现幸福社会主义，对64亿人口的国际社会来说具有世界意义。肩负如此重任的中国人及其领导者们还有什么事更有价值与意义，还有什么困难和阻力不可克服，还有什么分歧与疑惑不能解除，还有什么比此更幸福的事业？！
注释
注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
注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注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
注4：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注5：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
注6：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注7： 王小鲁：《财税体制改革建议》2013年3月29日改革内参
[1]注8：王小鲁：《财税体制改革建议》2013年3月29日改革内参
注9： 夏勇：《宪法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2004年12月21日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网
注10：《圣西门选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99页。
注11：《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页。
注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黑体是马克思加的。
注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